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历经岁月的磨砺依旧留存在心底。多少年了，我还常常想起儿时读书启蒙的日子。一些人、一些事同样难以忘怀……
我小学五年半的时光都是在一栋四面墙围起来的祠堂里度过的。这座祠堂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旧址上多年前就建起了民房，以至于找不到从前的一点儿痕迹。但是，40多年后，在我的心里却依旧清晰地存有祠堂的模样。
1968年的初春，中国人民刚刚从三年饥荒中挣扎出来，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那一年的春节许多人都还过得非常窘迫，可孩子们过年的热闹还是一如既往。哪怕再节俭，新衣服还是要穿的，鞭炮还是要放的。拜年、讨红包、要压岁钱，让孩子们开心了好些日子。
元宵节后，便到了我该上学的年龄了，心里不免有些激动和兴奋。这天一大早，我背着母亲为我缝制的布包，在村前屋后找同伴，准备与那些同龄或是比我们大一些、早已上了学的孩子一同去学校。临出门，伯父把我叫住了。他掏出一个圆圆的、碗口那么大、用面粉做成的饼小心翼翼地塞进我的书包。伯父不识字，性格却很开朗。他习惯性地眯着他那双小眼睛对我说：“听说你要上学，我特地买了一个饼给你，希望你好好读书。听老师说，孩子进学堂前吃了饼，考试就不得‘蛋’。你知道大伯我是个‘睁眼瞎’，你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这个饼、这番话以及伯父弯腰为我藏饼到书包里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且影响我的一生。当然这是后话。
我就读的小学在一里之外的大塘村。该村当时有150多户，400多口人。村里出过一个武将叫张日新，天圣年间，曾率兵驻守在今广西首府南宁通往越南的要塞——田东县的恒山寨，抵御外敌入侵。后来他在镇压地方武装——北宋广源州壮族首领侬智高的叛乱中不幸遇难。传说，他头颅被砍，却依旧策马回到十几里外的军营请求援兵，直到抵达军营中大元帅帐营时，他骑在战马上的身体才“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皇上为旌表他的英烈，特赐金首级一个随同他的尸首在其家乡王桥镇大塘村下葬，并由地方筹资在村里建了一座上下三堂的宗祠——“日新公祠”以供祭祀。这座公祠就是我后来读书的学校——大塘小学。
在村里大孩子的率领下，我们蹦蹦跳跳地向学校走去。大塘村因村前有一口面积近百亩的池塘而得名，至今这口池塘还基本保留了原来的模样。有人说，你站在池塘的高处俯视，这口塘就是一只大公鸡的形状，东西各有一口小型池塘，共同构成一个中国地图的模样。站在适当的方位，仔细看还真有些相像。夏天，池塘蓄满池水的时候，感觉就像一个湖，大风刮起时，人走在池边，波浪溅起的水花有一米多高，经过两个小池塘之间的那一段路时总是胆战心惊。
日新公祠在大塘村的西边，前面是一块面积蛮大的晒场。大集体时，那里整齐划一地晒着刚收获的稻子。上百块竹垫子上晒着的全是金黄的谷子，阳光下灿烂一片。宗祠坐北朝南，四面是青砖垒起来的高高的围墙，几乎看不到屋脊。门的右边有一棵要两个小孩才能合抱得过来的柳树。柳树下有一条蛮深的水沟，沟里流淌着村里和后山流下来的清水。大门上方有砖砌、石刻的门楣，一块打磨得光溜溜的青石板上刻着“日新公祠”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两扇厚厚的木门上吊着两个硕大的铜质门环。印象中，石质门槛很高，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孩子想要跨过去还得扶着巨大的石柱门框。
走进大门才发现，里面似乎深不可测。宗祠共分三堂，逐级上升，中间依次设有两个天井透光，最上面的那个厅堂用一面巨大的照壁遮挡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宗祠究竟有多大面积，只知道它的大小不一的偏房、侧房都成为了我们的教室，且每个教室都可以坐四五十人。我上学时，估计全校有400多名师生，有的年级还有几个班。
低年级在进门处的下堂，教室是最宽阔的，一个班有50多个人。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女性，名叫彭记珍。当时大概三十几岁，据说是南昌下放知青，相当于现在的支教老师。她的穿着打扮也与其他老师不一样。可能是我年纪小、个头不高、人老实的原因，彭老师似乎对我格外关心一些。那时候的孩子，都没有握笔写字的基础，彭老师教得非常认真。彭老师弯着腰，站在我背后，握着我的小手教我一笔一划地学写点、横、竖、撇和“毛主席万岁”几个字的情形至今我还记得。
彭老师常常在假期回南昌看望父母。每次回来都带回一些高档的、口感完全不一样的煎饼，且每次都给我好几个。我舍不得吃，就带回家给母亲，并分给我的几个弟弟。那些贫困的日子，老师的这份心意和情谊是那么厚重，厚重得令人难忘。
彭老师有个妹妹在王桥或是东乡的某所学校任教，有时她常来这里与姐姐相聚。印象中两姐妹都很朴实，长得很清秀，是那种穿着整洁、做事有条不紊、能与农村孩子打成一片的人。彭老师教了我一二年级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就突然离开了。对于我这个学生她可能没有印象，而我对她却有以上的记忆。不知她今天是否还健在？如果还在又能找到，我将送她几本我的书。天底下，有许多人都像彭老师一样，被人惦念和怀想，他们却浑然不知。那是因为他们曾经付出过真诚和大爱。
上课的时候，琅琅的读书声在整个公祠里回荡。由于宗祠大厅的空间大，又留有几个天井，并不让人觉得嘈杂，倒是觉得热闹和生动。那个年代，乡村的小学基本上都在村里的仓库或是宗祠里上课。老师在没课的时候经常带我们出去参加诸如拾柴火、锄草之类的农活；春天、秋天老师也总会带我们出去走走，虽然环境简陋，条件艰苦，可孩子们都珍惜学习的机会，都听老师的话，即使老师不在也摇头晃脑地朗读课文，自觉地完成作业。
下课了，尤其是下雨天，几百个学生都聚集在四面高墙围起来的校园里。说是校园，其实就是公祠的厅堂。厅堂是空旷的，在公祠的中堂。八根要两个大孩子才能合抱得过来的木柱立在一米多高的石墩上。石墩上方呈圆形，圆得像一个石鼓；下方为八角菱形，每个面上都刻有图案。孩子们在厅堂里追逐、嬉戏，在厅堂里看从天窗里落下的雨丝，踩着光洁的青石板到盛满雨水的天井里洗手。一些调皮撒野的孩子常常爬上石墩，去抱柱子，老师见了，少不了一顿训斥。挨骂的便一脸的羞红，吐着舌头灰溜溜地离开。
就这样，我在这所学校里从一年级读到五年级。当时都是春季招生，到1973年突然改为秋季招生，我们刚好上中学，便多读了半年小学。这年的9月，经过考试我被录取到王桥中学就读。我上中学期间，这所学校还在。大概在八十年代，这栋规模很大、建筑风格独特、具有纪念意义的宗祠不知怎的就被拆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排排低矮的平房，成为新的校园。到了2000年后，又将学校搬迁到村委会附近，这里便建起了民房。
岁月变迁，童真的永恒记忆、怀念老师的情愫久久不能散去。感谢我所有的启蒙老师，一颗虔诚和感恩的心为他们祝福。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
——雪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