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叫汉林，估计父亲是希望他像翰林学士一样，长大后有大出息，有大学问。其实大哥在我眼里，就是个大知识份子，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在他们的同龄人中，能像他那样读上全县最好的学校，当然算是一流的了。
他的个性决定了他的人生境遇，如果他是在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可能会成为一名真正的翰林学士，成为一个名家学者。大哥有一手好字，书法基础功底非常扎实，远远超出一些书法高手，就凭他的一手好字，应该在他的那个年代很好混日子，不说大富大贵，起码能够衣食无忧，大哥的日子却过得有点拮据，有点怀才不遇的寒酸。
在他年轻时，担任了十二年之久的荆江大队支部书记，长期在农村基层一线工作，对最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十分了解。他的善良正直赢得了一些群众的支持，但很难贴近官场的一些潜意识的规则，自然不会有什么进步和更高的发展空间，到后来就只能隐于乡田，过着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
大哥其实是最听父亲的话的，他对父亲的感情的确是很深很深的，这些我们做弟兄姐妹的都知道，不用我敷陈。以下是大哥的回忆：
我的父亲龚海清，生于1926年，卒于2002年9月30日，享年76岁。解放前，其生父徐仁纯吸食鸦片成瘾，将其家产全部毁于一旦，二老相继辞世，剩下一个年满8岁的伯父和我不满周岁的父亲，成了两个遗孤。在先祖族谱中，我徐族老祖曾一代祖母因改嫁堂伯父（与我父同辈）老祖为妻，而后嗣续于堂伯父以下后代，故此，堂伯父将我8岁的伯父领入家中抚养，堂伯父做木匠手艺养家糊口，其收入不能维持家庭生活，又加上自己负担加重，生活越发困难，我8岁的伯父活活被饿死。在这种情形下，宗族门下徐俊育（当时的联保主任）、徐安明（当时的保长）等乡绅知名人士主持公道，要将我不满周岁的父亲托人抚养，而堂伯父又将我父亲送往堤局（肖村屋后黄堤湾）一个流浪汉，此人是个偷鸡摸狗的单身汉（绰号飞天），交其抚养为后，后被徐俊育父子在堤局开会发觉，徐俊育恼羞成怒说：“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懒汉，还能养活我的小叔？”，随即将我不满周岁的父亲抱回徐府，差人到熊伯怡村西边小瓦屋中请我的祖父龚天贵前来抱养。
我的龚氏祖父，俩老人家一直身边无儿无女，相依为命。大约二十来岁的青年时代由沔阳彭家场逃水灾来到嘉鱼，落脚在熊伯怡村，与富人家打长工，祖父身材魁伟，力大过人，加之勤劳忠厚，很得人心，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喜爱，加之祖母生活俭朴，善于持家，大约十年之后，我龚氏祖父就逐年发富起来了，且深得周边乡绅知名人士的好感。这也是徐俊育（我们的兄长）选择将我父亲交龚氏祖父抚养的原因，事实上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至今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他的大恩大德。
父亲进龚府之门后，深得祖父母的宠爱，老人家将父亲看得很娇贵。他们不惜一切，想方设法，用高价购买各种高级滋补营养品，精心调养父亲弱小的身体，让父亲得到了健康的成长。在父亲8岁时，送其入私塾念书。随着祖父家业的逐年发达，祖父又购置了田产和耕牛（当时一家一头牛是富人之家事，也就是后来划成份定富农的标准。）。
父亲步入青年时代，正是解放前的民国时期，兵荒马乱。大概是十七至十八岁左右，因为与熊伯怡的熊士敬等人（其中有几个是富豪人家子弟），在放牛场中，用柴火棍当筹码赌博押宝，那几个富家子弟做笼子，抽老千作假，使得我父亲和熊士敬二人输了个精光，据说赌资数额惊人。二人害怕，就决意外逃，去报名参军。父亲在外逃过程中，由于祖父母发现得早，四处打听，到处找人。张贴寻人启事，告知父亲，不管输了多少钱，都不会责怪，只要人回家，家人很着急担心。祖父母很快就把父亲找回来了，要不然父亲可能就参军去了，也就没有我们了。
