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实在是死得冤枉，他完全是皇权与相权矛盾下的牺牲品。但是，李善长的悲剧也因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为臣三忌：忌功高盖主；忌权大压主；忌才大欺主。只知为君王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迁徐移转；触人太多，不知激流勇退。看来在古代做官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于谦忧国忘身反被杀
于谦是明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愿只限于做一介书生，而是志在社稷，他在少年时期就树立了“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志愿和远大抱负，心存忠国。并把苏武、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作为自己的榜样。他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于谦在任职期间，勤政爱民，始终如一，为民办了许多好事，政绩十分“优异”。
但是于谦生活在明朝政治日趋黑暗的时期，这一时期，朝廷官僚中分为邪正两派，时常发生斗争。当时皇帝英宗年幼荒嬉。正统七年以后，宦官王振专政，擅权纳贿，骄横日甚。他不仅控制了不少朝臣，同时也操纵了皇帝，跋扈专断，登峰造极。他又勾结奸臣，树立党羽、，手下的爪牙遍布各地，到处欺压人民，谁要惹了他，就会遭他的毒手。一般昏庸腐败的大臣，不仅不敢触犯他，反而对他邀媚奉迎，有的称他“翁父”，向他跪拜，其权势真是灼手可热。这使得于谦在行政上也遇到了阻挠。他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赠送权贵。有人劝他多带点著名土产，而于谦“独不持土物贿当路”。他对阉宦的滥作威福本来就是极其痛恨的，因此他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
于谦的声望很高，作风又清廉刚直，虽然得到人民的赞许，但却引起朝廷宠贵的不满，太监王振更是嫉恨于谦，总想寻找机会来打击他。
正统十一年，于谦到京师奏事，更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他当晋豫巡抚，王振就唆使他的走狗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诬蔑他“因长期不升官心怀怨望，随意荐举私人自代，不合大臣的体统。”于是把于谦关进监狱，由三法司锦衣卫鞠讯，受尽折磨，并判了死刑。这是王振向于谦下毒手的开端。当时山西、河南的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下狱的消息，多纷纷到京师，上书申请释放于谦。王振虽然专横，也知道群情愤激，众怒难犯，只好将坐牢三个月的于谦释放，并降官为大理寺少卿。可是山西、河南的百姓仍然不满意，又集合了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请求命于谦再巡抚河南、山西。同时，明朝皇族河南、山西的藩王周王、晋王也请求还让于谦做河南、山西巡抚。明朝政府只得命令于谦仍回原任。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贵族也先率军攻打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挟持下，发兵五七万亲征。朝中不少大臣极谏不可亲征，王振不听，并命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守卫北京城。英宗这次亲征，由于军事组织的不健全，后勤供应的困难，军队在行进过程中就多次惊扰不定，再加上受到王振的错误指挥，迂回周折，延误了时间。当明军行至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时被敌军追及。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也被乱军杀死，明朝的五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所谓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瓦刺军直驱北京。留守北京的于谦组织军民坚决抵抗。十月，瓦刺军抵北京城下，于谦率兵出城迎敌，然后派骑兵在郊外埋伏出击，连北京西郊的居民多登屋掷砖瓦助战。瓦刺军屡战不利，被迫退却，明军乘胜追击，杀死瓦刺军数万人，取得北京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
京师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明朝的边防在于谦的整顿下，日益严密，瓦剌以武力进攻不能取胜，而诱降、反间等政治图谋也不能得逞。此时，英宗在瓦刺手中，已失去了任何的诱惑作用，也先决定把英宗送归明朝。这时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已成为明朝皇帝了，是为代宗。代宗不愿接英宗回来，怕影响自己的皇位。于谦认为，英宗在瓦剌手中，毕竟对明朝不利，如果瓦剌送英宗回来不是诡计，对明朝还是有利的。于谦便对代宗解释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愿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代宗同意了于谦的意见，派人去把英宗接了回来，但为了提防他复辟，就把他软禁在南宫，切断了他与外边的联系。
