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抉圣贤之心。董思白《论文九诀》之五曰“代”是也。宋人四书文自出议论，代古人语气似始于杨诚斋。及明太祖乃规定代古人语气之例。参观《学海堂文集》卷八周以清、侯康所作《四书文源流考》，然二人皆未推四书文之出骈文。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两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汉宋人四书注疏，清陶世征《活孔子》，皆不足道耳。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徐青藤《南词叙录》论邵文明《香囊记》，即斥其以时文为南曲，然尚指词藻而言。吴修龄《围炉诗话》卷二论八股文为俗体，代人说话，比之元人杂剧。袁随园《小仓山房尺牍》卷三《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一书，说八股通曲之意甚明。焦理堂《易馀籥录》卷十七以八股与元曲比附，尤引据翔实。张诗龄《关陇舆中偶忆编》记王述庵语，谓生平举业得力《牡丹亭》，读之可命中，而张自言得力于《西厢记》。亦其证也。此类代言之体，最为罗马修辞教学所注重，名曰prosopopoeia，学僮皆须习为之。亦以拟摹古人身分，得其口吻，为最难事。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有《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记卒业考试，以拉丁文拟古罗马皇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诏等，即“洋八股”也。（32—33页）
董思白《论文九诀》不见《容台集》中，李延昰（古文“夏”字）《南吴旧话录》卷四记董行书《制举文九法》手卷，佳绢二十馀丈，旧藏李氏，为马士英勒索以去。备载其文，说“代”曰：“代当时作者之口，写他意中事。如《逍遥游》代鸠笑大鹏，说曰：‘我决起而飞’云云。太史公称燕将得鲁连书曰：‘与人刃我宁自刃。’”（参观《管锥编》164—166页）。《容台集·文集》卷二《俞彦直文稿序》亦云：“往闻之先辈云：岭南廖同墅为孝廉时，以行卷谒吾乡陆文裕公。公谓之曰：‘曾读西厢、伯喈否。’廖博雅自命，不读非圣书，颇讶其语不伦。又经月，复以行卷谒公。公曰：‘尚未读二传奇何也。’廖始异其语，归而读之。”倪鸿宝有《孟子若桃花剧序》，见其弟子郑超宗所选《媚幽阁文娱》中，未收入《倪文贞公文集》，略云：“文章之道，自经史以至诗歌，共禀一胎，要是同母异乳，虽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词剧，与今之时文，如孪生子，眉目鼻耳，色色相肖。盖其法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则同。而八股场开，寸毫傀舞。宫音串孔，商律谱孟；时而齐乞邻偷，花唇取诨；时而盖鲁虎，涂面作嗔；净丑旦生，宣科打介则同。”贺子翼《激书》卷二《涤习》略云：“黄君辅学举子业，游汤义仍先生之门。每进所业，先生辄掷之地，曰：‘汝能焚所为文，看吾填词乎。’乃授以牡丹记。闭户展玩，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由是文思泉涌。”袁子才《小仓山房尺牍》卷三《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云：“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摩口吻为工，如作王孙贾，便极言媚灶之妙，作淳于髡、微生亩，便极诋孔孟之非。犹之优人，忽而胡妲，忽而苍鹘，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妇奸臣，此其体之所以卑也。”李元玉《人天乐》第十七折亦云：“昔年诸理斋负笈遨游，囊中惟携《西厢》一卷，说道：‘能活文机。’”何屺瞻《何义门先生集》卷十《书塾论文》反复于八股须“顺口气”，正董、倪所谓“写他意中事”，“以人言代鬼语”耳。陶世征《活孔子》梗概见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八，余未得而读也。（360—361页）
一般文学史讲到明清两代文学，多注重小说、戏曲，故使一般读者对诗文知之甚少，尤其是八股文，是怎样一种文体，有些什么特点，了解不多，仅将它看作是应举的必修课。这里两则指出八股文的渊源、与戏曲相通的特色，均为前人所未明确论述的。
（一）八股文是骈俪的支流，对仗的引申。清阮元在《揅经室三集》云：“洪武永乐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是四书排偶之文，上接唐宋四六。”此番话仅将这种文学现象追溯到唐宋四六文句对偶的影响，清人周以清、侯康专门研究四书文的源流，也没有触及四书文出自魏晋六朝的骈文，钱先生在此作了补说。这里不妨举出几个事例，如初唐四杰对比已多，杨炯集里骈体比比皆是，如《群官寻杨隐居诗序》有云：“天光下烛，悬少微之一星；地气上腾，发大云之五色。”又“寒山四绝，烟雾苍苍；古树千年，藤萝漠漠。诛茅作室，挂席为门。石隐磷而环阶，水潺湲而匝砌”。又如《大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云：“由是五噫标兴，播金石而腾徽；七贵承荣，绾银黄而叠茂。”又“西园坐宴，侣明月而飞文；北土行康，望浮云而展足”等等，都是两两相对的句式。“六代语整而短”，如梁代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有云：“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排比对偶句式，亦可见一斑。这里将八股文排偶句的渊源直接追溯到六朝的骈文。八股文只是六朝及唐四六文的发展，每股的字数多于四字六字句。
（二）八股文与杂剧传奇相通。八股文古称“代言”，是就它依据四书五经，揣摹古人思想口吻写作的一种方法而说的，“代言”者，即代替古人说话。这里指出太史公称燕将得鲁连书曰：“与人刃我宁自刃。”（参观《管锥编》）即指出史家已有代言体。“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钡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而“设身处地，发为文章”很重要，犹如对演员的要求，要求他能进入角色，表现角色。或代当时作者之口，写他意中事。如《逍遥游》中代鸠讥笑大鹏说的话，实际上是庄子代鸠讥笑大鹏说的话。清代陶世征，他从《论语》中追想孔子当日的声音笑貌，处处模仿，维妙维肖，说明八股文与戏剧相通。明徐渭《南词叙录》指出邵璨的《香囊记》里混有四书文排偶句，让不识字的人也用《诗经》、杜诗来讲话，不是按照角色的口气说话，因而失败了。这里还举引了清人吴乔将八股文的代人说话看作是“俗体”，与元杂剧的代人说话有相似处。袁枚曾说八股通曲，焦循也将八股文与元剧比附，认为元剧不让坏人唱曲，八股文也该不代坏人说话。明清两代盛行八股文，所以研治者也多，但是论说最为透彻的是明倪元璐，他将元剧与八股文看作双胞胎，“眉目鼻耳，色色相肖”。最耐人寻味的是例举两位应试者成功的经验之谈，都说自己所以能考中，有赖于熟读《牡丹亭》、《西厢记》的缘故，学会了代人说话的本领。
（三）八股文不是中国独有的文体。这里举出罗马的修辞教学也注重普罗索珀皮亚，即拟人法的讲授，让小学生就开始学习怎样使虚幻的人物具体化，或使抽象的事物人格化，他们也认为揣摹古人声口，摹拟古人身分最为难事。这里还举到《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在留学期间的结业考试，便是代古罗马皇帝拟写诏书，并风趣地称之为“洋八股”。看来，在“代言”这一点上，中外有相类似之处。说明这种代言体要体会古人的神情，用古人的口气说话，是一种学童必须学习的修辞教学。但这种代言体只代古人说话，不说自己的话，所以吴乔称它为“俗体”，贬低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