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顺利地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按照传统的做法，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要等待几个星期，听候党的委员会给他送来得到提名的正式通知书。但罗斯福决心打破这虚伪而愚蠢的传统，他一得到消息，立即由奥尔巴尼出发前往芝加哥，发表他的接受提名演讲。这篇演讲的主旨是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致敬，并指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进步政党在历史上应起的作用。接着他回顾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和随后的危机，以及共和党政府在应付危机方面的无能，他简要地告诉人们他准备为度过危机做些什么。这不是通常那种有意引得代表们拍手叫好的鼓动性演说，而是对形势的明晰分析和将要采取的解决方案的概述。然而他在演说中所讲的这样一句话，却给美国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希望——“我向你们起誓，也为自己立下誓言，我保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最后，罗斯福的宣布：“竞选于今晚10时开始！”
在美国，总统竞选不仅仅是政治实力的较量，也是政治技巧的表演。候选人不仅要提出能够吸引选民的施政纲领，而且要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塑造良好的政治家的形象。罗斯福作了精心的准备，他组织了两套竞选班子：一个是设在巴尔的摩的政治班子，专门负责经费的筹措，演讲的安排，由路易斯·豪和吉姆·法利领导；另一个是紧随罗斯福左右的顾问班子，其任务是起草演讲稿和制定具体计划，他们是出谋划策者。
随着竞选的逐步展开，顾问班子也越来越庞大。除了早就成为罗斯福私人顾问的哥伦比亚经济学教授雷蒙德·莫利、雷克斯福特·特格威尔、阿道夫·伯利以及司法专家萨姆·罗森曼等人外，又增添了一批新的专家，其中有农场问题专家亨利·A·华莱士、烈性子军人休·S·约翰逊将军、银行家威廉·伍丁、铁路专家约瑟夫·B·伊斯景、劳工问题专家唐纳德·里奇伯格、关税专家詹姆斯·P·贝尔纳斯，另外还有参议员基皮特曼、众议员科德尔·赫尔等。罗斯福对自己的竞选班子十分信任，因为他早就受惠于他的顾问，在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所使用的新词汇如“新政”，“处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们”等等，就是他们的杰作。这些词汇的使用，使罗斯福在下层社会中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但是罗斯福一开始没有给这个顾问班子找到适合的名称，他一再戏谑地称它为他的“枢密院”，这使顾问班子的头头莫利感到非常害怕。莫利担心，这个带有帝王色彩的字眼一旦被反对派抓住，就会大做文章。直到路易斯·豪用他的歪才起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智囊团”，莫利才松了一口气。在竞选中，智囊团为罗斯福起草了每一篇讲稿，弥补了罗斯福专业知识的不足，也大大减轻了罗斯福的体力和脑力的负担，使得本来令人疲惫的竞选跋涉，成了轻松愉快的长途旅行。更重要的是，智囊团的成员以后都成了罗斯福新政的实际制订者和积极推行者。新政的具体措施，都是他们根据罗斯福总的哲学思想提出来的。
罗斯福本人也是政治舞台上高明的艺术大师。他能在每天演讲20次，每24小时结交1000个朋友。每当竞选列车停下，哪怕是停在沙漠中的水箱旁，他也要绑起他的支架，走到后月台上和欢呼的少数群众说句话或开个玩笑，这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娱乐。通过一次次的演讲，一次次地和选民握手寒暄，他把他的思想、目标、施政方针明确无误地昭示给公众，他的演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新政的经典性宪章，没有一个听过演讲的人会对以后事态的发展感到意外。
同罗斯福生气勃勃的竞选活动相比，胡佛的竞选黯然失色。他四年的总统履历已让选民看清了他的“富人代表”的面目，现在也拿不出什么新货色，只能拿罗斯福的残疾做文章。共和党人散布谣言说，小儿麻痹症会损伤大脑，影响正常思维，而且据罗斯福的医生乔治·德雷珀讲，“罗斯福已发了疯，六个月内就将死去”。然而这个弥天大谎只需德雷珀医生一个小小的声明就被彻底揭穿。公众认为，“遭受经济危机打击的美国就像一个双肢瘫痪的人，只有战胜了这种疾病的罗斯福才能挽救危机”。
这场竞选戏剧没有给它的结局留下任何悬念，它事先就作出了罗斯福将获胜的结论。选举的结果是：罗斯福得票2280万张，胡佛1575万张。在48个州的选举人中，罗斯福赢得42个州，共472张，而胡佛只得到6个州的59张选举人票。这是1860年林肯以212票对21票之比击败麦克莱伦以来，美国竞选史上第二个悬殊的比率。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入主白宫。
点评：
