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威胁了前苏联人的却不是此事。同年，同是华约成员国的波兰宣布自己才是伏特加的真正原产地，前苏联无权将其生产的白酒命名为“vodka”。紧张的前苏联官员立即动身寻找能够重证其为“伏特加之乡”的能人，最后这个重任落在了历史学家波赫列布金的肩上。波赫列布金不负众望，著文论称波兰人始酿伏特加晚于俄人数十年。可叹重振俄国酒威的波赫列布金两年前被杀害在莫斯科南郊的家中，据传系波兰人所为。
根据传说，伏特加最早为15世纪晚期克里姆林宫楚多夫（Chudov）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所酿。起先，修道士们酿酒所用的酒精要从热那亚进口，后来便逐渐开始采用本地用黑麦、小麦和绵软的山泉水生产的酒精。
这个故事的一切细节都极度充满了象征意义。跟上帝扯上了关系，修道院名也有蕴意（“Chudov”在俄语中意为“奇迹”），背景还是俄国首都。遗憾的是，不少与伏特加的生世有关的文件都毁在了17世纪中叶俄国东正教教会手里，教会后来宣布伏特加为恶魔的发明。
将酒精与水混合的制酒方法沿袭自地中海文化，尤其是古希腊。古希腊人已开始用红酒与水相混合，不过这种混合物初时更可能是用来处理伤口的消毒水。不久，伏特加就告别了其医用价值，变成了瑞典人记忆里1505年远征莫斯科时见到的一种“烧酒”。数十年后，这种烧酒点燃了所有的俄罗斯人。到了1533年，俄罗斯将伏特加的生产放开给小酒馆业主，从此后，“狂欢”——对于原本只饮蜂蜜酒的俄罗斯人来说本是“酩酊大醉”的代名词——现在已经成为了日常活动。好景不长，1648年，一场暴动在莫斯科的一家酒馆里爆发，随后蔓延到了其他市镇，危急的情势让当局看到了伏特加泛滥后带来的后果：全国1/3的男人都欠着酒馆的酒钱，而农民们又因为沉溺酒肆而荒耕数年。于是，俄国政府收回并垄断了伏特加的销售权，这就意味着酿酒商的利润越来越少。从那时起，伏特加就多了一个特征——家庭酿制。
这一垄断权曾先后6次被撤销（最近一次是被1992年的叶利钦政府撤消），同时也6次被恢复（最近一次恢复则是在1993年叶利钦痛感造酒业罪案频发时），但每次反复最终都只能进一步让人们为伏特加疯狂。
“我为如此嗜酒成性的俄罗斯人民感到难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其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说。1894年，维特推出了一项旨在提高伏特加质量、同时也巩固了政府垄断地位的计划，俄国化学大师门捷列夫曾经担任过这一计划的负责人。在此之前，伏特加的酿制过程非常简单：一份酒精加一份水，再调入少量其他添加剂以去其辛辣（如斯托利奇那亚牌伏特加里的添加剂是糖）。
支持饮酒的知识分子最爱提的名字也许还不是门捷列夫——尽管他发现了调制伏特加的最佳比例（即酒精比例为40%），而是俄国生理学家尼古拉·沃洛维奇，沃洛维奇的研究认为，每天饮用50克伏特加有强心活血之功。就在民间禁酒组织陆续出现于全国各地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政府再次宣布禁酒。
一战结束后，十月革命爆发，但禁酒令仍未解除，趁着全国一片混乱之时，红军和白军都四处免费“光顾”伏特加酒馆，滥饮一气。波赫列布金在论文中幽默地指出，红军最终赢得了胜利，原因之一便是他们更好地守住了酒馆，并以枪刑来处罚酗酒者。20年代中期，列宁废止了禁酒令以赢得民心。列宁下令生产“里科夫加”（以当时的前苏联财长阿列克谢·里科夫命名），此酒因酒精含量稍低（35%）而较伏特加更为温和。但列宁逝世后，伏特加重又返回人们的生活中，其强劲的销售额也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做出了贡献。
苏德战争打响后，前苏联国防部规定，前线士兵每天每人能获得100克伏特加的配给。所以要，前苏联的伏特加酒厂一致认为，前苏联之所以能打赢纳粹，靠的就是两样：伏特加，以及喀秋莎火箭炮。
到了90年代初，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国家控制酒类生产的时代也宣告结束，整个伏特加酿制业于是乱作一片。与此同时，俄罗斯被“新俄罗斯人”带上了“万恶”的资本主义轨道，而这帮新富当年就是靠着走私伏特加发达起来的。
门捷列夫不仅仅贡献了伏特加的标准配方，甚至连伏特加的名字也是他取的。在他之前的数世纪里，官方文件在提到伏特加时皆称之为“谷酒”。伏特加的别称远不止这一个，到今天为止，伏特加的诨名在数量上仅次于阳具，其叫法有“开水”、“垄断波尔卡”、“泡泡”、“机轴”、“苦玩意”、“白玩意”，最经典的是前苏联时期的“半升”、“1/4瓶”和“女娃”。从词源上讲，“vodka”来源于“voda”，后者在俄语中意为“水”。
19世纪中叶，“водка”（vodka）一词开始被收录于标准俄语词典中，但此时的伏特加仍被上流阶层视为没有文化——甚至是粗俗的象征。伏特加最初的消费者就是底层民众，这只能怪当时用木精酿制的伏特加质量太次，闻起来极像机油，而粗俗的酒馆文化也是一大原因。此外，在19世纪晚期以前，伏特加一直是散装，惟一的计量标准是“vedro”（即桶，一桶伏特加约有12公斤）。
伏特加与其他任何种类的白酒都不一样，因为人们从来没有为喝伏特加找到过正当的理由。法国人会赞美科涅克白兰地的芳香，苏格兰人会夸耀威士忌的口感，而伏特加，既无色，又无臭，亦无味，喝起来还很呛。俄罗斯人喝伏特加，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一口灌下去，然后傻笑，然后骂娘，然后四处找人“醒酒”。所以对俄罗斯人来说，把伏特加直接注射到血管里和喝下去没什么区别。
