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某报一篇题为《政府该不该盯上公民的袜子》（以下简称“袜文”）的文章，作者很为乌鲁木齐一个区政府一项有关规范着装的通知烦恼，并因此大发了一通感慨。读罢该文，老侃对作者的某些看法不敢苟同，尽管可能“引火烧身”，但还是忍不住想说上几句，权作与作者商榷，诚心请读者评论。
先看区政府规定了些什么：“凡工作时间（含中午餐厅就餐），不得赤脚、穿凉鞋（拖鞋），穿吊带装、露脐装、露背装、背心、短裤，浓妆艳抹、奇装异服、衣冠不整进入办公场所。到政府办事人员有以上穿着者，请回去换好装再来办事。”
再看“袜文”作者的烦恼：“群众穿什么或不穿什么，上有法律管束，下有道德规范，实在不是政府应该操心的事情。”“即使政府关心群众的袜子，其着眼点也应该放在他们是否有袜子穿，而不是穿不穿袜子上。”因此，作者认为，“轻点说，这是行政权力的越位，重一点说，这是在藐视法律，滥用权力，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
规定上班时间不许穿拖鞋和奇装异服就是“行政权力越位”，就是“藐视法律，滥用权力”，就是“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这结论也下得有些过火了。记得还是满大街时髦摩托车的时候，在夏天常见一些小伙儿光着脊背，趿着拖鞋，在大街上呼啸而过。按“袜文”作者的说法，穿什么是个人的事，这个意见不假，但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还是有说法的。你光着脊背骑着摩托在大街上穿梭没人管你，若让他到政府办事，政府说什么暂且不提，他自己就芒刺在背。近日浏览网站，说广州的大街上不少年轻女子奇装异服（穿的少得不能再少了），那里的记者叹道：这些女子都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那家区政府对着装的规定设定的是上班时间，是工作场所，并没有干涉工作人员的八小时以外，怎么就越位了呢？难道允许在上班时间和工作场所穿拖鞋和暴露装就是尊重法律，就是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
还有，说政府“着眼点应放在群众是否有袜子穿，而不是穿不穿袜子上”这点，老侃也不能苟同。可能“袜文”的作者没有在意，请看看咱们的大街上，穿拖鞋的，穿的少得可怜的，有几个存在“是否有袜子穿”这样的问题？相反，只要认真观察一下，真正属于“是否有袜子穿”的群体，很少有人会光着脊背，露着肚脐，趿着拖鞋的（特殊行业者除外），尽管这个群体并不富裕，还整日为生存而奔波。难怪有人感叹：现在的富人们“穷”了，穷得连肚脐眼儿都遮不住了。猛听这话有些耳熟，仔细想后，原来10多年前就有过“穷得只剩下钱了”的说法。“穷得只剩下钱了”，“穷得连肚脐眼儿都遮不住了”，虽然两句话相隔十几年，但实质何其相似乃尔！
虽然“袜文”的作者对政府规范着装一事颇有微词，但老侃还是认为，在家里，在澡堂，在休闲场所，你可以酣畅淋漓地随便着装，可以尽情突出审美个性，但在上班时间，在公众场合，在对外窗口单位，还是应该严肃整洁得体干净一些，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社会风气和荣辱风尚的大问题了。
（第十八节）无辜的月饼
老侃有些阴暗心理，今天是八月十六，风靡一时的月饼大战该偃旗息鼓了吧？令人乍舌的天价月饼该耷拉下你那坚挺的脖子了吧？曾记否，每年的年三十上午，蔬菜价格坚挺不落，等到下午4点以后，菜贩们按堆处理？在拉萨一家商场，一种月饼的价格竟高达18万人民币，相当于一部中档轿车，老侃管它叫轿车月饼。狗日的月饼，这是给人吃的吗？什么人才配吃这样的月饼？能够吃轿车月饼的人，以老侃井底之蛙般的揣测，定是日食太阳夜餐月亮之人，能买轿车月饼的人，恐怕连脚底板的袜子都是金丝织的。这不由让人一阵盲喜，小康社会、大同世界就这样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我们的物质生活竟不知不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的变化，这不免又引来一些人对老侃的嘲骂，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吃不起月饼反说月饼贵，是不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唉，细想一下，别人骂的也有道理，不能因为咱吃不起轿车月饼，就否认轿车月饼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景象”和“大好形势”。再想一下，轿车和月饼有啥关系？一把厨刀，厨师用它可把土豆切成丝状，歹徒用它能将活人砍成肉酱。厨刀本身并无意识，它的作用的迥异，完全在操刀之人！同样，月饼的功能，由人设定，月饼的异化，也完全由人操纵。想通之后，是老侃冤枉了月饼，但这轿车月饼，老侃依然固执地认为，买者不吃，吃者不买；送轿车月饼之人，绝对不是冲着八月十五，吃轿车月饼之人，回馈的肯定不止轿车月饼！
这几日《上党晚报》又有让人揪心的报道，“我为贫困孩子添个菜”活动正在热行。天下的父母谁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吃不饱？因此，贫困学生的父母比贫困学生更为贫困。想想轿车月饼，看看贫困家庭，老侃顿时语塞，不知如何行文。据新华社消息，我省行业收入差距继续扩大，2003年职工工资各行业间相差近1.2万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高低之比接近1：3。读着这样的报道，老侃思忖，就这也是一种保守的算法。不争的事实是，这贫富悬殊的差别，正在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同在蓝天之下，都是炎黄子孙，你吃“轿车月饼”，我啃萝卜白菜，令人心痛，让人忧虑啊。
