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经营，高盛公司当然知道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密切配合，从19世纪初便开始了。当年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于谁适合担任财长和国务卿的问题，就曾求教于摩根财团的“国王”老摩根。而华盛顿高官们与华尔街高管们之间频繁互换角色，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从华尔街走向华盛顿的有来自狄龙—李德财团的道格拉斯·狄龙，他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财长；此后，曾任美林证券公司总裁的纳德·托马斯·里甘，出任里根政府的财长。
鲁宾在为高盛公司赚钱的同时，也积极地参加民主党的政治活动。时刻关注政治为鲁宾赢得了优势，高盛公司准备借此机会安排厚道稳重的鲁宾进入美国政府，进而帮助公司获取更多的利益。1991年，在高盛的安排下，罗伯特·鲁宾获得了与比尔·克林顿共进晚餐的机会，这是他与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次会面。在这次晚宴上，代表美国政府的克林顿与代表高盛利益的鲁宾一起讨论了3个多小时的经济问题，双方似乎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不久之后，鲁宾欣然接受了克林顿的邀请，入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成为了白宫的总统经济政策助理。
1994年12月，墨西哥发生了一场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暴泻的金融危机。12月19日深夜，墨西哥政府突然对外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政府的这一决定在市场上引起极大的恐慌。外国投资者疯狂抛售比索，抢购美元，比索汇率急剧下跌。12月20日，汇率从最初的347比索兑换l美元跌至3925比索兑换l美元，狂跌13%。21日，比索汇率再跌153%。伴随着比索的大幅贬值，外国投资者大量撤走资金，墨西哥外汇储备在20日至21日这两天内，锐减近40亿美元。
墨西哥金融危机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总结于以下三点：第一，金融市场开放过急，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墨西哥通过金融开放和鼓励外资流入，1992到1994年间，墨西哥每年流入的外资高达250亿至350亿美元，外贸出口并未显著增长，外贸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1987年的94%增至1993年的31%，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赤字在230亿美元的高水准徘徊，导致整个墨西哥经济过分依赖外资。第二，政局不稳打击了投资者信心。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墨西哥农民武装暴动接连不断，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和总书记鲁伊斯先后遇刺身亡，执政党内部以及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争权斗争十分激烈。政局不稳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进入墨西哥的外资开始减少，撤资日益增多。墨西哥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来填补巨额的外贸赤字，造成外汇储备从1994年10月底的170亿美元降至12月21日的60亿美元，不到两个月降幅达65%。第三，忽视了汇市和股市的联动性，金融政策顾此失彼。墨西哥政府宣布货币贬值的本意在于阻止资金外流，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以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在社会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极易引发通货膨胀，也使投资于股市的外国资本因比索贬值蒙受损失，从而导致股市下跃。股市下跌反过来又加剧墨西哥货币贬值，致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
为了维持墨西哥金融市场的稳定，墨西哥政府经过多方协商，推出了紧急经济拯救计划：尽快将经常项目赤字压缩到可以正常支付的水平，迅速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和就业，将通货膨胀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向国际金融机构申请紧急贷款援助等。墨西哥整个金融系统陷入一片混乱中，而危机造成的破坏也逐渐蔓延到邻近的美国以及拉美地区。为了帮助墨西哥政府渡过难关，同时也为了维护本国自身的利益，美国政府决定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为墨西哥巨额贷款，支持墨西哥经济拯救计划，以稳定汇率、股市和投资者的信心。
此时美国财政赤字非常巨大，根本无力解决墨西哥金融问题，于是政府官员便找到华尔街银行家，希望他们能为政府融资。然而，即使是美国政府，要从华尔街借钱也并非易事，也要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为了尽快筹集资金，克林顿总统被迫向华尔街妥协，同意任命与高盛等大公司私交甚好的罗伯特·鲁宾为财政部长。1995年1月，罗伯特·鲁宾宣誓就任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这件事充分地暴露了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存在着幕后阴谋。