父亲回家后，祖父母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田地，把添置的土地重新归还给了别人，求得一家人团圆，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靠着给人打工维持生计，日子虽然紧张拮据，但也其乐融融。好在几年的时间，全国就解放了，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时，我们家又是一无所有，划分阶级成份自然就是贫农阶级了。这个时期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父亲读过私塾，正好具备这个条件，他就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组成员，成为了土改积极份子。
组织上对我父亲比较信任，所以我们家也成为土改工作组的住户。一晃我已经出生四岁了，记得那时的一些事情，当时工作组的同志比较喜欢我，有空他们就过来逗我玩，把没收来的骨牌（竹麻将牌的娱乐工具）拿来给我当玩具。
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我的母亲身材高大，经常和祖父一起上河洲打青草肥田，每担青草至少都是一百四、五十斤重，祖父年岁已高，赶着牛车走在前面，母亲挑着重重的担子跟在车后。尽管当时比较贫寒，一家人和睦相处，过得也很快乐。一九五三年，三弟怡林出生几个月大的时候，祖父母将他抱在怀里，放在自己的膝上，全家人围在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祖父母抱着三弟坐在中间，我当时已经八岁了，站立在右边，二妹腊梅也有四岁了，她站立在左边，母亲留着两个长辫子和父亲站在祖父母的后面。（当时的这张全家福照片现在还在三弟那里存留着，回想起时可以查看。）
一九五四年，长江发大水，父亲当时任乡政府秘书，兼付乡长，在外组织抗洪救灾，工作积极，深受领导器重。洪水过后，群众生活生产稳定下来，父亲被上级调入粮食部门工作。组织上特意送他到孝感粮校专修一年，毕业后调到渡普粮所（现渡普中学小河边）任经理。当时，全县粮食部门所属干部职工仅五、六十人，困难时期的粮食部门可是国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后来父亲调任到高铁粮所任主任，南下转业干部王后发先生任书记，我当时在嘉鱼县第一中学读书。
历时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我记得组织上时而抽调父亲到乡下住队搞中心工作，父亲当时的文化素质在粮食部门来说算是知识份子，属于系统行业的人才之一，说话和写作能力都比别人要强些，在高铁粮所文兼乡管员，享有一定的特权。
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及祖父母，一家八口在农村。当时四弟、五弟出生了，家庭比较困难。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过渡时期，由于生产上的大跃进运动，整个国家经济形势也比较困难。当时农村靠工分分粮，我们家仅母亲一个人的工分，一家人的口粮问题是个大问题。父亲远在他乡，心系家事，忧心忡忡。
农村都是有家族宗亲的，家里没有主要劳力，肯定会有人歧视，熊伯怡村也不例外，大族特户倚仗权势欺负人，在分粮时，将我母亲挑去的箩筐，用脚踢出禾场，口中还谩骂：“老子做工分给人家养闲猪……”。母亲哭着不还言，将箩筐捡了回来，忍辱负重，等到人家分完粮食走后，最后去请好心的干部施舍，分得一些口粮。无奈之下，母亲只有去找父亲商量此事，父亲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家庭上的单姓独户，在村上又没有任何依靠，面对现实问题，打起了离职还乡的念头。而粮食局的领导再三挽留，时任局长皮大官先生非常赏识我的父亲，再三劝阻，多次做工作，还特意到我们学校要我去粮食局当通讯员，我父亲不准许，要我继续读书。皮局长又提出要将我们全家搬往离父亲工作比较近的地方，高铁的红星公社，便于父亲照顾家庭。可是祖父和母亲觉得在平原生活习惯了，不愿意到山区去落户。父亲在得不到家庭支持的情况下，觉得无心再坚持下去，就决意离职还乡。
父亲深知忠孝不能两全，为了这个家庭，选择回家是唯一的选择。父亲回乡时，国家补给了父亲七百元钱的安家费用，别看这七百元钱，在当时可是管大用了。我清楚的记得，父亲当时买了人家吃不完的黑市粮食两千余斤。父亲觉得再在熊伯怡居住没有什么意思了，人都是要有尊严的。回乡后第二年，父亲跟祖父商量（祖母已经离世），征得祖父的同意，在一九六三年上春搬回了出生地，油榨徐村。
