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远摇摇头说：“量体裁衣，穷日子作穷打算，就会安排的合理些。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还是这些造价，还是这么大面积，也可以把条件弄得比这样好。”
李青一听，话里有话，忙问：“怎么安排合理呢？”
邵明远见李青感兴趣，就半开玩笑的说——“我告诉您，您保证不当翻案言论批判吗？”
工会主席说：“这是技术问题嘛，怎么能扯到政治上去？”
邵明远象没听见，仍把目光对着李青：“嗯？”
李青说：“我们今天谈的话哪儿说哪儿了，保证不外传。”
邵明远笑道：“这层窗户纸，指头一捅就破。不要这洗澡间，把四平米加到刘师傅住室面积里，中间打个隔断，他就有了两间八米的住室，虽然挤点，爹和儿子住一间，大嫂带三个女儿住一间，是不是比现在强多了？在砌墙时，每面砌上一个烟道，屋内墙上做个洞口，到生炉子时把烟囱往洞口一塞不就用不着打破窗玻璃伸出去，西房北房不会倒烟了吗？外墙也不致于薰得黑漆火燎了吧？”
两个人一听，恍然大悟，工会主席说：“这么容易解决……”
邵明远说：“施工之前，只要在图纸上改一条线，加两条线就完了。现在生米做成熟饭，没办法了！”
工会主席脱口而出：“你这意见为什么不早提？”
邵明远沉默了，无声地望着李青。
李青早发现自己问冒失了，忙把话头岔过去。告别出来以后，工会主席和李青推着车走了一段路，工会主席问李青：“看来邵明远有些情绪，这到底有什么内幕？”
李青说：“当年他提出过这个意见，和专家顶牛，从主任位置上撤了下来。过去的事了，当时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谈也罢。不过，这住户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
“把情况汇报上去，让上级决定处理吧。”
从这件事后，李青对邵氏兄弟俩有了些新看法，他曾不露痕迹的向上级透露，是不是该给邵明远平一下反？上级一位同志表示，邵明远既没戴帽子也没受处分，根本不存在平反问题，至于下放劳动，这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根本途径，现在正要掀起个下放高潮呢，还能把邵明远调回来吗？
果然，干部下放的高潮到来了。邵清远头一个抢先报了名，申请书写的很恳切。说他来自旧社会，沾满了资产阶级污泥浊水。党把他提到领导岗位上，他惶恐得很，请求到劳动中去锻炼，并决心在劳动中争取加入党的队伍。
邵清远已是有先进工作者头衔、副总工程师职务的人。宣传工作要抓典型，扩大影响，报社来人和宣传科合作，把邵清远带头下放和他本人的申请书一并在《建筑工人》报上登了出来。邵清远成了带头下放的一个标兵。
李青对邵清远已不象初相识时那么好感。他觉得邵清远作为工程师，如果看不出苏联图纸所带的隐患，说明他技术上没有弟弟称职，如果看出来隐患，仍只是一味的坚持贯彻专家建议，以此讨好苏联专家和不懂技术的领导，未免私心太重。所以对于这次宣传邵清远，他并不热心。然而邵清远已经站在显眼的位置上了，他响应党的号召，热心带头下放，做得既正确又合乎党的要求，要挑个人作杆旗，不选他选谁呢？有什么理由不宣传他呢？
人的命运，有时就象投到滑梯上的一只皮球，一旦扔上轨道，就要向前滚去，谁也拦不住，那球自己要停下来也停不住。邵清远下去后，劳动得不错，报纸要继续报导下放干部在劳动中的情况，他又上了报。三个月之后，要组织下放干部报告团，到各处谈自己的改造体会，邵清远自然首先被选中。过了不久，******来了，组织上提出下放干部不仅要在劳动中出思想成果，而且要出物质成果。这时就有个上过几年中学的下放干部，敢想敢干，提出几条建议，要用豆腐作蛋白胶，用工地扔弃的废草袋制造抹灰用的纸筋，用人头发作防雨涂料。尽管有人怀疑这些想法有点怪诞，可那时到处在喊“鸡毛上天”、“大放卫星”、“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谁也不敢把这建议顶回去。党委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征求意见。有人摇头说不懂化学，有人模棱两可。间到邵清远那里，邵清远说：“从技术上看，行！能够成功。”党委本来就认为，群众的创造性和跃进热情只能支持，不能泼冷水，有了技术人员的判断，这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了。马上决定把下放干部集中起来办化工厂，由邵清远任厂长兼工程师，提建议的那个干部任技术员。邵清远一上任，宣布按照革命精神，不向上级要一分钱，白手起家办工厂。于是大家分头上各工地去捡“废品”、大缸、大锅、石碾子、废稻草，陆续全拉到郊区一个空地上了。建筑业的人盖房是容易的，工地上有的是“废”砖瓦木料。不到一个月，厂房、办公室全盖起来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下放干部们敲锣打鼓把一茶缸蛋白胶，一脸盆纸筋，用红绸子包着送到公司党委来。工会和宣传科也敲起锣鼓，放起鞭炮，挂起“庆祝化工厂试制新产品成功”的大横幅迎接他们报喜。
