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她从架下走了出来。
“今天晚上你们要开会的事，你知道了么？”
“知道了。唉，咱们这个妇女会没有什么开头呀，谁也不会说。”
“不会说，没关系，要是大家都不欢喜开会，咱们就不一定开会，找几个人道叙道叙也成。你看怎么样？咱们现在拉拉，商量商量出个办法好不好？”杨亮便坐在她屋子门外的土台阶上。
“您还没吃饭咧，咱去替您烧点吧。”她不顾他的阻止，仍旧跑进去了。再出来时手里端了一碗高粱米汤，递给杨亮，说道：“咱们吃的不像样，没有什么好吃的，喝碗米汤吧。”这时她已经把那件破背心脱了，换了那件惟一的白布单衫。
他并不同她谈妇女会的事，只谈些家常。开始的时候，她还很拘束，总是问一句答一句，后来就自己讲开了。她原来是关南人，也是受苦人。从前那个丈夫被日本抓去当兵，走了后就没信来。她还有一个儿子，丈夫走后家里就更没法过活，过不下去，又遭年馑，没有法，公公把她卖给一个跑买卖的了。她跟着他离开了家乡，后来时运不济，他又病死了，她才随着几个逃荒的到了这里。如今跟了李之祥，李之祥也是个穷人，老实。她自己呢，身体可不如以前了。可是生活逼着她，她还抽空做鞋卖，也赚不了几个钱，都是替几个穷街坊做的，他们都是些光身汉，又嫌街上买的鞋不结实。她如今还想从前的那个孩子，那孩子该有十多岁了。这些话平日也没个说处，这会不知怎么她瞧着这小个儿可亲热。他耐烦地听她说了这又说那，他还问来问去的。后来她也问起他家里还有没有父母，想不想家。原来他从小就没有了母亲，他是个孤儿，老父亲也是个庄户人，在家里种着四五亩地，几年也没有通消息了。他是跟着他的叔叔跑出来参加革命的。现在他是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他自己是个穷人，穷人家里就是他的家。他就愿意把穷人日子都过好了，他的老父亲也就有好日子过了。她听着他讲，心里替他难受，越觉他可亲。她又一定要去替他再热点饭来吃。他不肯，她便又替他装了一碗冷高粱饭，他吃得很香，他的肚子实在饿了，他还称赞那一小碟酱萝卜丝腌得好。这使她很满意。
他了解了这个村的妇联会的大概情形，它并没有固定的会员，要开会时，便挨家挨户的去叫，来的总是识字班的占多数。妇联会有两个主任，还有组织和宣传，大家都并不知道该管什么事，横竖有事都由董桂花一人去叫。实际工作是在识字班，识字班还有些成绩，在附近几个村子里算最好的，春上还表演过霸王鞭。但穷的妇女都没有时间去上课，也不喜欢打霸王鞭。识字班开始的时候是强迫上学，后来没法继续下去，只好随便了，来的大半都是家境比较好的。她们开会都不讲话，倒欢喜来听，有的是因为她们年轻，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思想；也有的是受了家庭的指使，好多知道些事情。
她先告诉杨亮说妇女对村子上的事都不热心，后来又说妇女对分果实真注意得紧，不说张家分多了，就说李家分少了，要是自己多分得一把扫炕的扫帚都是欢喜的。妇女在开会的时候不敢说话，害臊，怕说错，怕村干部批评；会后就啥也不怕，不说这家，就说那家，同人吵架，还有打架的呢。
杨亮说：“李婶婶！”他叫她婶婶了，“我看你就很会说话，有条有理，她们选你当主任是找对了人啊。尤其是因为你受的苦多，这样才会懂得别人的苦处。咱们都是穷苦人，只有穷苦人才肯替穷人办事。”
他告诉她不要开会了，她只要挨家挨户的去找那些穷人，把刚才他同她讲的那些道理去告诉她们，同她们谈家常，听她们诉苦，看她们对村子上的谁最有意见，对村干部的意见也要说。
