于是他在文献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开始了作者的寻访之旅。由此可见韦力君不是一般游山玩水，偶有所遇，信笔写下，随意而作，他是在进行有文献准备，有行动规划，有寻访目标的藏书楼研究的田野工作，这是一项对专项地面文物的考古工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于此，不禁引我想起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访古方法。清初的另一学者全祖望曾论顾炎武的治学方法说：“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访肆中，发书而对勘之。”韦力君在寻访书楼过程中，不耻下问，求教于老民家人，归而核对于文献，方着之于文的做法，岂不师承乎先贤之余绪耶？
《书楼寻踪》既问世，不仅为后来访求者授一指南，又为藏书文化研究增若干可靠资料，征文考献更给今之浮躁学风以棒喝。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我虽痴长于韦力君，而心折其所为。八旬老叟，不打诳语，不做虚谀，读《书楼寻踪》当知我非信口而言行也。惟书楼遍布中华大地，韦力君既有其善始，要当倾其精力、财力，成《全国藏书楼综录》以显示我华夏文明之灿烂。
我于韦力君，寄厚望焉！
6、红楼何止半亩地——评《红楼半亩地》
湖州张建智兄寄来新作《红楼半亩地》，我甚感惊讶。建智学识广博，我曾读他着书多种，但素不知其尚涉迹红学。《红楼》自清末民初以来，说者论者，着书者立说者日多，晚近尤烈。学者不分老少，作家不论大小，达官显宦，凡夫俗子，多好侈谈《红楼》，众人统名之为红学。鸿文迭出，论版本批校者有之，论人物形象者有之，论曹氏身世者有之，论社会背景者有之，论政治内涵者有之。课堂讲座，舞台荧屏，红楼遍立。而芸芸众生，蚩蚩者氓，起哄架秧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追星崇敬者有之，于是无形中成一红学军团，红学则因有无限空间可供探索而成当世之显学。设各路英雄多各守领地，勤于耕耘，互补短长，则红学繁荣，自在意中。惜近年时有纷争，尔攻我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而甘笃守一隅，力陈创意者鲜；有之，则建智之《红楼半亩地》也。
建智之成此红楼琐语一卷，以“半亩地”为名，于其序中有明确诠释，序中有云：“相对那浩瀚宏博的红学来说，也仅是半亩乃或一角薄田而已。”此盖建智之谦词也。实则建智自守园圃，自怡自悦，乃读书人本分。建智之涉足红楼，能以半亩地以明其淡泊之志，实为难得。展读全卷，共得十篇，其结构亦非同一般。首篇为一小说，建智以其深入研究之狱神庙为故事发生地，经贾宝玉落泊羁押于狱神庙为书魂，以一群小人物不忘故旧，不讲利害的作为展开故事，丰富和解读了红楼深藏之内涵。他摒弃钗、黛、熙凤、可卿及若干头等丫头等为人熟知的“显赫”人物，发掘茜雪、小红、柳湘莲、醉金刚、王短腿等一批小人物。如茜雪是曾被宝玉借题发挥，泼茶摔碗，终被撵走的丫鬟。小红是个心灵手巧，对男人具有魅力的四等丫鬟，痴心于宝玉，但却被高她几等的大丫鬟们抢白和排挤，最后由于熙凤一时好心，放出府去，终与贾芸组成家庭，成为贾府抄没时的漏网之鱼。贾芸是个供熙凤小跑的“碎催”，柳湘莲是浪迹江湖的游侠人物，醉金刚倪二是痞子气十足的小混混，王短腿是马贩子出身，与茜雪成婚后专职狱卒，心存忠厚，这对夫妇，是狱神庙的主宰，宝玉遭难后的救命稻草。之后作者用九篇散文娓娓解说小说细节。细节是构成情节的主要成分，头一篇小说的浓缩，得到后九篇细节的赏析，令人恍然大悟建智之真意矣。其意何在？实基于脂评中以狱神庙研究之奥秘为铺垫，发前人所未发，引人入胜，以小说与散文相熔铸，写他人所不写，揭作者之隐秘，陈小人物之义行，衬托了一部红楼“树倒猢狲散”之凄凉。此建智之创意，而半亩地之根正苗壮，则历历可见。若以红楼之广袤，好者爱者学者，皆能作半亩、半亩……之精耕，则红楼之研究，行见日益宽广。