月饼是无辜的，如同一张白纸，不同的彩墨，会有不同的图形。老侃企盼的是，月饼何日返璞归真，不再成为某些人手中的道具，成为阳光之下的阴影？月饼何时才能成为真正的八月十五团圆饼？
（第十九节）“牛皮癣”何以变成雨后“春笋”
元旦过罢，一夜醒来，在古城的大街小巷突然有了新“气象”，昔日被人们所斥之为“牛皮癣”的小广告，仿佛长了腿，从街道的墙上，从居民楼的过道，从电线杆上，从人们的手机里一路“走”来，牢牢地“站”在了——用黄色白色的油膝，喷或写——市区的大街小巷。
先不谈对制癣者的厌恶、愤怒，不谈对魅力、整洁市容的破坏，单说这制癣者的费尽心思、算尽机关，也着实让人感叹一番。
制癣者“不容易”。他们的胆量不如“两抢”人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造癣；他们的条件不如贪官污吏，不能在优雅的环境中，“和谐”的气氛里造癣；他们的能力不如黑心老板，不会在一方面瞒报事故、藏匿尸体，一方面又大肆行贿，寻求保护的左右逢源中造癣；他们只能在月高星稀之夜，万籁俱寂之时，人不人鬼不鬼的，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般伺机出动，在街面上迅速涂沫一番后仓惶逃去。
“牛皮癣”有市场。没有专做亏本生意的商家。办假文凭、假证明——只要你需要证明什么，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制造”。制癣者的幕后老板很精明，正是因为市场上具有很强的购买力，制造各种假证的生意才会红火兴隆。否则，制癣者的工资从哪支出，制假成本如何降低，老板的利润从哪攫取？不容忽视的另一个现象是，众多的持各种假证的人们，堂而皇之的与持真证的人们走在一起，尽情地享受着假证带来的种种好处。
不能一味的谴责制癣者，一些人为了不当私欲会铤而走险；更不能一味指责监管部门，我们不可能常年累月安排监管人员昼夜上班巡逻，即使那样也会百密一疏，难免有漏网之鱼。这是个综合治理的大问题，更是个长远的系统工程。试想：假如全社会各个环节都行动起来，办上假证毫无用处，掏出假证马上被识破，使用假证的人们纷纷哀叹假证无用后，谁还再去花那个冤枉钱？都不花冤枉钱了，办假证的老板还会花钱雇上制癣者去偷鸡摸狗般的四处张贴涂写？
但愿这不仅仅只是笔者一厢情愿的想象。
（第二十节）说“追星”
当今是个“星”光灿烂的时代，各种“星”们闪着耀眼的光芒，照射着我们的生活，给我们行进的道路徒增不少色彩。
比如如今娱乐圈的“星”们，偌大个幻如仙境的舞台，动辄上万几万十几万上百万的痴迷观众，“星”们在台上两手随意一摆，台下的萤火电棒变成了光的海洋；“星”们在台上说句套词：我想你们，我爱你们……台下立即就像沸腾了的锅炉，疯狂呐喊，眼泪横飞，总之，幸福到了极点——多少年了，这些疯狂、痴迷的人群有了自己的专用名词：追星族。
这些“星”们，也确实丰富了一些人的生活。
然而，笔者今天所说的“星”，是去年10月12日腾云驾雾遨游太空大长国人志气的航天英雄费俊龙和聂海胜；所说的“追星族”，是全世界的华人和热爱和平的人们。这两颗灿烂无比、在亿万华夏儿女心中最明最亮的“星”，带着中国人自强不息的雄心壮志，再次圆了华夏儿女百年梦寐以求的飞天梦，创造出彪炳史册的非凡业绩。“追星族”们更是表现的不同凡响。“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机先进事迹报告团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巨大轰动，受到热烈欢迎：在呼和浩特，上千名身着民族盛装的各界群众早早在机场等候；甘肃农村，老百姓说能见着航天功臣，比盖新房娶媳妇还兴奋激动；在香港澳门期间，受到了数十万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江西省体育场，报告感人之处听众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灯光下是无数闪亮的泪花；湖北剧院里，报告精彩之处使人深受感染，掌声如雷鸣般经久不息……
通过费俊龙、聂海胜这两颗灿烂明亮的“星”，反映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奋斗历程和航天工作者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团结拼搏、勇于创新的非凡壮举，体现出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航天科技工作者用智慧和心血凝成的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载人航天精神，打动了亿万人民，引起了广泛共鸣，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方式发表感言，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而备受鼓舞，为祖国各项事业的蒸蒸日上而倍感骄傲。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像费俊龙、聂海胜这样光灿夺目的“明星”，这样的“明星”一旦星火燎原、星罗棋布、群星闪烁、满天星斗，我们的各项事业就会跨上奔驰的骏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追星”便要追这样的“星”；大家都来追这样的“星”，便能追出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脚踏实地地扎实工作，奋发向上地创新激情，鼓舞人心的豪情壮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第二十一节）再话“追星”
