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曾国藩竟然能够做到10年7迁，而且连跃十级，这在当时的确是极为罕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37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同日，在给叔父的信中也说：“复荷皇上天恩，越四级而超升。”六月十八日，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们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余三人。”
在曾国藩给朋友的信中说得更加坦白：“回想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迁速度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读书人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当朝大佬儿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
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曾国藩坚持苦读，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都很突出，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了向唐鉴、倭仁、一刘传莹等人请教外，还经常与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理学名家，只有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传莹属古文经学派，邵懿辰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小有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他的个人声望。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不论曾国藩怎么努力，怎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提携，要想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熟悉内情的王恺运始终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中进士，道光年间权倾朝野的重臣，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道光九年（公元1828年），穆彰阿被加任太子少保，随即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来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道光十五年（公元1834年）起，穆彰阿又任协办大学士，后加太子太保。两年后，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道光十九年（公元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自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逐渐削弱，君权日重。到了清代，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一人独断，相权也就微不足道了。道光即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惟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情模棱两可，没有什么主见，最大的特长是善于逢迎谄媚，又最为忌贤妒能，“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前面说过，曹振镛做官的妙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死后，由穆彰阿继任，他的“用人行事一遵其辙”。穆彰阿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所以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张，便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妥协议和，遂使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始终受宠不衰，主要得力于他的“媚”功。
穆彰阿“自嘉庆以来，主持过乡试三次，会试五次。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每年都参加选拔文才的盛会。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他做总裁”。多年来，穆彰阿利用选拔人才的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使其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那些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何桂清、张芾、罗婷三人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何都投靠了穆，惟有罗不肯相投。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婷年纪太轻，不能担当翰林，让他不用来了，另派某某人去。”其实，当年罗婷十九岁，张芾十八岁，何桂清才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的岁数都比罗婷还小。
另外，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的”，仅罗婷“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异常更动，时人都认为是“穆彰阿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机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也来得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正主考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便抓住这个机会经常与穆彰阿往来。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经常以晚辈求学的身份向他请教，实际上以此来接近穆彰阿，所以很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后来飞黄腾达的起点。
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官职一直滞留不动。从此之后，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真是太明显了。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你看到壁间（白天被带到的地方）所悬字幅了吗·”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了很久，召来自己的仆从嘱咐说：“你快拿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让他把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这钱给他做报酬也。”当天夜里，仆从将太监抄录的壁间的字副送给穆彰阿。穆彰阿即令曾国藩熟记于心。第二天召见时，皇帝所问的果然正是壁间所悬历朝圣训，因此奏对称旨，曾国藩大受皇帝赏识，道光皇帝并对穆彰阿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便“仕途亨通”。
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而发迹，在咸丰朝则倚重肃顺而得势，到了同治朝，又很快与恭亲王奕打得火热，从而历时三朝不衰并能呼风唤雨。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与肃顺两人在朝权的更替后都不得善终，就连恭亲王奕也是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是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即使与前任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仍是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国藩与穆彰阿和肃顺这一对“仇敌”的关系都不一般，这就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权术的高明了。
满族贵族中最初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而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皇帝的信任，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着。肃顺一方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朝廷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可肃顺为了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丝毫也不顾这一点，竟然在两三年内，两次力主处死大臣。另一面，肃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肃顺查访到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桓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肃顺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就是这一图谋的体现。试想有如此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怎能漠不关心。
不过，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皇帝的猜忌和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事。肃顺对湘军集团的笼络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为精心，而曾国藩心里明白得很，自然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非常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的骨干成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而且很受曾国藩所器重。同时，尹耕耘也为肃顺之属吏，肃顺对他也是“礼敬有加”。其他如郭嵩焘、王恺运、龙臬臣、李寿榕等人均与曾国藩和胡林翼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嵩焘更是与曾国藩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嵩焘不仅为肃顺所赏识，而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孚恩向咸丰帝推荐郭嵩焘“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龙臬臣为肃顺的家庭教师。肃顺对王恺运更是“激赏之”，要与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恺运终生感激不尽。以至于数十年后，王恺运至北京还专门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以资助。李寿榕虽然后来与肃顺关系破裂，但李寿榕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没有过多的交往，但却与王恺运、郭嵩焘等人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为自己将来的亲信外，还可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到了肃府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耘）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恺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间是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
平息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经常与王恺运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这些人在为肃顺出谋划策的同时，还与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从以上所列种种情况，可以明显看出，肃顺与湘军集团，完全是通过郭嵩焘、王恺运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的交往。不过由于后来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成历史之谜，谁也无法弄清。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还是偶而露出些许端倪。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宗棠没受任何处分。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是因为肃顺的鼎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宗棠的诏旨，即告知幕僚高心夔，高马上转告王恺运、郭嵩焘，王反过来求救于肃顺，肃顺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便巧妙策动潘祖荫上疏，肃顺即趁机说左宗棠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王恺运、郭嵩焘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特殊的合作关系。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闰二月，成丰皇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湘军开始被重用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大员们普遍感到问题的严重重，一时间议议纷纷，争执不下。
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结好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当年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皇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大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限制使用，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而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八大臣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即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那拉氏和恭亲王的阶下囚。
肃顺在朝权独揽期间，曾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挑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特别是当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曾国藩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拴在肃顺这棵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独不见曾国藩与之交往只字片言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那拉氏慈禧才称赞曾国藩为大大的“忠臣”。
为官者要善于容下属之短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部下的小过失、小毛病不要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以免人心离异。而应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假装糊涂，如此才能拢住人心。容人所短，用人所长，甚至能折敌所长为己所用，是管人者精明过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