李青在他们建厂时参加过义务劳动。邵清远脱了衣服，只穿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和众人一起抬大缸、安锅灶，细皮白肉晒得通红，沾满泥污。李青很为这热火朝天的气氛感动，又觉得邵清远作为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能响应党的号召，身体力行，确实也不容易。把他选作典型来宣传，借以教育别人，倒也不算过分。对他的看法又好转了点儿。
化工厂建成了，第一批产品生产出来了。那蛋白胶经过鉴定，确有夺木之力，纸筋用在灰墙上，倒也平滑白净，比买麻刀节约了成本。这时市内要举办“下放干部劳动成果展览会”，这两个项目一报上去，马上入选。责成宣传科准备展览品。除去样品外，还要成套的照片、图画、美术布置。宣传科并没有美术人材，要从各部门临时抽调。人们说邵明远学过建筑，绘画、雕塑、模型全拿得起来。最好调他来。李青听了，就亲自去维修队找邵明远。
维修队在一个小学校干活，主体工程修完了，工人们在吊顶棚。李青问了一下，人们告诉他邵明远今天没参加干活，在才修好的校长办公室计算任务单呢。李青按人们指的方向找到校长办公室，见邵明远和维修队长——就是那位邻居刘师傅垫着两块砖坐在地下，图前铺着几张任务单，邵明远正往本上写什么。刘师傅一见李青进来，马上起身让坐。李青说：“对不起，我打扰你们一会。”邵明远听到说话，这才抬起头，打个招呼，又低下头去写他的。李青问刘师傅：“你们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刘师傅说：“平均超过百分之三十。”李青说：“不算突出。”邵明远收起本子，站起来说：“换个说法，叫提前四个月跨入1959年，您认为是不是就好听点了？”队长又接着说：“我们没放卫星、翻几番，可是我们的质量、数量保证经得起检查。这百分之三十，是邵工一个工一个工拨拉出来的，我们把每道工序、每个动作都测了时，邵工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我说，你们宣传下放干部的成绩，怎么不谈谈他呢……”
邵明远马上打断说：“别胡扯，谈正事。”
李青看到这里的气氛似乎比化工厂邵清远那里冷清些，可也踏实些，忙说：“你们整材料来，我们宣传。”
刘师傅说：“这就难了，我们这儿唯一的笔杆子、唯一的计算尺、唯一的计划员都是他，他偏不肯为自己写一个字。”
大家说笑了几句，李青这才讲他的来意。他讲话时，刘师傅就用眼睛询问邵明远的态度，邵明远微微摇摇头。于是李青话一讲完，刘师傅就说：“不行，他走了我这儿拉不开栓！”
李青说：“下放干部总要走的，何况他是临时抽调？”
刘师傅说：“要是正式上调我就不拦了。正在******，抽走我们的参谋长，不是故意要我们队吃憋吗？”
邵明远说：“还是换别人吧，这一套我也干不来。”
李青不好强迫，说了几句闲话，劝他再考虑考虑，就告别回公司。邵明远把他送到小学校门口，欲言又止的哼了两哼说：“李科长，从上次到我家闲谈，我看出您是个讲信用的人，我想冒险劝您一句话。”
“你说。”
“现在正反****、拔白旗，我本不该多说什么，因为这事牵扯到我家兄，我不得不进一言。”
“你尽管说，我，你还信不过吗？”
“关于化工厂的宣传，适可而止吧……”
“怎么？你觉得这里边有假？产品确实造出来了。经济效果也证实了。我亲眼所见！”
“没说它有假，我是说……过两个月您就会明白的，不要弄得骑虎难下才好。”
李青想再问仔细，邵明远不肯多谈了。这时正在反****的高潮上，李青当然不会无来由地阻止对化工厂的宣传。于是一切准备工作都加快完成了。连环画、样品台，还象拍电影一样叫邵清远脱了光膀子，把安好的石碾、大锅拆下重安，以便拍连续性的展览照片。化工厂产品既经住了检查，宣传工作也做得出色，在中山公园开展览会时，就把一段最显眼的位置分给他们，并且从下放干部中抽了两个口齿伶俐、长相喜人的女同志来作解说员。开幕之后，这一部分展览很吸引观众。邵清远和展览内容再次用大字标题，配上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出来。展览中间，市里分管建筑的领导人在几位下属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来参观。在这展览台前看了许久，问公司领导：“这位邵工程师入党没有？”
公司领导说：“已经报上来了，这几天就批。”
市里领导又转身对设计院的负责人说：“你们光会打报告向市里要副院长，要总工程师，为什么不眼睛向下？这样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不提拔重用，光要老干部老专家哪有这么多？老专家也是从年青时过来的哟？”