上台后，鲁宾一方面依靠他的华尔街关系为政府筹集资金，另一方面也在为他的华尔街后台提供政治上的帮助。克林顿总统曾经戏谑道：“在华盛顿期间，鲁宾为美国中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白宫给的报酬可比不了华尔街，去了白宫的鲁宾，自己也成了中产阶级。”但不难想象的是，鲁宾依靠他的政治地位，必然从老东家高盛等金融机构那里获得了不少“灰色”收入。
鲁宾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期间，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接受鲁宾的许多建议后，克林顿总统成功将美国的财政赤字转为盈余，并将这个“奇迹”一直延续到小布什总统上台。在1997年的东南亚以及1998年的俄罗斯和巴西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鲁宾凭借他稳健的经济政策和全球化的敏锐思维，使得美国在一次次危机中化险为夷。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经济繁荣期中的经济政策主导者之一，罗伯特·鲁宾把美国变成了全世界的经理人。鉴于鲁宾对美国经济所做的贡献，1999年，《时代》杂志将他与格森斯潘、萨默斯三人称为“拯救世界的三剑客”。
1999年10月，离开了克林顿总统的鲁宾，加入花旗集团担任高管，顺利完成了由华盛顿到华尔街的回归。如今，罗伯特·鲁宾——这枚高盛曾经安插在华盛顿的“棋子”，继续利用他的政治关系为花旗、高盛等服务金融机构谋取各种政治利益。
罗伯特·鲁宾不是高盛培养的第一位政府高官，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位。
亨利·保尔森：从高盛走入白宫的另一位大人物
高盛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美国政府的高官，而在这些横跨政商两界的高盛人中，亨利·保尔森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保尔森之所以这么有名，不仅因为他曾是高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更重要的是他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期间对小布什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2006年7月4日，美国参议院投票一致通过亨利·保尔森出任美国财政部长，这也标志着美国最高经济领导层的权力交接宣告完成。四天后，曾担任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亨利·保尔森，挥别了为之奋斗二十余年的高盛公司，登上了美国财政部长的宝座。
1946年3月28日，亨利·保尔森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1968年，保尔森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并获得了英语语言学位。当时年轻的保尔森并没有为自己设计出在金融领域光辉灿烂的人生蓝图，他的志愿只是留在学校做一名文学老师。1968年，保尔森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进行深造，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学校规定的所有课程，并顺利拿到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亨利·保尔森进入五角大楼担任了美国国防部长幕僚助理，之后又以总统办公室助理的身份初入白宫。然而这些都是些小角色，而真正造就保尔森今日之势的则是华尔街。
1974年，受“水门事件”的影响，亨利·保尔森离开华盛顿，转行到经济领域谋求发展。在高盛公司的芝加哥分部，保尔森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出色的才能，将手中的业务做得有声有色。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以后，保尔森晋升为公司的合伙人。要知道，高盛公司每两年才从数百名年轻的投资经理中挑选出很少一部分极为出色的人才，予以他们合伙人的资格，而且，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高盛公司里最初级的合伙人也能拿到至少400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
1994年9月，高盛前掌门人史蒂芬·弗里德曼宣布退休，将高盛公司交给了乔恩·科尔津和亨利·保尔森。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高盛公司迎来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并开始计划公开上市发行股票。1998年，亨利·保尔森被任命为联合首席执行官。不久之后，由于科尔津在经营观念上与亨利·保尔森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离开了高盛。1999年1月，亨利·保尔森被任命为高盛公司唯一的首席执行官。在保尔森领导下，公司于同年5月成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而这标志着高盛结束了长达130年之久的合伙人制度。
在华尔街摸爬滚打的三十多年里，保尔森交出的答卷可谓“完美”：从高盛公司的普通职员，到公司合伙人、分部主管、公司总监、高级合伙人，再到高盛集团的主席兼行政总裁，保尔森凭借其务实的精神、高超的技巧和卓越不凡的个人能力得到普遍的赏识，不断升迁。在他的执掌之下，高盛成为了美国最赚钱的证券公司。2005年，135岁的高盛盈利达到了创纪录的56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高盛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宝座坐了长达8年之久，但保尔森并没有沾染上华尔街银行家极其奢侈的风气，仍旧保持着那种平民阶级的质朴——身穿价格低廉的衣物，全家居住在三室一厅的普通公寓里，并且从来没有雇用过全职的佣人……
