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林甫同任的另外两名宰相，一为侍中裴耀卿，一为中书令张九龄，都是学术渊博之人，敢于面诤直谏的贤相。张九龄曾阻谏玄宗说，李林甫恐异日为宗庙之忧，玄宗没有听从，而李林甫则对他非常忌恨。张、裴二相由此成为李林甫的眼中钉。但蜥蜴之心的李林甫很善于伪装和忍耐，尽管心中嫉恨，却夹着尾巴，玩弄善身之术。当时唐玄宗在位已久，大肆奢欲，不管政事，张、裴二相常与皇上力争，朝政矛盾日益暴露。李林甫则往往利用时机，巧伺上意。李林甫一面迎逢皇上，一面暗中寻端觅畔，排挤张、裴二相。
李林甫对张九龄一直怀有敌意，把张九龄视为自己仕途上最大的障碍，因此他必须设法除掉这一眼中钉。
李林甫探知玄宗虽欣赏张九龄的文学和气度，却对张九龄凡事固执己见，不符合皇上旨意不满。李林甫要利用玄宗对张九龄不满的情绪，攻其不备，加深君臣二人之间的矛盾，让玄宗失去对张九龄的宠幸，而把宠幸的砝码加在自己身上。于是，李林甫冷眼旁观，等待时机，暗施阴谋，坐收渔利。
张九龄常在一些大小问题上同玄宗展开争论。大将张珪任幽州节度使后，大破契丹，玄宗非常欣赏张守珪的才干，想提升他做宰相，张九龄却劝阻说：“宰相一职，总理国家众务，并不是赏赐功臣的官。”不同意玄宗的意见，玄宗又退步说：“只是授给他宰相这个名份，不让他担任具体事务。”张九龄仍不同意，说：“名与器是不可以随意给人的。”这使玄宗感到非常恼火。在讨奚、契丹时，安禄山恃勇轻进，为敌人所败，按军规应处以死刑。玄宗怜惜安禄山有才能，免其死罪，令他白衣自效。张九龄却坚持说：“安禄山违反纪律，丧失军队，而且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成后患。”玄宗见张九龄一再同自己作对，对他越来越不耐烦了，但又找不到罢免他的理由。
李林甫一直都在暗中窥伺时机，终于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牛仙客问题上找到了促使玄宗下决心驱逐张九龄的机会。
牛仙客是朔方将领，目不识丁，但在理财方面倒有些旁门左道。玄宗一再想提拔他，都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林甫乘机挑拨说：“像牛仙客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人选，张九龄是个书呆子，不识大体。”玄宗见李林甫支持，很高兴，立即又找张九龄商议提拔牛仙客之事，张九龄还是不同意。玄宗这下可恼怒了，变色道：“难道什么事情都要由你作主吗·你认为牛仙客低贱，你又有多高贵呢·”
下朝后，李林甫又在玄宗面前离间说：“只要有才识，何必考虑会不会吟诗作赋，天子用人，有什么不可以的。”经李林甫这么一说，玄宗心里更不是滋味，再也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牛仙客爵陕西县公，食封300户，又升之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时罢去张九龄、裴耀卿的相位，任命李林甫为中书令，执掌政务大权。
李林甫倾倒张九龄，当上首席宰相后，心里十分高兴，他牢牢地控制住了朝中大权。为了争宠固权，李林甫一方面处处迎合玄宗旨意，凡有奏请，他都事先贿赂玄宗左右亲信，了解玄宗的意图，从而投帝所好，故深得圣心。玄宗把政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处理，宠之不疑。另一方面李林甫又想方设法把玄宗和百官隔绝开来，不让玄宗了解下情。李林甫曾把谏官们召集起来，公开威胁说：“现在皇上圣明，做臣下的只要按皇上的意旨办事就行了，用不着大家七嘴八舌。你们没有看到皇宫前的立仗马吗·它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哪一匹马要是叫了一声，就要被拉出去不用，后悔也来不及了。”对上疏言事的人，李林甫一概打击，谏官补阙杜钹不听李林甫的话，偏上疏给玄宗提建议，结果第二天就接到命令，降职到外地做县令。