设计院负责人说：“邵清远工程师能来我们当然欢迎，只怕公司不放！”
市里领导说：“不要本位主义嘛。”
展览会开了两个月，李青带着展览工作人员一直住在公园，没有再回公司去，公司偶然来人，也从不提化工厂的现状。等展览会胜利闭幕，李青带人回到公司，组织上却告诉他，参加展览去的下放干部、解说员，不必再回化工厂了，另外分配到各生产队跟班劳动去。
“为什么呢？”李青奇怪地问。
“化工厂关门了。”公司领导说。
李青大吃一惊，没想到竟又给邵明远说中了，而且恰好两个月左右。问一下原因，也极简单。做蛋白胶用的原料是豆腐，每天须派十几名下放干部天不亮就去副食店排队，买到豆腐，他们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尽管抢了居民的口中食，但副食店和化工厂有联系，倒不会影响生产。可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市场就不那么景气了，豆腐越来越少，终于断了供应，再往后连黄豆也看不见了。原料断了来源蛋白胶只好停产，至于做纸筋的废草袋，更是一场笑话。看着工地上到处扔着不少，岂不知一正式生产，用不了一个月就捡完了，只好改买新草袋，用火碱煮烂再碾成泥。而新草袋却要去天津等处产稻米的地方运，运费加上草袋、火碱，成本远比买现成的麻刀贵多了，生产也费劲多了。拿人头发制涂料，则始终处于试验阶段，幸好没成功，真成功了，派一批人到处去收集头发供长期生产，怕也不是便宜事。
李青问：“工厂关门，邵清远工程师干什么？”
“调设计院当副院长去了。”
李青说：“这化工厂看来并不成功，怎么还提拔他？”
领导说：“这么说不对。工厂遇到困难办不下去，不等于当初没有成绩，这股跃进的热情还是好的嘛，听党的话还是对的嘛，在政治上当时是打了主动仗、胜利仗的嘛。”
李青沉吟了一会说：“我认为对一些扎扎实实，在下面真跟工人结合的下放干部多作点宣传，比如邵明远……”
那位领导说：“我也听说维修队对他反映还不错，不过，维修队在整个******中可不是上游。有没有迎合工人中保守思想的一面呀？现在还有人弄不清，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抓住一点缺点攻击******，攻击三面红旗，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性。对他哥哥，我们在政治上是放心的，对他还不能这样说吧，树立一个先进典型要慎重哟！”
邵清远就任设计院总工程师后，再也没出现什么叫人留作话柄的事。但也没再创造什么突出成绩。议论当然仍有。说他好的，认为这人谦虚、谨慎，民主作风好。任何一件设计出来，他从不首先表态，总是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各级领导指示，然后综合大家意见定出方案。说他不行的人，认为此人既无主张，也无创见，上传下达，划圈办事。当这种副院长有没有专业知识关系并不大。但领导上对他是始终重视的，认为选一位这样又是内行，又是党员，组织观念强，民主作风好的领导人很不容易。所以多少年来每逢有代表工程技术人员出面的活动，总是选他。设计院的党政领导换了几批，他这技术领导却从未动摇过。
邵明远呢，说不上顺利，也说不上不顺利。每逢有技术难题要会诊，要解决，讨论会是少不了他的。平日则仍在技术科审阅图纸，选先进人物想不到他那儿，支部培养对象也从没把他列入。但也再没有什么运动扯到他头上。
这弟兄俩象竞走中的两名选手，起步时弟弟在先，哥哥在后，走出去没多远，哥哥超过去了，弟弟落在后边，而且越拉越远。如今已走进整个赛程的一半了，这距离仍未缩小，看来到终点也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了。
也就在这期间，李青调离了建筑公司。大概过了一两年吧，李青在一次路过南池子一条胡同时，正好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迎面开来。他急忙躲到墙根，那车却在他身边停下来了。邵清远探出半个身子喊他：“李科长，您上哪儿去？”李青说：“我刚办完件事，回家去。”邵清远立即下了车，打发车开走，拉住李青的手说：“好久不见了，我就住在附近，到我那儿喝杯茶吧。”
邵清远住着独门独户的一个小院。房子不多，可是出廊出厦，花瓷砖漫地。院子里两棵刺槐，一架葡萄，干净清爽。孩子上大学，住在学校里，只他爱人在家。这女人四十出头了，看来不过三十四五，穿着纺绸白衬衣、木黄凡立丁裤子，薄施了一点脂粉，十指尖尖，指甲上还残留一点红色痕迹。她把他们让进客厅里。客厅内铺了地毯，沙发和落地灯尽管都很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贵重货，而且保存得很仔细。李青对这屋子和这女人，整个儿感觉是比院子外边的世界相差十几年，似乎从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起，这屋的钟摆就停了，外边不管有多大变化，这屋内纹丝没动。
