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刘迎秋
非常高兴应邀到北京大学与大家一起讨论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发展30年的关系。估计在座的各位中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会感到陌生。因为年轻，不了解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而也就很难理解改革开放的成就具有多么多大的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此前，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尾声阶段或者说文化大革命气氛还未消失的阶段。说到文化大革命，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现象就是“四人帮”横行，并使那个所谓“四人帮”时代，成了一个“白卷先生”横行的“知识荒漠”时代。因此，那是一个没有真正科学的经济学的时代，或者说，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与现在的经济学完全不一样的时代。虽然当时的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主要还是一种说教式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的发展，理论开始出现变化、演化和进化，经济学也开始从原来的说教状态逐渐走向科学。
实际上，科学的经济学，如果我们考究一下就会发现，它原本是一个古老的艺术，同时又一门最新的科学。为什么说它是最古老的艺术呢？那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就需要计算，最原始的经济学，其最简明也是最深层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计算。经济学的最早理论表述是有名的《政治算术》。其作者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期的配弟。从这个最早表述体系及其理论的产生（1671~1676年写成），到现在已经过去至少有332年了。在这本书中，配弟第一个发明和使用了“政治算术”这个专门术语，并试图用它来“说明世界中混乱而错综的情况”。也就是其长子谢耳本于1688年叙为男爵前后将此书呈送给英国国王时所说的：“凡关于统治的事项，以及同君主的荣耀、人民的幸福和第三有极大关系的事项，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则加以论证”。配弟在几百年前就提出凶手“政治”在内的人类事务，都可以用计算的方法加以安排，还不表明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吗？
说它是最新的科学，主要是因为，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仍然是未能得到计算或计算清楚的。比如，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整整30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地算一算中国全社会一般性市场交易的流动费用到底有多少。在国外，我们到商场选购自己所要的东西，店员可根据我们选购的商品，通过计算机打出一个小账单，上面记录着所购买的商品的名称、价格、应纳消费税额和就付款，以及你交给他多少钱和他实际找零多少，还有商场地址、企业代码及其电话等，很窄的一个纸条，各项内容记录得一清二楚。如果你需要到单位报销，有这个纸条就行了。现在，你再看看中国的情况，你在商场买一样东西，店员给你开出购物小票，这个小票是复写的，共两张；如果你需要购货发票，那么，你到交款台交款后，收款员还要给你再开一个三联的发票，是一个比小票大2倍以上的国家税务局统一监制的发票。这样一算，在中国购物涉及的支付票据，就要比国外至少多了4张。即使不考虑这4张纸的尺寸比国外市场上的那个结算小账单大多少倍，源于此的交易费用就要高出3倍。对此，我们没有计算。诸如此类的计算需求还有很多很多，等待着我们的计算。其中有很多，现有的经济理论甚至还未曾涉及过。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人类的行为，整个人类的活动，还有很多需要计算的地方。就此而言，足以说明经济学仍然是一门最新的科学吗？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我国这场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从计算开始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倡导者之一于光远先生早在“四人帮”粉碎之后不久，就曾首先倡导的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一个计算问题。所谓按劳分配，就是要以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及其多少进行收入的分配。在他提出这个问题的讨论之前，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讲话，就是“按劳分配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即在实践中不能搞按劳分配。在于光远先生的倡导下，从1977年正式启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我记得至少有五年六次全国性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干和不干不能一个样，干好干坏不能一个样，干多干少不能一个样，只有不能一个样，才能使贡献得到肯定，才能使经济得到发展。也正是通过这场大讨论，才有了后来的怎样改变分配上的“大锅饭”，生产上的“大帮轰”，生产关系上的脱离实际的管制。这个实践也表明，计算的讨论带来了认识的提升，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仍然是一门最新的科学。
不仅如此，经济学还是一个沉闷的科学。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了，过去一直困扰我国的“短缺”不再了，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五颜六色，社会上的人们忙忙碌碌，还可以不时看到有人一夜暴富、发了大财的情景，外面的世界精彩而充满了诱惑。于是，不管是做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还是做其他学问的，难免坐不下来，甚至形成普遍的“浮躁”。常常看到同学和老师中存在的一种现象，当看到别人发表了一篇好文章后，自己也想做出一篇来，但由于市场大潮的干扰和诱惑，坐不下来，于是就有了所谓“走捷径”和“抄袭”。他们以为，由此就可以顺利加入到经济学研究和创新队伍中来。然而，经验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不支持“浮躁”，更反对任何不求甚解的“抄袭”。要真正做好经济学研究，就得沉下心去，闷在屋里，认认真真地做些调查研究。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功夫就在于此。如果你不甘坐冷板凳，不认认真真地搞调查与研究，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计算，结果也就不可能真正摘取社会科学皇冠上的这颗明珠。而一旦我们开展经济理论的深层研究时就会发现，这种研究是充满“沉闷”的，是不能有一点哗众取宠之心的。所以，理论界又称经济学是一个“沉闷的科学”。
在大变革的现代中国，由于实践的需要，经济学又成了一门显学。大家如果回忆一下，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六十多年，曾经经历过好几轮理论和学术的辉煌。比如，在毛泽东时代，我国曾经掀起过一个读《水浒》的热潮。当时，全国人都在看《水浒》。我不爱看小说，比如《红楼梦》，好多人都说好，毛主席也提倡看，但直到现在，我也没看完过这部小说。我读不进去，因此，每次都是看不完就放下了。但是，因为涉及更多的政治，我把《水浒》读完了，并且读了好几遍。虽然因为当时很年轻，还不懂其中更多道理，但加入到那个潮流中了。那是一个用历史“改写”现实的时代。时髦的不是经济学，而是史学和斗争哲学。记得，在那个时代，我们还经历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全民学哲学过程，即中国发展史上的“哲学热”。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当时学习它的意思是让大家明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很遗憾，有人把人们的学习引导到了“个人崇拜”。大家再看一看这30年，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什么？原来的那个热火朝天的哲学，如今变得贫困了。繁荣的“哲学”变成了“贫困的哲学”。为什么？因为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人们，计算比“抽象地明白”更重要。“效率”比“坐而论道”更现实。改革就是要解决计算和效率问题。