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你们是山地民族，听见了没有？你们的语言死亡了。你们的语言被禁止了。在这个地方不准说山地语言。你们不能对你们的男人说山地语言，这是禁止的，明白了吗？你们不可以说山地语言，说是违法的。你们只能说首都的语言，这是这个地方唯一被允许使用的语言，这是军事规定，你们的语言被禁止了，你们的语言死亡了。没有人允许使用你们的语言，你们的语言不再存在，还有什么问题？[51]
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葛兰西第一次提出了文化霸权的理论，指出文化霸权是指“思想意识上维系霸权”“是利用意识形态，利用教育机制与教育方式、文学、电影、戏剧、电台等大众传媒以及集会、宗教、语言、阶级之间的交流等隐形方式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内化为各个集团普遍接受的‘常识’，建构标准性的或支配性的文化观念”。[52]“文化霸权主要用来描述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但这种支配和限制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53]语言是人与世界的中介，是传达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影响着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对于语言的压制首先是一种意识压制，体现了阶级支配控制关系。语言还是构成民族特征的核心组成部分。没有了民族语言，民族的传统将无以为继，那么这个民族就即将消亡。土耳其民族与库尔德民族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剧作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土耳其人作为统治阶级利用权力强行取缔少数民族语言的行为是典型的民族歧视行为。萨义德指出：文化领域不是一个平静文雅的领地，而是一个舞台，一个战场。[54]谁统治了文化，谁就统治了世界，帝国主义者正是通过在全球推行代表本集团核心价值的文化从而巩固自己的全球霸权。虽然，萨义德所阐述的主要是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文化侵略行为，然而统治阶级对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侵略也如出一辙，他们也正是通过对文化的控制来控制少数民族。土耳其政府禁止语言的行为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霸权行为，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民族歧视。虽然，该剧是以土耳其事件为背景创作的，然而，品特认为，《山地语言》反映的不仅仅是土耳其的问题。1988年，在一次与记者高索（ Mel Gussow ）的谈话中，品特告诉他：“从我的观点来看，这部戏剧是对于语言压制及公民失去自由的反对，我认为不仅土耳其是这样，英国也是这样，许多库尔德人说这部戏剧触动他们及他们的生活，但我认为这也同样反映了英国的现状———对于观念、语言及思维的压制。”[55]显然，品特意指的这种文化压制行为不仅仅存在于土耳其，也存在于英国，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
比灵顿认为：“显然品特虽非故意选择政治主题，但发生在他身边的种族歧视事件形成了他的本能意象。”[56]品特的创作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正是西方种族歧视现象的泛滥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南非白人政府上台，通过立法实行了耸人听闻的种族隔离制度，白人与有色人种分开居住，有色人种被剥夺了投票权，也没有受教育权及经商权。而更残忍恐怖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针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犹太人的教堂、商店被冲锋队洗劫一空，成千上万的德国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受到侮辱、残害、集体屠杀，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600多万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被屠杀。同一时期，美国也正经历着黑人的被压迫与反抗之间的斗争。美国内战以后，奴隶制被废除了，黑人得到了一些做人的权利。但是，种族隔离、歧视制度仍然存在，并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和法律为其基础，这种制度和思想常被称为“吉姆·克劳主义”。在社会上，种族主义分子肆意地歧视和侮辱黑人，黑人没有平等的权利。为此，20世纪5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亚拉巴马州发起抵制在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鼓励黑人争取公民平等权利。英国的种族歧视也是历史久远，在英国，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事件，然而爱尔兰人作为少数族裔，也备受英国白人的歧视，彼此之间冲突不断。在那一时代，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在英国是一个普遍现象，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印度、巴基斯坦、西非等有色人种的大量涌入，据估计，仅在英国诺丁汉郡的有色人种就已达到18 万人，在诺丁汉，到处呈现出种族紧张的迹象。在1965年《种族关系法案》颁布之前，许多英国旅馆在窗台上都挂有“不欢迎黑人与爱尔兰人”的牌子。当地居民对于作为外来移民的少数族裔人群的厌恶与排斥在品特的多部剧中都有反映。
在《看管人》中，甚至流浪汉戴维斯也表达了对于外来移民的厌恶，当戴维斯看到阿斯顿隔壁的房子总是垂着厚厚的窗帘时，他询问是什么人住在里面，阿斯顿告诉他是一个印度人家庭。这时，戴维斯言语里露出了仇视的语气：“是黑人？”阿斯顿补充道：“我并不常见到他们。”戴维斯则再一次强调：“是黑人？”当阿斯顿向戴维斯介绍卫生间时，他再一次向阿斯顿发问：
戴维斯：你一个人使用的吧？
阿斯顿：什么？
戴维斯：我意思是你不跟那些黑人一起使用卫生间吧？
阿斯顿：他们住在隔壁。
戴维斯：他们不进来的吧？因为你知道……我的意思是……相当的相当……[57]
连戴维斯这样的白人流浪汉都对黑人抱有成见，不愿意跟黑人见面，不愿意跟黑人共用厕所，可见当地人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与仇视非同一般。
品特戏剧中的外来移民作为少数族裔要么居住在黑暗的地下室中，要么躲藏在厚厚的门帘之后，他们的生活环境糟糕透顶。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上又都还带有被伤害的印记，不是失明、失聪，便是失语，更有甚者，手臂被恶狗撕扯得血肉模糊，或是被殴打致死。品特剧作中的感官疾病映射出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种族歧视状况。