董桂花心里很舒服，她觉得他为人真对劲。开始当他刚进来的时候，她有一点怕他，怕他要她召集大会，要她在会上讲一套，那些事她是不容易做到的。现在呢，她只要去“串门子”，他就是这么说的。只要去同人叙道，就像他同她谈话一样，这个她有准，别人一定也会欢迎她的。她常常难受了就去找羊倌老婆，她们可谈得来呢。她答应他能行。连她自己都觉得她的枯瘦的面颊上泛着微红，她还以为是今天天气特别热的缘故。
阳光的确很灼热，他们坐在阴凉的台阶上，也慢慢地觉得火似的热气从四周逼来。他再三嘱咐她，才站起来往外走。她送他到门外，向他指点着她的邻舍。他想起答应去看赵得禄的，于是就走到隔壁的那个连门也没有的院子里去了。
院子很小，却很杂乱，没有人，杨亮只好大声喊老赵。原先看见的那个赤身女人便从房子里转了出来，她仍是很殷勤地招呼着。杨亮看见在房里还有一个穿得很干净，头发梳得放亮的年轻女人。那女人好像是害羞，把身子藏到屋角里去，只伸出一副雪白的脸探望着。杨亮不便进去，又不便走，只好问：“孩子们呢？”
“睡觉了。”中年了的村副的老婆很坦然地说，“到屋里去坐坐么？咱们家就这么一间半小屋，转身子也转不过来，这南边的两间，是咱们兄弟的，放得满满的一屋子破破烂烂。你不进来看看？他爹一会儿就回来了。”她又凑近了些，悄声说：“那是村长家里的，看人家穿得多精致。唉，咱要找件成形的衣衫也没有。”她自己把眼睛扫过她光着的膀子，和松松的下垂的乳房。
“村长家里的？”杨亮心里自己问着，却没有表示出任何惊诧，只温和的告别了这个好性子的女主人。女人回到屋子里去时，听到里面立刻发出吃吃的笑声。
十四 谣言
杨亮回到南街上时，在另一条小横巷子里走出来好些人，他们都显着神秘的兢兢业业的神情，互相小声说着话，警告些什么。他们刚走到巷头上又站住了，回头再去望巷里的一家。杨亮不明白他们干什么，走到人群中间找到一个挂土枪的小民兵，问他这是回什么事。这个小民兵大约才十七八岁，白布头巾包着头，两个尖角垂在两肩上，他天真地望着杨亮，不答应，只憨憨地笑，看见杨亮老追着问，没有法，才不好意思的说：“咱也不清楚，老百姓迷信嘛！”
这时从后边又走上来一个人，也插嘴问：“你看见没有？”
“没有。”小民兵做出一副可惜的样子。
“什么？”杨亮再问时，那个人又跑回巷里去了。
杨亮也就跟着走进巷里去。
突然从那门里跑出一群人，有一个妇女披着头发，眼睛哭得红红的，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周围的人也屏住气，用着同情和恐惧的眼光随着她走，直跟到街上去。也有些人只站在远处望，慢慢地也就散了。杨亮觉得很奇怪，老百姓又都吞吞吐吐地不愿说。这是回什么事呢？他回头看见那家的大门并没有关，他被好奇心所驱使，决定闯进去看看。
院子里很清静，不像刚刚有过那么一大群人的。有一股香烛气味飘出来。他轻脚轻手的直往里走，在上屋里的玻璃窗上凑过脸去，看见里面炕上正斜躺着一个女人，她穿一身白衣服。她的脸向里，但她好像已经听到窗外边的声音，并不回过脸来，只安详的娇声娇气的喊道：“姑妈！你把刚才送来的葫芦冰拿到屋里来吧。”
杨亮赶忙悄悄地退了出来，说不出的惊诧。这时从西房又走出来一个老妇人，那浓烈的气味就正从老妇人身后的屋子里飘出来。杨亮有些莽撞地抢过去伸手就掀帘子，老妇人并没有拦阻，反朝杨亮频频地努着嘴，又噘着向北屋里指，她的脸又瘦又枯，干瘪瘪的，眼眶周围像镶了一道红边。已经看不清她的表情了，从她的挤眼、努嘴也难使人一下明白她的用意。杨亮掀起帘子，走进去一看，原来这里正点着香烛，地下一个铜钵子里还有刚刚烧尽的纸钱，柜子上供了一个神龛，沉沉地垂着红的绸帐，白的飘带上绣着字，锡蜡台和锡香炉都擦得雪亮。杨亮又要去拉红绸帐幕，老妇人却又撅着屁股走了进来厉声地问道：“你是找谁的？你来干什么？”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似的站着，两只小脚，前后不住地移动着。
