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学的****
中国诗学历2000余年，经数变而有今日蓬勃的面目，不能不说是一种骄傲！细绎中国诗学的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五个阶段。中国诗学的萌芽阶段：先秦两汉，这一阶段是诗学的源头和****，并无专门的著述；确立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至盛唐，自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始，中国诗学真正确立，《文心雕龙》的出现是中国诗学发展轨迹中的重要标志；发展繁荣阶段：中唐至明中叶此处下限断至明中叶，从释皎然的《诗式》开始，诗学与文学真正的分道发展，并互相影响，明中叶前后七子的争论是这一阶段的结束，下一阶段的开端，因为此后的诗学将总是在争论中发展；总结和嬗变阶段：明中叶至晚近，这是中国诗学极为灿烂的时期，虽然诗学的发展并没有对文学的发展有着一致的映射，但诗学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持不同观点者的文学创作，这一阶段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结局；现当代阶段：“五四”至今，虽然也还有诸如钱师仲联先生的《梦苕庵诗话》等的刊行，但总只算得是余霞散绮了，中国诗学的话语形式发生了截然的变化。可见诗学的发展并不与文学的发展和历史朝代的更替完全一致，而为了叙述的方便，于此仍按照历史朝代的更迭划分小节。
第一节 先秦两汉诗学
先秦如果从西周开始算起，至秦始皇嬴政横扫六合而有一统止，中国诗学的源头就在这一阶段了。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专门的诗学著述出现，甚至文学也还没有觉醒，但可以说，历来的中国诗学研究者均无比重视这一阶段！两汉诗学可以看作是先秦诗学的延续，所以本节将这两阶段一并论述之。“先秦时期的文学批评，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学批评发展历史的萌芽，虽不成熟，却蕴蓄无限勃勃的生机。”此处“文学批评”和下引“文学理论”等概念近于“诗学”一词，不再注明。文学、诗学不分，“文”、“笔”不分，“情”、“志”不分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现择其要者略作述论。
一、经史中的诗学
（一）《诗经》中的“美刺”
“诗学”的胚芽在“诗”中！卫姆塞特·布鲁克斯以荷马史诗为例说过这样的话：“自始以来的诗人，多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把文学见解写入自己的诗篇，所以，人类自有了诗歌，雏形的文学理论便相偕出现。”
中国文学史上，“诗”，又称“诗三百”，编成于春秋时代，汉代始称为“诗经”，后来又作“葩经”。《诗经》的作者面目不甚清楚，姓名亦几无可考，只能说大致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人。
《诗经》中所涉及的诗学资料多为言该诗作诗者的目的，郭绍虞先生辑出11条，顾易生先生辑出17条（其中“国风”3条，余之14条均在“雅”中）。内容主要说为何而作诗，诗有何功能。
《魏风·园有桃》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因忧愁而作歌，诗可以解忧。《小雅·四月》中“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白华》中“啸歌伤怀，念彼硕人”等也可看出作诗者将诗歌当作书写哀怨的艺术方式的主张。由此我们能够约略见得“诗以悲为美”的最初状态，中国诗歌以写悲苦愁怨为审美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在文学创作的起步和诗学的萌芽阶段就已经表述得如此明显了。
《魏风·葛屦》中“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大雅·民劳》中“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句是将诗歌看作用来颂扬或讽刺（“美刺”）的工具。这是最早的诗歌社会功能的表达。“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总是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所谓“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家父作诵，以究王”（《小雅·节南山》），社会中正是有这样的不合教化，诗歌便产生了。诗歌是为了教化而生的，这一点后来的汉人大抵是更为清醒得多了，如何休在《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中作《解诂》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汉书·艺文志》也有相近的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虽然后人认为《诗经》就是这样采集而来的，但我们换个角度却能发现，正是因为诗歌具有了美刺作用，统治者才会重视它们，才会积极地收集它们以帮助自己考察民情民生，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
（二）《尚书》中的“诗言志”
《尚书》又称“书经”，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之别。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是《今文尚书》中《尧典》的一段话，《古文尚书》将其下半篇分出，并加28字作为《舜典》。
朱自清认为，其中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开山的纲领”。这一段话本是针对“乐”来说的，而先秦甚至到了战国时候，“乐”、“诗”和“舞”都是不分的。《荀子·乐论》说：“君子以钟鼓道志”，《庄子·天下》篇也有“诗以道志”，“道志”也就是“言志”之说。诗歌是用来表达内心怀抱的，几乎成了诗歌本质探讨中的第一个重要命题了。汉代的《毛诗序》则又将这个命题拓展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唐人孔颖达在疏此句时又生发开来说：“情、志一也。”“情”、“意”、“志”三字，朱自清考述甚详，不赘引。其实，在先秦，“情”、“意”、“志”三个字是通用的，到了晋代陆机《文赋》才用“诗缘情”的表达将“志”和“情”作为一组相对的概念。
其实，在《诗经》中就已经有了类似“诗言志”的诗人的表白，同时的历史文献中也有着相同的文字，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有“诗以言志”之说。所以，我们可以简单一点来说这个命题，诗其实有两个层面，写出来的或唱出来的是诗的“言”，而没有说出来或唱出来的，却恰恰是需要读者听众体味感悟的就是诗的“志”了，这个“志”既包括“言”的终点——“心志”，也应包括“言”与心志的中介——“情感”。
（三）《左传》中的评诗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邶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这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在《论语》中孔子评论《诗经》，在此之前，这是一篇最早的最完整的诗学史料了。孔子所谓的“诗可以观”溯源于此，季札所观诗、乐、舞合一的艺术，体味出的“美”竟是那么的多样！由文学而能够反观到它所反映的生活，不仅有肉体的愉悦，而且有灵魂的震颤！
