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大学，马作楫以教学认真著称，是公认的好教授。他先后代过“文选及习作”“现代文选”“写作”“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名著选”“新诗专题”等课程。尽管他有非常扎实的文化功底，但他深知“教师讲一分，自己得先懂十分”，因此，无论是做助教，还是讲师、教授，他都极认真地备课，博取众长，不断充实和丰富教材的内容，把新知识新观点传授给学生。他如此回忆初登大学讲坛时的心情：“我生活阅历不深，知道的也不广，但是无论讲课还是批改作业，我的态度是认真的。”学生高建中回忆：马老师对待学生极为宽厚、亲切、平易近人、一丝不苟。他给我批改一篇新诗习作，不仅对我的习作进行了耐心详尽的修改，而且针对习作情况还给我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指点迷津的批文。学生刘金笙回忆：马老师有时带病上课，“令我们这群学子深为感动”。学生王改英回忆：“课后他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他的书房几乎成了文化的沙龙。”
解放后，马作楫的诗歌创作进入第二个辉煌期。时代改变了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诗风。如果说40年代马作楫诗作以其沉郁凝重而著称的话，那么50年代马作楫诗作风格则是明快清丽的，“调子较昂扬，语言也明朗”。同样写太原，40年代的《城》诉说战争阴霾下人民的痛苦，50年代的《城郊》表达人民当家作主的欢欣，春意盎然的画面跃然纸上：
晨风吹散了浓雾，
太阳笑着探出山头。
四方传来节日的欢乐，
嘹亮的歌声挤出窗口。
……
这一时期，马作楫怀着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之情，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歌颂太原，歌颂校园，歌颂美好的生活，到1962年结集出版了新诗集《汾河春光》。
教书与写诗，作为马作楫为之献身的事业，支撑着他的生命和理想。无论在山大校园、山西教育界，还是在山西文坛上，马作楫的知名度是很高的。这不仅由于他学识渊博，诗艺纯青，不仅由于他从教多年，桃李芬芳，不仅由于他与人们尊敬的山西著名作家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人友谊深厚，更由于他是如此执著地忠诚于他的事业，献身于他的事业。翻读马老师的诗集，我发现他在“文革”期间的创作是一个空白，而在60年代的最后一首诗是《备课》，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早的一首诗是《园丁情怀》。他深情地写道：“作业本上贪恋着星月的脉脉深情，讲稿上已洒满红日的无限光明。为给祖国输送新人，老师啊，你日夜在辛勤地耕耘。”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马作楫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使他的创作出现了第三个高潮。这一时期他先后写出了70多首诗歌，以校园生活为中心，歌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各业多姿多彩的生活。1985年出版《马作楫诗选》，1992年出版诗集《无弦琴》，1999年出版诗集《怀念》。
我是恢复高考第一届走入大学校门的幸运者。当时的山西大学，校舍虽很破旧，但讲坛上活跃着一批学富五车、精忠报国的老师，如教写作课的马作楫、李西成，教现代汉语的孟维智、田希诚，教古典文学的姚奠中、杨芷华、顾植，教古代汉语的戚桂宴等等。他们将自己积蓄已久的知识能量传输给求知若渴的我们，并同时用人格的魅力影响着我们。由于马作楫教授实践性很强的写作课，经常批改、评讲学生习作，因而同大家接触更多一些。后来我毕业留校，与马老师便又成了同事。因为我父亲也曾是他的学生，马老师便常常幽默地说：“你和你爸爸该是同学呢！”那一段时间，马作楫一面忙于教学科研，一面忙于山西省写作学会与临汾作文周刊社联合创办《作文周刊》（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版）的事，上上下下，四处奔波。这份报纸面向全国发行，影响很大。后来，又忙于筹办山西省诗词学会的事情，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1984年，担任中文系第一副主任的马作楫光荣入党，那年他61岁。
著名作家马烽为马作楫题词：“真心真意育挑李，高歌低吟颂神州。”这是马作楫人生的真实写照。
1994年冬，山西省作协组织召开了“马作楫诗歌创作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马作楫作为老一辈的诗人，一辈子教书，一辈子写诗，坦坦荡荡，兢兢业业，不仅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诗歌，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而且热心扶植和培养诗歌人才，为山西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确实，马作楫既是一位对党的教育事业具有深厚感情的教授，又是一位善于从平凡生活中发现诗情画意的诗人。他正是“教书写诗两从容”啊！
C篇：对人生的理解
在人生征途上奋斗跋涉了70多个春秋，马作楫坚定地认为：“人，活着，有了信念，生活才更加美丽鲜艳。”“一个平凡的人，语言，没有乔装打扮，没有恶语伤人，没有连篇谎言。只是默默地耕耘，为生活播种幸福，为生活酿造甘甜。”这是他人生观价值观的诗意表达。
在我的印象中，马作楫老师为人谦虚平和，风度儒雅，谈吐幽默风趣，淡泊名利，乐于助人。直到今天，当我读过他的全部诗作，读懂了他的人生轨迹，才真正了解了他。他把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深藏于心，而用默默的奉献回报大地。1999年他这样回答《九州诗文》杂志社的提问：
▲你最喜欢的座右铭？
蒙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你最钦佩的品德？
坦诚、正直、善良、平易、敏锐。
