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1899—1929），乳名玉桃。湖南长沙清泰乡枫树湾（今开慧乡飘峰村）人。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是晚清秀才，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缪伯英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19年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缪伯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在湖南籍的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的介绍下，毅然中断在女高师的学业，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的《新青年》，缪伯英每期必读，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感到很受启发。于是，她摒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认识到社会弊病太深，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有时，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在进步同学中传阅。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她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当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嘱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为了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缪伯英和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深入京郊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开办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她还在自己任编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不久，她担任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女工部部长。
1923年2月，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缪伯英立即投入斗争，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吴佩孚残害工人的暴行，她与几个同志秘密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广为散发。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她的出色工作非常满意，曾称誉她是一个“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由于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缪伯英等人。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总监命令将他们缉拿到案，李大钊和在女高师已临近毕业的缪伯英各自走避家乡。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出北京，回到长沙，不久受徐特立聘请，到长沙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
在她主持湖南妇女工作期间，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1925年5月，上海、青岛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的浪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年底，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坚决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主义行径。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再次激起湖南民众的义愤，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湖南民众掀起了驱赵（恒惕）运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伐军自广州挥师入湘，缪伯英率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前线，慰问和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湖南民众起来响应国民革命。
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临终前，她对家人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