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五的晚上，天空还是飘飘洒洒地飞舞着雨丝。我觉得，在小雨丝里穿行，应该有雨趣而无淋漓之苦的。于是，吃罢晚饭，就对年迈的母亲说：“我要出去转转。”母亲颤巍巍地从椅子里站起来，说：“带上一把伞，下雨别淋着，要感冒的。”一边，她就拄着拐杖去墙角拿伞。我说：“小雨，没事，附近走走就回来的。”母亲心目中，儿子似乎永远是长不大的。
严格意义上说，我离开余姚老家在外讨生活，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走时满头青丝，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矣。人啊，一上年纪，就会念旧。此刻，我就想去看看曾经居住过近三十年的老屋。虽早就知道，老屋已经被拆了，原址上已建成了天主教堂。但是，我还是想去寻找一丝少年的记忆。沿着姚江，慢慢往东边走去，路上的行人不多，唯有雨丝淅淅沥沥的，还有顽童们在路边愉快地噼噼啪啪地放着炮仗。走入阳明西路，我就在王阳明先生的雕像前，站立许久。我在想，阳明先生有没有在书房里读书呢？他的夜宵一定有碗杨梅烧酒，菜肴是不是其所喜欢的酱爆笃螺蛳和梅干菜烤肉呢？这样胡乱地想着，脚步越过了当年余姚最闹猛的市中心——桐江桥。往前行走200米左右，就到了我的老屋。
老屋虽然被拆了，但是我还是站在那里故作沉思状。
记忆中的老屋，墨色的铁皮大门进去，是一个四合院，右边是我们居住的客厅、卧室，左边是厨房和杂货间。屋檐下，有四根圆圆的柱子。一排的木质房门，上面雕刻着八仙过海、三国演义之类的人物图案。红漆地板很厚重的样子，走上去有一种很温热的感觉——不像现在的大理石或者西班牙地砖，踩上去冷冰冰的。客厅一角，竖着一架谱架，那是我年少时练琴用的，谱架后面的墙上，挂着一把二胡、一把土琵琶。当年，为了不影响邻居的休息，我总是拿“减音夹”来控制琴声，但是那门那墙那花那草，早已经浸透了我这不入调的噪音。晚饭后，一旦父亲有空，他就会与我各自拿起自己的家伙——二胡和小提琴，坐在天井里合奏一些“杨柳青小调”和“余姚滩簧”。母亲通常是大汗淋漓地在那里忙着永远忙不完的家务活，两角辫子翘咚咚的妹妹，便一边帮助母亲干活一边跑调地哼哼着。就在这个四合院里，我愉快又痛苦地度过了青春期。也在这个四合院里，我与江南城的阿军，走进了红地毯的洞房，尔后，我的小名叫“阿根”的儿子也出生了，他在那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三年，然后就纠结地被我接到身边，开始了更加纠结的求学岁月。
我的身后响起了炮仗声，对于过年，孩子们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他们在细雨中欢呼雀跃着，头发与新衣衫早已被淋湿。时光穿越回去，像他们那样大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我们的乐趣，现在的孩子们也是一定体味不到的。老屋虽然被天主教堂代替了，不过，我记忆的残片，丝丝缕缕地镶嵌在马太福音的字字句句间。
离开精神意义上的老屋，我就沿着合宝弄、工人路瞎走，那里的不少地方，都能够勾起我怀旧的情怀，心里就会有一种被推撞拿捏的感觉。最后弯入了虞衙街，这条路还是先前的模样，狭小、悠长。就在这条小街里，虽不曾出现过什么雨帘下的紫丁香般的姑娘，倒是曾经出现过一个姓虞的大官，故名之。出了虞衙街往右，就是当年余姚市政府所在地。
先前的通济桥、舜江楼和县衙的“文献名邦”钟楼是“各自为政三位一体”的，现在，那座“文献名邦”钟楼“不翼而飞”了。我走上通济桥，看着舜江楼后面空荡荡的夜空，心里也是空荡荡的。据说，先前考功名的学子，都是经过明清建筑风格的江南直街，恭敬地跨过106级石阶的通济桥，环绕过舜江楼，再进入“文献名邦”钟楼，步入考场去考取功名的。“文献名邦”钟楼所在地，现在是一条叫“秘图山路”的现代化小路，路边多是些时尚品牌的店面。原先的县衙里边，有一座小山，就是秘图山，传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曾经把治水的图纸藏匿其间，故名之。在秘图山东面，原先有一个荷花池——县衙里挖一个荷花池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官员要像荷花那样洁身自好。记得少时多次曾来荷花池这边玩耍，雨中的荷花开得很有张力，雨点啵啵地打湿了荷叶，荷花池上面就会有一层薄薄的雾烟，一些红色的鱼儿有趣地游走在荷花底下，荷花们就乐得腰肢乱颤。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建设，“文献名邦”钟楼拆掉了，荷花池被填平了。
据史料记载，我国有“文献名邦”之称的，共有五个地方。孔子的家乡曲阜、孟子的故里邹县、明清时期特多会元和状元的苏州、云南的大理、浙江的余姚。有关余姚“文献名邦”匾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明朝嘉靖年间时，余姚出了许多文人学士，如一母三阁老、五子六尚书、十八学士三状元等。三阁老中有一个名叫谢迁的，在朝为官清正，很受朝廷看重。有一次，嘉靖皇帝在他的书房里看到厚厚的一叠考卷，大多是余姚考生写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嘉靖皇帝看了一篇又一篇，心想：余姚出过不少文人，现在又有许多好文章，人才确实不少，便问谢迁：“余姚人都喜欢读书？”“是的，万岁！”谢迁随口应了一句。嘉靖皇帝想到孔子、孟子的家乡，都有一块“文献名邦”的匾额，也想赐一块给王阳明的家乡。不久，赐匾的事就决定了。几年后，谢迁已告老回乡，邻县的赵文华当了文华殿大学士，余姚得了“文献名邦”的匾额，他不服气，但又不敢违抗圣命，就和几个奸臣商量，从中刁难。送匾的时候弄得冷冷清清，并且规定，匾要向里挂，不准朝外挂。所以明朝以来，余姚县衙门的头门口，一直挂着“文献名邦”的匾额，但一直是朝里不朝外的。
那么现在“文献名邦”的匾在哪里呢？有一次，我去余姚博物馆参观，意外地发现了那块被读书人视为“圣物”的木匾，宁静地居于博物馆一角。先前的“匾要向里挂，不准朝外挂”的规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大张旗鼓地挂在余姚市政府的大门前面呢？然而，我没有在市政府大楼前看到过。乡人之所以不挂，可能再次充分体现了其隐忍和低调的做派。套用现代流行的话就是：挂与不挂，匾总在那里，不多不少。
虽然“文献名邦”钟楼被拆掉了，那块匾也“隐居”了，但是它们在乡人的心目中永远占据着很高的地位。就像一个人的老屋被拆了，但是老屋的一砖一瓦，永远摩挲着旧人的情怀那样。
雨还在继续下着，姚江的水似乎涨起来了，古朴的龙泉山和现代化的高楼，都笼罩在一片迷蒙之中。这座小城是在像我的母亲那样老去，还是像我的儿子阿根那样在长大？一时不好作答。我只是记起了郑愁予的诗句：遗落在那里的，我们的恋啊，像雨丝，斜斜地，斜斜地织成淡的记忆。而是否淡的记忆，就永留于星斗之间呢？如今已是摔碎的珍珠，流满人世了……
2012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