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总统都得有一个自己的“S．O．B．”，尼克松牢记着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忠告。“S．O．B．”意为狗娘养的，艾氏所言是指专门替总统干得罪人的事的人。尼克松在他的随从中找来找去，最后决定由霍尔德曼来充当这一角色。名义上，霍尔德曼负责大量的非实质性活动，类似一名打杂人员，实际上他是一个总助理，从邮件收发室到政治活动的一切事务都归他管。在他忠实地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他满足了尼克松的一种特殊需要，这就是如同媒介所描绘的，他在尼克松周围建筑了一堵“柏林墙”。通过霍尔德曼，尼克松得以挡住那群没完没了“非见总统不可”的政府官员，在尼克松的意识里，内阁等官员都不可信用，不给他们抓到实权的最好办法是对他们避而不见，所以他要求这些人把问题写成书面的东西交上来，或是找能比总统更好地处理他们的问题的某些办公厅人员去进行交涉，于是霍尔德曼就专门负责对他们说“不行”，而且不是以委婉的口气。
其实，被尼克松启用的“S．O．B．”远不只霍尔德曼一人。尼克松的政治哲学是，有时为了一个伟大目标，可以使用令人不愉快的手段。正如自己所信奉的那样，他为了达到巩固权力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把政府官员挡出白宫、监视政敌、搞对手的情报，诸如此类的特殊需要又造就了更多的“S．0．B．”，霍尔德曼后来承认：“时至1971年，尼克松使用着三个下级——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科尔森，为的是在某些问题上，能够采取三种不同的对待方法。我扮演的角色是使用直截了当、当头一棒的战略。诡谲多端的埃利希曼作耍花招之用，科尔森则留着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乍看起来，白宫班子的四位人物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基辛格和舒尔茨权倾朝野，他们各自独挡一面，与总统单线联系，对美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无法估量的影响，但实际上一切权力的终端都在尼克松处。尼克松分权给他的四位幕僚目的有二：一是经他们之手把本该归属于内阁各部的权力收回到他这里；二是借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各系统的功能，保证白宫班子的正常运转，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同时尼克松也知道，他手下这四员大将各有神通，又占据关键职位，年长日久，他们会不会僭越职权，谋取私利呢？他们的不忠行为不但会使白宫陷入瘫痪，而且一切政治毁誉将记在总统名下，作为肇事者的他们则用不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尼克松在放权的同时也不得不留一手。为防止下克上的局面出现，他在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基辛格和舒尔茨之间采取相互牵制的策略，利用他们中间的相互竞争甚至嫉妒来维持他们之间的平衡。另外，他通过引入新的“S．O．B．”来制约他们。白宫班子运转近一年之后，查尔斯·科尔森来到白宫，此人善于观言察色，领悟上司的旨意，尼克松很快就从他身上发现了新的辅助作用。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等老人马熟知尼克松的脾性，如果总统的某些命令在他们看来是不明智或有损于他本人的，他们往往拒绝执行，而科尔森却是尼克松能随时召来处理一些别人不愿处理的棘手事务的新伙伴，白宫里的第五套班子在尼克松的支持下不断扩大。表面上，科尔森要受霍尔德曼领导，但实际上他是直接向总统负责的。霍尔德曼力图把这套班子抓在自己手里，但尼克松常常绕开他，后来连基辛格、舒尔茨和埃利希曼都发现，根据总统的具体指示，科尔森把手伸进了他们管辖的一些重要领域。
点评：
一个高明的领导人最重要的事务不是去视察或具体去干某件事，而是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运行班子。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手法来调动这个班子在自己的意志下运转，但他不会也不能给下级的任何机会越权办事，因为这样迟早会危及他的地位。从这一方面看来，尼克松就是西方能熟练运用诡道来驾驭下属的近现代第一号人物。
12．俟时而动，以求名利双收
袁世凯这个人观察事物很是敏锐。他看到清廷日益衰败，无可救药，而革命力量则日益发展，方兴未艾。他虽然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所知甚少，但力图改革，使国家民族命运趋向好转的念头，并未衰退。同时，为了日后政坛角逐的需要，秘密派人于1910年前往会见孙中山，表示要与则“一致行动”。1911年11月10日孙中山经伦敦回国时，接受《滨海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说：“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相信来使”。当时，孙对来使说：“请回禀贵主人，我艰苦奋斗十五载，历尽险阻，不是为了轻易受骗”，而把使者打发走了。但是到了1911年11月，孙中山说：当时“我认为他在耍花招，其实他是很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孙后悔未能相信袁之“诚意”，与之“一致行动”。袁氏对黄兴也进行了类同的联系，不过时间更早一些。据黄兴回忆说：在袁氏尚未被罢官之时，“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骧代表人来会，据称（袁）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由于当时双方活动都极端秘密，此行未见行动，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和黄兴联系时，正是他被罢直督，内迁外务部尚书之后。当时贵胄一意扳倒他，此时此际，他却向革命派招手，其间意味深长。袁氏与孙、黄的上述接触，为武昌起义后进行南北和谈打下了楔子，同时也表明了他早有叛清之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在湖北立宪派人的提议与支持下，起义的革命党人把清军第21混成协办统黎元洪戏剧性地推举为湖北军政府大都督。
