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成《游仙窟》描摹生动，而节目粗疏，不顾时逐事迁，徒知景物之铺陈，浑忘景光之流转，于是有声有色，而不类不伦。深宵开宴，睹梁间燕子双飞，黑夜涉园，见“杂果万株，含青吐绿；丛花四照，散紫翻红”。元曲如郑德辉《梅香》第二折樊素唱：“趁此好天良夜，踏苍苔月明。看了这桃红柳绿，是好春光也呵。花共柳，笑相迎，风和月，更多情。酝酿出嫩绿娇红，淡白深青。”郑氏如盲人之以耳为目，遂致樊素如女鬼之俾夜作昼也。学者斤斤于小说院本之时代讹错（参观《管锥编》1296—1304页），窃谓此特记诵失检耳，尚属词章中癣疥之疾。观物不切，体物不亲，其患在心腹者乎。（396页）
这一则讲作品中“观物不切，体物不亲”的毛病。张的《游仙窟》是唐人传奇，在中国失传而保存在日本，后来又从日本传入。写路过神仙窟，受女主人十娘五嫂款待的故事。其中“描摹生动”，如写十娘：“天上无双，人间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横波，翻成眼尾。才舒两颊，孰疑地上无华；乍出双眉，渐觉天边失月。”这里用弱柳比腰，横波比眼尾。不仅用比喻，还比优劣，颊比花，说“地上无花”，即无花可比颊，颊胜花。用眉比新月，说“天边失月”，即眉胜新月，所以“失月”。这些即“描摹”生动。小说写张郎初见十娘时，向十娘借宿，进入门内，“于时夜久更深，沉吟不睡”，这里已写明夜深了。后面却写：“五嫂曰：‘张郎新到，无可散情，且游后园，暂适怀抱。’其时园内，杂果万株，含青吐绿，丛花四照，散紫翻红。”“其时，园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应弦而倒。”先写入门已经深夜，经过饮宴后再游后园，没有过夜，忽又变成白天，这就是“节目粗疏”的一例。钱先生因称为“徒知景物之铺陈，浑忘景光之流转”。
钱先生又指出郑光祖《梅香翰林风月》，写丫头樊素教小姐夜游花园，看到桃红柳绿。所以钱先生称“郑氏如盲人之以耳为目，遂致樊素如女鬼之俾夜作昼”。郑氏指小姐，听丫头唱，所以是以耳为目，樊素在夜中能看见景物，所以是“如女鬼”了。不过《梅香》还比较好些，因为那夜有月，所以还可看到一些，只是不可能像剧中写的那样色彩鲜明。《游仙窟》写深夜游园。“余乃咏花曰：‘风吹遍树紫，日照满池丹。’”不写月明，却写“日照”，与前写夜深相矛盾了。
钱先生又提出“小说院本之时代讹错”。王骥德《曲律》卷三《杂论》上：“元人作剧，曲中用事，每不拘时代先后。马东篱《三醉岳阳楼》赋吕纯阳事也，《寄生草》曲用佛印待东坡，魏野逢潘阆，唐人用宋事”；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琵琶记》使事大有谬处。《叨叨令》云：‘好一似小秦王三跳涧’，《鲍老催》云：‘画堂中富贵如金谷’；不应伯喈时，已有唐文皇、石季伦也！”马致远的《三醉岳阳楼》是写唐朝人吕洞宾的事，但在这个剧本里写了宋朝人佛印和苏东坡、魏野和潘阆的事，这是时代错乱。高则诚写的《琵琶记》是写汉朝蔡伯喈的事，里面写了唐朝的小秦王，晋朝的金谷国，这也是时代错误。但是戏剧小说跟历史不同，这样的时代错误，好比宋朝人佛印和苏东坡假定生在吕洞宾时代应该怎样表现，这是癣疥之疾，不算大毛病。至于“观物不切，体物不亲”，那就不符写作的要求，成为“腹心之疾”了。
这里又提到参观《管锥编》1296—1304页，即指文章中的时代错乱。如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按曹植初封陈王时，王粲（仲宣）早与应、刘桢同岁俱殁矣，所以曹植不可能命王粲作赋，这是时代错乱。钱先生认为“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即认为这样的假托是可以的。“即就此赋而论，王粲之年寿不必与事实相符，而王粲之词旨不可不与身分相称。”这篇赋写王粲说：“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王粲是魏臣，曹植是魏的藩王。王粲“对大魏之藩王，谀敌国之故君，且以三分之吴与一统之汉并举而颂祷其业盛道光。罔识忌讳，至于此极，难乎其为文学侍从之臣矣。”王粲是魏的文学侍从之臣，说话不应失去身分。钱先生认为词章不妨假托，所以有的时代错乱还不必计较。但作品中人的说话，不可不与他的身分相称。在这里，钱先生认为小说院本的时代错乱还是小毛病，观物不切，体物不真才是大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