搬迁时，粮局的马车队（运输乡下粮食到粮局存储上调的专班）队长张修鑑（王家月人），跟我父亲同事过，又是同乡，关系特好。主动派四部马车帮我父亲搬家，这在当时也是很有声势，很有面子，很气派的事。一天的工夫，就将砖、瓦、木料等物品全部运完了。第二天挖墙脚下的青石板时，熊经邦出面阻拦扬言要打人，差点发生冲突，是祖父再三制止，父亲才没有跟他们那些强势理论，那些大块的青石材料就没有要了，留给了记忆。从这些事情上看出了实力单薄的窘境，别人欺负你，你也只能息事宁人。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目睹了家庭单薄，实力不济受人欺辱的场面。父母所遭受的苦难，点点滴滴都在我的心目中，时时激励着我要奋发图强，这是我后来担任大队书记的动力所在。
人与人，人间事与事物的现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象，特别是想起父母亲，回忆起来有些苦涩的滋味。
过渡时期的艰难岁月，父亲如果是有个兄弟姊妹的帮衬，可能也不至于辞职还乡，同时父亲也是为了报答祖父的养育之恩，一心想着尽其孝心，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免得家人吃苦。父亲的担当，父亲的责任感对我们兄弟姊妹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如今，我们兄弟姊妹九个和睦相处，互相帮扶，互相关心体贴，我身为大哥，苦中有甜，十分知足，我觉得兄弟姐妹为父亲争了光，没有辜负父亲的培养和教育。我在荆江大队支书几任，有些人说我没有用，不会使用自己的权利，至今穷得要死。我一点都不后悔自己的人生选择，权利是人民的，财富是国家的，我在经济上不贪不占不挪，两袖清风，正派为人，这些都是向父亲学来的。父亲在一九五四年专管救灾款，人民币用麻袋装，而且这些现钞就放在我家，父亲回来就及时如数的发给灾民，自己从不贪占。当时的财务制度还不完善，没有会计出纳管理帐簿，都是父亲一个人经手。这点父亲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高度信任，得到了尊重和好的口碑。熊佰怡的一些老人回忆起来常常夸赞我父亲的人品，有些乡亲说那时幸亏有你父亲这样的好干部。
我当大队支书时，父亲负责过油榨作坊，管理过知识青年等工作，他时常提醒我工作上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正直做人，遵纪守法，讲政策，讲原则。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与人为善。虽然他老人家没有为我们兄弟姊妹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给我们留下大笔的精神财富。
父亲对自己的养父的孝顺在我们荆江这片土地上得到一致的好评，他对祖父百依百顺，祖父晚年生活十分安详满足，父亲总是问寒问暖，直至为祖父送终，父亲都没有提及徐氏先祖的家史。父亲对养祖父的情感我能理解，父亲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父亲告诉我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父亲为什么不提及生父及其家世，他都是为了孝道。父亲为人特别厚道，就是自己家庭这么清贫，父亲还是经常接济有时生活非常艰难的人。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了，他去侍侯祖父母去了，去照顾我的母亲去了，他怕我的母亲孤单。
关于徐氏先祖的一些家史，我所知道的都是我任大队支书时从亲友之间所收集得到的。因为父亲没有提及，我们谁也不敢开口。
父亲对母亲的爱，是我们做儿女的无法给予的，父亲认为我们的母亲为家庭受尽了委屈，特别是父亲在外地工作时，整个家庭就靠母亲支撑着，他深知母亲的艰辛和付出。母亲是一个特别能够忍耐又特别善良的女性，一生节俭勤奋，忙内忙外，是父亲忠实的伴侣。
为什么父亲多次带领我们过江北？他深深思念着母亲，他在寻找母亲的足迹，在寻找母亲的影子。二零零二年春节时，我们兄弟姐妹都顺从父亲的意思，到江北母亲家拜年，完成父亲的意愿。同年九月底，父亲就离开了我们。
我的父亲虽然脾气高傲，性格率直。但他对未来想得十分的细致周到，他没有给儿女添加半点麻烦，总是自立自强。他一惯主张扶贫扬善，不畏强势，同情弱者。我们的母亲因病魔缠身医治无效，早早离开人寰。父亲独守了二十年的寂寞，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父亲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我身为父亲的长子，对父亲不孝，感到亏欠于父亲的很多，好在我们的父亲是那样的宽怀大量，他的在天之灵保佑着我们。愿父亲在天国安息，不再那样的孤寂劳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