武昌起义的次日，适逢袁世凯生日，他的党羽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咸集洹上村，为袁祝寿。正当寿宴进行之际，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举座皆惊。袁世凯意识到“此乱非洪杨可比”，决心应时而出，待机行事。莫理循说：“我们这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但问题极为复杂曲折。袁世凯心中有底，并不急于要立即表态。当时，倪嗣冲、段芝贵劝袁乘机而起，称王道帝，黄袍加身。其亲信幕僚张一麟也说：“乘此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之际，登基称王”。袁克定也赞同此举。袁世凯毕竟老练，从他主动与孙中山、黄兴联系，反清之意，早已流露。英国记者莫理循从各方面分析也是这样。但问题太大，他反复思忖，认为此招风险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一、他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中取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责备。二、清廷旧臣尚多，且具有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段祺瑞等，尚未灌输袁氏称帝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只半壁河山，尚须对南方用兵，而战争殊无确切把握。五、南方民气发达，人心向背，尚看不透，因此，突然称帝殊无把握，而趋向于“表面维持清室”，等待形势发展，再行计较。
这时，他和各方面的函电和人员往返，顿时“更加频繁了。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朝野要人来看望他的也就更多了。……他几乎整天都在‘办公’和会客。到了凌晨三四点钟，袁的办公室还是灯火通明。他的家人个个形喜于色，‘大人要出去了’”。
与袁世凯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清廷则乱成一团。“当时北京可怪之处是许多外国人完全赞同叛乱，而且所有的汉族高级官员都秘密赞成这个反满叛乱。”“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甚至比较低级的满族官吏也反对清王朝。”此时此刻，清廷当政者，如：怯懦无能的载沣、无知的隆裕太后、年迈昏庸的奕勖、未经风雨的年青贵胄，无不张皇震愕，不知从何措手。满人能干之员铁良早被奕勖排挤出北京，任有职无权的江宁将军去了。良弼、善耆、载泽等都极力主战，侍郎桂春则议论“尽诛京城汉人的疯话，满汉官员猜疑日甚”。值此人心惶惶，议论纷歧之际，清廷只好急急忙忙于12日任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第一军火速南下，向起义军反攻。命令再组织第二军以及萨镇冰所率领的海军开赴前线。
荫昌于13日从北京出发。离去时的场面没有丝毫热情。15日，荫昌专门从彰德下车拜访袁世凯。袁偕杨度会见荫昌一行，款待殷切。谈笑风生，询问兵力是否够用？荫昌的副官长丁士源说：“这支军队系您所练，惟三年以来，变化颇多，恐多数编制，您亦或不太清楚。”他说：“此次革命不可少觑”，“君等为国建功必矣”。荫昌是袁的至交，但系庸碌之辈，没有带过兵，尤其是北洋将领另有领袖袁宫保，是不会听从他指挥的。当冯国璋率兵赴汉口时，袁口授冯以锦囊妙计，这就是有名的“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因此，北洋诸军虽已陆续南下，但并不积极行动，使身居总司令的荫昌陷于十分为难的境地。
在这种局面下，唯有“在山猛虎”袁世凯，成为收拾残局众望所归的强者。
武昌起义前，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勖，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9月联名请求辞职、推荐袁世凯出山职掌大权。起昌起义时，袁世凯的党羽四出呼吁，非袁不能撑持局面。11日，内阁举行紧急会议，要求起用袁世凯去平乱。14日，奕勖、那桐、徐世昌再次联合请求起用袁世凯。
与此同时，列强也异口同声地说：只有袁世凯才能“拯救帝国”。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司戴德与法国代表贾思纳认为：“如果清朝政府请一个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出来协助它，并同意一些宪法改革，则叛乱将失去它的矛头而不久就会被粉碎。”银行团要求“有一个像袁世凯那样的人能保证政府的稳定，才肯借款”。辛亥炮声响起之时，清政府库存空虚，四国银行团考虑贷款的唯一条件是起用袁世凯。清政府只有依赖向银行团借款才能生存下去，银行团的意见对于清廷来说虽然是一个苦果，但怎么也得吞咽下去。他们的舆论更是散布“除非清政府再次召用袁世凯参与国事，否则，没有任何行动能使清政府取得国内外的信任”。驻京公使，特别是袁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和美国公使嘉乐恒，也一再向外务部、载沣提出，只有起用袁世凯，才能使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
