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1884年在长沙投军当兵，辗转升迁，至1911年（清宣统三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时期，在南京残酷镇压响应起义的新军，又顽抗围攻南京的江、浙革命联军，失败后退守徐州，被清政府任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袁世凯窃国后，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仍以清朝忠臣自命，时刻梦想推翻民国，复辟清室，禁止其部下剪发，被称为“辫军”，称他为“辫帅”。1913年积极参加镇压“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提升为江苏都督，后转长江巡阅使，授定武上将军，武卫前军改称定武军，移驻徐州。1913年和1916年曾两次策动叛乱复辟，均未得逞。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他从反面总结“教训”，认为袁氏错在不复辟清室而帝制自为，未免“辜负皇恩”，有失忠义，故此致败。因此他妄图复辟清室的活动不仅不加收敛，反而益形猖獗。从1916年6月至1917年1月，他连续召开了三次有北洋督军及清朝遗老遗少参加的徐州会议，一面大肆攻击国民党，干涉国会制宪；一面为复辟清室聚集力量。1917年春，当国务总理段祺瑞与继任总统黎元洪之间的政争因对德宣战问题进入高潮之际，段和黎争相拉拢张勋，以为己援。段企图借张之手，解散国会，推倒黎元洪；黎企图利用张与段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段祺瑞坚主对德宣战，而张勋却因复辟派依恃德国支持，反对对德宣战），借张之力，“昌言”反对参战，实现“倒阁去段”的宿愿；张勋则欲利用府院之争造成的混乱之机，达到他复辟清室的梦想。
1917年5月下旬，黎、段府院之争已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原在北京参加军事会议的各省督军纷纷离京回任。其中拥段的急先锋、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等20余人于21日晚乘火车奔赴徐州，鼓动张勋带头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于是，由张勋出面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段祺瑞的心腹党羽徐树铮也参加了会议。23日，黎元洪罢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务。消息传来，倪嗣冲立即在会上借题发挥，顿足大骂，声称要“首先发难”，非推倒黎元洪不可。张怀芝随声附和，提议与会各省由京奉、津浦、京汉三路进攻北京。张勋则乘势表示，“保护北洋系，当另求善法”，他所谓的“善法”，即推倒现政府后，各省共同拥戴清帝复辟。徐树铮当场表示，段祺瑞虽然不能公开支持复辟，但只要解散国会，推倒黎元洪，其他一切在所不计。倪嗣冲、张怀芝等也都表示支持。于是，这次徐州会议议定了实行复辟的步骤：各省督军先各回本任，宣布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而张勋则暂不参加，以便在黎元洪无计可施之时，出任“调人”，胁迫黎接受督军要求，解散国会；然后再迫黎下台，复辟清室。会后，由张勋倡首。与会者在一块黄绫子上签名为信，表示驱黎复辟的决心。24日，各督军自徐州各回本任，张勋则展开他即将出任“调人”的活动。张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大耍两面派手法：在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之前，他曾密电黎元洪，表示支持其罢免段祺瑞职务，谓：“段氏不去，国家不安，总统应断，实所赞同”，并表示督军中“如有不遵明令袒段反抗者，勋当力为调解”。而在5月20日又发表公开通电，赞扬倪嗣冲、张怀芝等督军团关于解散国会的要求“词严义正，‘一秉大公”，表示“勋虽元似，敢不力持正义以盾诸公之后”。23日，即在黎免段发布的同一天，又密电黎元洪，谓“勋维持时局、尊重国会之意，与前毫无所异”。5月24日，他又致电黎元洪，一方面气势汹汹地斥责罢免段祺瑞未经国务总理副署，是中央“破坏法律”，并以北洋各省将“自由行动”相威胁；另一方面又说免段法令为总统府秘书厅“逾越职权，擅发通电”，似乎不是黎元洪的责任，要黎拿出“持平办法”，以免“激生他变”。这种两面手法，显然是为充当“调人”埋下伏笔。