从这一段史料中我们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即同一个读者（欣赏者）在同一种情境下，对不同的文学作品会有不同的审美，而且完全能够将作品跨越时空还原到它产生的那个时代中去。文学欣赏者的主体无论作怎样的努力，目的都是将文学作品的原有情感感悟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欣赏者还必须仔细分辨作品之间的细微差别，并将这种审美上的差别与作品产生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并寻出它们一致的缘由。
当然，这也是我国典籍中第一次将文学作品比较着来赏读的最早资料，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的作品放在一起解读，读者要能够通过作品分辨出不同地域的不同政治、社会和生活，同时还要能够将这些不同地域的作品综合起来赏读，才能取得某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的感受。作品是在比较的赏读中发掘出审美意义的，而又是在综合的赏读中显现出它的社会价值的，这一点是以往学者在称引这段文字时所未能注意的。
如果说上面的析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对于《左传·昭公二十年》的另一段记载，即齐侯与晏婴的一段对话就更容易理解了：
公曰：“唯据“据”指梁丘据，齐侯侍臣。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又《国语·郑语》有史伯回答桓公的一段话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诗经》中十五国风及雅、颂虽然各相“不同”，但它们“和”于《诗经》中，“中和”之美的《韶箾》是在品评了那么多的“不同”的风雅以后才“观止”的。
二、先秦诸子中的诗学
（一）儒家诗学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先秦语录体散文的代表，计有20篇。
孔子的诗学主要体现在《论语》中，同时代典籍所引孔子的论述也是讨论其诗学的另一侧面，如《左传》、《庄子》、《孟子》以及稍晚些的《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
相传孔子曾经删定了《诗》、《书》和《礼》、《乐》，并作了《春秋》，尽管我们认为这样的记载未必可靠，但是孔子曾对这些经典典籍作过修订和整理应该是属实的。孔子曾自己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有论者认为这是将捍卫正统的礼乐为己任的表现，同时孔子也在侵犯着君主制订礼乐的传统专利权，其实这是将孔子眼中的《诗》与《春秋》混淆了，《春秋》属史，故孔子方有“罪我者”之言。孔子论诗主于实用者多，“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文言志，《诗》用来表达感情，这与先秦的赋诗实际是相一致的，赋诗即唱诗、用诗，无论是用自己写的诗来表达感情还是用别人写的诗来表达感情，孔子强调的是实用！
强调学诗，孔子同样也是从实用出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兴观群怨”成了中国诗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其实在实用的文学观下，孔子已经埋下了文学的政治化和道德化的伏笔。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认为的，道德化和政治化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中国诗学中的道德化和政治化的价值观根植于中国先民对文学的实用性，主要是为了解决行为上和灵魂上的秩序问题，文学不仅要解决人的行为和灵魂的秩序，还要能够让人们通过文学认识生活和社会，这也是孔子强调学诗的一个出发点。孔子最掷地有声的话是：“不学诗，无以言”！没有诗（文学）就不能说话，不能说话当然无法生活，这种对文学功用性的实用视角的评价毫不逊色于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断。学习诗是为了认识生活和社会，认识由鸟兽草木为起点的自然生活和社会，继而拓展成为一个会“言”的人，孔子的文学实用精神是一贯的。
当然于此还不得不说孔子的另一个诗学命题：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出于《诗·鲁颂·》，自宋人朱熹始几乎一致认为孔子是从道德和情感的角度来讨论《诗经》，“思无邪者，诚也。”这是朱熹所引程子的话，他自己解释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熹：《诗集注》……其实这似乎并非孔子论诗之本意，“思无邪”，于省吾先生阐释甚明，“无邪”即“无圉”，即“无边无际”的意思。“思”，发语词，无义。后人如何阐释这一命题固然重要，但孔子本意似乎当从引《诗》原文和他一贯的文学思想中考释方能接近本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孔子还是从实用性角度来阐释对《诗》的评价，《诗》是无边无际的“海”！主要从内容浩繁的角度来说的。《诗》几乎是百科全书，“鸟兽草木”不过是起点，所以“不学诗，无以言”！
（二）道家诗学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创者，五千言《道德经》简约而深蕴，本身就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希言自然”《老子》二十三章。！希言即少言，非无言也，而是珍惜语言。
老子诗学中极重要的一点是将“信”作为“言”的首要标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八十一章。，可见老子是“疾伪”（《文心雕龙·情采篇》）的。老子崇尚自然，有真情在，无论多么朴实的语句都是美的。这一文学主张跟老子尚愚与原始密不可分，他常常神往“婴儿”与“赤子”，“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二十章、二十八章、五十五章……他强调的是文学应该没有被人化的社会“污染”过，孩子般的真诚是文学的起点，最美的文字应该有孩子般的真诚。近代的王国维虽有西方尼采、叔本华的影响，但他在著述中那种对李后主赤子之心的论述，似乎更多的是从老子中得到的感悟。
至于老子关于“大音”和“大象”的妙言更是中国诗学在先秦阶段极为重要的命题，何谓“大音”？何谓“大象”？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论者认为：“奏‘大音’者，可以是圣王，也可以是婴儿”，“‘大音’指的是音乐本身”，“大象”指的是最本真的想象。其实，我们更是可以看出，老子于此强调的语言、想象和世界本真之间的关系应该朴实而含蓄，其中包含着相应的文学主张。当然这一问题竟又成了后代“以禅喻诗”时可以对接的一个榫头，这是有那么一点不好解释了，司空图和严沧浪不知是从老子这里受到的启发还是从释迦牟尼那里接受的影响，文学也许是和宗教一样吧，都是那种直面灵魂的东西，所以“国界”也许就模糊了。