没有什么人会怀疑这位美国历史上杰出的残疾人总统的伟大过人之处。罗斯福除了他个人的非凡能力之外，他能合理得体地运用各类人才也为其成功入主白宫之下了汗马功劳。将许多不是完人的人正确地组合在一起，一定能发挥出1+1＞2的作用。如果你有驾驭这样一批人的能力，何愁成就不了一番事业？
15．以敌制敌，坐收渔利
春秋时期，卫献公出奔后，由孙文子、宁殖拥立的卫殇公是卫定公的弟弟，卫献公的叔父。卫殇公即位十二年的时候，卫献公又杀回了卫国，恢复了君位。我们这里使用了“杀回”这个词，并不含有大动刀兵之意，只不过是想为这场复辟斗争增添一点色彩和声势，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卫献公不甘流亡，梦想复辟已经蓄谋很久了。或者可以说，当他跨出国门的那一刻起就巴望着要回来。那时，他曾在边境上设祭坛，让随行的掌管祭祀的祝宗向祖先报告逃亡，同时说明自己没有罪过，只是迫于逆臣作乱，不得已而为之。他发誓要雪耻报仇，重新成为卫国的主人。
在流亡的日子里，卫献公也一直在窥测着方向，等待着机会，特别是注视着孙文子和宁殖这两个权臣的动向。卫献公仇恨他们，因为是他们剥夺了他的君权。他更想利用他们，借助他们的力争恢复君位。
卫殇公六年（公元前553年），卫献公高兴地得知：宁殖得了重病，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宁喜说：“我得罪了国君，后悔莫及。我和孙文子赶走国君的事，已被记在诸侯的简册上。国君倘能回国，你要掩盖这件事，这才是我的儿子。要是做不到，我宁可死后挨饿也不要你的祭品。”宁喜见他父亲如此恳切，便答应了。宁殖很感安慰，闭目离开了人世。
这个消息对卫献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从中嗅出了这样的信息：宁喜大可利用！于是，卫献公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宁喜的争取和对孙、宁的离间，蓄意挑起他们之间的争斗。
卫殇公十一年（公元前548年），卫献公派人回国，密向宁喜谈及复国之事。宁喜因为曾在父亲临终前许诺过，便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次年春，卫献公又派他的弟弟子鲜去向宁喜游说。子鲜不肯前往，理由是“君无信，臣惧不免”（《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后来，在他们的母亲敬姒的说服下，子鲜才同意了。子鲜见到宁喜，用卫献公的命令对宁喜说：“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引文同上）。这个条件对宁喜来说是很优厚的：政事由宁氏主持，卫献公只管祭祀。宁喜并没有考虑到卫献公是否言出由衷，当即表示愿意帮助卫献公回国。事后，宁喜与蘧伯玉和石宰谷等亲近大臣商议此事，二人都感到不宜让卫献公回国，但宁喜则认为他父亲的遗嘱不可违背。石宰谷又提出去到卫献公流亡地去看看动静，宁喜同意了。石宰谷回来报告说：“国君流亡在外十二年，毫无忧愁的样子，也没有宽容的话，还是那样一个人。如果帮他回国，我们就离死不远了。”（引文同上）但宁喜主意已定，坚持说：即使是这样，也只好照做了。
这样，宁喜彻底地倒向卫献公一边，成为卫献公复辟的工具。
卫献公争取了宁喜，便示意他攻打孙家，杀死殇公。周灵王二十五年二月庚寅（公元前H7年1月6日），宁喜在卫国都城发动政变，率兵攻打孙氏。当时，孙文子正在他的食邑戚地，他的儿子孙嘉去齐国聘问，家中只有另一个儿子孙襄留守，孙家的力量比较薄弱，但孙襄拼力拒敌，使宁喜初攻不克。不过，此战孙襄受了伤，而且伤势很重，当晚就死了。宁喜利用孙家办丧事的机会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终于攻占了孙府。二月辛卯（公历1月7日），宁喜杀死了卫殇公和他的太子角。在戚地的孙文子得知这一情况，很是惊慌，逃到了晋国。
二月甲午（公历1月10日），卫献公以敌借敌之计获得了成功，趾高气扬地回到了他阔别十二年的卫国都城帝丘，重新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紧接着，卫献公又向孙文子的食邑戚地发起进攻，孙文子向晋国人求救，晋国派兵戍守在卫都帝丘东北的茅氏，卫献公派投奔卫国的齐国勇士殖绰攻打晋军，晋军戍守在茅氏的三百人被杀死，孙文子派他的儿子孙蒯攻打殖绰，孙蒯先是不敢与殖绰交战，后在孙文子的激励和胁迫下，在圉（今河南濮阳县东）打败了卫军，殖绰被孙文子的家臣雍蛆活捉，戚地这才保存下来。
宁喜在卫献公复辟中充当了一个得力工具，自然也就成了不容置疑的功臣。但卫献公并不能容纳他。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留之无益。一年后，公元前546年，大臣公孙勉余迎合卫献公的心理，提出要杀死把持朝政的宁喜。卫献公假惺惺地说：“微宁子，不及此。吾与之言矣。祗成恶名，止也。”这个公孙勉余也很会办事，说：“臣杀之，君勿与知。”那意思很清楚：国君你不是怕落个忘恩负义和不讲信用的恶名吗？我把你开脱出去就是了。于是，在卫献公的默许下，公孙勉余等人攻杀了宁喜和石宰谷，并把他们的尸体暴露在朝廷上。
卫献公除去了心腹之患，又当了四年国君，于公元前544年死去。
点评：
卫献公未动一兵一卒，而是利用矛盾，假手于人，自己坐享其利，这一以敌借敌的“上兵”之策，堪称是事半功倍。
宁喜之所以甘愿为卫献公所用，一是囿于一个“孝”字，认为父亲临终的嘱咐不可违背，二是没有看清卫献公的真面目，识破他的计谋，这样，导致引狼入室，自食其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