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消灭对手要付出大量心血，甚至成为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时，改消灭为收买，消灭对手于公众眼前为溶对方于无声息之中，就成了他的另一选择。
◎表面包容，实则消溶
权力场上的人总会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很多时候，在心里互相瞧不起的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不得不走到一起，组成同盟。有时候对于不喜欢的人，也仍要敞开阵营，邀请对方加入，以求壮大实力，谋取共同利益。这种包容不是真正的宽容，而是如鲠在喉的不快。因此有些人会在包容的表面下，寻求一条消溶对方的法子，消灭异己。从字形上看，“溶”比“容”只多了三滴水。但像是硝酸水，会毁掉包容其中的人。蒋介石对待共产党，就是抱着这样表面包容，实则消溶的态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代表经过极其艰难的谈判，于1937年9月终于达成协议，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即使两党合作了，蒋介石也没有放弃限制、削弱、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他的真实意图是要“化多党为一党”，从组织上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而对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等主要问题无意解决。
不久，国民党在武汉通过官方报纸《扫荡报》等掀起了一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运动，鼓吹“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1938年2月，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表示：对各派“唯愿溶成一体（其意可为一党）”。他的简短讲话，已把国民党舆论的实质点明了。
蒋介石在武汉抗战时期“溶共”阴谋未能实现，他并没有放弃，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对“溶共”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在报告和讲话中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前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他，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的决议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为执行此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
好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党。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统一战线的方针、原则与政策。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纯熟而恰当地处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国共合作中的两党关系。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又联合又斗争，蒋介石“溶共”企图始终都不能得逞，蒋介石的权术已完全失效；同时，又把蒋介石拉住，不给他任何分裂国共合作、离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
◎灭敌手于无声无息之中
战场上，有赢家必然也有输家。从来赢家会兴高采烈，输家会垂头丧气。但是赢家的喜不能喜在脸上，一定要做到忍耐按捺。否则大肆地宣扬自己的获胜之道，不仅会让输家更多加一层记恨，还会让旁观者对输家多送几张同情票。另外那些在暗处对你正虎视眈眈的敌人倘若看到你在狂喜之中露出的马脚，肯定也会借机踩你几脚。蒋介石就极其擅长于暗中操作。他为了达到巩固专政，消灭民主宪政的目的，悄无声息地动了许多脑筋。
“宪政”是孙中山建国实施步骤的第三个时期，按照蒋介石最初提出的“训政纲领”的设定，“训政”时期大体搞几年后，便进入“宪政”时期。可是，为了不妨碍其独裁统治，他迟迟不愿结束“训政”。由于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内外方针的调整，国民参政会为国民党所垄断，日益成为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欺骗民众的工具。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广大中间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期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经过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在巨大的压力下，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根据这一议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19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
但是国民党仍在极力破坏宪政运动。1940年4月，围绕中间党派提出的宪章修正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五次大会上，展开讨论，中间党派与国民党形成尖锐对立，双方陈词激昂，争论不休。蒋介石使了一个手腕，指示双方建议一起送政府，终止了会议。9月，国民政府宣布，因为交通不便，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另行决定召集国民大会的日期，这一拖又是六七年。就这样，热闹非凡的民主宪政运动被蒋介石所扼杀。
接之而来的，便是独裁者对民主力量的大迫害。大批民主人士被逮捕、扣留、被迫流亡。国民党还取消了第二届参政会主席团中的中共代表以及许多民主人士的参政员资格。在此期间，国民党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下子把中间派中的很多人士震醒了。
虽然民主宪政运动的压力进一步加重，但是蒋介石还在耍他的手腕。并且接踵而来的又是对民主人士施行暴力。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在群众集会中，被国民党的特务枪杀，倒在血泊里。就这样，民众在蒋介石一个又一个许愿中，燃起“民主”的希望；又在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食言中，破灭“希望”。
◎善用“化尸水”
传说中中国古代有一种毒药，只要沾染上伤口，无论活人死人，在极短时间内就会化成液体，连骨头渣都不剩。蒋介石虽然没有“化尸水”，但是他也要很多时刻销毁证据，达成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
“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并蓄谋已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当局一向视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电报（即所谓“皓电”），称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自由扩充军队等，强令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同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给何、白复电（即“佳电”），驳斥了国民党政府的造谣诬蔑，揭露了他们为投降日寇扫清道路而策动的反共高潮，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可以把皖南的防队全部北调，“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华中的部队则不能退让。
1941年1月5日，根据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领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三支队共9000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起程北移，次日行至茂林地区，即遭国民党七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激战至13日。面临全军覆没之际，叶挺执行组织决定，前往国民党顽军上官云相处交涉。上官云相将叶挺扣留，并加紧对新四军的攻击，至14日夜新四军除1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1月17日，国民党当局诬陷新四军“叛变”，并宣布取消其番号。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蒋介石的行为是和民族利益为敌，是和全国人民为敌的，当然是瞒不过历史的公正。
◎收买敌手再放虎归山
在竞争十分激烈的时候，人才就成了非常抢手的资源。蒋介石还开发出一个培养人才的捷径，那就是收买别人培养出来的人才，把他们再送回原来的团队中，让他们在那里活动，以破坏对手的方法为己方做出贡献。
1931年4月，蒋介石手下特务机构“中统”的一名特务，在汉口游乐场认出了一个正在变魔术的男人正是共产党中央特委的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的被捕让蒋介石大感振奋，因为他掌握了大量中共秘密，知道不少潜伏在蒋系队伍中的中共特务。而且他生活腐化，喜欢享乐，极容易受诱惑。在蒋介石的拉拢之下，顾顺章迅速叛变了。
当时大量中共机密面临暴露的危险，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他就像蒋介石喂出的一条饿虎，为了地位、金钱疯狂地反扑向养育了他的中共组织。
由于他的出卖，恽代英被残忍杀害，蔡和森被秘密枪杀，周恩来险些遭遇不测，党中央差点全军覆没。因为他叛变时掌握着中共大量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所以他被人称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当蒋介石确定他已再无利用价值之后，下令将他秘密处死。
蒋介石阴险毒辣的狠招使得中共许多优秀的同志都献出了生命，这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