庄子在文学思想上和老子有相继承的关系，“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这是庄子对文学和“美”的总体观点。崇尚朴素自然的美，不要虚伪的修饰，庄子与老子在文学的审美标准上的倾向性是一致的。
庄子认为的“朴素”基于“天真”，“法天贵真”，“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父”篇。庄子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华饰，但他更为强调真诚是文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内核。
正是在尚“真诚”的文学主张起点下，庄子提出了“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命题。“言者所以在意”，一切的语言均是为真性情所设的，庄子反对华辞浮说，继而影响了后代尚自然表达、重文词之中的真性情的诗学范畴。
三、汉代的诗学
（一）四家《诗》学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学昌盛的时代，“汉学”主要指的是汉代的经学。汉代的诗学首先体现在四家《诗》学中，所谓四家，“毛诗”是古文经学，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
“毛诗”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小序中，《诗大序》可以看作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诗大序》中开篇便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作者认为“诗歌”是有情志在心而发出的文字、声音或舞姿，或情或志。毛诗作者兼而重之，认为这是文学之所以有的基础，或者说诗歌是因为有了情志才有的，后代的言情与言志各得一端，遂有诗文分途，诗重情，文显志，其实，《毛诗序》的时代这样的文学功能的意识还并未形成，所以情志不分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
《毛诗序》同时还表现为诗、乐、舞一体的特征，这是中国文艺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重要特质，中国人眼里心头均认为一切的艺术均是可以对话的，均是相通的，诗、乐、舞，诗、书、画、印，甚至于建筑与诗都是可以相通，也是应该相通的。更重要的是《毛诗序》作者认为诗、乐、舞相通是因为皆是由“情志”开始的缘故，可以说中国诗学的“情志论”传统是由此发展起来的。
《毛诗序》另一值得提出的是对“诗六义”的阐述，“诗六义”源于“六诗”，《周礼·春宫·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孔颖达于此作过解释，称其是从“异体”、“异辞”、“形”、“用”的不同来说的，因与本论无涉，在此便不赘述了。需要说明的是《毛诗序》的阐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这一段文字非唯研究《诗经》的重要理论论述，实是我国诗学在汉代的重要论点。由诗体到诗用，讨论了《诗经》中“风”、“雅”、“颂”各部分的文学特征和功能，这是后代论文体有别的开始，六朝时文体观念的形成及其论述在思路上与此极有渊源。
“三家诗”自“毛诗”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后逐渐亡佚，就现在由王先谦所整理的《诗三家义集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吴格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来看，所论诗的方法和视角也略有可观处。首先就“诗”的功能来说，“毛诗”主“美”，“三家诗”主“刺”，以《关雎》为例，“毛诗”认为是“美后妃之德”，“韩诗”认为“刺时”，“鲁诗”、“齐诗”认为刺康王及夫人。这是对文学两种功能的两面理解，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讨论从文学开始的时候就已是焦点，两汉时这种功能的讨论尤为对立，其实这跟古文经学和金文经学的政治主张和人生态度异趣有关。古文经学重稳定，故凡“诗”多从“美”处评述；今文经学重革新，故凡“诗”多从“刺”处评述。
（二）司马迁的诗学主张
司马迁以史学传世，在诗学主张上的成就常被其史学成就所掩。司马迁以创作实际彰显了中国文学中的“实录”精神，稍后的刘向、扬雄和班固称这种“实录”精神为“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这是说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应该能够黑白分明，善恶清楚，态度鲜明，不能够无视是非，随风趋势，这是指的创作者的态度，司马迁正是在这样的态度下创立了影响千余年叙事文体的“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本称为“春秋义法”。“春秋义法”强调“采善贬恶”，这一点又可视为与古今文（诗）经学的前呼后应，所以有论者认为司马迁古今文经兼采，这是很符合事实的。
如果说司马迁用“春秋笔法”端正了创作的态度和甄别了文章的取材的话，那么，他提出“发愤著书”则是这一理论链接的深入，因为他本身的人生经历，“怨”而“发愤”便是《史记》创作的动力，于是司马迁将这种外在动因放在显著的位置来讨论文学的创作，这便是他在《报任安书》中所坦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同时还认为，文学创作有一个内在动力，那就是人的天性，“不平则鸣”！这一观点主要集中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惮，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从人性的自然反应的角度说创作的“怨”自然会通过个体诉诸文字，“穷则反本”，文学创作是帮助人“怨”后反本的重要途径，这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内动力。
第二节 魏晋诗学与《文心雕龙》
一、概述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结束于隋统一，历时约400年。从两汉时期开始，随着匈奴帝国的瓦解，鲜卑、羌、氐、羯、乌桓等民族也相继内迁。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极大冲击，人们的思想从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而人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及其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是促成这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重大因素。而中国文学理论的高峰，就恰恰产生在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中。
