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8日，《新侨报》创刊号出版了，我在这期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卷首语《新侨·新桥·新潮》，主要讲了这个周报的办报宗旨和对它的期望。第二期时，觉得有些话还没有说透，于是又写了一篇。到第三期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能不能长期写“每周一记”？写它三年如何？一直写到我们报纸办成功的那一天。
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考量自己写作能力和意志的历程。
两个月左右的时候，有人就批评我了，批评意见归类一下有三种：一是作为一家单位的一把手，不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老写一些无病呻吟的东西，真是本末倒置；二是这个卷首语算什么玩意儿？不像评论，不像散文，不像杂文，纯属浪费黄金版面；三是作为一张报纸的总编辑，老是霸占着“头版头条”，也不叫其他人写写，难道你写得最好了？
对此，我有过犹豫。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倒是很支持我的做法，他说：“作为报纸总编辑写卷首语，也不会没有先例。坚持写，时间长了，人家就不说了，而且你会越写越好的。”他就是资深新闻评论家张登贵先生。
同时，乡贤王阳明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观点，也是对我的一种鼓舞和安慰。
好吧，就写下去，当作是我对一份事业的执着。而且，写作是我最大的兴趣，当这种兴趣与工作融合时，快乐就在其间矣。在写作的时候，我有意无意间，希望这个文本不要太像新闻评论，也不要太像文学体裁，变换着手法玩玩。
结果，大概半年后，一如张先生说的那样，批评我的人居然少了。
其间，有不少人，对这种文本表示了好感，也收到不少鼓励我的手机短信。我很清醒，请其他人写的话，一定比我写得好，而我之所以如此“霸道”，是为了实现我的愿望：作为周报的“生产队长”都在坚持努力，那么同事们就不得偷懒，我们要携手共进，把活儿干好。
因为我知道，坚持就是胜利。
这里，还必须讲一个总是刺激我写作或者说为人做事的故事——
话说1968年墨西哥城的奥运，是第一次在高原举办的夏季奥林匹克盛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让那届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好戏连台，出现了许多空前的好成绩。相比之下，马拉松比赛的成绩太一般了，冠军是埃塞俄比亚人马默·沃尔德，他的成绩为2小时20分26秒4，比他的同胞、两届奥运金牌得主“赤脚大仙”阿贝贝·比基拉在四年前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2小时12分11秒2差了一大截，亚军日本的君原健二和季军新西兰的迈克尔·瑞安的成绩更是平平无奇，记者们除了例行公事般看一眼颁奖仪式，最多只是关注一下因伤只跑了17公里便颓然倒地的“赤脚大仙”比基拉，对其他选手并未太在意，观众们也没对马拉松投注过多热情，等颁奖仪式结束，场地内其他项目都已比完，他们便三三两两地退场回家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组委会通知马拉松沿途的服务站开始撤离，结果得到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消息：有个选手还在跑！
原来这个还在跑的选手就是阿赫瓦里。他在跑出不到19公里后因碰撞而摔倒，膝盖受伤，肩部脱臼，但他并未就此退出，而是一瘸一拐地继续向终点跑去。渐渐的，所有选手都将他远远甩在身后。渐渐的，围拢在街道两侧打气助威的人群都已散尽，天色也越来越暗，所有人都觉得马拉松比赛已经结束，只有阿赫瓦里本人坚定地跑着，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比赛远未结束。
又过了半小时，天色已全黑，阿赫瓦里仍在继续前行。由于剧痛，他的慢跑比寻常人散步还要慢，他的膝盖不住流淌着鲜血，嘴角也痛苦地抽搐。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身边出现了一名男子，他是《三角洲天空画报》的记者，这位记者同情地看着他，不解地问：“为什么明知毫无胜算，还要拼命跑下去？”
阿赫瓦里显然毫无准备，他默默地又“跑”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坚定地答道：“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被深深感动的记者不但向自己的报纸发了稿，还立刻把稿件发回奥林匹克新闻中心，阿赫瓦里的名言不一会儿就通过广播回荡在墨西哥城的上空，许多本已回家的市民纷纷赶到路边，为这位勇敢的选手助威、欢呼，在观众的鼓励下，阿赫瓦里拖着伤腿，顶着满天星星，“跑”入了专门为他打开灯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几乎是一码一码蹭到了终点线。
他被当作英雄般簇拥着，受到了远比冠军更隆重的礼遇。由于太过激动，人们忘了统计他的确切成绩，在奥运成绩册上只有他获得的名次：75人中的第57名，排在他之后的18位选手，都是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场的。
阿赫瓦里1938年出生于英属坦噶尼噶的姆布卢（Mbulu），参加墨西哥城奥运时已是30岁老将。虽然他此前并无煊赫成绩，但作为坦桑尼亚历史上首位参加奥运竞技的选手，他没有辜负国家的厚望，成为“最美的垫底者”。奥运后不久他便退役，进入坦桑尼亚奥委会工作，而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竞技基金会”，他希望能帮助更多小选手，让他们在今后的奥运赛场上不再跑在他人身后。
阿赫瓦里的事情，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只要方向对头，坚持走下去，就一定会到达终点；只要你一直抬头看着天，就一定会见到上帝。
2012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