虽说伏特加天生劣质，但到了后来也算是有了自己的文化。伏特加文化有自己的传统（如“一端杯，杯莫停”），有自己的口号（如“伏特加是红酒的姨娘”），有自己的讲究（在俄罗斯，醉汉是和酒鬼区别对待的，因为前者每天要等到下午五点才开始饮酒），有特制的下酒菜肴（如鱼、腌黄瓜、肉冻、泡菜），当然，还少不了敬酒辞，也就是任何一个值得端起酒杯的共同话题。
伏特加控制了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的意志和意识。除却家庭不幸和街头狂欢，除却幻梦与理想，伏特加带给俄罗斯人的还有无数的自杀、他杀，以及非自杀、非他杀的莫名死亡（俄罗斯人闲谈时爱聊的主题包括谁谁谁酒后狂呕时把自个儿噎死了，以及谁谁谁酒醉后一脚踏出大楼的窗户）。然而，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在面对醉酒撒疯时心情都很愉快。过去几个世纪来，这种愉悦感屡屡令外国访客惊讶不已。1676年，出使俄国的荷兰外交官巴尔塔萨·柯伊特写道：“我们只看到了浪荡之徒的羞人举止，围观其醉态之众反令其更加放肆。”
3个世纪之后，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前苏联作家维涅狄克特·埃洛费耶夫的笔下，一切仍暗合着柯伊特当年的记录：“俄罗斯每一个有一点点价值的人，每一个对国家有一点点用的人，都在像猪一般狂饮。”
不管戈尔巴乔夫等人能数出伏特加的多少坏处，出生于以喝酒狂放著称的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当代作家叶夫金尼。波波夫仍坚信，在这个不那么完美的国家里，正是伏特加支撑着俄罗斯人民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伏特加提供了一种真正与政治无关的私人空间，一个可以在幻想的自由中得到放松、忘却烦恼、纵情做爱的地方。文学与饮酒，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未像在俄罗斯这样紧密。不管是革命者尼古拉·涅克拉索夫，还是流亡作家亚历山大·库普林，也不管是斯大林主义者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抑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无不是贪杯之人。波波夫说：“伏特加令构思情节更加容易。”
但伏特加不仅仅能壮胆，同时也能令醉者大受自遣和自责的折磨，而这些感受恰恰是俄罗斯民族矛盾性格的特征。所以，喝醉了的俄罗斯人常常会问酒伴的一句话是：“你尊重我吗？”
2003年，一座伏特加博物馆在莫斯科落成，还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来给500岁的伏特加贺寿。可以说，500年的伏特加史，就是500年的控制与反控制史。500年来，俄国政府一直想要控制人民对伏特加的依赖，而每一次控制都只能令人民对其依赖更深。然而，也许这么说有些奇怪——这次诞辰500年庆典有可能成为伏特加的告别仪式。
麻醉品专家弗拉基米尔·努日尼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战争根本就是“反科学”的，而真正可能打赢这一仗的，也许是俄罗斯正在拥抱的资本主义制度。努日尼指出，新一代的俄罗斯企业家已经不饮伏特加，这些年轻人早已改喝啤酒，对他们来说保持清醒的头脑很重要。而在私营企业里，酗酒的员工则会被开除。因此，努日尼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势头好，15至20年的时间就能带来极大的改观。戈尔巴乔夫也说，未来将在啤酒和红酒身上。
伏特加文明正在发生分化。莫斯科的精英们喝的不是进口酒就是高级伏特加。他们饮酒，但从不喝醉。而滴酒不沾也在慢慢地成为一种时尚，主张禁酒的总统普京就为全国树立了榜样。但在广袤的外省，这种转变仍不显著。而在农村地区，伏特加仍然具有代金价值。对那里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做出选择的不是“喝红酒还是喝伏特加”，而是“喝劣质伏特加还是喝自酿的伏特加”，而昂贵的优质伏特加只是一种可以用来显耀的奢侈品。
简而言之，伏特加大神不会轻言放弃，但是它可以被驯服，甚至被放逐到历史的迷思中去。伏特加一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摇摆。高尔基在自传中写到他在伏尔加河畔度过的童年时说，人们为高兴而喝，人们也为悲伤而喝。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性格。
知识链接
俄罗斯作家维克托·叶罗费耶夫专门研究了伏特加的历史，他称伏特加酒为“俄罗斯的上帝”，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的命运。叶罗费耶夫的观点看上去有些耸人听闻，但其实伏特加这个名字在俄文中就是“生命之水”的意思。俄罗斯作家维克托·叶罗费耶夫也说过：其他国家的人们是喝酒，在俄罗斯不是喝酒，我们喝的不是伏特加，我们正在喝的是我们的灵魂和精神。时至今日，伏特加无疑已经成为全世界人的“生命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