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风风雨雨，我们很难在一个短时间里做出概括，但是我想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的话，那就是中国金融业在这30年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而且中国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中分离出来。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一个大的体系，我想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概括一下这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
第一个方面，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基本完备。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还有一系列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这样一个大家族，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国银行业的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大致上已经接近国际标准了。
第二个方面，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完备。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没有市场，因为市场这个词在那个时候是大家十分避讳的，因为我们是计划经济。今天，我们的市场体系有了蓬勃的发展，我们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有存款市场、保险市场，有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等，就市场结构而言，我们也基本完备。
第三个方面，金融监管体系也基本健全。从结构上来说，我国有三会（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三会的成立，使得我们中国的金融监管进入了专业化、科学化的这样一个历程。就银行业的监管而言，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成为我们整个监管的核心，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符合国际最佳实践的。我们在银行监管中，基本上实现了巴塞尔1和巴塞尔2的原则，现在中国的情况基本上是巴塞尔1.5，这样一些监管理念体现在我们监管机构和监管政策方面，应该说已经接近了国际最佳实践。就证券业而言，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政策规定，比如保护投资者，比如说透明度，再比如说强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这几个要点的确立，使得中国的证券监管也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再比如保险业，也确立了三个监管核心，即偿付能力原则、公司治理原则和市场行为监管原则。通过这样一个简单回顾，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监管体系，与国际的最佳实践比较接近了。
第四个方面，货币政策体系基本完备。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虽然说一直是有银行，但是长期以来，银行只是政府的出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1984年行使中央银行的功能，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有信贷分配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直至20世纪90年代，当我们在1994年确立了货币供应的几个统计口径。1998年最终废止了信贷分配制度，中国才算是有了真正的货币政策，算到今天，也不过就是10年。10年来，我们的货币政策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政策目标、政策手段、传导机制，反馈机制等，都有了非常好的发展。可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五个方面，金融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完备。大家回想一下，长期以来，我们的金融业事实上是在一种无法规的情况下运行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有关的金融法规不断的颁行，比如说我们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信托法》、《保险法》以及相关的《合同法》、《公司法》、《物权法》等，都相继颁行。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各个监管当局的政策性规章，法律、法规、政策性规章这样三个层次的一些制度安排构成了中国的一个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
第六个方面，中国的金融业逐步融入了全球的金融业。在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中国积极地跟上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步伐。我们首先是对外开放，以引进为主，最近两年，我们又逐渐在鼓励金融业走出去。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中国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实体。
从上面六个方面，我们大致上可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了一个基本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我们在30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固然重要，展望未来更为重要。在实践中，我们展望未来改革方向的时候，或明或暗，我们会有一个蓝本，这个蓝本就是美国的实践，与此相关联，我们也会有一些理论上的参考，这些理论都是基于美国实践的一些理论。如果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话，我们未来的路也还会沿着我们过去那样一种思路，我们会大量的借鉴美国的理论，借鉴他们的实践。但是，2008年以来，严格说是2007年以来，在美国发生了金融大风暴，或者叫金融海啸，那些原来让我们觉得已经是非常完备的一个体系，瞬时间就变得七零八落，很多我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做法瞬时间变成人们要抛弃它了。今天要展望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所有这样一些实践、所有这样一些理论，同时结合我们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规划我们未来的发展。
大家都很清楚，目前发生在美国的金融风暴还在发展，进一步的情况一下很难说清楚，但是有一些事情已初显端倪，今天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初显端倪的现象，对我们未来的改革开放做一些初步的、粗浅的探讨，对此，我想强调六个看法。