建智于红楼主体专论之后，复附以《随诗而想》、《茶禅记游》及《鸿爪印雪》等分论三卷，合成一集。《随诗而想》写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十位新诗诗人，有的是后人熟知的，如林徽因、胡适，有的是我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如戴望舒、汪静之、康白情、殷夫，有的是被淹没或遗忘的如于赓虞、浦风、朱渭深，有的则是我从未视之为诗人、连他有无诗作都一无所知的，如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语言学家陆志韦和他的诗集《渡河》。建智一一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逸事，评价了他们的诗作，还插入了若干书影图片，有的书影于民国旧刊尚属稀见。他不仅阐幽发微，给了读者陈旧而新鲜的知识，亦为新文学史丰富了内容。《茶禅记游》之卷，是别赋新意的游记，所游古刹名寺，所谈茶禅文化，既寄身烟云虚幻之间，复从僧录机锋中，得善待现实人生的感悟。《鸿爪印雪》古今存没共在一编，读者倘佯其间，若觌面晤谈，古往今来，任君驰骋，建智之史识于此可见。暑日炎炎，难遣永昼，握此一集，斜倚卧榻，翻读书页，不觉清风徐来，了无倦意！我又曷得不谢建智笔墨之劳！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二八年九月五日）
7、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评《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
古典目录之学，昉自汉季刘向、刘歆父子。汉成帝河平三年（前二十六年）刘向受命整理国家藏书，成《别录》若干篇，为提要目录之始；向卒，子刘歆继承其业，成《七略》一书，为图书分类目录之祖，较欧系分类早千余年。《汉书·艺文志》曾简记其缘由称：
（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成，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
歆着虽名《七略》，实则六分，《辑略》不过为六略诸序之总汇。东汉班固散《辑略》入六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于是古籍得以六分编次。下迄两晋，荀勖、李充，更定四部。而唐初敕撰《隋书·经籍志》大定经史子集四部之名，从此垂千余年，公私古籍目录大都沿用不衰，清纂《四库全书总目》即依四部之旧，可称古籍目录之集大成者，一经翻检，则中华传统文化之精要历历在目，是目录之学，固不可废也。惟中华大地庋藏古籍者遍布，学者难以巡阅，苟有藏者目录，则一编在手，殆将囊括四海所藏，学者自称利便，亦撰者为学者施一功德。《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之问世，向海内外公开馆藏，倡导学术之善举，亦将为天下读书人节奔走之劳，无异为学者增寿。善哉！善哉！我将为之额手称庆也。
湖南图书馆为近代性质图书馆省级第一馆，创建之始，即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为宗旨。历年重视搜求，庋藏日富，主政者又颇注重整理编目工作。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五年及一九二九年曾三次编纂馆藏目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馆藏日增，古旧文献亦亟待分类编目，馆方先后编成《馆藏古籍目录》（一九五九年）、《馆藏地方文献资料目录》（一九五九年）、《馆藏地方志目录》（一九六四年）等多种，皆油印使用。八十年代，拨乱反正，百业再兴，图书资料，需用日亟。馆方鉴于前此诸目收录不齐全，着录不规范，分类不统一，且尚有十余万册待编，稿抄本亦无目可查，遂于一九八五年决定，对馆藏古籍线装书再次进行分类编目，摸清底数，制定有关规则条例。二五年，经十年之先期准备，决定新编馆藏古籍线装书书本目录。又历时两年，终于编成《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一书，收录馆藏古籍线装书六十八万余册，全目煌煌五巨册，视之不禁叹为观止。从事诸君苦心孤诣之辛劳，亦令人钦敬！苟各省市能以此为契机，风起云涌，仿行此举，则不数年全国省市古籍典藏，将尽以书本式目录呈现于世，泽及学者，传之子孙，岂不猗欤盛哉！