李青试探着问：“您在哪里工作啊？”
“我当家庭妇女了！”她说话的态度倒是诚恳亲切的，使李青印象变好了些。“老邵要人照顾，家里又没旁人，我就一直没出去工作。”
“从解放就没工作？”
邵清远说：“她原来是评剧演员，后来嗓子倒了。剧团改国营时，动员她转业，她就退职了。报上不是宣传过，家务劳动也是社会主义劳动吆？算了，给国家省点开支吧。”
说完他笑了笑。
李青问：“这房子是房管局的？”
女主人说：“解放前我们买的，******时国家收了去，现在又发还了。修、补全要自己操心，哪如住公家房好！”
邵清远作了几年领导工作，年岁也大些了，正在发胖，上胡同里这几步路，他就有点喘吁吁的，进屋之后，爱人帮他脱下外衣，换了拖鞋，坐在沙发上再也没动地方。他刚一动手，爱人把茶送到手上了，刚一举烟，爱人把火点着了。他尽管客气地点点头，可是怡然自得之态毫不隐避。李青问了几句设计院的情况，邵清远回答的都是公事话，便没心思再谈下去，推说家中有事，告辞出来。到门口问了一句：“明远还住在老地方？”
邵清远说：“对，生了孩子，对面那间屋现在也归他住了，邻居搬走了。”
“工作情况呢？”
“还是照旧，本来他比我的条件好，可是不知自爱，盲人骑瞎马……”
李青走到街上，呼吸才畅快了点。他觉得邵清远的家给他的印象很古怪。怎么古怪，他却说不清；一直走出很远了，他才多少摸着点头绪，原来邵清远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中。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过十年旋风似的混乱，风定之后，李青又调回建筑系统工作了。一接手工作，就搞落实政策。按政策精神，凡属被“******”无辜迫害离开原工作岗拉的同志，基本上各就各位。原单位撤消了的，也要安排到相当原级别、原职务的工作。设计院尚在，邵清远回去作副院长是理所当然的。而邵明远呢，李青认为十七年间对他的使用就不大合理，没让他把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他想趁机会给他安排个适当的工作。
这意见也被上级采纳了，只是目前尚找不到合适的职位给邵明远，就决定先请邵清远复职，后安排邵明远的工作。
李青是带着报喜的心情去找邵清远的。邵清远仍住在原地，只不过换了房间。他在干校****队接受****时，爱人死了。房子被******的一位上级占用，把他家剩下的破烂全扔在放杂物的厢房内。******虽然倒了台，这位上级却并不是“******”分子，只是由某厂书记的位置上退到了顾问位置上，房子仍占着。邵清远回来后，就把那间放杂物的房稍整理一下，住了下来。李青进屋一看，恍然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弟弟那个房间，也那么小，也那么挤，只不过更阴暗些，而且没有邻居的小孩来打扰——那位顾问仍保留着作书记时的派头，不许孩子们和这个身份颇可怀疑的房东打交道。
“您自己找地方坐。”邵清远有点手脚发颤地招呼着，“我沏茶去！”
他的蜂窝炉子放在院里，所以得把茶壶端出去沏。他出去这工夫，李青挨桌子坐了下来，无意间看到桌上铺着的稿纸，恭恭正正写的题目是：“关于分配我工作的几点要求”。
邵清远沏茶进来，指指桌上说：“我正写个东西，打算写完拿着去局里……”
李青说：“您甭写了，我就为这事来的。市里原则上已经同意，请您回院去主持工作。”
“这消息我已经从小道上听到了，所以才写材料。您来了也好，当面谈谈，把我的意见给转达上去，这项任命我不能接受。”
对李青来说，这不算意外，经过**********，有的老同志落下点消极情绪，不肯再担当工作，他曾碰到过，于是就用行之有效的方法，讲一个对党对人民的责任。
邵清远连忙摇头，说李青误解他的意思，他说“**********”怎样，中央会作结论，他不敢乱说。但对他自己来说，却给他带来一个好处。这就是在牛棚的时候，他反复琢磨了一个问题。
“现在是九死一生了！党再次把我从这地狱里救出来，我怎么报答党的恩情呢？”
李青笑道：“对呀，怎么报答呢？”
“一句话，做个老实人，做个老实党员。”
“这话怎么讲呢？”
“且听我说。还记得一九五五年，我刚当选先进生产者时，你问我，我在模范工地主要经验是什么吧？”
李青说：“记得。你说，和苏联专家合作是个政治问题，专家的建议就是法律，守法就行了。”
“不错，可是我没告诉你这条经验我是从哪儿学来的！”
“对了！”
“我没法说，因为这条经验我是从在美国人手下作事时学来的。在旧社会，找职业不叫找职业，叫找事！工作不叫工作，叫混事，拿谁的钱就叫给谁作事！替人办事嘛，不按人家的意思办还能按你的意思办？在史迪威公路上，正式土木系毕业生有一大堆，对每项施工方案他们都有一套不同意见。我学历浅，提不出什么高明见解。大家都瞧不起我，美国人也瞧不起我。可一到分配工作时，却总是先要我。美国工程师上南京开营造厂，他要我不要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这人用起来顺手，光想替他办事，从不坚持个人意见。”