保尔森在帮助高盛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不忘为自己积攒厚实的政治资本。就是这样一个“吝啬”的千万富翁，却在社会慈善捐赠方面表现得极为慷慨。从表面来看，保尔森非常热衷于环保事业，他曾将价值1亿美元的高盛股票赠送给保护环境的基金会。除此之外，在高盛用于全球教育投资的2亿美元基金中，保尔森每年都会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数百万美元赞助那些创造性的教育项目。保尔森曾表示，自己会努力让这些捐赠持续下去。实际上，这些捐助资金相比高盛巨额利润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不仅如此，保尔森还在利用一切机会，展现其所谓“完美”的商业道德。在2004年震惊华尔街的格拉索案中，保尔森就曾作为华尔街的“正义分子”出现在民众的视线中。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前董事长理查德·格拉索在临近退休之际，暗中将自己的任期合同修改至2007年。格拉索的年薪为140万美元，而他的个人奖金本应是从1995年的90万美元递增到2002年的1060万美元，但纽约证交所在2003年与格拉索补签一份协议，规定在2003年到2007年这4年中支付给他高达1875亿美元附加费。据说，这项协议是格拉索趁着一些反对成员不在的情况下匆匆签订的。
格拉索如此巨额薪酬一经披露，立即引起民众的质疑，并遭到了纽约州检察院的指控。在这种情况下，本可以“隔岸观火”的保尔森却跳出来指责格拉索的做法。他不仅公开要求格拉索辞职，还提出必须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进行重大调整。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决立场，亨利·保尔森还辞去了纽约证交所董事的职务。在他的强有力的号召下，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团结一致，掀起了一场推翻格拉索的运动。后来，格拉索被迫宣布辞职。
在金钱欲望的冲击下，华尔街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丑恶、残酷和贪婪的话剧。在这样的环境下，亨利·保尔森虚情假意却变成正义的象征。在与格拉索的较量获得胜利之后，保尔森被同行推崇为华尔街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当时《财富》杂志曾这样评价道：“亨利·保尔森是挽救华尔街声誉的人物”。
保尔森属于美国证券界中的“鹰派”人物，蛰伏高盛30余载，他“治军”严明，手腕强硬。保尔森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表示，他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两件事情：一是保持高盛的纯粹性；二是弘扬高盛的企业文化。保尔森希望自己能够在高盛公司内部建立起一种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企业文化，并且将其作为公司所有员工都必须恪守的基本信念。保尔森曾经宣称：“20%的人创造了公司80%的价值，因此至少有60%的人对公司业绩没有多大的贡献。”在这句名言的指导下，高盛公司内部不管是谁，只要是违背公司道德宗旨的人，都将被无情地扫地出门。虽然保尔森曾对此番言论表示道歉，但高盛的“痛苦的裁员”却没有因此停滞。据著名杂志《财富》测算，高盛公司的裁员比例仅次于美林公司，居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第二位。在独特理念的支撑下，高盛与美林及摩根士丹利多年来稳居全球投资银行业内三雄，保尔森本人也成为华尔街最能赚钱的老板，在高盛任职32年期间，保尔森积蓄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产。仅在2005年，保尔森的年薪就高达3830万美元。
2006年，保尔森完成了由华尔街到华盛顿的职业转变。小布什总统在招揽保尔森入阁这件事上，着实下了不少功夫。面对小布什的邀请，保尔森最初的态度是婉言谢绝，因为布什总统任期内的前两位财长保罗·奥尼尔和约翰·斯诺都被排斥在白宫决策圈外，处于一个无关痛痒的位置。保罗·奥尼尔是美国政坛中有名的强硬派，曾经因反对过美国出兵伊拉克而遭到小布什政府的排斥，最终不得不黯然下台。在奥尼尔离职之后，约翰·斯诺成为小布什执政期间的第二任财长，但是他在任期间依然毫无作为，最终于2006年宣布辞职。约翰·斯诺辞职以后，有人向小布什政府推荐了高盛的首席执行官保尔森，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有了前两位财政部长的前车之鉴，保尔森对没有实权的财政部长并不感兴趣，他不想仅仅成为白宫的政策“宣传员”和债券的“推销员”。当布什再次邀请保尔森出任财长时，两人在白宫会谈了好久，最后布什许诺给予保尔森比前两任财长更大的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决策权，其实质地位甚至与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平起平坐，这终于打动了保尔森。2006年5月30日，小布什总统正式提名保尔森出任财政部长，接替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的约翰·斯诺。
虽然保尔森也是共和党人，但他属于温和派，与围绕在小布什身边的切尼等保守派并不是一路人。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切尼有着非常保守的社会政治观点，他对小布什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被人们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副总统”。所以，保尔森上台后，很可能与这位强硬的副总统发生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