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代表着邪恶。一方面疾病往往与死亡相连，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使人对疾病敬而远之。而有些疾病，例如瘟疫、疟疾等，具有传染性，沾上甚至是靠近它都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人们往往是谈病色变。另一方面有些疾病改变了人的精神状态，患上这些疾病的病人对他人产生了伤害性，也使人不敢靠近。例如《简爱》中的罗彻斯特的妻子梅森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但终日在楼上狂笑，还多次欲加害简及罗彻斯特，最后还放了一把火烧毁了庄园。还有些疾病，由于其中的某种患病原因可能与患者的生活偏离社会常规有关，这类疾病就更被视为邪恶，例如艾滋病、梅毒等，虽然感染艾滋病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一提到这种疾病，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同性恋”“****”这些名词，并认定就是这些违反道德的行为导致了患病。染上某些疾病意味着死亡、伤害，意味着违反道德，疾病代表着邪恶。
疾病与政治相连。早在马基亚维利的著述中，就阐述了疾病与政治的关系。他将“结核病”与国家政治相比较，指出：
结核病，在发病之初易于治疗，却难以发现，而如果它既没有在早期的时候被发现，又没有依据正确的原理加以治疗，那么它就会变得易于发现，却难以治疗了。国家大事也是如此，唯有才智之士才能对即将降临的灾祸早有预见，因而，它们所滋生出的邪恶就能被迅速祛除，但是若缺了这份先见之明，那国家大事就陷于病祸中，以至于恶化到这种地步，即谁都看出了问题，却再无法补救。[17]
今天，由于国际政治中贫富差距形成的国际恐怖主义就像毒瘤一样难以根治，因而又被称为政治瘟疫。有时，疾病被政治家利用，成为政治工具，例如瘟疫在纳粹的大屠杀中就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希特勒正是以“犹太人是瘟疫”作为借口，对犹太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18]可见，疾病与政治密不可分。
疾病还与军事有关联。疾病常常被称为“敌人”，许多比喻常常用军事上的术语形容疾病，例如人患病了，人们可能会说“他遭到了疾病的入侵”，人们的免疫系统被称为“防御系统”，而人们治疗的过程，就是“抵抗”疾病的过程，国家社会扑灭流行疾病的过程通常被称为“与……之间的战斗”。疾病甚至影响过战争的发展进程。根据记载，拿破仑之所以在1812年进攻莫斯科的战役中失利，一方面主要是他的部队中大量士兵染上了斑疹伤寒，另一方面是在此次战役中最重要的博罗季诺战斗中，拿破仑患上了重感冒，影响了他的指挥判断能力。[19]
库克（ Jennifer Cook ）在他的著作《瘟疫在文学中的遗产：理论和电影》指出：时至今日，瘟疫仍然与我们同在，作为一种疾病，它可谓消失了，然而它却依然留存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重新再次爆发。[20]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现实生活中，一些疾病消失了，然而，它们却总是阴魂不散，化身进入了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今天，瘟疫这种疾病似乎已经离我们而去，然而“瘟疫”这个词语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陌生，凡是我们讨厌而害怕的事物，我们都可将之称为瘟疫：政治瘟疫、经济瘟疫、文化瘟疫，甚至我们不愿见到的人也被我们称为瘟疫，疾病已被赋予了无穷无尽的意义。在属于后现代文学流派的荒诞派剧作家的作品中也正是如此，疾病更多的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例如在荒诞派戏剧学派的代表人之一的贝克特的剧作《等待戈多》中，幸运儿与波卓最终变成了一对残疾人，波卓变瞎了，幸运儿变哑了。在他的另一部剧作《终局》中，剧中的人都是患有某种疾病的人。一家之主哈姆是个瞎子，终日坐在轮椅上，不能行走，而他的仆人克洛弗看得见，也能行走，然而却患有某种脊椎病，无法坐下来，哈姆的父母也都是残疾人，他们在一次车祸中被辗断了双脚，终日只能待在垃圾桶中。有评论家认为：“贝克特戏剧中这些残疾人力图反映的是一种心理的真实，他们代表着人类的各个方面。”[21]波卓与幸运儿分别代表着肉体与思想，他们紧密相连。而《终局》中的一家也都体现了互补的关系。这些人总是想要分离，冲突不断，然而最终谁也离不开谁，代表着人格的各个方面。在另一位荒诞派剧作家尤内斯库（ Eugene Ionesco）的作品中也不乏疾病意象，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荒诞。在尤内斯库最负盛名的作品《秃头歌女》中，戏剧一开头，史密斯夫妇就谈到了疾病：