“这是什么？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杨亮逼视着那个老妇人。
这时院子里又响起那娇声的叫唤了：“姑妈，你在和谁说话？”
杨亮在老妇人身后也走出来。刚才那个躺着的女人已经站在门外的走廊上，一身雪白的洋布衫，裁剪得又紧又窄，裤脚筒底下露出一对穿白鞋的脚，脸上抹了一层薄薄的粉，手腕上带了好几副银钏，黑油油的头发贴在脑盖上，剃得弯弯的两条眉也描黑了，瘦骨伶仃的，像个吊死鬼似的叉开两只腿站在那里。她看见从西屋里走出来的杨亮，丝毫没有改变她慢条斯理的神情，反笑嘻嘻地问道：“你找谁？”
杨亮赶陕往外走，说不出是股什么味道的心情，好像成了《聊斋》上的人物，看见了妖怪似的。他急步跑到街上，原来还是在酷热的炎日下，他顾不得再看什么了，忙着向前走，并忙着去揩汗，背后却传来胡立功的愉快的笑声。
“一上午你跑到些什么地方去来，让我好找。”
杨亮抓住他的手，露出精神不定的笑容，正想告诉他什么，李昌却不知道从哪里也钻了出来，大笑着说道：“哈哈哈，看你这个同志，你怎么就会跑到那个地方去的？”
“那是谁家？他家里是干什么的？供着菩萨咧。”杨亮赶忙地问。
“那是有名的女巫白银儿，诨名叫白娘娘的。”李昌峽着鬼眼，继续说道：“她是个寡妇，会医病，她那个姑妈也是个老寡妇，年轻的时候也会医病，如今传给她侄女了。哈……”他笑个不停，却又把头凑过来，悄悄地说：“别人都说她会治个想老婆的病……哈……”
胡立功也哈哈大笑起来，用拳去捶杨亮的背部。
“鬼话可多呢。”李昌又接下去了。他们三人边朝老韩家里走着，李昌又说：“真也奇怪，今天早晨在她家里出现了一条蛇，蛇又钻到屋檐下去了，她一早就下了马，下马，你懂得吗，就是她被神附了身，她代替神神讲话，说那是她的白先生显原身一一呵，‘白先生’你们不懂，那就是她供的神嘛！白先生说真龙天子在北京坐朝廷了，如今应该一统天下，黎民可以过太平日子了，百姓要安分守己，一定有好报……她就常编这么些鬼话骗人，今天好些人都跑到她家里去看白先生。刘桂生的老婆抱着娃娃让她瞧病，她说白先生说的村上人心不好，世道太坏，不肯发马，药方也没开，把那个女人急得要死。”
他们已经走回老韩的家里，文采同志还伏在桌子上写东西，他们便继续谈白银儿。杨亮盘问着她的历史，李昌又说了很多笑话，胡立功咯咯咯地不断地笑。后来文采便一本正经地警告了杨亮，要杨亮注意群众影响，不要随便四处走。但杨亮似乎已经胸有成竹，他对于这种警告，毫没有放在心上。
十五 文釆司志
文采同志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生得颇有风度，有某些地方很像个学者的样子，这是说可以使人觉得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赋有一种近于绅士阶级的风味。但文采同志似乎又在竭力摆脱这种酸臭架子，想让这风度更接近革命化，像一个有修养的，实际是负责一一拿庸俗的说法就是地位高些一一的共产党员的样子。据他向人说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或者更高一些，一个大学教授。是什么大学呢，那就不大清楚了，大约只有组织上才了解。当他做教育工作的时候，他表示他过去是一个学教育的；有一阵子他常同一些作家来往，他爱谈文艺的各部门，好像都很精通；现在他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学政治经济的，他曾经在一个大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这类的论文。
