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电影历史与现状的研讨会上，一位电影理论家提出了目前中国电影面临的三个“W”问题，即：谁（Who）在看电影？谁（Who）是当代文化的主角？谁（Who）能重新塑造大众文化性格？这一发问击中了90年代电影事业面临的难题。中国电影业似乎深深陷入了拍电影、放电影、看电影都难的怪圈。
拍电影难主要表现在经费难筹、作者队伍素质不高、作品品位低、审查评估标准不一，拍出来的电影人们不爱看。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我国电影创作已从社会电影、人生电影转到商业电影上来。但无论是企图自我定型、自我重复的“寓言性”电影片，还是新起的讲述老百姓日常体验的“新都市电影”片，都未能打动中国老百姓的心。内部危机严重。作者、编导队伍缺少生活，特别是不了解农村。农民弟兄说：倒是也有些人来体验过生活。但他们回去就把咱农民演成“老憨”、“傻冒”、超生典型……弄得我们成了愚昧可笑的形象。还有的批评说：这两年国产电影叫人看着发腻，一大堆这个“恋”，那个“爱”的故事，表现手法不断地跳跃，“闪回”，时空交错，不讲逻辑。电影编导者的眼光盯住了豪华客厅、舞厅、高级宾馆、饭店，大街上轿车追赶，码头岸边的拳脚较量，令人看不懂，乏味。有些电影编导者关在宾馆里“侃大山”，说些只有自己感兴趣的话，安排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情节，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生活、家庭不沾边。受人民大众欢迎的片子，真是难产。
电影制作界也有抱怨：电影审批权政出多门，影响了好作品问世。宣传、文化部门要电影成为司晨打鸣的鸡，财政部门要它成为会下金蛋的鸡，老百姓要它成为有趣好看的鸡。这就造成了电影难产的另一番原因。
放电影更难。近年电影发行放映市场严重滑坡。电影观众1993年比1992年下降50%，收入下降了37%。将1992年与1980年比较，电影观众从200亿人次，下降为10亿人次。放映单位急剧萎缩，1993年第3季度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000个。部分市、县电影公司陷于瘫痪。以四川省为例，80年代初有11000个放映单位，1993年只剩下2300个，片租从5700元降为2000元；同期成都市的放映单位由888个降为300个，其中坚持运转的只有150家，有的一天只演一二场；300多个工矿单位影院现只剩下60家；郊区县原来500个放映单位，现只剩四五家，县、镇影院已不放电影。电影院的经理苦于“找片子、请观众”，深感困难。
电影放映市场萎缩原因很多。一是放电影无利润。每场电影费用120—150元，但卖票极少，一个偌大影院观众寥若晨星，令人心寒。二是录像厅与电影院竞争不公平。电影院除交5%营业税外，还要交35%的所得税，而录像厅只交5%的营业税，加之录像厅常搞一些轰动性广告宣传，声称“毛片”、“儿童不宜”之类，更能招徕观众。三是电视普及，节目丰富，冲击了电影业。成都市内可收到22个频道的电视节目。精神消费有了新的内容，电影在文化生活中的优势消失了。
电影放映业的萎缩，使电影制作和观众两头衰落。老百姓看电影难了。许多影院关闭，不在运转，到哪里看电影？四川电影公司1985年投资280万修建了影院，解决老、少、边地区看电影难的问题，但现全闲置。目前，大城市影院票价高得吓人。北京某影院一张普通影片的票价30多元，令观众望而生畏。当然，品位高的影片更是难以看到。中国农村呼吁：何日再能看到《喜盈门》那样的好片子！
面对“三难”，需要进行综合治理。电影业的出路正在探索中不断显现。第一，实行发行、放映、制片三位一体。让全国16个电影制片公司与影院挂钩。第二，实行浮动票价。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较好的片子可定稍高些的价格，较差的片子，可定低价，灵活掌握。第三，提倡影界作者、编导深入生活，提高自身素质，拿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片子。把主旋律影片拍得艺术化一点，把艺术片拍得文化品位高一点。第四，改善影院条件。设备和环境高雅一些，技术先进一些，再坚持“薄利多销”的经营思想，不牟取高利、暴利，就会重建影院形象，增加吸引力。第五，广开附属服务。影院兼营食品服务、文化商品服务、卡拉OK厅、夜总会、餐厅、冷饮，也是许多影院已在实行的经营，这也未尝不是一条改善电影业的门路。
（刘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