清廷起用袁世凯不只可以平乱，而且还能联络外国人以为己助。因此，狐疑不决，面临四面楚歌，一筹莫展的载沣，由于缺乏可以代替袁世凯的官员，迫于形势，只好于14日下诏起用袁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起用是起用了，但对袁是不放心的，赋予他的权柄是有限的。袁只能节制调遣湖北省的清军及其它援军，对于荫昌所统率的北洋第一、第二军和萨镇冰的海军，只能会同调遣。湖北清军已经起义，其它援军一无所有，袁成了空头将军。
在起用袁世凯渝令发布的当天，阮忠枢持奕勖亲笔信从北京赶到洹上村，劝袁出山。这在养寿园中继讨论是否称帝问题之后，又激起了一场是否奉诏问题的争论。杨度劝袁不要奉命，袁克定、王锡彤同意杨的看法；阮忠枢劝袁奉命出山。阮的意见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袁世凯虽然认识到了国不能救，但最终又表示愿意受命。这说明他志在天下，假若不出，名不正难争权势，难以组织袁氏战线，遑论争天下。袁决定东山再起，重上政治舞台。
袁世凯不再装腔作势，把前方的军事交给亲信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带领大批卫队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地北上，13日抵达北京。第二天，隆裕太后和载沣召见了他，叫他不要辜负重托。他听后诚惶诚恐地说：“世凯拜此大命，膺此大任，日夜苦思，不知如何始能上安圣虑，下除民苦。”表示要“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
16日，袁的责任内阁组成，各部人员如下：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未到任前由胡惟德暂署），副大臣胡惟德（曹汝霖暂署）；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度支大臣严修（未到任前由绍英暂署），副大臣陈锦涛（辞不就）；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辞不就）；陆军大臣王士珍（未到任前由寿勋暂署），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未到任前由谭学衡暂署），副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定成暂署）；农工商大臣张謇（熙彦暂署），副大臣熙彦（祝瀛元暂署）；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梁士治暂署）；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袁的亲信党羽。张謇、梁启超是立宪派首领，均辞职不就。
徐世昌这次没有入阁，但他由弼德院顾问大臣兼任了军谘大臣，后又被任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清廷为了笼络他效忠清室，且加其一个太保头衔。他表面上站在清室一边，暗中充当袁在清室的内线，仍然参与袁的机密。袁内阁不设协理大臣，但保留了前内阁阁丞华世奎的位置，且升阁丞官阶为正二品。华是徐的同乡老友，一向以徐之马首是瞻，华任阁丞完全受徐指使。遇有重要公文，袁必在上面批“太保阅”三字，使华就商于徐，徐担负着实际上的协理大臣责任。
袁世凯攫取了内阁总理大臣，手握清政府的寻切军政大权，成为全国反革命势力的总头目，摄政王载沣反而成了一个徒有空名的傀儡。其与载沣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终于以他的胜利而结束了。
点评：
谋权之术，下者以力夺取，中者徐后图之，上者韬光养晦，静养山林，一俟时机成熟，快速下手，则水到渠成。这就需要有过人的忍耐力，非凡的驾驭能力，而一般鲁莽野夫、争强好胜者是绝对做不到的。袁世凯从下野到重新走到台前的一系列表演足以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乱世枭雄的无颜之谋术。
13．借刀杀人，逆我者亡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溘然长逝。汪精卫将孙中山的丧事料理完后，离开北京南下，5月8日到达广东汕头。他为什么那样匆忙？根据孙中山生前愿望，要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孙中山逝世后，这一任务就迫切地被提到国民党中央议事日程上来。汪精卫对此很感兴趣，他的南下之行，就是与这时正在汕头的廖仲恺和掌握兵权的许崇智、蒋介石联络，与他商讨有关事宜。在汪、胡、廖三人的共同努力下，大元帅府改组成国民政府的工作，进展很快。
6月14日，汪与胡、廖、伍朝枢等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同顾问鲍罗廷一起，开会商讨组织政府的方案，通过了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的决议案。19日，中政会再次开会，决议设中央政府名为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会议，并于委员中推举一人为主席；关于政治上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国民政府名义执行之。
24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决议案》，并根据中政会的决议，公布政府组织原则：国民政府掌理关于全国之政务，于委员中推举五人为常务委员，并设置军事、外交、财政三部。30日，中政会提出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被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至此，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