从东汉末年开始，儒学逐渐衰落，玄学应运而兴。所谓玄学，实际上主要是老、庄、道家思想的发展和流变，体现在文学理论批评上尤其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各种社会思想应运而生，佛、道二教盛行，清谈、玄学流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文学，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是由道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许多文论家都极力推崇自然清新之美，都倾心于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都注重研究文学的审美特征等等，这很明显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庄、道家的文艺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变过渡时期，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各种文学思想异常活跃，文学流派异彩纷呈，各种文学样式竞相争芳。这个时期成就尤为辉煌的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魏晋之时，已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后来，南朝刘勰、钟嵘又继承前人文学批评的成果，创作了《文心雕龙》、《诗品》两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巨著。这两部文论巨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从此，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开始与文学并行向前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繁荣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兴盛的原因
东汉统一帝国的瓦解，儒术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人们开始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显得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这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兵家都应时而出，都适应着新的现实的需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领域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进入魏晋以后，群雄纷争、长期割据的局面使儒家思想处于分崩离析之中，人们从儒家忠君的思想中解脱出来，转而注重自我、自我修养和品格陶冶。这种觉醒的自我意识，也深深地反映在当时的文论之中。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时代，人的觉醒和情感的高扬反映在创作上便是文的自觉。普遍追求形式的华美，强调个人情感的真挚流露，提倡清雅、脱俗的自然文风。魏晋南北朝文论对文艺规律的深入探讨，应当说是个人自我价值觉醒的直接影响的结果。文艺作为自身观照的对象，其自身的完美自然会受到高度重视。
魏晋南北朝开放型文化特征，是由于国内各民族大融合，以及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等时代条件决定的。由于汉族对外来民族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取的积极精神，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此社会背景下文学呈现了发达繁荣的局面，开创了诗学理论的新天地。这一时期，首开风气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
（二）曹丕的《典论·论文》
曹丕（187—226）是汉魏时期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建安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有显著的提高，再加当时品评人物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产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共20篇，《论文》是其中之一。《典论·论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第一篇文论专著，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是第一篇，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典论·论文》篇制虽短，但已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重要方面。
关于作家气质、个性和风格的关系，曹丕提出了“文气说”，以文气论作家。他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气”，指的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是文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曹丕将风格大体上概括为清浊两种对立不同的类别，认为“文气说”包含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和“不可力强而致”三个彼此联系的方面，第一次明确而自觉地从分析作家主观气质个性入手探讨作家与作品风格差异的关系，这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在文体论中，曹丕将文体分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诛尚实、诗赋欲丽“四科”，并简要地提出各类文体的写作特点，根据文章的不同体裁提出了不同要求。曹丕首先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并提出了“文体二义”：一是指体裁，一是指风格。一个名词两种含义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气之清浊有体”指风格，“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则指体裁。关于诗歌本身的认识，曹丕提出了“诗赋欲丽”的见解。强调了文学对华丽形式的要求。这既是曹丕本人诗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代表了建安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
在文学批评方面，曹丕阐明了文人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各种文体特点不同，除少数通才能备其体，一般说来作家不能兼擅，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古来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文坛不良风气，在赞美建安文人“相服”的基础上，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公允中肯地评价了建安七子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短。
