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公务员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生子当考公务员。”一个中部小城的公职人员如此坚信。女士没办法不坚信。她和丈夫以及自己的父母全在这座小城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生病和养老都不用担心，稳定递增的收入使她和与她处在相同层面上的人们丝毫不理会什么是金融风暴，什么是经济危机，对她们来说，这些风暴啊危机啊之类的词汇只是电视里的名词，和自己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买车、不断换房，生活越来越惬意，越来越小康。还让这位女士坚信的一条理由是今年过年她遇到的一件事情。原来她很羡慕一位做出口生意每年能赚上百万的亲戚。但是，大年二十九，这位亲戚在外地遇到生意上的一点麻烦，拿钱摆不平，后来投门拔窗找到当地公安局的人，事情才了结，才回到家过年。女士彻底对自己的选择死心塌地。“赚钱要求人，公务员从来是被人求”，“即使不是直接管，也有用来跟人交换的面子。”以至于在她的单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领导是临时工，干干就走；中层是合同工，到时就走；普通职工才是正式工，一辈子不走。
故事二。女士和她的雇主，干着同样一件“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在某公园当清洁工。所不同的是，雇主是事业编制的清洁工，而女士是雇主雇来替自己干活的清洁工，雇主每月从财政拨款中拿2000多元的月薪，女士每月从雇主手中领取250元的劳动报酬。雇主很坦然：我花钱雇你，你替我干活；女士也释然：谁让咱命不好？我需要这250元。
两则故事，一则发生在湖南浏阳，一则发生在河南郑州。发生地虽然南辕北辙，道理却异曲同工，那就是“身份”决定价值。
现实的说，“生子当考公务员”这样的认识，不是只有生活富裕、条件优越的公职阶层才有，普通工薪阶层包括困难群体认识得更为深刻，更为刻骨铭心，只是……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所以，每年才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大学、考研、考公务员的奇观壮景。区别的是，既得利益者想锦上添花，寻常百姓人家想改变命运。
每天八一广场主席台前都聚集着很多离退休老人。有些同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当年不觉得怎样，有的进了机关，有的进了企业，但现在的收入和待遇却有了天壤之别。类似这样的现象很多很多，更加坚定了人们“生子当考公务员”的认识和决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有个好前程、过上好日子？可是，白驹过隙，“独木桥”依旧；公务员再好，能有多少人幸运？
（第二十九节）笑谈“蛋花汤官司”
咱们长治（起码是市区周边）有个民间习俗，凡举办婚丧宴席，最后一道菜一般是丸子或是丸子汤，并称“滚蛋汤”，是菜肴已上齐上完之意。虽然这是细小末微司空见惯的习俗，可若把丸子汤上到其它菜的前面，则会引来宾客的疑问和误会：主家不让吃了？要撵我们走？
无独有偶。在河南洛阳、郑州和开封等地，也有着同我们类似的民间习俗，宴席上如果上了蛋花汤，就意味着宴请结束了。别小看这毫不起眼的民间习俗，若应用不当，也会引起轩然大波，带来官司缠身。
据《上党晚报》载，洛阳的董先生给儿子在宾馆举行婚宴，亲朋纷至，好友沓来，欢天喜地，好不热闹。谁知在上了8道凉菜、2道热菜后，上的却是蛋花汤，而凑巧的是，蛋花汤上来以后其它菜又没及时跟上。客人们见状，纷纷起身离席，原本喜庆的气氛，却让一盆蛋花汤给搅黄了。
董先生的婚宴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自觉很是没面子，因而拒付宾馆的婚宴费用，而宾馆则强调协议中没有约定何时上蛋花汤，认为董先生是在赖账。双方交涉不成，相互告到法院。法院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做出判决：董先生支付宾馆4000元餐饮费，宾馆赔偿董先生精神损失费3500，两项折抵，董先生最后支付宾馆500元餐饮费。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没有上诉。
依照判决，双方看似都赢了，实则皆是输家；双方均没上诉，想来各有所思。董先生首先输了“面子”，儿子婚礼是大事，喜庆而来，扫兴而归，很是难堪。其次，重新置办婚宴，枉费了不少财力、精力和口舌；董先生如若再上诉，便有了得理不饶人之嫌。宾馆呢，首先输的是“名气”，堂堂大宾馆，因一道不起眼的蛋花汤而被告上法庭，很是没有面子，其次，输的是利益。30桌婚席，菜虽没上齐，但也耗掉不少材料、人力和服务，这些成本加起来，怕是500元买不来的；宾馆没有上诉，一来自己确实有违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二是损时耗力费钱，更重要的是影响宾馆的声誉。
一场蛋花汤官司结束了。区区小事一桩，却引来轩然大波，让人啼笑皆非之余，不免若有所思。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小事而酿成大祸的并不鲜见。如上周老侃一篇短文中提到的云南红河光明啤酒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红河光明啤酒有限公司自恃是大公司，根本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又忽视了对自己知识产权的及时保护，因而输了官司，赔了银子。仔细瞧瞧，因小失大的例子，绝非红河光明啤酒一家。河南这则蛋花汤官司，形象而又直接地告诉我们，在生活、生产中，千万不可因事小而忽视、而不为。涓涓细流，终将汇成大海；当年大兴安岭火灾，起因也就是个烟头。小事不小，不可小视，如果忽略小事，就可能聚为大事，甚至酿成祸事，这应该是我们从蛋花汤官司中得到最起码的启示。