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后，立即发生内阁危机。他先后恳请徐世昌、王士珍出组内阁，徐、王均坚不应召。黎百般无奈，于28日任命既与张勋关系密切、又与北洋军阀有渊源的前清官僚李经羲出组内阁，一以安定北洋派；二可拉拢张勋。李经羲，字仲仙，号悔庵。安徽合肥人。清末曾任云贵总督。1913年为政治会议议长，次年改任参政院参政。袁世凯称帝时，尊他为“嵩山四友”之一。此人与淮军有历史渊源，是淮军祖师李鸿章之侄，亦可算作淮军前辈，而北洋军出自淮军，所以与北洋派可谓有渊源。李经羲又与张勋私人关系极为密切，跟随张勋十余年、最受张勋宠信之谋士刘文揆是李经羲之侄婿，所以黎任用李，有讨好北洋派和张勋的双重作用，以为李出组内阁必使当时纷乱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但是，就在同一天，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省长倪嗣冲发表通电，提出四项要求：修正宪法、解散国会、复段祺瑞职、释放政治犯。声称如不照办，“惟有断绝关系以谢天下”129日，倪嗣冲在蚌埠发表独立通电，宣布同中央脱离关系，叫嚷誓师北伐，并擅自扣留津浦路局火车50辆，以运兵北上。紧接着，奉天、山东、河南、浙江、山西、福建、陕西也纷纷宣布独立，一致提出解散国会、复段祺瑞职等项要求。张作霖更声称要出兵“直捣京师，惩彼奸人”。“奸人”，即指黎元洪。面对混乱的北京政局，直系军阀头目、身为副总统的冯国璋空喊“调停”，却无得力举措，实则采旁观态度。6月1日，连与段祺瑞有矛盾的直系军阀曹锟也宣布独立，冯国璋也向段派倾斜，致电黎元洪称，“惟有从解散国会人手”。黎元洪一筹莫展，只得连电李经羲入京组阁，但李也被北洋督军的气势所吓倒，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最后在黎元洪的一再敦请之下，声言必须张勋北来，与张偕同到京方肯就职。正在黎元洪走投无路之际，5月30日张勋致电黎元洪，提出担任调停的五项条件：（1）解散国会；（2）段公复职；（3）督军参议宪法；（4）摈斥群小（指为黎元洪信任的总统府军事幕僚处处长哈汉章及金永炎等人）；（5）大赦帝制党人（指洪宪帝制要犯）。谓黎若能接受这五项条件，则“勋可北上调停”。此电意在取悦于拥段派北洋督军。同日，张又密电黎元洪，对宪法和国会问题，表示了中立立场，且称对出席第四次徐州会议的督军“曾经力为排解”；在语气之间，对黎充满关心爱护，颇符合一位“调人”的身份。黎以为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能有张勋这样一位有兵有势的强人出面调停，是他摆脱政治困境的唯一办法。曾有人提醒黎元洪，张勋进京恐有复辟阴谋，但当时的事态发展已不容黎有其它选择。于是6月1日，特以大总统明令召张勋进京调停时局。
当北京政局混沌、杌隍不安之际，下野的段祺瑞正在天津积蓄力量，待机卷土重来。拥段的各省军阀、研究系、交通系、帝制派分子聚集在段祺瑞的门下，共同策划倒黎方策。6月2日，在天津成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以洪宪帝制要犯雷震春为总参谋。段还打算在天津成立临时政府，准备赶黎下台后，举徐世昌为大总统。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又被放弃。一是由于美国反对。6月7日，美国向北京政府发出劝告：“美国政府对中国发生的纷争，深表遗憾，诚挚的希望立即恢复平静与政治统一。”“美国极为关心的是中国能维持一个统一的、负责的中央政府，而此刻诚挚的希望中国为自身及世界利益计，立即消除派系斗争。”二是由于张勋的反对。张勋是怕段祺瑞一旦建立了强大的皖系政府，即无法实现他的复辟清室的计划，故通电警告段祺瑞、徐世昌，“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三是由于“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内部意见分歧，难于统一。所以这个计划仅宣传了一个星期即宣告流产。
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步、马、炮兵十营，约4300人从徐州启程北上，8日晨抵达天津，9日辫子军即进入北京，驻扎在天坛、先农坛一带，而张勋本人则在天津停留，目的一是等待黎元洪解散国会；二是探询段派人物及列强对复辟帝制的态度。由于当时日本认为清室复辟“目下尚非其时”，故支持段棋瑞建立统一政府，而不支持张勋。段祺瑞为利用张勋解散国会，驱黎下台，对其复辟企图未加可否；徐世昌则秉承日本意旨，在探询了日本的意图以后，力劝张勋万勿轻举妄动，张勋复辟的决心为之动摇。他打算先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再扶植李经羲内阁以控制大局；复辟之事，观望一个时期再说。8日晚，张勋即对来天津迎接他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解散国会”、“摈斥群小”等调停条件，限三日内（6月8日下午6时至11日下午6时）实现，否则不负调停责任，任各省军队自由行动。