另外关于文学的作用，曹丕第一次将文学提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政治高度。他不再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曹丕这篇《论文》说理与抒情融合，极富感染力，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曹丕的论述还是初步的，……但是，《典论·论文》毕竟显示了一种新的诗学观念，标志着诗学的自觉与独立”。不仅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不仅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是后人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主要根据。
“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他通过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分析，主要强调了四点：首先，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开始了对于作家气质、个性和风格的评论。其次，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谓“经国”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这是从道德论的文艺观转向的重要标志。第三，曹丕“根据不同的文体说明其归趋之异”而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第四，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观点。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在论及曹丕的文学见解时，也意识到了这一自觉时代的意义：“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 s sake）的一派。”
之后，“魏晋文学自觉说”逐渐在一些学者们的论述中开始出现，其具体内容也作了比较多的概括与补充，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袁行霈先生。“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300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尽管对“魏晋文学自觉说”还有一些争议，但魏晋以后，所谓文学意识的“自觉时代”已经日趋明确。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文学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及其艺术规律，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体现，从理论上得到总结和表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繁荣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三）陆机的《文赋》
从建安到西晋，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诗学史中，陆机是继曹植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著，具有承上启下而又有开拓创新的作用。他以“缘情绮靡”为准则，着重阐述创作论，将诗歌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引导了华丽雅致的诗风。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作经验，《文赋》还对整个文艺创作过程进行了探讨和描述。
《文赋》把文章分为十类，其中就诗赋特征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较之《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论点，更为明确而具体，强调了文学中情与美并重的重要意义，这反映出魏晋以后诗赋写作风格的新趋势，也表明晋代作家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准。“《文赋》的重大理论价值，不表现在讲‘诗缘情’，而表现在对文学作品形式完美的追求上。‘诗缘情而绮靡’以下十句，是对各种文体风格的概括。专注于文体风格，恰是对文学审美价值积极追求的表现。”
陆机《文赋》的序言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清楚地说明他创作《文赋》的动机和目的，主要在于探索才士创作的“用心”，“论作文利害之所由”。
陆机认为构思是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在《文赋》里，陆机生动地描述了作家创作的过程。陆机认为，作家有了创作的欲望和激情以后，便进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构思。“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产生了创作动机以后，就进入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构思的过程。构思开始时，都是必须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作家在想象时不为外物打扰，凝神思考、专注酝酿，这样才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从而把客观世界的形象诉诸文字。
陆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理论的很多重要问题，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他第一个把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的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探讨了谋篇、定章、遣辞、造句等写作技巧和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他忽略文学的思想内容而片面地谈表现的方法技巧，也是不容讳言的。
总的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从文学观念的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除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诗学理论之外，还有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和文艺主张，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文心雕龙》，才是最能代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最高顶峰的巨著。