第一，金融改革与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次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的表现，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这个国家金融业恐怕是过度发展了。所谓过度发展，它的标准是根据实体经济，也就是说太脱离开实体经济的需要了，金融业自身变成服务目的。我们可以看看有一些表现，比如说像这次产生问题的次贷，CDO，CDU，CDL等等，他们所交易的都是一些人们平时不太容易琢磨的东西。我记得刘明康主席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做演讲的时候就说过，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去卖给那些更不明白的人，现在这个市场目前发生的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再比如，现在大家都在为高油价头疼，高油价的形成是金融在捣乱，油的价格走势基本上脱离开了石油市场的基本面。我们知道现在石油价格是在石油期货市场上确定的，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管理风险这样一些功能。但是这样一些功能要想发挥作用，要与这个市场的参与者或者是石油的生产商或者是石油的需求商相联系。但是资料显示，在美国的石油市场、石油期货市场上，套期保值者，也就是那样一些真正的生产者和真正的需求者，只占不到10%，剩下的90%都是金融投资者。我们没有用“投机者”这样一个词。排在第一位的是投资银行，有几个已经倒闭了，然后排下来的是对冲基金，接着排下来的是各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然后是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这样一些机构，在石油市场上来为石油定价，它当然不考虑石油的供求，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化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到了，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再例如，我们知道这些年来，金融衍生品发展的非常迅速，衍生品之所以是衍生品，它是基于原生品和基于原生品的价格变化而来的，按说这里面有关联性。但是由于衍生品自己获得了生命以后，它本身就可以成为目的，人们只去追求那个衍生品的差价，那个收费，全不顾这个衍生品究竟和原生品有什么关系，全不顾这个衍生品和实体经济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事情。
我们还可以有些反例，这次金融危机使很多机构发生了问题，比如美国保险巨头AIG，AIG一发生问题全世界都恐慌，于是就出现了纷纷退保这种现象。但是仔细研究我们就发现，人们退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保单呢？是那些所谓的新兴产品，是投资连接产品，是和某种东西挂钩的这种结构性产品，而保障型的产品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这反过来就告诉我们，金融业还是重要的，但是重要的是那样一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传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而不是基于这样一些原生品之上的各种各样的创造。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今后不发展，不搞金融创新，不发展各种各样衍生品，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想强调的就是无论怎样发展，金融业都不能脱开它的真正基础，就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东西，哪怕在结构上再为完善，再优美，也都是我们不需要的。现在这次危机基本上是这样一些东西发生了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其实也存在。我们举例说，中国的债券市场，大家都知道是这样一个不发展的债券市场，我们充斥的产品是什么呢，绝大多数都是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各样的债券。于是在我们这里就出现了某些金融机构发债券，另外一些金融机构去买债券，倒来倒去这样一些债券，就是不为企业服务，就是不为居民服务，就是没有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因为货币政策在现在金融业大发展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传导，而金融市场如果有这么多扭曲现象的话，货币政策就很难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有效的调控，这就是中国的实践。外国这样的实践，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个恶果，这就是用一次金融大集中、金融大风暴的方式来展现出它的恶果。所以我觉得在下一步，我们在金融改革和开发的过程中，就是要为企业服务，要为居民服务，要为实体经济运行服务。在这里，我觉得像为小企业服务的机构、市场、产品，为普通居民服务的机构、市场、产品，为我们高新科技产业化服务的机构、市场、产品，是应当被强调的。而那样一些看起来很花哨，但是只是金融业在自娱自乐的那样一些产品，我觉得可以“缓刑”。
第二，风险管理应当成为改革发展的核心。风险管理已经成为我们金融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核心，但是在具体落实上往往不是这样，往往是发展是第一，扩充地盘是第一，占领市场份额是第一，风险管理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我们发展的核心，没有成为我们的基础，而在下一步，我觉得应当成为基础。我们都知道，风险是无处不在的，金融业的产生发展就是为了管理风险，所以金融业不能成为制造风险的一个元素。
我们知道所谓管理风险有四种途径，第一条途径叫做规避风险。当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情有风险，特别是有很大风险的时候，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就不应当提供给他。但是我们看到，所谓美国的次贷，“次”这个词就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也认为这里面存在风险，但是他们没有按照规避风险的原则来实施，而是给了这样一些他们在一开始就知道是有风险的这样一些活动，这样一些事情，和这样一些产品。在下一步发展中我们要注意规避这样的风险。第二条途径是预防并控制损失。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必须有完备的风险控制的体系。法国兴业银行的问题是典型的预防和控制损失的机制不完善，是它造成的结果。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比比皆是。第三条途径叫风险留存。我们知道风险是无处不在的，但是金融业就是要来管理风险的，因此在我们金融业的安排中，我们的收支里，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应该能容忍一定风险的存在，这就是风险留存的含义，但是我们对这种风险要有对冲的手段，要有覆盖的手段，比如说我们要求有资本金，要求有资本储备、偿付能力。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很好的防范风险的手段，风险还是会逐渐放大的。第四条途径是管理风险的原则和机制就是风险转移。风险转移，传统上有几种方法，比如说套期保值、保险、分散投资，这都是传统的风险转移的方法和机制，但是最近这十几年来，一个流行的方法是把它卖掉，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市场上，一个机构出了问题，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因为用这样一种方法来转移风险并没有消灭风险，并没有提供一旦风险变成损失如何弥补的机制，而只是让风险泛化了，它只是使得风险成为所有参与者共同承担的一个负担。所以我觉得在强调风险管理核心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对所有金融产品的创造，要有一个重新的审视。那些着眼于卖掉风险的产品，以及专门做这种产品的机构，应当说是不可取的。