李青没想到邵清远说的这么露骨，有点替他不好意思起来。笑道：“您也形容过分了吧。”
“一点也不，咱们说的是实质。解放后，我以为一切会改弦更张，以我的经历，我的学问，安排我在技术科看图纸，我知足了。可没想到我弟弟碰了个钉子，我一琢磨他碰钉子的来龙去脉，发现也还是在为谁作事这一点上。所以大家选我去模范工地，我没推辞，对这一套作事法我比对土木工程、力学结构熟悉。在美国人手下怎么干，在苏联人手下也怎么干呗。只要不把这个底说明白，大致不会失败。果然，我去了，干成功了。而且从此一路顺风！”
李青问道：“这么说******化工厂的事您也是明知道后果不会好的？”
“不能这么说。”邵清远喝了口茶，接着说，“当时领导上号召******，全国各地什么亩产万斤粮、大炼钢铁、活性染料、牛猪杂交，各种荒唐事都在报上堂而皇之地宣传开来了。用豆腐作蛋白胶，从技术上说是行得通的，用草袋作纸筋也不违反科学原理，领导要这么干，我当然按领导的意愿办。还是那句话，我不忘我是替人办事的。另外我也是拥护共产党的。我相信党要这么干必定有他的理由，有政治上非干不可的理由。虽然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可自觉的跟着潮流走。后来潮流把我浮到上边来了，我想下也下不去，何况我并不想下去。我弟弟倒下去了，不也对革命没带来什么好处吗？不过我可是全力以赴地干事的。不管我水平多高，放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一定尽其所能把事干好。当副院长我本来不够格，因为技术上我没那么多学问，所以我尽量听别人的，把别人的高见收集来作为我的最后建议拿出去。凡是上级希望我办的事，我件件把它办好。”
李青说：“照您这么说，您也未必全错，何致于现在又反其道而行之，恢复原职都不干呢？”
邵清远说：“上边我只说了一半，作什么都不忘记是替别人干事，按别人意思办。这只是个手段。内里还有个目的，目的是为自己办件最大的事。在旧社会是为了保住饭碗，在新中国是为了保住职位，后来又加上保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您到过我这儿，我这家原来挺舒服。我跟我爱人感情挺好。她在旧社会唱戏，舒服惯了，我不忍心叫她受委屈，我弟弟的事教训了我。我要被打下去可不如他，他年轻，有专业知识，败到底还可以当技术员。我的专业是二五眼，叫我当副院长我能应付，真叫我上工地当个施工工程师就砸了。就象票友唱戏一样，别看能唱《二进宫》的杨波，你叫他当真来个武行的，他连台帘也出不去！”
李青说：“按您这逻辑，现在叫您回去当院长，不正该接受吗？”
邵清远说：“你忘了刚才我说的‘**********’，对我的好处了。‘**********’一来，吭呛一下，扫地出门，我半辈子的饭碗全砸了，连筷子也没剩。我这才明白，要不把党搞好，把全国治好，我再精明也保不住自己的饭碗。替人家干事？替谁呀？替国家才能有自己。我入党也十几年了，直到进了牛棚我才觉着自己真该好好当个党员，实打实的尽一个党员的义务，实打实的为国家作点事。在牛棚我就下决心，如果党还能把我救活，我报答的办法就是向党声明：我这个工程师是假的，先进工作者也是假的。请党把我调到我力所能及的岗位上，描图也行，当工长也行，实打实的为党作点事儿。”
李青觉得他说得很诚恳，劝慰了几句，答应向上级转达他的要求，同时嘱咐他：“组织决定了，可一定要服从。”
李青回去把情况一汇报，领导上笑了。主要负责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偏激性！他自己这么说可以，组织上不会这么认为。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很了解他哟！懂技术，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是个老干部。”
另一位领导说：“可能还是有点怨气儿，做做工作哟，告诉他，组织决议还是要服从。先报到，有什么意见以后还可以谈！”
调令终于下去了。邵清远组织性向来是强的，没有二话，到设计院走马上任。
上任以后，邵清远工作很认真，自上至下反映颇佳，但他每过一个时候就打一份报告，申请退居二线当顾问，最近的一次报告，还提出了可以接替自己者的名单，名单列了三个人，有一个是他的弟弟邵明远。
有人把这话传给邵明远，邵明远说：“我不是当官的材料，我一辈子没说过家兄好话，现在倒要说一句，我看他干这个院长还合适。”
李青把邵氏长兄这些往事捋了一遍，想来想去，弄不清他算哪一号人！先进人物吗？不象；落后人物吗？也不象；中间人物呢？似乎也不贴切。想了两天，脑袋生疼，嘴上起泡，决心放弃写小说的野心，安心休养。
他乡遇故知
我年轻时学习写小说，总想找些奇谈巧遇，写出来令人“拍案惊奇”。近年来认识到真实和朴素的价值，就想极力避免那些太过于戏剧性的事件。所以迟疑再三，不愿写城山先生的事。