（第三十节）这些“纪检书记”管用吗
据《中国妇女报》2月9日报道，2月6日，10位女士到四川省广安市委组织部，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命：市委委任她们为不占国家编制的“纪检书记”，职责是当好“贤内助”。这10位女士的丈夫均是广安市下辖5县（市、区）的党政一把手。
鉴于纷纷落马的大小贪官的贪腐过程中，不少妻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鉴于枕边风的巨大能量和威力，广安市委组织部的初衷无疑是好的，想借助妻子们的“能量”管住自己官员丈夫的贪欲。然而，好的初衷能否有好的结果，笔者并不持乐观态度。
其一，若官员不惧内，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或贪或廉妻子是说了不算的。
其二，官员之所以成为官员，不管过程如何，总是积累所致。客观说，其水平、道德、自律等能力总会比妻子高出一筹，让“小学生”给“大学生”上课，有效吗？
其三，妻子们面对物欲诱惑，能坚守住吗？会不动心吗？也就是说，自己能做到廉洁吗？
如何让官员做到廉洁自律，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无数实践证明，只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要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当作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党性修养，完善人格内涵，强化法律意识，常思亲民情怀，官员们是能够避免滑入贪腐深渊的。因此说，贪与不贪，关键在官员自己的操守把持上，而若把“宝”押在妻子能否当好“纪检书记”身上，我看十有八九会成为儿戏的。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世上也无绝对之事。对于妻子们能否当好“纪检书记”、能起多大作用，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不能武断的下结论，否则就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了。
（第三十一节）又读贪官“忏悔书”
在12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笔者又读到一封“情深意切”、“认识深刻”的贪官忏悔书，而且笔者相信，这封由报纸摘编的、文字流利洋洋洒洒长达5000字的忏悔书，应该是当事人发自内心、自己动手写的一篇文稿，只是风光不再，用途有别罢了。
贪官大名邵建伟，曾担任过太原市公安局北城分局局长，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分局局长和临汾市公安局局长等职，曾经是山西省人大代表。因在担任职务期间，徇私枉法，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他人贿赂、违法占用他人财物和收受礼金，严重违纪违法，涉及金额480余万元，于2005年11月18日，被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9年。
贪官们的忏悔书大抵有如下流程：出身贫寒——发奋努力——难抵诱惑——滑向深渊——辜负培养——愧对亲人。如再观贪官们受贿的过程和规避风险的关系处理，又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由紧张到侥幸，由侥幸到习惯，由习惯到漠然，再由漠然到紧张，同时，这也是贪官们由小贪到大贪的心路历程。
邵建伟曾有过拒收百元感谢款的行为，尽管他那时只挣48元的工资，但是，“在一些通过各种方式先富起来的人面前，我的内心产生了不平衡，心想如果投入这么大的精力体力做别的工作，我可能也富起来了”，于是便逐渐认为，只有金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其他都是虚无；于是，便不择手段大肆收受贿赂，来填补自己心中的失衡；于是最终栽了跟头，从此“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邵建伟的忏悔书不是给那些曾写过忏悔书的人看的，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感受”，也不是给我等普通百姓看的，因为普通百姓尚不具备写忏悔书的条件。最有针对性、最有资格看邵建伟等贪官忏悔书的群体，笔者天真、真诚地希望，别像一些人看侦破片那样，只对犯罪分子的犯罪细节感兴趣，只想着能从中学到几手。如果那样，姑且不论邵建伟的忏悔书是否“真诚”，只怕是对他的犯罪细节感兴趣并付诸行动的人，离自己写忏悔书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第三十二节）侥幸是拿自己开涮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仿佛老天爷老爱搞个恶作剧，人世间常有啼笑皆非的故事发生。
全国范围严查醉酒驾车专项活动开始后，一位司机为了喝酒而不被交警查出，轻信误信宣传，去食品店里买了几盒标注有“卫食字”、“卫准字”等字样的“醒酒药”，谁知“醒酒药”下肚，还是没逃出交警的“火眼金睛”并受到处罚。司机越想越恼火：什么狗屁“醒酒药”，这不是骗人吗？遂到工商部门进行投诉。
看到这则趣闻，老侃不由想起了以前的一件旧闻。夫妻俩生气，妻子一怒之下喝了一瓶农药。全家人慌作一团，悲情大发，谁知妻子一觉醒来安然无事。家人不解，去化验后得知，农药竟是100%的假货！于是，敲锣打鼓去工商部门送匾，感谢生产假药的企业“心存善念”救人一命。更让人嘘唏的是，此事经媒体披露产生仿效作用，又一人因生气怒喝农药，结果一命呜呼。不知丧命的家人去工商部门投诉来没有，当时没见媒体报道。