黎元洪不敢怠慢，当天即下令撤销军事幕僚处。而对于解散国会，一则黎怕担违法之名；二无人肯于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因而颇为踌躇，但在张勋的武力威胁之下，亦无可如何，遂于次日拟好解散国会的命令，交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伍坚决拒绝，并说：“余法学士也，余未见宪法许总统解散国会。余决不与闻此举，宁死不从！”张勋气势汹汹地致电伍廷芳，竟以命令口吻对伍说：“务望立予副署，早布明文”，又威吓说：“现在兵迫京畿，旦夕口（即）可横决。设以一人之梗议，致大局之全隳，责有专归，悔将何及！”伍廷芳不为所动，坚定地表示：“约法无解散国会明文”，非全国一致赞同，不能“遽然从事”。还对人说：“别人畏怕兵力，独我71岁之老头子不怕恫吓。”黎元洪无奈，再次敦促李经羲“即日进京就职”，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而李以“我既未就职，更说不到副署”为词，躲闪不前。张勋大发雷霆，说是无人副署，即让黎元洪按戒严时期处理，以大元帅名义发布解散国会命令，无须副署。如果6月12日晚12时以前仍无解散命令发布，即回徐州，不负调停责任，13日起各省军队即可自由行动。总算把解散的时间推迟了一天。12日晚，黎元洪在公府连夜召开会议，有人提议，可以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江本人也慨然允诺。黎元洪遂免去伍廷芳代理总理职务，改任步军统领江朝宗为代总理，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并于13日凌晨（倒填为12日）发布。
14日，张勋以胜利者的姿态，偕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及帝制分子刘廷琛、胡嗣瑗、万绳械、张镇芳、雷震春等到京。黎元洪特开中华门，以黄土铺路，迎接张勋。张勋声势极为显赫，“恍若讨征成功之帝王”，道旁军警林立，由前门车站直抵公府，沿途军队不下万人，附随的汽车达百余辆。张勋进京后，一面通电各省，令其取消独立；一面求助于冯国璋帮助疏通各省军阀支持李经羲组织内阁。19日至22日，独立各省相继取消独立；天津“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也于22日宣布撤销；24日李经羲宣布就职。复辟派的死硬分子刘廷琛、胡嗣瑗、万绳栻、张镇芳、雷震春等不满张勋中止复辟之举，骂他欺君卖友；并煽动栖息津、沪的清朝遗老密函张勋，谓现在“民国已无存立之理，自非复辟不能立国”，“称兵各督，已与乱党结不解之仇，非归命朝廷，依附义旗之下，无以自处”，逼其立即树起复辟旗帜。又蛊惑张勋说：“公进有万全，退无一是；进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测之祸。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决矣。”“我公智深勇沉，乘时而动……七载以来，几经艰难困苦，始有此千载一时之会，虽天所相，实我公之精诚有以感之。万世瞻仰，在此一举。”6月27日晚，早已由维新派堕落为保皇党党魁的康有为带着预先拟好的伪诏十余道，并携同沈曾植、王乃徵等人秘密潜入北京，为张勋复辟推波助澜。康有为在民国建立以后，一直与清朝遗老遗少沆瀣一气，诽谤共和，鼓吹君主制。到北京后，眼见多年的梦想，就要变为现实，非常得意，途中特赋诗一首，诗云：“廿载流离逐客悲，国门生入岂能知。长驱津浦有今日，大索长安忆昔时。朝市累更哀浩劫，天人合应会佳期。西山王气瞻葱郁，风起云飞歌有思。”在复辟派的鼓噪下，张勋决心不顾一切，发动复辟。28日晚，张勋与康有为、沈曾植、王乃徵、张镇芳、雷震春等在张勋私宅举行会议，决定了复辟计划。30日傍晚，张勋偕刘廷琛等潜人清宫，与溥仪的师傅陈宝琛举行御前会议，将复辟计划告知清室。会后，张勋到江西会馆听戏，同时飞调驻扎在天坛的辫子军和驻在南苑的第十二师（陈光远统率）人城，被步军统领江朝宗所阻。夜12时，张勋返回住所，召集京、津警备司令王士珍、江朝宗及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陈光远、李进才（第十三师师长）及康有为、梁鼎芬、刘廷琛等开会，当即宣布欲行复辟，继而厉声逼迫王士珍、江朝宗立开城门，放辫军人城。王、江面面相觑，不敢反抗，于是北京城门洞开，放辫军尽人。7月1日凌晨3时，张勋身着朝服，头戴红顶花翎，率领刘廷琛、康有为等50余人乘车进宫，早已做好准备的溥仪即在养心殿召见张勋等人，张勋率领众人匍匐在地，向溥仪行三跪九叩大礼，奏请复辟，说是“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自谦了一番之后，表示接受“奉还大政”，立即“复位”的要求，宣布实行复辟。当天，一连下了由康有为事先拟好的《复辟诏》等19道伪谕，主要内容为：