第二节 宗教文化中的疾病隐喻
一、宗教演绎与基督教义
“宗教”（ Religion）是指一种特别的信仰和崇拜体系，是对于超人力量、特别是人格化的神或其他诸神的信仰和崇拜。[58]西方的宗教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原始朴素的“万物有灵论”到埃及的多神崇拜，再到古希腊的奥林匹斯神崇拜，最后到基督教的兴起、并最终成为西方影响最大的宗教。这些宗教虽然教义各异，形态不一，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力的尊崇，相信人类的命运受神的主宰，只有获得神的救赎，人们才能摆脱现世的苦难。
两千多年来，基督教长期统治着西方的宗教世界，基督教义最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国的到来、普世主义与爱的伦理。所谓的天国，就是上帝之国，《圣经》中多次提到这一时刻。例如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提道：“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 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新约·路加福音》17：20 ）又如在《约翰福音》中，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新约·马可福音》1：15 ）对于人来说，进入天国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在内心中承认上帝的至上权威，承认上帝为自己的天父。耶稣又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新约·马太福音》22：32 ）其意为上帝是慈善的父亲，而邻人是互助的弟兄；而上帝与人的关系构成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和准则，而且没有任何国界、种族、性别、年龄或阶级的限制。“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用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新约·马太福音》6：43 ）上帝提倡仁爱，面对所有的子民，因而具有普世主义。基督教义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原罪和救赎。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违逆上帝的意旨，偷吃禁果，从而获得了原罪。而因为亚当是世间第一人，他的原罪也就由他的子子孙孙———人类继承下来。然而，作为人的在天之父，上帝并没有抛弃人类，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尘世；耶稣不但救济众人，并且舍身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为所有的人赎了罪：“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新约·约翰福音》21：22 ）人之所以能够跨越天地间的鸿沟再次与神相合，全凭上帝通过耶稣赐给人类的恩典，因而信奉上帝是人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
二、源于宗教罪行的疾病
疾病与宗教密不可分，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首先，疾病助力于宗教的形成。古代医术不发达，疾病的恐怖性与神秘性使得人们将其归因于神力，巫术通过暗示心理机制能够给人们带来心理的安慰，可以使部分疾病得以痊愈，于是巫术成为了古代主要的治病方式。由于后来解释神的意图、安抚众神的使命长期集中到了某些具体的神祗身上，人们将其供奉于专门的寺庙，巫术于是逐渐进化成为宗教，这个过程贯穿了整个古代文明。最初，巫师与医师的身份常常合二为一，后来，这些职能又转到宗教圣徒身上，时至今日，医学已经高度发达，但仍然有许多疾病无法攻克，于是仍然还是有很多人在生病之时将希望投注到宗教身上，只要医学不能消灭疾病，疾病就仍然会与宗教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基督教的神话故事中，疾病一开始就是作为原罪的处罚进入其宗教系统的。原本居于伊甸园中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是上帝的宠儿，本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由于蛇的引诱，夏娃与亚当偷食了智慧树上的禁果，引起上帝盛怒。在人们的眼中，上帝是仁爱之神，因则对于疾病是否源于上帝，学界常有争论。[59]拉彻特（ Jean Claude Larchet ）是赞成疾病来自于原罪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本来，上帝造人之时是出于好意，并没有赋予人类疾病，上帝创造了亚当，并将整个自然及不死作为恩典赋予给他，同时给予了他选择的自由，他可以遵从上帝的命令不朽，也可以违背上帝的命令腐朽。亚当与夏娃的行为实际上违反了他们与上帝的约定，表明了他们对于上帝恩典的拒绝。”[60]于是上帝只得将他们放逐出伊甸园，剥夺了他们不死的权利，还要他们从此苦难加身，终日劳作方可果腹。也就是此时此刻，才有了生、老、病、死的苦难，疾病由此进入了人类的生命进程。基督教选择疾病作为原罪的处罚手段，是基于疾病就是苦难的认识。生理疾病往往产生于无形，一旦加身则令人痛苦无比，而又神秘难以预测，不由人所控制，于是人们便往往将之归咎于神的力量。在希腊神话中，由于潘多拉不听普罗米修斯的忠告，擅自打开“魔盒”，于是疾病等各种邪恶才随之进入世界。不但如此，许多神灵也具有带来疾病的超能。例如作为文艺之神、光明之神的阿波罗同时还是医药之神，在能救助病人的同时，他的飞镖也会带来瘟疫。又如蛇发女妖美杜莎，本是美貌的少女，因开罪了雅典娜，被变作了人头蛇身的怪物，但她的美丽仍然难以阻挡，人如果看到她的眼睛，就会被她眼中的魔力所吸引，变得像石头一样瘫倒在地。在基督教神话中，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神，自然也具有带来疾病的能力。为了促使以色列人信任自己，上帝在以色列降下了各种灾害，其中有畜疫之灾和疮灾。在《民数记》中，生动地描述了上帝降下的一次瘟疫：
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民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住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会众，我好在转眼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香炉，跑到会众中间，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 700 人。（《旧约·民数记》16：41-49 ）
然而，不仅疾病成就了宗教，反过来，宗教也影响了疾病。詹姆斯·艾哈通过研究发现，宗教的七宗罪最终都发展成为了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