我少好目录之学，幸获此书，喜不自胜，乃以匝月之功，翻检一过，深感是目收录丰富，分类详明，为当前古籍目录之佳作。其着录项目完备，除一般必要项目外，特着索书号，便利读者使用，为我数十年查阅典籍时之愿望，而于重要版刻图书，则另着录行款、版式、批校题跋及藏印等，既可明其庋藏价值，复有裨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而尤引人注目者，是目所着，多偏重于地方文献。往者，我曾着《图书馆与地方文献》一文论其事，曾言及湖南图书馆之注重地方文献称：
只要是反映本地区的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物产资源，碑帖手迹、学术着作等，即使是零篇散页，都应是地方图书馆典藏加工和利用的对象，对本地区的各方面工作都有着参考咨询作用。近年听说有些省市馆如甘肃省馆、湖南省馆和首都馆等，都做出了成绩。（湖南《图书馆》二二年第六期）
省馆注重地方文献，本为社会职责所在，固为馆藏之正道。今比照新编古籍线装书目录，益信湘馆恪遵馆藏准则之精神。观其目录所着，所藏自清至民国湘籍名人着述数百种，多为其他馆藏与目录所少见，除刊本外，各种稿、抄本，尚有千余种，湖湘着名人物，几已网罗殆尽。其中如郭嵩焘《养知书屋日记》四十册，起咸丰五年（1855），至光绪十七年（1891），为三十余年出使英、法期间之记事，又如曾国藩家族四代人之亲笔书札等，均具极高史料与艺术价值，为湖湘文化填补空缺。地方志与宗谱为地方文献之大宗，是目着录本省省、府、州、县旧志有四百余种、一千余部，其中不乏善本，如明万历《湖广通志》、清康熙《长沙府志》、《长沙县志》、《浏阳县志》等。至于省外，着录有两千一百余种、两千四百九十余部，其藏量之多当列地方志收藏者之前列。宗谱亦为地方文献之大宗，虽曾经劫难，有所损失，但湘馆早有所见，曾专组“湖南省家谱收藏中心”，对民间散存家谱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至今馆藏已达三百余姓三千余部，湘籍名人，几近全备。馆藏地方文献今得目录之揭示，足征湖湘文化与湖湘文献之特色，进而显示其于文化史中之地位。
是目之编制，遵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成规，另增丛书一类，以反映馆藏实际，应称恰当。前此清人张之洞于所撰《书目答问》四部之后，附入《丛部》，盖以明清以来丛书编纂之风甚盛，丛书数量激增，附以丛书之目，颇便读书人藏用，诚为善举。择善而从，理所应当。惟尚有稍可商榷者二：一为《丛书》一部，设置何处为宜？《书目答问》设于四部之后，仍保持四部之完整性，而是目则置《丛部》于经、史之间，与经部合为一册。检丛部之量，超于经部倍半，本身可自成一册，置于四部之后，使经部独成一册，居四部之首，与史部相连，如此不仅保留古籍编目之传统，亦与使用者历来习惯相合。二为是目于单独立《丛部》外，其经、子两部之下复有《丛编》之设，为二级目。而于二级目下复设三级目者，如《史部·记传》下，《子部·兵家·医家·天文算法·谱录》及《集部·总集·词》等二级目下均设《丛编》，为三级目。更有甚者，于《子部·艺术》类下之《书画》、《篆刻》及《宗教类·佛教》等三级目下又设《丛编》，当为四级目。然检读各级《丛编》，大都近似，试各举一例，如《通志堂经解》、《史学丛书》、《十子全书》、《陈修园医书四十种》、《江南机器制造局丛书》、《西学丛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词学全书》、《画论丛刊》、《篆学琐着》等，从内容与形式看，与《丛部》性质无异，不悉其划分之初意。如能将各级《丛编》均归于《丛部》，同为一编，置于四部之后，亦无不可。设现有四类难以概括各专门内容，则不妨于《丛部》增设一“专科丛书”类，即可归属。如此似体制较顺。下士末议，未知当否，至祈斟酌。