他又博览群书，也喜欢同人谈论这些书籍。有一次他同别人大谈茅盾的《子夜》和《清明前后》，以及中国民族工业的困苦的环境及其前途。人家就请教他，为什么茅盾在这两篇作品里同样安置一个那么精明、泼辣的女性，她极端憎恨她的周围，却又不得不像个妓女似的与那些人周旋。他就乱说了一通，还说那正是作者的恋爱观，又说那是最近代的美学思想。听的人都生气了，说他侮辱了茅盾先生。他以为别人要揍他了，才坦然的承认这两本书都没看，只看了《子夜》的批评文章，《清明前后》的序和一些演出的新闻。
另外一次，他在一个县委家里吃饭，想找几句话同主人谈谈，他便说：“你的胖胖的脸很像你父亲。”那个主人很奇怪，问：“你见过他老人家么？”他指着墙头挂的一张木刻像说：“这不是你父亲么？你看你的两个眼睛多像他。”不防备把一屋子人都惹笑了，坐在他对面的人，忍不住把满嘴的饭菜喷了一桌子。“天呀！那是刘玉厚嘛，你还不认识，同志，亏你还在延安住过……‘刘玉厚的像我看得多了，这个不是的，这真不是你父亲么？”他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后来才又自己解嘲说，这张像不知道是谁刻的，一点也不像，只有古元刻的最好，古元到他家里住过很久的。人家便又指着那木刻下边的署名，他一看却是古元两个字。这一来他没有说的了，便告诉别人，古元这个名字在外国如何出风头，美国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里有个天才的木刻家，古元同志。他认不认识古元，大家都不清楚，但他的确喜欢拜访名人，只要稍微有名的人，仿佛他都认识，或者知道他们的生平；他更喜欢把这种交往让那些没有机会认识这些人的人们，和也没有兴趣打听这些消息的人们知道。
这都是他过去的事。他在延安住了一年，学习文件，有过很多反省，有些反省也很深刻，并且努力改正了许多不务实际的恶习。他诚心要到群众中去，向老百姓学习。但他去了之后，还是爱发挥些理论，把他那些学问，那些教条，那些道听途说，全搬了出来。有时他也明白，这些不会帮助他接近群众，不过可以暂时吓唬住他们，和得到些尊敬，他便也很自满了。
这次他用研究中国土地、农村经济等问题的名义，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来了。组织上觉得让他多下来学习锻炼是好的，便要他正式参加工作。可是到了区上之后，区上并不了解他，只觉得他谈吐风生，学问渊博，对他非常客气，也就相信了他，要他做个小组长，代表区委会，负责这个二百多人家的村子一一暖水屯的土地改革了。
工作还刚刚在开始，文采同志便意识到有困难，这还不是由于他对村子上工作有什么了解。而使他不愉快的，甚至影响到生理方面去的，是他觉得他还没有在小组中建立起威信。他认为胡立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做做宣传工作的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却很骄傲，而杨亮又是一个固执的人。因此不论考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会顾虑到如何能使这两个人佩服他。他并不清楚妇女青年的情形，便分配他们去参加开会，他自己则领导农会，甚至不惜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来起草他晚上的发言提纲。这个发言既要包括丰富的内容，又要有精湛的见解，这个发言即使发表在党报上，也将是一篇很堂皇的论文才好。
老董也被派到里峪去了。里峪离这里三里地，只有五十户人家。区上的意见，那里不另派人去工作，一切由这个小组领导。恰巧里峪住得有老董的哥哥，老董也很愿意去，所以今晚的农会，主要就要靠文采同志主持了。