我去山东重访少年时工作的地方，住在某县城招待所里。招待所很小，只有四五间客房，不两天所住的客人就都熟识了。我隔壁住着两夫妻，男的有六十多岁，女的四十多岁。男的一天到晚不吭一声，女的有说有笑，满院子都是她的声音。男的早出晚归，一身油垢。女的打扮得过分入时，在这小县城里颇有些扎眼。她除去到集市上买鸡，买肉，买苹果，就在门前一个煤火炉上烧菜或是在井边洗衣服，再不就凑到人堆里扯闲天。
有一天下雨，我不能外出，坐在传达室和看门的于老汉闲谈。于老汉认识字，从《新观察》上读过我写的访日短文，就跟我打听日本的情形。谈话中间，那女人来了，于老汉招呼她坐，她摇摇头仍在门边站着，满有兴趣的听我闲聊。我对她没多少好印象，这时正和老汉谈日本的吃食，并没睬她。可是我正谈到兴头上，她兜头来了一句：
“你净是胡扯，那地方不怎么样！”
咦，这真奇了。我既不是对她说的，她又没到过日本，怎么能说我胡扯？
“他们日本人好东西也做不出好味儿来，挺好的鱼，吃生的！肉呢，弄的稀甜，一吃就恶心！做汤连点油也不放，放些小干鱼儿，恶腥气！”
我有点生气的问：“还有啥不怎么样的？”
“见人就鞠躬！整天坐在硬炕席上，还叫你跪着坐。我偏不，故意伸直腿把脚丫子冲着门！”
“这么说你去过日本？”
“才回来没半年。本来说住到年底的，我说啥也不住了，俺老头没法，跟我提前回来了。”
这时候于老汉才插嘴告诉我：她的老头，就是那个满身油垢，整天不出声的人，是日本人，大伙叫他城山先生。地区汽车修造厂的技术员，到这儿的汽车修理厂帮忙来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的装束有点扎眼，毛衣和筒裤都是货真价实日本产，比北京街头留长发蓄胡须的哥们身上地道的多。
尽管对这人印象不好，但觉得自己态度也过于不逊了。我忙向她让坐，并打听她怎么会嫁给个日本人的。
“我三十岁时死了男人，想找个没结过婚的，工资高点的，人老实点的，年纪大点的。中国人里找不着。就他合适。”
“你在哪儿找着他的呢？”
“不用找，他一直跟我在一个厂。我没进厂他就在那个厂了，从一解放他就在那个厂工作，是从解放区进城来的。”这时一阵劈劈啪啪的泥水声，城山先生从外边回来了，打着一把破伞，鞋子夹在腋下，赤着两只脚走到门口，朝我们看了一眼，几乎看不出的点点头，又朝里走了进去。
“喂！”夫人尖叫了一声，把头伸出门去，“你把伞在外边先落，把脚涮干净再进去！”
城山先生站住脚，毕恭毕敬地听完，一声不响地走到井边涮脚去。夫人说是要给老头子打酒，赶到井边，一边数落城山先生出门不带雨鞋，也不想着多穿件衣服，从他手里把伞夺了过去。进屋拿了酒瓶，一阵风跑出了招待所大门。
城山先生引起我职业性的兴趣。我请县委开了介绍信，去汽车修配厂访问他。
汽修厂的厂长老姜，原来在地区厂里和城山同事，请城山来帮忙，就是他的主意和他的面子。他一看介绍信很高兴，倒象要访问的是他本人，一口气介绍了城山许多好处：在战争时期就参加我们工作了。不怕危险，认真苦干，责任心强……总之，是个有觉悟的国际朋友。他有日本国籍，可是拒不接受额外照顾，只和中国工作人员拿同样的工资，享受同等待遇。退休以后，四处帮忙，从不要补差之类。
我问：“日本侨民有几次分批回国，他怎么不走？”
老姜说：“战争年代他为什么没走我不知道，建国初期我才和他在一道工作，那时他说中国才开始建设，正需要技术人员，他不能走。后来生产上正轨了，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得知当时日本生活很困难，失业的人不少，他又没走。再以后，他在这儿成了家，而且离退休的年纪也不远了，当然就更不走了。”
“现在既然退休了，可以回去了吧？”
“今年他回去一次，大家以为他是先去看看情况，安排一下，以后回国。可是一年的护照，他三个月就回来了。”
“为什么，就为他爱人过不惯那儿的生活？”
“据他爱人说是这样，可也不象，也许中国这点退休金拿到日本不顶用，也许……谁知道呢，这个人近几年越来越沉闷了，一句正经话也说不出来！”
等姜厂长领我到现场去找城山的时候，已经离中午吃饭的时间不远了。城山正躺在一辆旧福特下边修车。老姜喊了好久，他才把头仰面朝天地从车下探出来，说：“正干着活，你叫啥哩？”——说的是地道的鲁中土话。
“有记者访问你！”
“这是干活的时候，又不是会客的时候。”
他说完不等回答，又把头缩了进去。
碰了个钉子，我有些扫兴，对老姜说：“咱们回办公室等他吧！”
老姜抱歉表示同意，和我走出车间。这时城山在身后喊了一声，满脸油污的追了出来。我俩就站住了脚。人们总有点好奇心。院子里几个干活的人看见日本技术员喊住我这个生人，都停下活来观看。这时他走近了，笑笑说：“刚才正在节骨眼上，停不下手来，对不起。”
为了表示尊重，我用日语说：“能见到你很高兴，我不算采访，只想和你谈谈心……”
他脸上露出了惶然的表情，望着我不吭一声。
我又说：“我也才去日本回来不久。”
他摇摇头，用山东话说：“我是偏僻地方人，你的关西口音我听不懂，咱们说中国话吧！”
