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余力
11月23日，148位中国知名学者投票选出了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相当意义上，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对过去30年的集体致敬。
对于中国编年史作者而言，2008年值得耗费笔墨。冰灾、地震、奥运、牛奶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太多大事发生。但在所有这些即时记忆之外，这一年仍有一个值得记录的理由———这是回忆之年———30年前，中国开始了以经济为主题的改革，使得地球上1/5的人口摆脱了封闭和贫困，开始赢得选择的自由、尊严和自信，30年的时间足够长了，足以让人们得出某种结论了。
11月23日，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148位中国知名学者通过投票得出了一个结论：过去30年里，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及麾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
这不是一个容易得出的结论。148位投票人以独立记名通信投票的方式进行学术评奖，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的民主投票。投票人当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一线经济学家，还有部分中国主流经济媒体或学术刊物的负责人，他们基本都是30年改革的亲历者，对过去有着清晰记忆和独立理解。
奖项由董辅礽基金会等机构设立并主持评选。“这不是我们的结论，这是大家的结论。”参与组织者如是说。相当意义上，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对过去30年的集体致敬。
绝非单纯的智力游戏
除了最终获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之外，还有两项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和价格双轨制理论———进入最后一轮专家投票。
这三项理论都是1980年代的产物，这令人印象深刻。“1980年代充满朝气、令人热血沸腾，我们非常怀念。”董辅礽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振华说。他不讳言，设立这个奖项与对那个时代的怀念不无关系。
1992年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分水岭，这一年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方向。在这一年抵达北京履新的前世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当时的感受，“如果说此前中国一直在隧道中探索，1992年应该说人们终于看到了隧道口的光亮。”
而在此前，从1978年开始，中国一直本能地在隧道的黑暗中寻找方向，“当时遇到的问题，无论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我们只能自己摸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说。
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旧的力量没有退却，对未来的热切渴望则帮助着新的力量，各种主义、尝试都被提出，通往新秩序的道路扑朔迷离。与开明的政治家、新兴的企业家一道，并未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在整个社会的摸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时期的西方经济学早已抵达了成熟阶段，数学工具的使用、模型的应用已是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此时众多的中国学者对此所知不多，他们在乡村、工厂里形成着自己对经济的基本理解，研究绝非单纯的智力游戏———他们在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出路。
毛振华认为，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学实际上承担了三重功能：否定计划体制、介绍西方经济学、提出建设性方案。“诸多改革，不少源自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后者往往参与政策的决策）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科学的语汇，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并以更直白的党的语言形成权威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那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智慧的供应者，隐藏于政治家的身后。”在投票结束之后，董辅礽基金会秘书长沈晓冰这样写道。
置身于常态社会的西方经济学家可能难以理解早期中国同行的社会角色，难以理解一个看似简单的主张何以会影响当时整个社会，更难以明白中国学者在从事研究、发表主张时不仅需要学者的睿智，更需要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发起评奖的基金会为纪念于2004年去世的董辅礽教授而设立，毛振华是董教授的学生，他回忆，1978年，安徽农民自发开始包产到户，在一次与外国学者的交谈中，董辅礽说，“人民公社制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现代农奴制”，在场的翻译几乎不敢译这句话。而在同一时期，这位在中国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提出改变国家所有制的主张。“在那个时代，攻击人民公社和公有制，是要坐牢的。经济学家冒的风险不比小岗村按手印的农民小，要是来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就是阶级敌人。”
董辅礽后来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立法机构中的最高位置，“虽然有官方头衔，但几乎每次政治上有波动的时候，董老师都会被点名批评，他一直在政治压力的阴影下，所以他的孩子们都选择了学习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毛振华说。“我们设立这个奖项，既是为了激励后来的学者更多地关注中国现实，贡献更多有现实价值的理论，也是对前辈知识分子所作努力的肯定和致敬。”杨瑞龙说。为了体现这一理念，此次评奖将提名理论的年限截止在1998年前，“理论的价值需要被历史检验，这需要时间。”
沈晓冰以这样的句子表达———“中国人需要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成果进行评价，更需要对这个为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提高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的人群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鼓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有这样一个目的。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实际上多年以来，在国内显要但也受诟病，从全球范围考察更是低调恭谦的耕耘者，如今收获的，不只是一个学术荣誉或国际经济学界的承认，他们收获的是中国巨大的变革和发展成就。”
关键是是否有创新
投票邀请了170多位专家，最终投票率超过80%，这大大超出了大部分设计者的期望，一位受访者用“喜出望外”形容自己的感受。
在对第一轮入选的11个理论投票前，杨瑞龙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斟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则是基本没有犹豫地选择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30年我们都经历了，哪个理论有过贡献，我们很清楚。”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以88张选票当选。但并非没有质疑的声音。一位最后也选择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坦言，奖项有些名实不符，投票时有些别扭，不知道怎么投。他以入选最后一轮的三个理论为例评析，承包制是实践还是理论？股份制西方早已有之，恐怕不能称为创新；而价格双轨制提出时是一项改革方案、政策设计，理论上的说明并不完整。他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实践有很多创新，但经济学理论没什么创新，如果要看到理论创新，恐怕还得等10年20年。”
组织者们欢迎这样的讨论，其中一位坦承，“如果让西方学者投票，这次提名的11项理论也许他们一票都不投。”他披露，在提出设立奖项时，他们内部关于这一问题也有过“热烈的”争论，由于提名完全开放，是不是创新理论、可不可以获奖，并非由他们判断，他们所做的只是提供一个评审平台，保证程序的合法性，最终的结果是大家投票决定的。
