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论诗主性灵，薄格律，亦曰：“诗是性情，近取诸身足矣。”《诗话补遗》卷一。初学读《随园诗话》者，莫不以为任心可扬，探喉而满，将作诗看成方便事。只知随园所谓“天机凑合”，参观卷二“村童牧竖皆吾师”条，卷三“意境最宽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条，卷十五“下笔构思全凭天分”条。忘却随园所谓“学力成熟”；参观卷四“萧子显自称”条，卷五“诗有有篇无句者”条，又作古体诗天籁须自人功求一条，《补遗》卷六“诗如射”条。粗浮浅率，自信能诗。故随园此书，无补诗心，却添诗胆。所以江河不废，正由涯岸不高；惟其平易近人，遂为广大教主。钱梅溪《履园丛话》卷八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多；自宗伯三种《别裁》出，诗人日渐少。”可以见矣。郭伽《灵芬馆诗话》卷八云：“浙西诗家，颇涉饾饤。随园出而独标性灵，未尝教人不读书也。余见其插架之书，无不丹黄一过，《文选》、《唐文粹》尤所服习，朱墨围毋虑数十遍。其用心如此。承学者既乐其说之易，不复深造自得，轻薄为文者又从而嗤点之，此少陵所谓尔曹者也。”余按元微之《上令狐相公诗启》云：“新进小生不知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随园轻俗，差类元白。按微之《酬孝甫见赠》十绝称少陵云：“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或有引此语以说随园宗旨者，却未确切。微之《乐府古题序》曰：“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成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道，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意焉。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又《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据此二节，则“直道时语、不傍古人”者，指新乐府而言，乃不用比兴、不事婉隐之意，非泛谓作诗不事仿古也。是之者毋为微之所谓“新进小生”，而非之者亦求免予少陵所谓“轻薄尔曹”，斯两得矣。夫直写性灵，初非易事。性之不灵，何贵直写。即其由虚生白，神光顿朗，心葩忽发，而由心至口，出口入手，其果能不烦丝毫绳削而自合乎。心生言立，言立文明，中间每须剥肤存液之功，方臻掇皮皆真之境。往往意在笔先，词不逮意，意中有诗，笔下无诗；亦复有由情生文，文复生情，宛转婵媛，略如谢茂秦《四溟诗话》所谓“文后之意者”，更有如《文心雕龙·神思》篇所云“方其搦翰，气倍词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者。曾涤生《求阙斋日记类抄》下卷己未十一月云：“古文一事，寸心颇有一定之风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证自慰”；辛未五月云；“每一作文，下笔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笔则一无是处”；辛酉二月云：“往年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困心衡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不甚思索，但笔不停挥，十年前胸中之字，竟能达之腕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此皆个中过来人甘苦有得之谈。即随园亦不得不言：“天籁须自人工求”也。《诗话》卷四。（204—206页）
袁枚云：“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这是他对诗的总的看法，主张抒写性情，也就是韩愈所谓“词必己出”，或写自身最为熟识的，以为使语言、色调、韵味、声律做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便是好诗。因此，袁枚主张留意自身周围的生活，他说：“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如有野僧为他送行，曰：“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他因此而得句云：“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随园诗话》卷二）他认为“诗境最宽”，然有大学问的人，也有一辈子写不出诗的，相反倒是有些学识不高的妇人女子、村夫凡子，会偶有佳句，所以只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诗话》卷三）。这个看法与他主张抒写性情是一致的，他认为“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诗话》卷十五），正如陆游所谓：“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袁枚强调“天分”，也不完全否定“工力”，亦正如叶酉所说：“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功求之。”（《诗话》卷五引）对此，袁枚有具体形象地说明：“诗如射也，一题到手，如射之有鹄，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能之精者，正如其心；次者中其心之半；再其次者，与鹄相离不远；其下焉者，则旁穿杂出，而无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离‘天分学力’四字。孟子曰：‘其至尔力，其中非尔力。’至是学力，中是天分。”（《诗话补遗》卷六）也就是说能不能作诗靠天分，作诗好不好靠学力，诗之大家，必是天分高、学力足的人。学力靠孜孜不倦的努力可以得到，而天分则是与生俱来的。对有天分者，学力可以促其更加发展；对少天分者，学力亦可助其另辟他业。袁枚的这个主张平易近人，一旦公诸于世，便鼓舞了一班自以为有天分者摇笔欲试作诗，所以钱先生评其《诗话》曰：“无补诗心，却添诗胆。”钱泳也说：《诗话》出，诗人日渐多，而沈德潜三种《别裁》出，诗人日渐少。这一方面说明袁、沈主张固有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袁、沈主张的认识，仅限于“粗浮浅率”而有所偏颇。
袁枚主张抒写性情，并非不要读书，郭麐便亲见袁枚用功之勤，以此指责有些人仅喜欢袁说作诗之易，并不求上进；有的人又对袁说嗤点不已。郭麐批评的这两种人，在我国历来不少见，正如元稹所指的“新进小生”（《上令狐相公诗启》），杜甫所指的“轻薄尔曹”（《戏为六绝句》）。直写性灵，其实并不是易事，“性之不灵，何贵直写”，即便写出，也不会有意义。
总之，这一则认为文学创作必待“心葩忽发，而由心至口，出口入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惟其如此，也往往会有“意在笔先，词不逮意，意中有诗，笔下无诗”者；或有“由情生文，文复生情”，互为启发，产生谢榛所谓“文后意者”；亦或有刘勰所谓开始觉得有很多可写，及至写成却比开始想的打了折扣，因为“出口入手”，需要靠语言表达，这中间有个距离，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得心应手的。这里举引曾国藩的几段日记，其中都说到“出口入手”的不容易。如：下笔前似有佳境，下笔时一无是处；“胸中有字，手下无字”等，而后来，他不甚思索了，却笔耕不停，反而将往昔写不出的胸中字写出来了，由此，曾国藩得出结论：“思与学不可偏废。”这一则所举引的看法，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也就是袁枚的“天籁须自人工求”的见解，值得学习作诗文者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