对玄宗赏识并有可能入相的人，李林甫也一概排斥和打击。李林甫打击异己手法十分巧妙，他要排挤一个人，表面上不动声色，笑脸相待，做出一副十分关心人的样子，在背后却暗箭伤人。中书侍郎严挺之，为官清廉，又有才能，李林甫十分妒嫉他，把他排挤在外地当刺史。有一天，唐玄宗突然想起了严挺文，对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还可重用呢！”李林甫说：“陛下既然想他，我去打听一下。”退朝后，李林甫立即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对他说：“你哥哥不是很想回京城见皇上吗·我倒有一个办法，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重病，请求回京城来看病。”严挺之的弟弟见李林甫这样关心他哥哥，非常感激，马上给严挺之去了一封信。严挺之接到他弟弟的信，果真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回京城看病。李林甫拿着奏章去见玄宗，假惺惺地说：“哎，真太可惜，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不能干大事了。”玄宗只好惋惜地叹了口气。
在铲除异己的同时，李林甫也大力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然而当这些亲信权位渐盛，皇恩日隆，有可能危及到自己利益时，他同样毫不留情地予以排斥和打击。御史中丞杨慎矜在构陷太子的过程中，替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杨慎矜权位日重后，李林甫又非常忌恨，于是设计陷害，指使王拱诬奏杨慎矜行为不轨，杨慎矜遂遭灭族。
欲壑无穷的李林甫，“不惧盈满”，贪求富贵又唯恐有才能的人上来与之竞争，表面上对这些人甜言蜜语，关心备至，实际上“崖阱深阴”，暗藏圈套，不断地算计别人。李林甫不仅背后陷人，还惯于利用别人的矛盾，玩弄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来排斥异己。户部尚书裴宽，“素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内心忌之。刑部尚书裴敦复“平贼有功”，受到皇上表彰，李林甫亦忌之。正好二裴互有矛盾，李林甫便从中挑唆，致使矛盾扩大，裴宽坐贬为睢阳太守，裴敦复贬为淄州太守。这样就把二裴打下去，阻止了他们入相的机会。
嫉妒成性的李林甫不仅注视朝廷官员升迁的动向，不断加以排斥，还注意防止边帅的竞争。边帅皆用忠厚名臣，其中功绩显著的人往往会入朝拜为宰相。李林甫启奏任用少数民族将领，少数民族将领不识汉字，驻边领军，才能再大，也不会入朝拜相。这样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路子，他自己的相位可长保无虞。玄宗竞听信其言，选用安禄山之流，结果遗患于天宝末年。
天宝后期，李林甫羽翼丰满，其奸恶本质进一步暴露出来，变得气焰嚣张，凶狠猖獗，权势欲恶性膨胀。李林甫网罗群佞，在朝中为所欲为。凡不顺从李林甫的人，都蓄意打击、陷害，无论怎样有地位的官僚、贵戚、名士，只要与李林甫有隙，或不屈于李林甫，都难免遭其毒手。出于打击陷害别人的需要，李林甫着意豢养了一批残酷的“治狱吏”，充当帮凶。罗希奭、吉温二人是李林甫的两个心腹打手，被时人谓之“罗钳吉网”。由于李林甫心狠手毒，骄横无比，百官无不惧怕。尤其是玄宗皇帝嬉游于深宫之中，军国机务皆由李林甫在家中决策，下官把李林甫决策好的文案送交给他，让他书名而已。
李林甫以诬陷杀人，必为人所谄。李林甫的亲信吉温，先附于李林甫，后来发现依附于他最终难以升迁，就离开李林甫去依附杨国忠。并为杨国忠出谋划策，取代李林甫，首先除去了李林甫的心腹萧炅。天宝九年，吉温找到萧炅的罪名，要杨国忠奏而逐之，以翦心腹。李林甫居然无能救援。接着，吉温又和安禄山约为兄弟，激发安禄山共排李林甫。由是李林甫培植的党羽溃裂。不久，玄宗发现了真相，于是疏远了李林甫。李林甫此时竟也束手无策。天宝十一载，李林甫在忧懑中结束了奸恶一生。
李林甫是个“无学术，仅能秉笔”之人，素质十分低劣。李林甫之所以能够沐猴而冠并久居要津，首先是因为他“以谄佞进身”，善于逢迎君主，有阿谀谄媚之才。此外，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和政治权术、多方蒙蔽君主视听，也是李林甫小人得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年的玄宗被早年的辉煌冲昏了头脑，正因如此，李林甫才敢于或明或暗地在他面前行骗，也正因如此，李林甫才能够把他骗了个实实在在，毫无知觉，所谓的奸臣误国不假，而真正误国的却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明君”。