我又一次有些扫兴。我的日语水平虽然很低，但这几句话还不致于说错。他既听出我有关西口音，怎么会听不懂内容？我又用中国话重复了一遍，和他交谈的兴致已经淡多了。老姜要去向干活的工人交代什么事，我便约城山下午再谈，再次和他告别。城山忽然有点迟疑地看着我说：“你小时候是不是在轻金属工厂当过苦力？”
我感到很意外，忙说：“是啊！”
“认识个城山信一郎吗？我就是城山信一郎啊！”
咦！我又上下仔细地看他。他说：“在招待所我就怀疑是你了。下午到招待所再谈，我去找你！”
我怀疑他是不是城山信一郎？脸相依稀还象，可是神态、性格完全不是那一个人。
轻金属工厂，是日本人掠夺中国矿藏的一家工厂，技术工人大多是日本人，苦力和学徒是中国人。我是到那里当卯子工的，每天抱着一捆木桩跟在测量的人后边钉桩子。日本人给多少工资我不知道，反正包工柜上一天给我两角五分钱，扣了住席子窝铺和吃窝头咸菜的钱，到我手只有七八分钱，干几个月不够买双鞋。穿苦力们不够用度怎么办？把头教我们偷，偷了工厂的东西他负责收买，不必自己拿出去卖，这样少点危险，可是他收价很低，偷一把钳子只给五个鸡蛋，偷一个小电机也不过给一条蓝布裤子再加一双鞋钱。我年纪小，不敢偷大家伙，只能捡点小便宜。有一天在翻砂场外边干活，我进车间里闲逛，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只新电筒，随手揣到了怀里，急忙溜了出来。约摸快到下班时候了，我正要把剩下的木桩打成捆扛回窝铺，一个小鬼子气的满脸煞白，抓住了我，“你跟我来！”
我害怕了，两腿发抖，脸涨的象火烧，求救的眼光投向把头。把头原来在指挥我把木桩捆好，现在他自己却看也不看我，抢过我手中的木桩用绳一摽，扛着走了。
“跟我走！”
我无可奈何地跟着小鬼子走。他并不抓着我，只是在前边领路，不时回头看看我。他有十八九岁，穿一身战斗服，洗的发白了，又落满了黑砂。戴一顶战斗帽，帽子前角一个窟窿，后边毛了边，挂着线头。穿一双分指的水袜子，也露出了小脚趾，只有屁股上别的那毛巾是新的。我还没见过这么穷的日本人。他一句话不说，领我绕过办公室，往石灰矿那边空旷的地方走。我越走心越往下沉。一般的小偷小摸，日本人看见打两嘴巴就放了。偷了重要东西，送勤劳部、警备队，那是要灌凉水上老虎凳的。他现在不打我，当然是要送我进那里去了。
这时正下中班，人们纷纷往厂外走，我不好执拗。过了会儿，看看周围没人了，我停住了脚。他走出四五步，听到后边没有脚步声，也停下了，回过头对我说：“走！”
我说：“不！”
“走！”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不要问，跟我来！”
“先生！”我哭了，把手电筒从怀里掏了出来，“我还给你，还给你不行吗？”
他走近了我，扠开两腿，伸开胳膊，摆出副角力的姿态：“你这么小，为什么学干下流事？”
“我，我没有钱，妈妈病了，来信叫我寄钱去……”
“你……”他噎了一下，把胳膊收起来，扠腰站在我对面。“你们家没别人挣钱吗？买药靠你这个小东西？”
“我没有爸爸了，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靠妈妈给人洗衣补衣生活，妈妈一病没人挣钱了！”
他沉默了一会，把腿收拢了，稍息站着，指指那个电筒。
“这个你能卖多少钱？”
“把头也许给三角，也许给五角，由他给。”
“这够买药的吗？”
“我不敢偷值钱的东西。这个也不是偷的，我见它放在窗台上，随手拿的！”
“嗯！”他找一块高地方坐下了，用手挠着头，想了一阵，摆摆手说：“你坐下！”
我规规矩矩的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等着他教训我。
他把屁股后边的新毛巾拽了下来，想了想，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两块钱，用毛巾包好送到我腿上，随手拿起那个电筒：“这是公家的，不能给你，这毛巾和钱是我自己的，送给你吧。以后不要偷了，被人抓住要挨打，而且那是下流事……”
“不，先生，我偷了你的东西还给你，你不打我，我很感激了，我不要你的钱。”
“你？”他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眼里却流下泪来了。
“小孩！”他擦了一下泪说，“我也没有父亲，妈妈把我给了伯父。后来伯母自己有了小孩，把我赶出来了。我是一个人在安东半工半读学的技术。我也没有钱，钱寄给妈妈了，不然我还会多给你一点。我们作朋友吧！”
我惊奇的看着他，连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原来日本人也是人，也有妈妈，也会痛苦，也会同情别人。我以前是把他们看作只会打人、骂人，没命的喝酒撒疯，也没命的干活的兽类的！我间他刚才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想怎么处置我？他说想把我拉到没人地方，审问我是不是偷了电筒，谁知还没问，我自己就掏出来了。我说，在哪里不能问我？干吗要到没人的地方？他说他丢电筒这事不敢叫工长知道，工长知道了也要揍他的。这又是一个意外，原来日本人也会揍日本人，而且他们也怕挨揍。