由于电视的“功劳”，时下，30岁的杨丽娟因狂热追星而导致其父香港跳海一事在坊间被传的沸沸扬扬——在居民大院，在菜铺小店，连平素常对时政不大关心的老太太和三轮车夫，都在一起议论此事。让杨丽娟意想不到的是，她追星13年，最终还是她的老父亲以生命的代价使她“一举成名”。
面对成了“名人”的杨丽娟，笔者生出许多感慨。
父母的溺爱。年轻人对各类文艺明星的宠爱，本也无可厚非，谁没有自己心中的偶像？笔者20多岁的时候，特别崇拜李双江，但凡能找到他的歌，不但学会，而且刻意模仿，力求达到“原汁原味”。杨丽娟的“惊人”举动，起直接作用的便是她的父母。13年，是个漫长的过程，假如发现女儿的举动超出常规时，父母能及时开导和断然阻止，事情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另外一回事。可惜可叹的是，杨丽娟的父母，非但未能及时阻止女儿的疯狂举动，反而盲目地支持，甚至倾家荡产准备卖肾，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父母对子女的爱要有个尺度，对合理的要求，可尽力去满足他们，对不合理的需求，则应及时驳回，以培养他们的自控能力和习惯。
教育的缺位。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分数是放在首要的位置的；衡量一个学生的优劣，也首先看的是分数和升学率。无须讳言，道德教育，情感教育，伦理教育则可有可无，有的地方甚至被边缘化。学生考上高分，老师高兴，家长满意，至于学生的品德素质如何，就没有人过多要求了。于是便出现了“品”、“学”不能兼优的“跛脚学生”。我们的社会不是缺少高学分高知识的人，而是缺少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综合人才。试想，一个对自己父母都不知感恩的人，他如何会热爱社会、热爱集体、关心他人、热爱他的本职工作？
宣传的失衡。文艺明星的社会影响，离不开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大力追捧。令人咂舌的收入，恢弘浩大的场面，迷人耀眼的光环……媒体上展现的，多是明星们的闪亮一面，而奋斗的艰辛、辛酸的泪水、栽过的跟头等等，则报道得很少，这就难免对年轻人造成一种误导。另外，媒体热衷于文艺明星的报道，而对其它领域里的明星，则不像报道文艺明星那样尽心卖力。难怪一位老太太说，13年，你要是追“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话，不但不会倾家荡产，不会跳海自杀，或许也成了专家，名利双收了呢。
但愿，杨丽娟成了“名人”之后，别再有盲目的追星族、盲目的父母们再去追她。
（第二十二节）说说级别最高的“农民”
级别最高的“农民”叫陈苏厚，海南省原副省长，2003年从省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他拒绝了到省里多个团体组织当顾问、会长的邀请，带着老伴，扛上锄头，回乡当起了农民。乡亲们以他为荣，因为他带领乡亲们，使昔日的“省级贫困村”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媒体称他是“全海南级别最高的农民”，因他拿着副省长的退休工资，自己种地养鸡鸭，但我说，在目前，全国再找出个副省级退休干部真枪真刀回乡务农，怕是件不容易的事。
当了农民的陈苏厚，没有满足自己种花生、地瓜，自己种蔬菜、养鸡鸭的惬意日子（这里不但有他的戏言，自己种自己吃，基本上不用买菜，更重要的是，即使他不种这些也不会缺了菜吃），而是组织乡亲们成立香蕉种植合作社，成员由头年的2户发展到次年的79户，2004年全村香蕉收入300万元；陈苏厚带领大家搞“厕所革命”，建绕村公路，建起了生态文明村；他肩扛锄头，参加县里组织的冬修水利会战，让县里的干部们惊诧不已……
在陈苏厚的乡亲们对他津津乐道、享受脱贫后的美好生活时，有媒体称，陈苏厚这是后权力影响，并提出疑问，退休后尚有余力将一个贫困村改造成富裕村，那么在位时，为何不能使全省的贫困村都脱贫呢？
为什么在位时不能使全省的贫困村全部脱贫，这恐怕不是陈苏厚一个人能说了算和做得到的。个中滋味，幽深悠长。但一个副省级干部退休后回乡当农民，利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面子”和关系，为一方百姓谋些福利，造些福祉，真是难能可贵的。其一，退休后，读读书，看看报，写写回忆录，会会老朋友，今天出席这个研讨会，明天那个开幕式，既风光又体面，悠闲自在，养尊处优，为何要一“落”到底，去当农民？别说一个省部级干部，就是县处级能有几人？其二，在领导岗位上数十年，谁能没有些关系？陈苏厚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为家乡父老铺路搭桥，造福一方，不比一些人用于谋私利、填私囊更有意义？其三，“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能把自己融入百姓当中，从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中感受、体察民间疾苦，延伸在职时的思考求索，实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