唐朝旷日持久牛李党争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这是唐文宗面对国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官间的朋党之争所发出的无奈叹息。这两个政客集团，一称“李党”，一称“牛党”。李党的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覃，牛党的重要人物有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闵。李党多是世家士大夫，牛党则是寒门士大夫，出身平民。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闹了40年，历史上把这种争吵叫做“朋党之争”。
出身之别
朝官中之所以形成对立的党派，往往是由于出身的不同。“出身”指的是入仕为官的途径。在唐朝，要么是依靠祖荫、门第入仕，要么是凭借科举进士为官。
李党魁首李德裕，祖父李栖范，在唐代宗时曾为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宪宗时两次入相，权倾一时。牛党中的李宗闵、牛僧孺则是进士出身。李宗闵虽是唐高祖之子李元懿的玄孙，但由于长期以来好几代没有高官厚禄了，祖父就已经无荫可言，李宗闵只有通过科举考试，得中进士的途径为官。牛僧孺更是出身寒门，苦读寒窗才中了进士。
出身不同，政见也不同，这就构成了朋党之争的基础。公元808年，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科（制举考试的一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时事政策等发表意见，可直言极谏）。李宗闵是前科进士，牛僧孺因为不满足于一个县尉之职，两人都参加了这次考试，期望得到考官及皇上的垂青和赏识，得以加官晋级。在应策中，他们和另一个县尉皇甫浞都直言不讳地指陈时弊，攻击了宦官以及藩镇的问题。三人的对策都得到了考策官的赞赏，评为上第等级，皇上对此也表示了嘉许。不料半路上杀出了宰相李吉甫，他对唐宪宗说：“皇甫浞是策试复核官员王涯的外甥，王涯没有避嫌，其中必有虚假包庇。”皇上一时没了主意，只得重新评判，考官一一被贬，牛僧孺、李宗闵的升迁更是成了泡影。后来，他们知道是李吉甫断了他们的升迁梦，自然是怀恨在心，见到李德裕后，不免把对老子的怨恨加在儿子身上。
长庆科举
公元821年，由礼部执掌的常科考试中，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因为一些利益、人情关系，分别推荐士人杨深之、周汉宾。这次主持考试的是右补阙杨汝士及礼部侍郎钱徽，因而段文昌、李绅两人都写信给钱徽，要求予以关照。然而事与愿违，揭榜之日，杨深之、周汉宾名落孙山，及第的是郑覃之弟郑朗，裴度之子裴撰，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等主考官的亲朋故旧。
李绅、段文昌二人大怒，告到穆宗面前。李德裕知道李宗闵与自己已过世的父亲有过节，元稹也与李宗闵在仕途进取上有矛盾，而这次中第者中有李宗闵的女婿苏巢，他们二人便为段文昌作证。穆宗立即命中书舍人王起重新复试，结果是中第的这些人确是名不符实。穆宗大怒，不仅免去了中第者的进士之名，而且诏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县令，李宗闵为剑州刺史。
这件事加深了李德裕与李宗闵之间的仇恨，此后，他们各树朋党，互相倾轧，揭开了牛李党争的序幕。
水火不容
矛盾冲突揭开后，牛李两党各自树立了朋党集团，不论哪方得势，在人事安排上，都极力排斥对方，培植私党。他们提携自己的同年、同学为官，而这些同年、同学又有各自的老乡、朋友，从而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覆盖了朝中大大小小的重要机构。长安城中有“门生故吏，不牛则李”之说。