是目五卷，近五百万字，洵称巨构。尽陈馆藏古籍，可见主事者之胸怀，不啻为当世密藏不宣者立典范；从事同仁历年辛劳，当受读书人一揖。唐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序》有云：
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智升为提示目录重要性之第一人，我读《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即有同感，乃摘取“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二语为题，以明是目之要旨。耄耋野叟，我获一见，实人生之大幸。略贡所得，亦示回馈之微意。是否有当，尚祈撰者、诸君之卓裁。我愿以望九之年，为湘馆贺，并向从事诸同人行三鞠躬礼。
8、藏书与《藏书家》
藏书不仅是图书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关乎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宋朝藏书家晁公武曾论及汉王粲、宋宋绶之能称一代博学者，就因为他们“自少时已得先达所藏故也”。可见藏书尤利于涵育人才。当然，藏书之功不止于此，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保存、传播一国的文化，使之世代相传，为立国之基。藏书一词可能最早见于《韩非子·喻老》，文中说有一名徐冯者，曾告人说：“智者不藏书。”这大概是指私藏而言，而藏书的事实当早于此。中国最早的藏书是官藏，始于周秦以前。自此以后，藏书历史相延不绝，而历来以藏书知名的学者亦为数不少，各以其学识撰写有关藏书的课题者亦不乏其人，于是叙历代藏书史者有之，为藏书家志史传者有之，言藏书掌故者有之，纂藏书家词典者亦有之，形成一种重要的藏书文化现象。近年更有南北学者各集同好，分别撰写两部中国藏书通史，即将问世，而有关藏书读书的刊物和副刊亦有数种。新旧图书的收藏家亦渐露头角。在这样一种潮流中，很需要有一种能为学者和藏书家提供相互交流切磋的专业园地，来推动藏书文化的发展丰富。适逢其会，齐鲁书社最近出版的《藏书家》应运而生，以特殊的风格和面貌出现于藏书界。这是以内容决定刊期的不定期专辑。
这本《藏书家》的特色之一是作者群包容面较广，知名度较高，有老一辈的黄裳、王绍曾、吴小如、黄永年、姜德明等；中年的徐雁、李加庆、杜泽逊、徐有富等，都是有一定藏书量和撰有书话之类着作的学人，虽多是短篇随札，但决无放言空论之作，对了解中国藏书文化很有帮助。特别是前辈藏书家、文献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的绝笔题词弥足珍贵，引人怀思。顾老以期颐之年不仅为该辑题了书名，还写了题词，内容是“网罗散失，传之其人”，表达了老人对藏书文化社会功能的看法。
这本《藏书家》的又一特色是内容很有学术参考价值，它分设了藏书忆往、书林一叶、书海披沙、雪泥鸿爪、版本谈故、着书新语、访书纪闻、学人书事及藏书架等栏目，可以说涉及到藏书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如吴小如、涂宗涛二氏之论个人私藏，黄裳、倪墨炎二氏之论书跋，范景中氏之《清代活字套印本书录》，颇便检索，王绍曾氏之叙晚清四大藏书家海源阁藏书的聚散以及其他未能列及的各篇皆能有学有识，言之有物，令人有难以释手之感。
至于该书的装帧，尤有新意，用黑白对比色作底色，以线装书书衣作背景，设想新颖，颇具吸引力。版型在平装本外更有毛边不切本，使人想到几十年前鲁迅先生等所出毛边本书的可珍藏性，亦以见编者对藏书文化的情有独钟。此刊以书的形式不定期出版，保证了自身质量。我深愿这本刊物能继续出下去，以飨同好。
（原载《津图学刊》，二二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