第三，稳步推进，综合经营。我们知道综合经营是一个新的趋势，它成为新的趋势是因为信息化，是因为基于IT技术，所有的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都联结在一起了，全球化了，市场进一步的开放了，所以看起来综合经营是一个趋势。现在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怎么来进行综合经营。综合经营肯定要有防火墙，而且这个综合经营的财产组织形式很值得我们深究。大家知道，在国外的实践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欧洲的类型，那就是全能银行式的，在全能银行下，有投资银行业务，叫商人银行；另外一种是美国模式，即独立的投资银行，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美林、雷曼兄弟等，是以这样一些机构为基础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我们国家前一段时间的讨论中，大家比较青睐于金融控股公司，现在看来这个模式需要重新审视。有两个事件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第一，现在是投资银行纷纷倒下，一顶顶王冠落地，买它们的是什么呢？是商业银行，再有，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个提案，要改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两个硕果仅存的投资银行，改组的方案是把它们从原先的金融控股公司，拉同到银行控股公司。这些事件全面深刻的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它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之间，究竟应当保持一种什么关系，是银行为主导，还是金融业为主导，这些事情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危机还在展开，令我们不免想到20世纪末，投资银行业有从事资本市场的一些机构，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说银行是本世纪的恐龙。恐龙嘛，大家知道，很大，但是已经不适宜生存了，它要消亡，情况果然是这样，20世纪我们看到的是商业银行固步退却，维持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里。但是这次危机之后，短短的一两个月里面，银行业人开始扬眉吐气，说我们终于收复失地，这么大的变化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我觉得在下一步，我们在推进综合经营这样一个战略的时候，需要考虑最新的实践，要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第四，下一步的金融改革需要注意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的金融危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其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当然它比起我们是完善得多了。当情况发生之后，由于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善，不连通，我们可能一下子估计不出到底有多大问题可能会发生，所以人们的估计一再出错，结果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更大的事件。这些都需要我们有一个更完善的市场基础设施，提供完备的信息和手段，予以防备。
针对中国的情况，我觉得市场基础设施恐怕有这样几个领域：一是我们要有一个统一互联的支付清算体系。现在中国是五龙治水，谁知道中国有多少金融活动在进行，有多少资金从这个市场流到那个市场，监管当局不知道。部门分割造成了中国支付清算体系的七零八落、支离破碎，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二是我们需要评级制度。这次美国的危机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风险定价出了问题。风险定价在美国主要依赖于一些评级公司，而这些评级公司或者是因为他们技术手段不合适，或者是因为这种评价模式不合适，或者是中间有风险，从而为这次危机推波助澜。市场实际上是非常严密的，一环扣一环，其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低估了那样一些债券，那样一些衍生产品的风险。怎么低估的？大家都看那几个评级公司的评级，都是3A级，所以定价很低，当出现问题之后，没有足够的资本，没有足够的流动性，没有足够的手段来予以克服，所以中国是需要健全的评级制度的。三是与以上相关联的征信体系、登记体系、市场基础设施等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灵敏的信息系统。
第五，金融稳定应当成为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的核心。我们知道，银行商会都有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各种各样，我觉得今后应当统一在金融稳定这样一个总目标下。就拿货币政策来说，在中国最早是没有货币政策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叫发展经济，保证工业。国家有什么需要就印钞票，这是非常原始的货币政策。后来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四大政策目标，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然后在我们的第一个中央银行法里确定了促进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双目标。后来我们又变成了稳定货币，并以此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复合的目标，现在看来都不够，我们需要以金融稳定为目标。我很高兴看到最近监管当局的一些文件中，已经把金融稳定放在比以前更重要的位置上了，我觉得这样一个改革的思路应当继续进行下去。
第六，中国金融应当稳妥地对外开放。我们对外开放不是目的，更不能依据什么理论，认为开的越大越好，越快越好，肯定不能那样。最近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国际金融界、经济理论界对于开放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背后的经济理论有诸多讨论。讨论当然就会有不同意见，但是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的步伐尤其需要稳妥，举的例子通常是中国。在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幸好没有开放，否则我们很难逃脱像韩国、泰国那样的命运。这次危机，评论者说幸好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否则这次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会立刻显现，而且一塌糊涂。所以，这样一些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特别是运用到发展经济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国情，而且一定要以安全、稳定为根本目标，凡是不安全的东西，凡是不能够有利于稳定的东西，理论上说得再完美，我们也不能完全接受。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稳定发展的需要来策划我们今后的对外开放战略。
最后说明一下，由于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还在展开，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中国的国情，并充分地借鉴这次危机所展示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我希望大家共同做这个工作，使得中国今后的30年的金融业有更大的发展。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切实的研究，并采取切实的措施，使中国金融业在全球的地位得到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究总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