公元832年，牛僧孺遭到罢相，李德裕还朝，被唐文宗委以重任。李宗闵得知后如坐针毡，长吁短叹。这时，牛党的骨干杜悰给李宗闵献了一计，他说：“李德裕虽自恃有才，但不是科举出身，只是依靠祖辈门荫，因此也常心有戚戚，如举荐他为知举（进士科主试者），他一定心满意足，同时也就阻塞了他的入相之路。”李宗闵当即深表赞同。
果然，李德裕听到此事后，表示欣然接受。但此事并没有付诸实施，最终因牛党的另一重要成员杨虞卿的阻挠而告吹。李德裕还是官拜宰相。
拜相之后，李德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逐牛党人员。然而，李德裕的这次得势也是昙花一现，新得宠的李训、郑注因憎恶李德裕，再引李宗闵为宰相与之对抗，终于又将李德裕排斥出了京城。树倒猢狲散，李党成员纷纷倒台。然李宗闵并未因此稳坐泰山，因其同党杨虞卿被郑注、李训诬陷下狱，他很快也被贬出京。
一时间，牛、李两党被贬斥的被贬斥，被调离的被调离，直到“甘露之变”，郑注、李训被杀后，牛、李两党在朝中才逐渐复起，又开始了相互的挤抑。
这时期，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但是牛僧孺却跟唐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上算呢。”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吐蕃，使李德裕气得要命。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并且说这件事安全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挺懊悔，对牛僧孺也疏远了。加上唐文宗受宦官的控制，一会儿用李德裕，一会儿用牛僧孺。一派掌了权，另一派就没好日子过。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悠着，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
凄凉收场
公元840年，唐文宗去世，仇士良等宦官拥立颍王为帝，是为唐武宗。陈王的支持者杨嗣复、李珏就被挤出相位，李德裕再次入朝为相。
这一次，李德裕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对牛党的打击变本加厉，始终不给他们一点点还手的机会。
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子少傅白居易，属进士出身，以品德才学闻名天下。武宗想以其为相，征求李德裕的意见。白居易与李宗闵有亲戚关系，与牛僧孺亦较融洽.李德裕便以其老弱多病为由而提出反对。
在武宗时期，李德裕在驱逐牛党的同时，不断任用自己的亲信，巩固了李党的地位，也削弱了宦官的权力。但由于其专权日久，树敌亦多，一些朝官、宦官甚至皇上多有不满。
唐武宗死后，即位的唐宣宗在登基之日，就对左右说：“刚才靠近我身边的人是不是李太尉·他每次看我的时候，我都感到毛发耸立。”果然没过几天，李德裕即被罢相，然后一贬再贬。李党成员也被纷纷斥出，牛党却时来运转，一升再升。然而这些争了大半辈子的牛僧孺、李宗闵等，毕竟年事已高，虽得到升迁，却多数病死在途中。闹了40年的朋党之争终于以这几位主人公的去世收场，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闹得更加不好收拾了。
北宋王安石变法与新旧党争
宋代中期，辽国、西夏屡屡入侵，内外矛盾加剧。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主张变法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新党”。“新党”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力图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但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的猛烈攻击，由此揭开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序幕。
时势造英雄
与其说是王安石选择了变法图强，倒不如说是这个需要变革的时代选择了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