接到“醒酒药”投诉、假农药送匾的工商部门是如何处理的，老侃不得而知，但老侃在想，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的发生，不管其中还有什么重要原因，但有一条，那就是和当事人的侥幸心理在作怪是分不开的。
老侃以为，心存侥幸，其实就是拿自己开涮。比如“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做亏心事了，心存侥幸：鬼打瞌睡了忘了敲我的门或鬼忙着去敲更多的门偏偏漏了我的门；比如“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贪了贿了，心存侥幸：比我官位大欲壑深的人多了，那么多人贪污受贿，偏偏就能查到我？比如“多行不义必自毙”。作恶多端了，心存侥幸：我有那么多保护伞和利益链我怕啥？敢整我？我就让他们都来陪斩，谁也别想好活……
侥幸是个用肥皂吹起的泡沫，可能美丽但一捅就破。老侃奉劝那些心存侥幸者，做人还是要扎扎实实，做事还是要认认真真。世间其实无侥幸，要么“我是流氓我怕谁”敢作敢当，要么尊重科学遵纪守法实事求是，两者选其一，没有中间选择。若是硬要侥幸，恐怕上面悲喜故事里的主角总有一天会换成自己。老侃寻思，这不应该是危言耸听。
（第三十三节）昂贵的“学费”
云南有家上市公司，名叫红河光明啤酒有限公司。就是这家赫赫有名的大公司，在3年内因“商标侵权”官司，两次败给了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头一次被判赔50万元，第二次更怕，被判赔1000万元，被业界称为创造了中国侵权商标赔偿的最高纪录。
“红河光明”1994年就提出申请“红河”商标，但一直未果，可黑龙江一家企业1997年申请“红河”商标却被批准（其原因，是“红河光明”疏忽所致）。打赢官司的叫林辉，他2000年买下了黑龙江的“红河”商标，次年就起诉红河光明，同年10月，红河光明败诉，被济南市中院判赔50万元。“红河光明”随后改弦易辙推出“红河红”，但又被林辉告上法庭，这次是广东佛山市中院判赔1000万元。“红河光明”自是不服，认为对方设陷阱，觉得1000万元的昂贵的“学费”交的实在是冤。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由于你疏于防范，被敌人偷袭成功，你不能怨敌人不按套路出牌；家里失盗了，也不能把责任全推给盗贼。同理，因为“商场如战场”，企业是丝毫马虎不得的。“红河光明”冤不冤，法律自有判定的依据，不管胜诉方是否设下“圈套”，但人家有胜诉的理由。这个问题在这里咱们暂不作探讨，老侃想说的是，作为企业，不管规模大小，你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遇到类似纠纷，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无须讳言，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着重有形资产，轻无形资产的弊端，存在着先生产经营再注册商标的不规范运作。“红河光明”的败诉，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一个企业必须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没有维权意识，摔跟头吃大亏在所难免。另外，商标必须申请，申请才有使用的权利，一旦获得这个权利，就要及时利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强化意识，行使权力，保护权益，这是一个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链，一个都不能少，缺其一，必遭到惩罚，便要付出代价。
“红河光明”的败诉，给我们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为免交昂贵的“学费”，千万别忽视知识产权，要像对待市场经营、开拓市场一样，睁大警惕的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扞卫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四节）“短命”的《办法》
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年前出台了一项奖励《办法》：恭城青年考上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的公务员奖励6万元，考上广西区直机关公务员奖励3万元，考上桂林市直机关公务员奖励1万元，办法从今年1月1日起执行。此办法一经向社会公布，便引来舆论一片哗然，质疑声、批评声纷至沓来，恭城县顶不住外来的巨大压力，据《人民日报》2月23日载，该县已于近日叫停了“考公务员有奖”的做法，原因是“当时对《办法》的政策依据、激励价值等问题未做充分考虑”。
恭城县称，出台《办法》的初衷是，增强恭城青年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鼓励青年积极参加公务员考试，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层次。这些话虽说得冠冕堂皇，但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其漏洞百出，难免有掩耳盗铃之嫌。
其一，恭城县奖励考中的公务员，究竟是为什么？是为了鼓励青年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报考公务员本来就是热点，不需要鼓励。报考不报考，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鼓励的作用不大。是奖励考中公务员的贡献？公务员还没上班，谈不上贡献。即使鼓励，也应该鼓励到本县基层艰苦岗位工作的公务员，根本不需要鼓励考上国家、自治区和市里的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