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选择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使懒惰的人变得勤劳，使聪明的人变得更聪明，使不聪明的人变得聪明起来。这里的勤劳、聪明和更聪明以及从不聪明变为聪明的过程，就是经济学的计算过程和效率的形成过程，也是通过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最终对改革产生推动作用的本源。由于经济学在实践中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经济理论界的人们也就更加积极地投身到这种研究和探索中来了。于是，经济学也就因此而变成了显学。随着经济学帮助社会解决的问题的增多，其显学地位也就越来越显赫。以至于那些不愿意做沉闷的学问的人，也随着这门显学的兴起而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如果愿意的话，大家可以上网查一篇叫做《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回忆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及其成果。这个讨论是从1979年开始的。通过讨论，我们解决了一个基本认识问题，就是通过逻辑的展开，来说明生产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生产本身；通过计算，来说明生产目的的实现依靠的是效率。我们要向当时发起和推动这个讨论并引导讨论走向深化的的学者致敬，我们也要对那些不曾做出此类贡献，却称自己对此做出的重要贡献的人表示遗憾。也就是说，我们不欢迎不曾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把自己装扮成显学的贡献者这类行为。
30年的奋斗，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学也逐渐成为真正的科学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经济学之所以成为显学，不是因为它“显”才让大家学的，而是因为它直接解释和阐明、论证和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运行及其持续发展，揭示和说明了经济运行过程的本来面目和经济发展的本来关系，分析和阐明了经济成长的本来结构，从而使人们了解到正是这样一种解释更有力地提升了人们的福利。回顾过去的30年，经济学研究对于改革发展的推动，是从一些最基本的理论讨论开始的。除前面提到了按劳分配理论和生产目的的讨论外，还有价值规律的讨论，再生产规律的讨论，企业产权与效率的讨论，所有制理论的讨论，宏观经济运行理论与政策的讨论，等等。
说到所有制的讨论，因为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所以多谈几句，以结束我的讲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1993年。这个中心成立以后，做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对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进行调查与研究，通过分析比较阐明其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的动力以及它的发展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影响。30年来，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是从我国劳动就业状况开始的。知识青年返城后的就业成为一个大问题，解决他们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允许他们自己创业。在北京，知识青年自己创业的一个最早形式，就是个人上街卖“大碗茶”。通过这个形式，个人的福利得到了改善，就业总量得到了初步解决。于是，要不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就历史地提到了日程。按照传统理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不能再这样认识了。最先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就是经济理论界的广大学者。他们通过调查和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是生产力存在多层次，个体私营经济与生产力的多层次相适应。理论上成果，不仅在政策上得到了反映，而且就成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围绕个体私营经济这个范畴，大家可以看两类文件：一类文件就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总书记报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代表大会报告。另一类文件就是中国的宪法及其修改。纵向地看这两类文件，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和后来的宪法修改，都有重大变化。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二大，主要讲中国要发展，就要承认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讲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除了要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外，要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理论思潮也发生了一定的波动，出现了对邓小平理论的动摇。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像一股春风，一下子激活了沉闷了很长时间的经济理论界，纠正了理论研究的方向，把人们的思想真正引导到改革和发展这个主题上来，创造了经济理论研究与创新推动改革开放继续走向深化的新的开端。这就是1992年以后，党的十四大在党的十三大已经明确的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党的十五大明确肯定了股份合作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和“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提出了“平等保护”、“共同发展”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也按照党的代表大会在理论和政策关于个体私营经济地位及其作用的要求，经过五次修改，也越来越清晰明确。这些结论之所以能够写进宪法，写进党的政治报告中，不是凭空而来。究其原由，一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或者说经济社会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二是理论研究发现了问题提出了对策。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发展个体经济，知识青年到哪儿去就业？卖大碗茶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第一批个体经济的萌芽。从就业角度看，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十年间，国有经济部门大约平均每年退出职工400多万，退出的职工再就业，主要是民营部门，民营部门每年吸纳的就业大约是160万~180万。到2007年年底，全国有私营企业已达570多万家，吸纳的就业的人数超过了一个亿，加上在各个领域就业的民工，大约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是1.6亿，还有人估计为1.8亿。如果没有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这1.6亿~1.8亿劳动力到哪里去就业？正是因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了上述认识和政策，我们党的文件和国家的宪法才能够有所反映。
总之，今天的经济学之所以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其显，就显在了它发现了、揭示了、论证和说明了经济发展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就显在了这种揭示和发现、阐释和说明还有力地指导了人们的实践、推进和深化了改革，并由此带来了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因由此，我国今天的经济学也才真成了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真正的明珠。
让我们为这个颗明珠更加璀灿而增添更多的光彩！
让我们进一步深化经济理论研究，为更好地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