三、刘勰的《文心雕龙》
刘勰（约465—520），字彦和，籍贯为“东莞莒人”（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笃志好学，博通儒学和佛教经纶，又擅长骈文。《文心雕龙》这部集大成的文学理论著作约成书于南齐末年。《文心雕龙》全书50篇，可分四个部分，其中涉及了若干关于诗歌的理论问题。按《序志》的说明，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前25篇为上编，主要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后25篇为下编，着重论述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历史发展、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理论问题。全书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体大思精。《文心雕龙》是在儒、道、佛三家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熏陶下产生的一部文艺理论巨著，它不仅全面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经验和成果，而且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和主张。
关于写这部书的目的，刘勰论述得非常明确，“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从《序志》篇可以看出，首先是“立言”观念，希望通过文章创作使自己流于不朽；其次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通过对圣人文章的体味和阐发来挽救当世文坛的浮靡之风；最后，是出于对当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状况的不满。
《文心雕龙》的体系结构宏伟，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为第一部分，即“文之枢纽”，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这一部分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基本观点作为全书的理论核心。
第二部分，从《明诗》到《书记》20篇。该部分分述了诗歌、辞赋、论说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三部分，从《神思》到《总术》19篇是刘勰的创作论，泛论写作方法。
第四部分，是刘勰的批评鉴赏论，属于杂论部分，包括对文学发展史、对作家的评论、对作品的鉴赏和对作家品德品评的具体观点。
作为一部思深虑周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对过去的诗学理论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系统的挖掘，如论文学的发展，文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论文学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的关系，论文学鉴赏的方法等问题，都提出了一系列相当系统而又富于创新的意见。此外，《文心雕龙》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范畴与文学理论概念，如“神思”、“隐秀”、“虚静”、“风骨”、“通变”、“奇正”、“体势”等。“与此前诸家的诗学思想相比，刘勰的诗学观具有集大成的特点，他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诗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在对诗歌的基本看法上，他主张雅义与丽辞的统一；在诗歌的内容上，他主张言志与缘情的统一；在诗歌的艺术风貌上，他主张风骨与藻采的统一，而在藻采方面则力主雅与丽的结合；在诗歌的发展上，他倡导通变，主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历代以来，《文心雕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从各个方面论述了这部巨著的价值。当今时代，更有学者从跨文化诗学比较的角度论及这部中国古典诗学巨著的特色。从“神思”的艺术心理与语言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可见，“刘勰的神思论建立在他系统的言辞美学基础上，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是他探讨的核心问题。……神思论并不是凭空虚构的想象论，在理论形态上，它发展了陆机以来的中国艺术思维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符号思维融合与疏离的辩证关系理论。这种理论形态与当代西方的语言心理和艺术思维理论是相同的。令人为之扼腕的是，西方学者的贡献早已被我们所熟知，而刘勰的语言与心理研究却埋没千载，现在确实到了让它与西方理论交相辉映的时候了。”
关于对《文心雕龙》当代研究的火爆局面，也是应该令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清以前的重要文学批评和理论著述很少把《文心雕龙》作为权威著作来引述，……对《文心雕龙》研究的兴起从清代起大大提高，自现代以来，该书更是受到无与伦比的关注。西方传统对系统诗学评价甚高，这大概就是《文心雕龙》一书在现代中国逐渐受到重视的原因。”这段话切中要害地解释了《文心雕龙》的历史地位以及在当代形成火爆研究局面的原因，也启发我们应该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观照下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诗学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在整个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是其他时期所不可替代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其意义：首先，开辟了诗学独立与自觉的新时期。第二，魏晋南北朝诗学又是古代诗学发展之链上的必要一环。第三，魏晋南北朝诗学还为中国诗学理论框架的构成奠定了基石。这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诗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展，绝不是凭空建构，而是在传统文学理论基础上的重大突破和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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