▲你最厌恶的人？
城府很深，装模作样，热衷名利。
▲你最宝贵的财富？
有，平平常常的心；有，催人奋进的家庭；有，许许多多真诚待我的学生。
▲你最向往的生活？
友爱、智慧、温馨、平静、轻松。
▲你最美的回忆？
学生时代读诗写诗的心情。
▲你最难忘的经历？
“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文革”前那种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个人独特感受。
经历过坎坷、披阅过沧桑的老人，暮年多会产生退隐思想，有的甚或对自己前半生的追求产生疑问。我就读过这样一位老者的文章，他用鄙夷甚至自嘲的语气写到早年投身革命的经历，读者能悲哀地感到他的信念已经动摇，理想与信仰已经垮掉，再严重些说，他已经背叛了曾经的追求。马作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受到过冲击和不公正待遇，甚至影响和中断过他苦苦追求的事业，但身在其中时，他不说违心话，不写违心诗，不做落井下石的事。过后回想，他不怨艾，不计较，一切向前看，表现出高尚的品格和宽广的胸怀。他的诗这样诉说他的无怨无悔：
往事已如云似烟，
虽有难言的苦味弹在心弦，
我依然梦想，依然思念。
我逝去那么多的梦，
她会像蓝天吹散的星星，
永远闪耀在我心河两边！
马作楫老师讲道：“在时光匆匆的流逝中，我常常面对工作和生活、事业与奉献抚心自问，思想中有了崇高的信念，内心里有了理想的光。”坐在老人身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心海里澎湃的激情。他把这激情化作了融融的春意，浓浓的乡思，涓涓的清泉，美丽的诗句，献给祖国和人民。
我问起马老师对于文学的观点，他肯定地说：“文章不是‘闲情物’，文学不是玩的文学。写诗不能勉强，也不应该勉强。我的诗作，主要是来自我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心有所感，自然成诗。”先辈之言发自肺腑，概括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文学家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我为马老师拍照，他的目光深邃而若有所思。此时此刻，不知他是否还在考虑“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要永远保持一颗真真切切的平常心”，而我在叩动快门的那一刻，耳边回响起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第16节1953-1963：《中国青年》的回忆——邢方群访谈录
邢方群，当代著名报人。原名邢福津，山东蓬莱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读天津南开中学时，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在西南联大担任过党支部组织委员，并任过学校中进步学生团体和学生自治会的领导职务。皖南事变后，奉组织命，离开大学，到外地隐蔽。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北平的《时代日报》《道报》《益世报》任编辑，作为职业掩护。1947年9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经营救出狱，随后去解放区，在河北平山县参加土改和整党工作。1949年1月，调中央青委工作，参加了《中国青年报》的创办，任副总编辑。1953年8月-1963年10月，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64-1966年、1978-1985年，两度任《工人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离休后，又参与筹办《中国老年报》（该报1988年6月创刊），任总编辑。1990年因健康原因辞去总编辑之职，在家休养。
2005年9月，我同事焦永萍、曲星利用在北京参加党史期刊编辑培训班学习的间隙，拜访了邢方群老人，向他请教办刊经验。老人年届九旬，虽然消瘦，但精神很好。讲起在《中国青年》那一段办刊经历，老人的脸上洋溢着欣慰而兴奋的神采，仿佛年轻了许多。
《中国青年》创办于1923年，是一本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和丰富办刊经验的青年团刊物。早期青年革命领袖恽代英、萧楚女都主编过《中国青年》。它传播马克思主义，主张工农运动，像革命号角一样，武装和动员了千千万万追求真理和光明的爱国青年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1953年10月，组织隆重的《中国青年》创刊30年纪念会，给邢方群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多领导同志和各界知名人士都应邀赶来，说明对这本杂志的肯定和支持，也意味着刊物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十分重要。
1953年至1963年这10年间，《中国青年》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第一次刊登毛主席像片插页的轰动、开展“什么是青年的幸福”讨论的教育作用、刊登小说《刘志丹》（节选）引起的风波……然而，最令邢方群难以忘怀的，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对《中国青年》的关心和支持。
毛泽东应《中国青年》之请而题“向雷锋同志学习”