史密斯太太：酸乳酪对胃、肾、阑尾和发育成长极有好处。这是麦肯齐·金大夫对我说的，他给咱们邻居约翰家的孩子治病。这是个好大夫。值得大家信任。他从来只开他本人试服过的药。他在给派克动手术之前，还先让别人给他做了个肝部手术，而他根本不是病人。
史密斯先生：但是怎么会大夫没事，而派克反倒死了呢？
史密斯太太：因为手术在大夫身上成功了，而在派克身上没成功。
史密斯先生：那么，麦肯齐就不是个好大夫。否则手术就该在两个人身上都成功或者两个人都得死掉。
史密斯太太：为什么？
史密斯先生：一位认真负责的大夫就该和病人一道死去，要是他们没能一道恢复健康。一个好船长总是和船一起沉没在波涛之中。病人死了，大夫就不该活。[22]
史密斯夫妇谈论的内容让人忍俊不禁，实在是太荒谬了！ 世界上竟然有金医生这样的大夫，只给病人开自己吃过的药，给别人动手术之前先要在自己身上试一次。史密斯太太认为这样的大夫是好大夫，因为他以身作则。史密斯先生认为金医生不是好大夫，因为他没有同病人一同死去。其实，他们漫无边际的争论都没有接触到事情的实质，金医生只开自己吃过的药怎么能治得好自己没生过的病呢？他在给病人派克做手术之前，先给自己做了一个，他自己的成功了，然而派克死了，当然，因为金医生自己没有病啊。但是，金医生的荒诞行为反映了当今世界的一种疾病：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接下来，这对夫妇的话题仍然与病人相关。
史密斯先生：（仍然在看报）咦，报上登着博比·沃森死了。
史密斯太太：我的上帝啊。这个可怜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史密斯先生：你为什么作出这种惊奇的样子？你是知道的，他去世已经两年了。你想一想，我们参加他的葬礼已经一年半了。
史密斯太太：我当然记得。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但是我不懂你自己为什么看到报上登的这件事就这样吃惊？
史密斯先生：这件事报上没登过。人们谈起他的死已有三年了。因为联想，我才记起了这件事。
史密斯太太：可惜啊！ 他以往保养得多好。
史密斯先生：这是大不列颠最漂亮的尸体！ 从尸体外表看不出有那么大岁数。可怜的博比，他去世已经四年了，尸体还有热气。真是具活僵尸。他是多快活啊！[23]
博比生前没有人关心，甚至是史密斯夫妇也对他的印象极其缥缈，一会儿说他去世两年了，一会儿说是一年半，一会儿说是三年，一会儿又变成了四年。然而，博比死后由于尸体表现出来的特殊状态（尸体还有热气，真是具活僵尸）才引起记者的关注，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嘲讽，尤内斯库借助于疾病再一次将我们的思维引向了社会问题，引向了生如蝼蚁、作为小人物的你我本身，揭露了缺乏关心、关爱的冷漠无情的社会现实。
而在另外一位荒诞派剧作家阿尔蒂尔·阿达莫夫（ Arthur Adamov ）来说，作为精神病人的他是在践行身体写作。阿达莫夫患有精神疾病，精神时常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他视写作为解除自己病痛的一种手段：
一切事情的发生，仿佛我只是某个巨大的不可理解的和处于中心地位的一个特殊的存在物……有时，这个生活的巨大整体对我来说是如此的奇异的美丽，使我欣喜若狂。但更常有的是，它似乎是一头怪兽，刺透并征服了我，它无处不在，既在我体内，又在我身外……恐惧抓住了我，把我包裹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得越来越紧……我的唯一出路是写作，是让其他人意识到它，这样我就不必独自感受它。[24]