到了下午，那两位年轻同志又不知钻到哪儿去了。张裕民来过一次，看见没有什么事，也走了。文采一个人觉得很疲乏，天气又热，他就很无聊的倒在炕上，温习他的发言提纲，一会儿他便睡着了，大约在梦里他还会重复地欣赏着自己的发言提纲吧。
十六 好像过节日似的
这天，很多家都把晚饭提早了，吃过饭，没有事，便在街上蹓跶。好像过节日似的，有着一种新鲜的气味，又有些紧张，都含着欲笑的神情，准备“迎春接福”一样，人碰着人总要打招呼：“吃了吗？”“今黑要开农会呀！”大家都走到从前许有武的院子里去。院子空洞洞的，一个干部也没有，门口来了个民兵，横挂起一杆土枪，天气很热，也包着块白布头巾。他站在门口游来游去，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开会呀？”他说：“谁知道呀！好多人还没吃饭呢，还有的在地里。”人们又退了出来，可是无处可去。有的就到果园摘葫芦冰去了；有的坐在小学校门口捧了半个西瓜在啃，西瓜水顺着嘴流到胸脯上；也有人嗑着瓜子，抽着烟。他们一看见有干部过去，就大声地嚷：“赵大爷！还不开会呀！叫红鼻子老吴再响遍锣，唱上一段吧。”赵得禄年纪也不过三十多一点，可是辈份大，人都管叫爷爷。他好像忙得要死似的，老是披着一件旧白布褂褂，总是笑脸答应：“嘿，再等一等嘛，天一黑就开会。”张裕民也不断从这里走过，一有人看见也要问他：“三哥，今晚开会有咱的份没有？”“你真寻人开心，有没有份你自己还不知道，你在不在会嘛；是贫农就都有份！”旁边听的人都笑了，在不在会自个儿也摸不清，真是掉在糨糊锅里了。
有些小孩子看见这里人多，也走了过来，又看不出有什么，便呆呆地望一会，觉得不好玩，便又走向放了学的学校大门里。里面也很冷清，两个教员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烧饭的在侧屋门口洗碗盏，他就是红鼻子老吴，村上有事打锣也是他。孩子们便又走到空地上，不知是谁唱着今天刚学会的歌子，这是那个姓胡的同志教的，大家就跟着唱了起来：“团结起来吧！嘿！种地的庄稼汉……”这么一唱又唱出几个老头子，他们蹲在槐树下，咬着一根尺来长的烟管，他们不说话，只用眼睛打量着四方。
妇女们也出来了。顾长生的娘坐在一个石凳上，这是到南街去的街头上，她知道今晚要开会，却并没有人通知她，可是她要打听，不管开个啥会，她都想听听。自从顾长生当兵去了，村干部却只给了她二斗粮食，大家都说她是中农；什么中农她不管，她儿子既然当兵去了，他们就得优待她，说好了两石粮食却只给二斗，什么张裕民，赵得禄……这起人就只管他们自己一伙人咧，丢着她老寡妇不照顾，她还是抗属呢。她坐在石磴上，没有人理她，她鼓着一个嘴，像同她的沉默赌气似的。
这时从她面前又走过一群女孩子，也有年轻媳妇，她们几个人叽叽喳喳的兴高采烈的走过去，还有人顺手撂着吃剩的果核。顾长生的娘忽地开口了，她叫住当中的一个：
“黑妮！今晚你们开会不啦？咱也是抗属，咱能来听吗？”
“只要开的是群众会，你就能听，有啥不能？咱也不清楚开不开，咱要去问妇女主任。”黑妮穿着一套蓝底白花的洋布衣服，短发蓬蓬松松的用夹子拢住，她不等顾长生娘再问话，扭头就又随着她的女伴们走了。
顾长生娘又不高兴了，朝着那穿粉红袜子的脚踪吐过一口痰去，心里骂道：“看你们能的，谁还没有年轻过，呸，简直自由得不像样儿了！”
黑妮一伙人走到西头去找董桂花。
