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一生脾气古怪，十分孤傲。他终身未娶，还结交了许多年轻的男性朋友，有许多人怀疑他是个同性恋哲学家。在生活上，年轻时他放弃了自己的巨额财产，因为他不希望有图钱财的朋友。后来，他又时常怀疑他的朋友们跟他交往不是由于感情，而是由于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哲学的启示。他希望友谊是高尚而纯粹的，他需要不企图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朋友。而对于任何在他看来冒犯了他的人，他的回击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组织了一个道德科学俱乐部，经常进行学术演讲。有一次，另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波普尔来到这个沙龙演讲，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是哲学上的死对头。在来剑桥之前，波普尔就与罗素进行过沟通，做了准备，可谓知已知彼。波普尔这次准备狠狠打击一下维特根斯坦那“反哲学”的“嚣张气焰”。
波普尔演讲的主题是“是否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演讲中他指出，我们每天都会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有些是经验问题或常识问题，但有些则是哲学问题或道德问题。比如，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死后去了哪里？为什么说精神是永恒的？等等。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经验得到回答的，只有通过哲学的反思和逻辑的推理才能达到理解这些问题的目的。维特根斯坦对波普尔的这种观点大为光火，因为在他看来，一切所谓的哲学问题，都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得到消除，最终发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维特根斯坦不由分说打断了波普尔的讲话，与波普尔展开了约10分钟的激烈争论。波普尔不慌不忙，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哲学问题清单，向维特根斯坦挑战。当波普尔提到道德问题以及道德准则的有效性问题时，维特根斯坦正坐在火炉旁，神经质地摆弄着拨火棍，一听波普尔此问，就忍无可忍地举起正在拨弄火炉的拨火棍，指向波普问道：“请你给出一个真正的道德问题？”
他的老师罗素不由得大吃一惊，马上冲着维特根斯坦大喊：“放下拔火棍。”而波普尔随即反唇相讥：“请不要用拨火棍威胁一个受到邀请的客人！”维特根斯坦听后扔下拨火棍，开门扬长而去。这就是哲学史上的“拨火棍事件”。
维特根斯坦将哲学看成了终身的事业，是因为他认为哲学能改变他的生活，使他明白生活的意义。在他看来，其他的一切跟哲学思考相比都不重要。
他的好朋友和老师摩尔晚年得了中风病，瘫痪在床，但头脑仍很清醒。摩尔的妻子为了让摩尔能给好好休息，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讨论哲学问题超过半个小时。
但维德根斯坦去拜访摩尔时，却不肯遵守这一规定，并且和摩尔的妻子大吵起来。他冲着摩尔的妻子喊道：“讨论哲学上的问题，也是摩尔的兴趣爱好之所在。如果他真的因为讨论哲学问题而激动，甚至死去，那就让他死好了。因为这是死得其所。”
他的师母顿时感到震惊：“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我还把你当成摩尔最好的朋友。”
维德根斯坦却回答到：“正因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懂得他的心理。一个人应该用他毕生的全部精力去从事他擅长的事，绝不应该单纯为了延长生命而放松对工作的努力。”
躺在床上的摩尔听到了他们对话，他把维德根斯坦喊了进去说道：“你说的对极了，不论为了什么，我都不能放弃我的哲学。”
维特根斯坦讲课的方式非常独特，他基本上是在自己或朋友的住所里讲课，没有讲稿，也没有笔记，每一课都是新的哲学探索。他总是一边思考，一边讲课，有时甚至会长时间沉浸在思考之中，听课者可以从他那生气勃勃的面部表情看出他的思想正处于激烈的斗争状态。有时他又会突然爆发出一连串的宏论，配合以有力的手势。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抱有极其深刻的印象。维特根斯坦讲课的时候由于太投入，常常被弄得筋疲力尽。每次讲完课，他最好的解脱方式就是看电影。当班上的学生开始离开时，他就走到一位朋友身边请求说：“你能去看一场电影吗？”去电影院的路上，他就买一只面包或者一块馅饼，坐在第一排，一边嚼着一边看电影。不管影片多么的庸俗或做作，他都总能被吸引到影片上去，这样他的精神就从折磨他和耗尽他精力的哲学思想上解脱出来。
维特根斯坦的一生经历了许多不幸，但也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哲学著作，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对着守护在身边的人说：“告诉我的朋友们，我过完了极为美好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