然而，阿达莫夫写作并不仅仅是为了治疗，他的写作目的直指生活的本源：“那儿有什么？首先我知道我存在。但我是谁？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的一切就是我在受难。如果我在受难的话，那是因为我在自己的本原处存在着残缺，存在着分裂……留给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撕去所有死去的皮肤，直到他发现自己已经裸露无遗。”[25]阿达莫夫的话语指出了荒诞派戏剧的意义，荒诞派剧作家们力图反映人类自身处境的终极真实，他们作品中出现的疾病意象总的说来是人类状况的终极投射。
二、品特戏剧中的疾病图谱
品特戏剧中的疾病既有生理疾病，又有精神疾病，还有外力造成的损伤性疾病。生理疾病主要是指生物机体的生命活动和各个器官的功能紊乱、丧失直至生命的消亡等。[26]精神疾病主要是指在体外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下，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感知、情感、注意、记忆、行为、意识和智能等精神活动的异常，[27]例如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热等。而损伤性疾病是“各种致伤因子作用于人体，使人体的组织发生破坏和产生功能障碍”，[28]例如外力致使肢体受损等。品特戏剧里的疾病种类繁多，在其戏剧中反复出现的生理疾病主要有失明症、失语症、失聪症、失忆症、瘁死症、瘫痪症。精神疾病则主要是指焦虑症、分裂症、偏执狂热、虐待变态、受虐变态等精神病症。损伤性疾病有肢体残缺等。除开损伤性疾病外，品特戏剧中的生理疾病往往也是由于心理障碍引起。
品特戏剧中出现的第一大类疾病是生理疾病，这些疾病主要有：
失明症。在品特戏剧里与眼睛相关的疾病共有三种。第一种是受到外界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后所爆发的失明，例如《房间》里罗斯目睹赖利被击杀时的突然失明，又如《茶会》中迪森看到秘书、妻子与别人通奸时的突然失明都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是《生日聚会》里斯坦利在其眼镜被毁、无所依靠的情况下表现出的弱视。第三类是《微痛》中男主人公爱德华所经受的眼痛。这种病初起轻微，随后逐渐加重，随着疼痛加剧，出现全身乏力、神志不清等症状。
失语症。口头表达方面的障碍是品特戏剧里的另一明显病症。具体分四种情况：首先是表达性失语，即在听力未受损伤的情况下，无法用正常的语词进行交流，例如《生日晚会》剧终前，斯坦利语言表达能力的丧失。其次是接受表达双向失语症，例如《温室》里遭受电击的兰姆，《山地语言》里受到虐待的老妇，以及《一种阿拉斯加》里患病期间的德柏拉。他们都既无听觉，也无法用言语进行表达。再次是表达迟钝，即无法清晰、流利、连贯地表达思想，话语间缺乏自然的衔接，有许多不必要的停顿，例如《看管人》里的阿斯顿。最后是表达困难。这种病症与前面三种的最大区别是：患者的神经未遭破坏，仅仅由于发音器官的损伤而无法正常言说，例如《送行酒》里的维克特，他的嘴或舌头受了伤，因此说话时结结巴巴。[29]
失聪症。人物的听力时有时无，某些时候对于别人的话语毫无反应，某些时候却又似乎能有所察觉，这是品特戏剧人物失聪症的主要表现。例如《房间》中的疑似房东基德，他有些时候能够完全听清罗斯的说语，有些时候却一问三不知，或是答非所问，显然是听力出现了障碍。
失忆症。品特戏剧中人物患上失忆症或是由于某种疾病引起，例如《一种阿拉斯加》中的德柏拉，患上了叫做阿拉斯加的睡眠症，一睡就是29年，醒来之时对自己的过去的印象模糊不清，甚至对照顾自己的亲人也不再认识。人物患上失忆症也可能是由于人为的原因。《看管人》中的阿斯顿由于在精神病院受到电击，头脑神智不清，对自己过去的经历不能完全记得。在《看管人》中，流浪汉戴维斯似乎也患有失忆症，他对自己出生的地方也是记忆不清，每次说的都不一样。
瘁死症。突然间，人物双腿一软，跌倒在地，两眼翻白，没人知道他们是处于休克状态，还是已经死亡。这是品特戏剧里习以为常的情景。《归家》里的山姆叔叔，《茶会》结尾处的迪森，《温室》里的兰姆，《山地语言》里头被蒙起来的犯人以及结尾处的老妇都是此般情景。
瘫痪症。人物或是遭受外界突然的打击，顿时瘫倒在地，不能动弹，暂时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这就是品特戏剧中瘫痪症的意象。例如在《归家》中，老人麦克思瘫倒在地，无法站立。人物的瘫痪也可以是由于受到刑罚造成，例如《新世界秩序》中的男人，受到刑罚后瘫倒在椅子之上。又如《山地语言》中的萨拉的丈夫，由于受到刑罚，不能站立，要由两个士兵架子着才能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