她们几个女孩子都是识字班的，年纪轻，都喜欢活动，喜欢开会，虽然她们的家庭经济都比较不差，甚至还很好，但她们很愿意来听些新道理，她们觉得共产党的这些道理和办法都很好。今天一早便有人告诉她们说今天要开妇女会，她们好不高兴，识字班是常常参加妇联会开会的。可是一直也没有人通知她们。在上课的时候，她们大家相邀着，吃过饭，她们又挤在一块，天都快黑了，还谁也不清楚这回事，于是她们叽叽咕咕地商量了一阵，决定去问妇女主任。她们一路谈谈笑笑，不觉就走到董桂花门口了，可是谁也不愿走前边，你推我，我推你，一群人一涌便到了院子里了，大家又吃吃地笑了起来，还是黑妮叫了一声：
“李嫂子！”大家也不等董桂花答应，又推推攘攘的一群挤到房门口。她们才看见房子里已经挤得满满的，大约有七八个女人，四五个小娃娃，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好像谈得很起劲似的，可是因为她们这一来，都停止了说话，板着一副面孔望她们。
“什么事？”董桂花也没有让她们进去坐，只冷淡地说。
“李嫂子！”黑妮还来不及丧失她的愉快的心情，“李嫂子，咱们来问你今儿晚咱们开会不啦。”
“开啥会呀！”那个羊倌老婆，叫做周月英的，翻着她的细长的眼睛，“别人今晚开农会呀！是贫农会呀！”她把贫农两个字说得特别响，她还把眼光斜斜的瞟过去，一个一个的去看她们。
“咱不是问的农会呀，”黑妮也感觉得有些不自在了，但她仍是好心肠地笑着说：“咱是问咱们的妇女会。”
“咱们的妇女会？”屋角里坐的一个小个子女人也冷笑了。
“黑妮，走吧！咱们犯不着呆在这儿碰钉子！”同去的一个女孩子说了。
这时董桂花却跑上前握住黑妮的手，她想起黑妮在识字班教书很热心，很负责，从来不要去找她，她常常很亲热地叫着她，她要有个病痛，她就来看她，替她烧米汤喝，又送过她颜料，花线，鞋面布，李昌也常说她好，她便走过去安慰她说：“黑妮，别不高兴，咱们今儿晚不开会，啥时开会，咱啥时去叫你，喜欢开会是好事嘛，多少人就不愿来，咱们妇女就是死脑筋多嘛！”
“嗯……”黑妮像一只打输了的鸡，她侧过头往外走。
“不坐会儿么，黑妮，不送你了！”董桂花站在门口，看着走出去的一群和并不回答的黑妮的后影，她心里不觉嘀咕着：这姑娘确是不坏的嘛，她伯父不好，怎么能怪她呢？
可是屋子里却有人大声说：“这都是些……，哼！谁还不清楚，又想来探听什么了。”
董桂花赶忙说：“走，咱们去开会吧。今晚先去开农会，也听听人家是怎么闹的。咱们可不能不去，这回就是要把土地闹给穷人啦，咱们女人家也有份，穷人不去，穷人自己先闹不精密，事情就不好办啦！咱们走吧。”
“走，”羊倌老婆首先站起来了，她又展开她那长眉笑了起来，“咱就见不得这群狐狸精，吃了饭，不做事，整天浪来浪去的。”
这个瘦个子女人生就一副长脸，细眉细眼，有时笑得顶温柔，有时却很泼辣。羊倌总要三四天或五六天才回家来一次，有时甚至十来天半个月。她一个人生活，太孤单，又苦，不情愿，就常拿些冷言冷语来接待他，也不烧火，也不刷锅，把剩的一点粮食藏了起来，羊倌便从布袋里拿出二斤荞面，或一升豆子。羊倌告诉她谁家的老绵羊又生了小羊，却不告诉她又被狼偷走了两只的事，只说他们那只狗太老了，他们还想另外再找条好狗。羊倌又说来年不打算再看羊了，租几亩地种也好，再种上点麦子，年成要是好，就够吃，免得现买着吃，物价又涨得厉害。羊倌已经快五十岁了，没有一点地，没法才去做了羊倌。他看见这年轻窈窕的老婆尽着诉苦，尽着生气，就自己去烧火，可是老婆还站到院子里去，还尖着嗓子骂：“只怪咱前世没有修好的过，嫁给这么一个老穷鬼，一年四季也看不到个影子，咱这日子哪天得完呀！”骂着骂着，那老看羊人也就动了火，他会像拧一只羊似的把她拧进屋来，他会给她一阵拳头，一边打就一边骂：“******，你是个什么好东西，咱辛苦了一辈子才积了二十只羊，都拿来买了你，你敢嫌咱穷，嫌咱老！你这个****，咱不在家的时候，知道你偷了人没有……”老婆挨了打，就伤心伤意地哭了。他是多么的冤枉了她呀！可是她却慢慢地安静了，她会乖乖地去和荞面，她做扁食给他吃。他便坐在炕火前面抽着烟，摸着他那像山羊胡子的胡子。