（1）下诏即位。宣布自即日起“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改民国六年（1917年）为“宣统九年”。（2）锡封张勋为忠勇亲王，黎元洪为一等公；并诡称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3）恢复宣统初年官制，现任文武大小官员照常供职。（4）增设议政大臣，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5）授各部尚书：任命梁敦彦、张镇芳、雷震春、朱家宝、王士珍分别为外务、度支、陆军、民政、参谋各部尚书。（6）授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7）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8）授总督和各省巡抚。总督仅设三人：张勋、冯国璋和陆荣廷分别为直隶、两江、两广总督。原各省督军改称巡抚。在复辟上谕中还宣布，对内完全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对外，宣布自1917年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订的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当天，张勋还通电各省，攻击辛亥革命“创改共和，纲纪隳退，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宣称只有改行君主立宪，才能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同一天，张勋派梁鼎芬、王士珍等赴总统府逼迫黎元洪在“奏请归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名盖印，黎严辞拒绝，表示：“民国系国民共有之物”，“余不能私相授受”。并怒斥王士珍等：“毫无心肝，背叛民国！’遂于次日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率兵讨逆。继而在张勋逼迫下，驱车避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日本公使依据国际惯例，予以保护。自7月1日起，警察强迫北京居民悬挂龙旗。蜷缩于各地的封建遗老遗少，听到溥仪重新坐龙廷的消息后，像冬眠刚过的毒虫，从各个黑暗的角落里呼啸而出，弹冠相庆，称心快意。有的急忙从箱底里翻出密藏着的红顶花翎，有的到古衣铺里抢购古旧朝服马褂；有的到戏装店里定做以马尾制成的假发辫，个个穿戴整齐，沐猴而冠，招摇过市。“有识者则指于道旁曰：‘此某尚书也，此某侍郎也，某巡抚也……’”
张勋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号召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并召集党人制定了“扫穴犁庭”的军事计划，决定派军舰三艘，星夜开往秦皇岛，迎黎元洪南下，在沪组织政府以反对复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动下，全国各地掀起声讨张勋复辟的高潮。北京《国民公报》、《大中华》、《真共和》等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上海《民国日报》发布《讨逆檄》，严正宣布张勋、康有为已成为民国叛逆，“再有言调和者，国民当以国贼视之”。其它各报连载《普天同愤录》，以大量版面发表各方面谴责复辟的通电。支持复辟的报纸只有康有为办的《国是报》，却因排字工人拒绝排印而停刊。天津、武汉等处报纸也都连连载文，口诛笔伐，痛斥张勋叛国复辟罪行。上海、两广、两湖等地区各阶层人士以及海外华人纷纷组织集会，成立团体，发表通电、公函，愤怒声讨复辟罪行，号召各界“投袂奋起，群策群力，共拯危亡”。在张勋的家乡江西，群众纷纷集会，指责张勋这具“怪胎”，给江西人民带来耻辱。在群众愤怒的谴责下，刘廷琛和万绳杭（亦为江西人）的家属都不能在家乡安身。各地反复辟斗争的广泛性和群众性，表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要求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新潮流。
张勋复辟丑剧登场后，段祺瑞决心利用这一时机重新登台。7月3日段祺瑞向全国发表反复辟通电，并组成“讨逆军”。4日讨逆军在马厂誓师出发，辫军不堪一击，顷刻瓦解。张勋扶植的溥仪复辟仅12天即告流产。7月11日夜张勋在外国人保护下逃往荷兰使馆。1923年病死于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