这以后我再和他见面，总是笑着互相点个头，互相说句“噢哈友斯”，并按习惯把“斯”字拉的很长，但并没成为朋友。不同民族，不同身分，又不在一起干活，年龄也相差一大块，怎么交朋友？——十二岁和十八岁之间的差距和四十二与四十八岁之间的差距是不一样的。后者相差年龄的十分之一，不算什么。前者相差是年龄的三分之一，完全是两个人生阶段呢！
过了几个月，到了秋天。人们发现日本人运来的润滑油中有不少是豆油，就偷着弄了来炸窝头吃。这晚上我们窝棚里有人也弄来一瓶，派了一个人放哨，大家挤在窝棚里炸窝头，我管烧火。正说笑得热闹，放哨的在外边吹了声口哨，通知有日本人来了。人们站起来就跑，有的临跑还急忙抓一把炸好的窝头片往嘴里塞。我压上火站起来时，人已经跑光了。等我从窝棚门钻出去，这个小日本人手里提个包袱正站在不远处对着窝棚观望。他冲我招招手说：“来！”
我仍然有点紧张，但已不是害怕，而是有点羞愧了。可是他并不问油的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朋友，我向你告别。”
“你要上哪儿去？”
“我应召了！”他挺了挺胸说，“明天就入营，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这些东西我用不着了。送给你吧。”
他把包袱交给了我。我连谢字也没有说，因为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在心里搅动。不是惜别，也不是为他前途担忧，那时我还小，不大体会到这种感情。只是觉得可怜他，由可怜他也想到自己的悲苦。或者反过来，由于自己的悲苦，也可怜他的处境。这种心情当晚使我许久不能合眼。第二天，听到工厂门口军乐声，喊“万岁”声，知道日本人在送他们入营，同伴们幸灾乐祸地说：“好，又一批王八蛋挨枪子儿去了！”我不仅没有象惯常那样附和着咒骂，心里还搅动着说不出的酸楚。
他送我的包袱里是几件旧衣服，一双新水袜子，还有一支电筒——不是那一支，是新买的一支。所有的东西上都写着或刻着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除去水袜子我勉强能穿，别的我用不上的东西，后来分赠给别人有的卖了，剩下一个电筒，我原是想精心保存的。但因生来粗疏，又年幼，生活变动频繁，终于不知什么时候连电筒也不见了，唯一没有丢失的就是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在解放军里当通讯员，战斗在沂蒙山区。有一天，我们休息，我和一个战友去四五里外的镇上赶集，路过一个山坳时，看到村头停了四五辆十轮大卡车，上边用树枝伪装着。那时十轮卡车是稀罕物，何况是我们自己的，门上涂了红五星的。我们两个一辆一辆的看了摸，摸了看的，流连好久。卡车底下多半都睡着司机和助手。也有几个人坐在树下打扑克，补衣服。他们也穿军装，可军风纪很不讲究，敞着怀的，歪戴帽的，什么洋相都有。只有一个人，领扣扣的挺严，绑腿打的规矩，闷声不响精神贯注在修一只破排球。我们两个看车也看人，把这些人当稀罕看。看了一阵，我们发现修排球的人也盯着我们看了。我的伙伴说：“这兴许是个首长，咱快走吧，别等着挨撸！”我俩急忙逃开了。
中午赶集回来，汽车仍在那儿停着。除去一个站岗的，别的人都不在。我俩又放心大胆的看汽车。一会工夫，不知从那辆车上跳出一个人来，年纪和我相仿，可是大模大样的嘴上叼根烟卷，问我说：“你认识个陈三同志吗？”
我被他那副派头镇住了。连忙摇头。
他用了个我熟悉的姿势招招手说：“来！”
他领我往村里走，我的伙伴见来势突兀，不声不响的溜了。那汽车兵大概怕我也溜掉，就抓住我一只手，领我拐进一条巷子。先听到年轻人嘻嘻哈哈的笑闹声，再走进一个墙豁口，就看见一群光膀子穿短裤衩的人，在围观一个人爬在地上用头拱球。那人用头拱一下，球滚出去十来步，他追上去再用头拱，每拱一下，场上就爆炸似的响起一片笑声。
领我的小战士喊：“老陈同志。”
“别咋呼！”一个战士说，“他打球输了，正挨罚呢！”
这时那人拱着球已绕场快一圈了，有几个人喊：“行了，行了！算通过了！”也有人喊：“不行，说的三圈，少一圈也不行！”拱球的人坐在地上，抬起半个身子，满脸通红的笑着说：“不行，非拱完不算。你们输了也别想耍滑！”说完他又一本正经的拱起来。
人们又笑。我也加入到这个欢乐的旋涡中来了。那球终于滚满三圈。拱球的人摇摇晃晃的站起来，高举两臂喊道：“噢！完成了！”那样子好像不是挨完罚，倒象得了拱球冠军。人们给他送去了茶缸和毛巾。领我来的小战士趁机过去对他说了什么，他擦着汗朝我这望了望，急忙跑了过来说：“真是你！刚才你看汽车时我看很象你，我叫助手在车上等你回来，没想真是：忘了我了吗？城山信一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