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被消灭，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但是，在科学文化领域内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障碍。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种学派，在学术、文艺问题上动不动打棍子、扣帽子，这不利于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并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这一方针的具体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早在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他首次提出"百花齐放"，只是针对戏曲创作和表演而言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1953年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当时中宣部组织了一个由陈伯达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在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时，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伯达在主持召开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的会议时，传达了这个精神。到了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时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还进一步阐述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中共中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党的科学、文化的方针。
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上，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他指出："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而"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陆定一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他在谈到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时说：我们必须承认，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终究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但是，又必须看到，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尽完全相同。他说："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他指出："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应当把学术思想上的犯错误的人和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分别对待。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去掉骄傲自大，坚持谦虚谨慎，尊重别人，团结一切愿意合作和可能合作的人。
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重申了这个方针。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不能收，只能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制定不久，时逢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使这个方针的贯彻受到干扰和损害。1961年至1962年，党中央先后发布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纠正了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错误，并为执行这个方针规定一些具体政策，使形势发生好的变化。但由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一系列过火斗争，使开始好转的形势又急剧向相反方向发展，以后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空前破坏，这个方针根本无法执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肃清"左"的影响，认真总结了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
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
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很快，特别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展更为突出。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问题》的报告，更加快了农业合作运动的步伐。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当然，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也作过相似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讲话。在这种不适当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中，批评了具有科学态度的同志，使党内部分同志害了"恐右病"，致使相当多的部门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一跃再跃，出现了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倾向。
初，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计划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拟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同1955年相比，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18.6％，棉花产量增产18％；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0％左右；其它经济事业和科学、文化、卫生事业也要采取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本来，这些指标已经过高，可是，在当时形势压力下，各地各部门在制定各自计划和下达任务时又层层加码，纷纷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8年至12年的任务，提前到3年至5年内完成。因此，指标越定越高，速度要求的也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搞越大，从而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局面。由于基建项目增加，基建经费大幅度增加，一再突破计划控制指标，出现了财政难以承受的困难。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失控，造成职工队伍急剧增长和职工工资的大幅度的增加，这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也冲击了市场，引起市场供应紧张。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种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的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反冒进已是势在必行了。
严峻的事实使处在实际工作领导第一线的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及时发现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严重注意，并想方设法采取稳妥有效措施来纠正急躁冒进。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月8日，国务院举行第24次全体会议，周恩来作了题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报告。他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明确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思想。
4月14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度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的补充报告》，果断采取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以求平衡的应急措施。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时，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向会议报告了半年来的经济形势。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坚决下马。
15～30日，召开了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李先念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指出："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尖锐地指出了急躁冒进于某些领导干部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想倾向"，强调纠正偏向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从而把近一年来出现的问题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加以认识。
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共中央6月会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通过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即"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1955年夏季以后一味反对所谓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开始被制止，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也得到了纠正，近一年膨胀的炽热空气，开始压缩和冷却下来，这是建国以来自觉纠正经济建设错误倾向的成功的实践，不仅使1956年的经济建设避免了大的曲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为1957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反冒进却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认为反冒进是右倾保守，是"方针性错误"。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反冒进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又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离右派还有50米。这些错误的批评给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不良后果。
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
旧中国长期被视为"万国汽车的展览馆"，先后进口和使用过130多种厂牌的汽车，却没有一种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建立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
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全面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多个方案对比，1951年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把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设在吉林省长春市郊。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指示。同年7月15日，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上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参加典礼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林枫，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以及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团的代表和苏联驻该厂的总顾问也参加了典礼。在奠基典礼上，刻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白玉基石，被安置在厂址的中心广场上。由此，工厂建设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有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第五师以及华东、中南地区和吉林省的各建筑公司的职工参加了土建安装施工。全国有80多家厂矿提供了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10多个工业部门为生产汽车提供了400多种协作产品，70多家工厂为该厂培训了技术工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2亿元，基本建设竣工面积75万平方米，工业建筑41.1万平方米，宿舍39.9万平方米，安装了2万台机器设备，铺设了30多公里长的铁路和8万多米长的管道，制造了上万套工艺装备。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按时完成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力争三年建成投产的指示要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汽车是以苏联生产的吉斯150型汽车为范本，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进部分结构而设计和制造出来的。它不仅适合当时中国的道路和桥梁的负荷条件，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改装成适合各种特殊用途的变型汽车。首批汽车经过行车试验后，证明性能良好，符合设计要求。1956年10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建成移交，开始了大批量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