记者：学习雷锋运动是1963年开展起来的。雷锋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雷锋精神影响和鼓舞了几代青年，至今仍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据我们所知，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著名题词是为《中国青年》题的，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邢方群：宣传雷锋，《中国青年》做出了重大贡献。雷锋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他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感人至深。1963年2月，《中国青年》召开编委会，专门讨论如何宣传雷锋的问题。当时，北京有的报纸已摘登了雷锋日记。《中国青年》杂志社有个传统，每遇到一个重大事件或重大主题的宣传，能够赶在其他报刊前头的，则捷足先登；如果为期刊所限，不能赶在前面，则力求后来居上。我们对雷锋的宣传，要在声势、规格和深度方面超过其他报刊。会上决定，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也请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题词或写文章，并派人到辽宁进一步搜集雷锋先进事迹，出宣传雷锋专辑。
当时要请毛主席题词，是壮着胆子做的，因为毛主席很少题词。当时只见到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刘胡兰烈士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们用毛笔在直行红格的信笺上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信，派人送到中南海。过几天，我们拨通了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询问主席秘书林克同志：毛主席看没看我们的信，肯不肯题词？回答说：“信收到了，毛主席看过了，没有表示态度。”我们分析，没有表态，就意味着没有拒绝。再过两天，我们又打电话询问。回答是：“主席已决定为你们题词。”我们非常兴奋，遂请林克同志报告毛主席，《中国青年》准备在3月1日出版，因为要有一周的印刷装订时间，请毛主席最好在2月25日前题好。2月22日下午，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声过后，我们获悉了一个特大的喜讯：毛泽东把题词写好了。我们急忙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去取。当把毛主席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拿到杂志社后，全社轰动了，团中央轰动了。
杂志社的同志们知道，毛主席题词固然是应《中国青年》的请求而题，但题词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杂志社不能垄断题词。于是，团中央书记处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书记处研究，由新华社将毛主席题词发通稿，各报要在3月2日刊出。后来因有一篇重要的国际问题文章要立即发表，乃决定各报在3月5日发表毛主席题词，《中国青年》可按原出版日期不变。以后，全国就把3月5日定为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的纪念日。
记者：周恩来总理当时题词了吗？
邢方群：在毛主席为雷锋题词之前，周总理应《中国青年》之请，题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稍后，周总理知道毛主席正为雷锋题词，就让办公室的同志打电话问我们毛主席题词的内容。随后，总理翻看雷锋日记，经过思考，又重新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内容很丰富，除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外，还刊登了董必武、郭沫若、谢觉哉、罗瑞卿等同志写的诗文，还有雷锋日记、长篇通讯等等。那一期刊物发行量猛增，彩色封面来不及印，各地来电说，没有封面也可以。一再加印，在北京和各地印刷，总计不下700万份。
周恩来参加了《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纪念会记者：《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的时候，您还没有离开吧？
邢方群：没有。那次纪念会总理都参加了。1963年10月18日晚，我们举办了《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纪念晚会。我们知道周总理关怀青年一代，也关心团的工作，所以特地发请柬请总理前来参加纪念会。晚上8点多钟，总理果然来了，团中央领导胡克实和我在礼堂门口迎接。
举办纪念会的同时，我们还在团中央礼堂的一个会议室举办了一个展览，陈列有关《中国青年》历史文物和当时情况的各种资料。总理来后即到展览室参观。他看得很仔细，当翻阅陈列着的《中国青年》1960年第21期时（这一期内容多是介绍《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长文章），他说：《中国青年》的质量要提高，内容和刊式也要改进。现在的文章太长了，和《红旗》杂志差不多，青年看不完，我们老头子看也觉得多了。帮助青年读“毛选”，最好一个问题讲一段，一年把四卷讲完，最好用札记的形式。短些的文章好。
周总理还指出，你们纪念《中国青年》杂志创刊40周年，应该考虑今后20年怎么办，要有计划，确定新的方针。现在刊物发行145万份，百分之七八十在城市，只有很少部分在农村，无论从发行情况和刊物内容来看，都和农村青年的需要不适应，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进。我看今后《中国青年》杂志的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兼顾城市。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团中央考虑《中国青年》读者群主要在城市，一下子转向农村，恐有一定困难，遂决定适当增加适应农村青年的内容，并恢复《农村青年》杂志。
总理和蔼可亲的风采，循循善诱的教导，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
邓小平谈教育青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