不同的声音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分歧。这个分歧在2005~2007年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中，甚至以“中国有真正的经济学家吗”这样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
价格双轨制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华生，是董辅礽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这个奖项的倡导者和投票人（为保证公平，在他的理论入选后，他在最后一轮放弃了投票），他认为，投票的结果反映了中国经济学本身发展的过程，30年里，中国从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最初的时候，纯理论化的程度不高，也不可能高———非常精细的模型化理论可能并不适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人永远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而且，什么是理论？没有绝对的标准。关键是是否有创新。即使在西方，有影响力的理论学说也是要由现实检验。包产到户如果只是分田单干，中国几千年前就有，并不是创新。但在当时，这一理论是对农民权利的解放，农民因此有了选择的自由，也才有了乡镇企业，有了城市改革的可能，它的后发性制度连锁变迁意义重大，历史已证明它的价值。看似简单的东西并非意味着不深刻。
杨瑞龙承认，入选的理论是对中国改革实践的一种理论抽象和总结，也许用西方流行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衡量有些不太规范，因为它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讨论，也没有复杂的数学模型，但却解决了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且对未来的改革与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我们不否定纯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也不否定用此标准所进行的经济学评奖，为此需要推动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但我们此次评奖所追求是经济学研究对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推动作用，我们更看重的是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这就像不能用咸味的标准来评价甜味一样，两种不同的评奖标准都会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起到有意义的推动作用。”
刘迎秋则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里没有，如果有，那这就不仅是西方经济学的悲哀，很可能也是人类的悲哀。恰恰相反，也许正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范式和理论体系中根本没有，大家才不约而同地认定这是一个真正的理论创新。”当然，这一理论创新并非仅仅是由两个调研报告组成的。实际上，它是对农民自发实践的系统而科学的总结，在理论上开创性地解决了公有制与和私人绩效及其激励的结合问题。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应用，不仅使中国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温饱问题，而且为此后的更深层的改革和开放开辟了新的可能。这就是创新。“中国改革的每一项成功都是突破传统范式的成功实践。我们不能用逻辑套用现实，而只能应该用现实改造逻辑。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逻辑及其的发展比传统的理论终极范式和陈旧逻辑更重要。”
沈晓冰在他的文章里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经济学固然需要一种严谨、规范的体系，需要完美的逻辑结构甚至数学一样漂亮的模型，但经济学的最根本目的，还是要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为人的完善服务……从科学性和成熟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学或许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难以理解和认同的。但中国的经济学家，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履行着经济学的目的和使命。”
中国经济学家的舞台
1992年后，中国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2001年中国加入WTO，通过承诺更多开放，接受国际规则补充了市场经济的细节。这之后，中国遭遇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是市场经济常态下的问题，与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有越来越多的重合。“如果说，过去的中国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自身的转轨和发展，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将更多的是世界共性问题。”毛振华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挑战。”华生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学家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当下中国就有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大疑问，比如，中国前30年的高速增长，后30年能否持续？要迎接下一个30年的挑战，现在最需要的制度创新是什么？国企股份化后，接下去的目标是什么？如何推动农村发展，使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经济学家的使命将一直持续。
所有受访者都毫不犹豫地表示，未来将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经济理论的时代。对于设计者而言，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个奖项不仅仅要传达对过去的追忆和敬意，同样承担着对未来的热切渴望，这样的渴望经过30年的时光隧道，或许添加了更多自信的成分，但并未损及其强度。
毛振华表示，这个奖项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个长期项目。为保证生命力，奖项的公信力成为他们所有制度安排的唯一目标。提名开放保证了候选理论产生的民主，而近200位专家有广泛的代表性，严格的记名通信投票方式力图避免内部操纵，每人的学术偏好只能通过自己的选票来表达。“经济学不是秀场，奖项不能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杨瑞龙说，这是发起者的共识。“经济学的事情，由经济学家用投票的办法决定，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刘迎秋对评选结果感到欣慰，“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和中国改革的方向一样，更多的事情由民间做，比政府做更合适。民间出资，公众参与，专家评选，既不片面依赖国家安排，更不单纯依据权威指点，最终达到大力奖励对我国经济社会和经济理论建设和发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目的。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华生则反复提及，这次评选的全部价值在于程序的设计，这本身就是创新，“这是真的民主，不带任何操纵。”最初许多人是带着完全怀疑的眼光参与讨论的，但最后超过100人的专家投票意味着大家对程序的支持和认可，他也因此看到了程序的生命力。“上市公司也有投票，但那是财产权力的表达，只是资本的平等，民主是更基本的试验，关乎公民权力，不论地位、不论贫富，每人只有一票，多数人的选择就是最后的选择。这是我们要抵达的方向。每个人从每个角落去建设民主的基础，知识分子更应该从自身做起。”华生说，这次评选，是他充满激情参与的一件事，“带着理想主义，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为了真的民主，做什么努力都行。”
毛振华透露，评选的经费全部由董辅礽基金会支出，奖项将每年评选一次，每次50万元的奖金则由企业捐助，“今后20年的奖金已经都有人认捐了”。未来，他们希望更多的专家参与投票，参选理论将向全球的中国经济研究者开放，他相信，“未来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会有世界影响。”“舞台已经有了，剧本也已经有了，中国经济学家需要做的只是投入地演出。”杨瑞龙同样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