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见济，忽然病死，代宗又没有第二个儿子，于是关于重建“皇储”便成为明朝大臣们担忧的重大问题。次年四五月间，御史钟同，礼部仪制郎中章伦先后奏请“复皇储于东宫，以定天下之大本”，立刻触怒了代宗，命逮捕二人，幽禁于锦衣卫狱，榜掠残酷，逼他们供认主使者和交通南宫（英宗）的罪状。于谦曾秘密向代宗请求赦免钟、章，也遭到代宗的“怫然不悦”。公开建议“复储”遭到了严厉的压制，反而促进了暗中复辟的隐谋，明争暗斗的结果，终于爆发了“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重不能临朝，石亨、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等，在夜里秘密将英宗拥上皇位，当时正是正月十七日，天方破晓，百官都在朝房内等候皇帝临朝。即入朝，听到南宫和殿上呼噪声，都不知何故·徐有贞大声说：“太上皇帝复位矣，趋人贺。”百官震骇，各就班列。英宗在殿上宣告复位，命百官“任事如故”。英宗复辟成功后，废代宗为王，没过几天代宗就死在西宫。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做“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成功后，当即传旨逮捕于谦。同时，大学士王文、学士陈循、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成、舒良等，也都被捕下狱。
廷审时，徐有贞当众喝令法司把于谦等痛加拷掠。王文不堪冤愤，激辩不止。于谦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遂被判处谋逆罪，死刑。抄没家产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赀，萧然仅书籍耳！”独有正室锁钥严密，查抄者以为内中所藏的一定是金银财物，及将屋门打开一看，原来里面珍藏的是代宗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于谦的清廉忠正更得到明证。
于谦被杀时，英宗尚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徐有贞秘密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为无名！”遂下毒手。都督范广，勇而知义，为于谦所信任，却被石亨忌恨，并斩范广。英宗、徐有贞、石亨等更疯狂残害抗战派人物，王立、陈循、江渊、俞士悦等充军，年富、萧兹、商辂、王伟等革职，其他经于谦推荐选拔的文武官吏都加以迫害，列名镂板，并且榜示“于谦党”于天下。于谦等既死，国防又陷废弛。此后，边警频传，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乙“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徐有贞、石亨之流的凶残反动，陷害忠良，致使明朝政局更加恶化。
于谦含冤而死，就像当年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一样，给于谦加了“意欲”罪名，定为死罪。
英宗复辟以后为什么要马上就逮捕于谦呢·原来英宗被俘以后，希望明朝和瓦剌讲和，能把自己赎回来。于谦坚决进行抗击瓦刺的斗争，使他在瓦刺中吃了不少苦头，便对于谦恨之入骨。于是他复辟之后，马上就把于谦逮捕起来。
另外还和复辟的主谋人徐有贞和石亨有关。徐有贞是副都御史，因在也先入侵时，倡议南迁，被于谦所驱斥，为舆论所讥笑，后来他想当国子监祭酒，也没有得到于谦的支持，所以一直仇恨于谦。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功。景泰三年任京营总兵官提督十团营，佩镇朔大将军印，职任极重，但骄纵枉法，结党营私。于谦屡次对石亨的罪行加以奏劾，石亨本来嫉妒于谦的才智和地位在己之上，至此更积恨在心。
像于谦这样一个忘国忧身，清正廉明的大臣到最后也不得善终，实在是不得不让人遍体生寒。英宗杀于谦就跟当年赵构杀岳飞一样。都只因他们忠于民族大义而触犯了他们的私利。于谦和岳飞之死就在于他们不明白，国与君是不同的。国为公，君为私，忠君未必过爱国，爱国更未必是忠君。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已私利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倒其霉。自古“忠孝”两难全，于谦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了忠事不忠人，而导致杀身之祸。另外，昏君眼里皆奸佞，奸臣当道，小人得志也是这些英雄们含冤而死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