她时时去看他，感到他是多么的可怜：热天还好一点，一到天冷了，也还得赶着羊群，冒着风雨，去找一些山坳坳有草的地方；也还得找个平坦的避风点的地方支起帐篷来，垫一点点蒿草，盖一床薄被，一年到头才赚得一点儿粮食，或者几匹布，或者一两只羊羔。现在他已经不年轻了，他希望回到地里来，有几亩地种。可是，哪来的地呢？每次回来，她总还要找他闹；到后来，她慢慢地觉得对他不起，就又向他送过去温柔的眼光。他也好了，过了一夜，他们就又像一对刚结婚的新郎新妇，难舍难分。她送他到村子外，坐到路口上，看不见他了才回来，她一个人的生活是多么的辛苦和寂寞啊！
这个瘦个子女人，好像除了她丈夫的拳头就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什么可以慰藉。所以常常显得很尖利，显得不可忍受。她在村子里是个不怕事的女人，她吵嘴打架都有过。在去年和春上的斗争里，她是妇女里面最敢讲话的。她的火一上来，就什么也不顾忌了，这时就常常会有一群人围着她，团结在她的激烈之下。
大家都走下炕来，娃娃们也嚷起来了，只有一个老太婆说她可不敢去。
董桂花去牵她，说：“姑妈！你要不去开会，就啥也不会明白，就翻不了身啦！”
“唉，”那老太婆叹气说，“咱可不敢去，你姑父那顽固劲，你还不清楚么？他今晚要去开会的，咱一去，他就看见咱了。他去，啥也不说，回来也不说，他自己宁愿去开会，只为怕别人叫咱清槐去。他说，好好赖赖，都让他老头子顶了吧。他要看见咱去了，准会给咱一顿臭骂。唉！咱们全给他没法办……”这个老太婆是侯忠全的女人。侯忠全也是这村子上有名的人物，他把春上分给他的一亩半地，又悄悄退还给侯殿魁了。他儿子清槐气得跳脚，骂他老顽固，他还拿扫帚追着儿子打呢。农会知道了，出来干涉，他不认账，还瞒着，农会也就没有什么办法。
“你就不能骂他，告诉他如今世道变了？谁也不能像他那样死奴才根子，死抱住个穷不放手呀！”羊倌老婆又像一个麻雀子似的叫了。
老太婆还是执意不去，她一个人回去了。这群女人也动身到开会的地方，许有武的院子里去。
这时已傍黑了，人站得远一点就看不清是谁。街口上时时有民兵巡逻，许有武院子的大门外，站得有十多个人和挂枪的民兵，谁走来他们也凑过去看看。顾长生的娘也站在门外，他们不让她进去，劝她道：“你老人家回去吧，天黑了。”又有人说：“你要什么明天找村干部吧，别老站在这里。”她却咕哝道：“咱爱站么，连街道上也不准人站了么？要是咱长生在家，你们，嘿，嗯，还说优待抗属咧，连大街上也不准人站了……”大家只好说：“好，你爱站，站吧。”
院子里已经挤得满满的，说是贫农会，实际一家只来一个人的多，也有很多中农。四周的台阶上，一团一团的坐着，只听见一片嗡嗡的声音。天上星星很明亮，看得见屋脊上还有人影，那是放哨的民兵。张正国自己也是来来去去，检查了这个，又检查那个。民兵们很喜欢他们的队长，虽说在他底下不容易偷懒。李昌在这里也不知忙些什么，一会儿跑出，一会儿跑进，又叫这个，又叫那个。赵得禄还披着那件白短衫，点了一盏灯，放在上边台阶上的桌子上。
董桂花她们进来的时候，顾长生的娘也跟着进来了。她们妇女站在一个小角上，董桂花看见杨同志正同几个人在谈话，一群人围着他，时时听见从那里传出呵呵呵的笑声。
胡立功也在台阶上出现了，李昌大声说道：“咱们学一个歌好不好？”有两三个年轻的农民答应了他，胡立功便唱着：“团结起来吧！嘿！种地的庄稼汉……”
但许多人都焦急地望着门外，他们等着张裕民，等着农会主任，他们都用着最热切的心来等着今晚的这个会。他们有许多话要说，现在还不知道该怎样说，也不知道敢不敢说，他们是相信共产党的，可是他们还了解得太少，顾忌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