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杨瑞龙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切身感受到它的巨大变化，30年以前，我们为了能在过春节时吃上一块大肥肉，可能要等两个月，到今天，为了健康，要管住这张嘴，东西太多了。连我们搞经济学的都没有想象到中国经济会以这么快的速度发展。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这么快速增长呢？总结千条万条经验，最重要一条经验，就是改革开放把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前所未有地调动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前，财富的创造不是个人的事情，不是企业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国家通过庞大的行政机构命令我干，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是一个样，所以大家不会好好干。到了今天，大家都想致富，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导致财富创造积极性的提高是来源于对市场化改革，通过所有制的改革，通过产权的改革，一个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这两方面的改革，把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了。就国有企业的改革来说，回顾30年，我们走了一条非常艰辛的改革道路，大致走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主要在国家保持所有权不变情况下，程度不同下放经营权，比如先后试行了利润留成制度和承包制等。到了1984年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推行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产权多元化推进产权明晰化，实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第三阶段是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国有企业能搞好的就保持，搞不好的国有企业就退出。现在国有企业改革远没有完成，还在继续下去。
回顾国有企业改革所走过的30年的道路，我们在理论上有很多启示，有很多感受，大体上来说，我本人有以下几方面的感受：
第一点就是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源配置方式来说，就是从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遵循等级规则，即首先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构架，界定每个人在等级构架中所处的位置，然后界定与行政等级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力，你所处的行政等级位置越高，资源配置权力越大。这种资源配置行政系统又被称为条条块块，和老百姓没有关系，和企业没有关系。现在改革了，我们搞市场了，市场遵循产权规则，就是一个人在市场当中所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和你拥有的资产数量是有关的，你拥有的资产越多，你的资源配置权就越大。所以中国自从走上市场化道路以后，产权明晰化就是一条不归之路。在改革以前，整个的中国经济几乎全部被国有经济所控制，政府既是计划指令的发布者，又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资源配置的一切权力都在政府手中，企业只是政府手中的算盘珠，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个体经济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走向市场的改革，我们逐渐认识到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当时对于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改革道路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叫价格改革派，一个叫国企改革派。当时有人说要搞市场，价格放开是关键，只要价格放开了，市场机制就能起作用；另外一派不是这样觉得，特别是董辅礽先生，80年代初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关键，市场取向改革的关键是必须推进国有制的改革。厉以宁也与董辅礽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价格问题，是所有制改革，这是抓住问题的本质。事实确实如此，西方经济学所描述的供求规律或者市场机制，如果没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供求规律就不起作用。国有企业是软预算约束，价格放开后，没有自主权和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不会对价格的变动作出灵敏及时的反应，反而可能导致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而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能刺激非常有效的供给。所以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正是我们一直在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才逐渐具有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才焕发出财富创造的活力，才有持续保持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第二点的深刻感受是，既定的制度约束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然市场导向改革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那么为什么不搞私有化改革，为什么不一步到位把国有企业问题解决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中国所走的一条特别改革道路有深刻的认识。中国没有走俄罗斯式的激进改革道路，中国走的是一条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的增量式改革道路。中国在改革的起步阶段，不像俄罗斯那样通过“民主化”进程把原有的政治结构瓦解掉，而是把原来等级构架保留下来，并且利用这个行政等级组织推进改革。这样的改革道路本质上就不可能通过所谓私有化的路径把中国的产权问题解决了，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一定走渐进式改革道路。我国产权制度的增量改革采用的是双管齐下的办法，即国有企业的渐进改革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步进行。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内部增加改革，首先是下放经营权，然后是推行产权主体多元化，逐渐让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退出；另一方面通过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逐渐在国企外部施加竞争压力，从外部逼迫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几乎所有的资源被国有企业所控制，国有企业是老虎，很厉害，这没问题。但原来的老虎手和脚都被绑住了，计划者定时给它喂肉，尽管吃不好，但饿不死。现在先不动老虎，因为动老虎会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而是先发展个体经济，就好像先放一个老鼠出来。老鼠跟老虎抢肉吃，按道理老鼠哪是老虎的对手，但老虎被绑住了，当然抢不过老鼠。老虎饿坏了，为了让老虎生存，只能给老虎松绑，先把一个前爪放了，如先搞利润留成制度，给企业一点自主权。但没有想到，老鼠在吃肉过程中，变成黄鼠狼了，个体经济变私营经济了，补皮鞋的开皮鞋店了，小吃店变成饭馆了。这个时候放出一个前爪的老虎还是干不过黄鼠狼，仍然吃不饱，为了能和黄鼠狼竞争，不至于饿死，只得把老虎的两个前爪都放出来，如实行承包制等。但没有想到黄鼠狼在与老虎争吃肉过程中变成野狼了，如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等。于是，只放出两个爪的老虎还是干不过野狼，为了让饿得不行的老虎能活下去，政府只能继续给老虎松绑。于是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也就是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条件下，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就好像把老虎的四个爪全放出来，但在老虎脖子上套一个圈，然后栓在树上。老虎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由行动，但超过这个范围，就被管制了。但没有想到野狼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变成豹子、狮子了。本来老虎就不一定竞争得过豹子、狮子，更何况老虎又被栓住了，更是会处于下风。于是，如果政府喂不起老虎，就剪断绳套，让老虎自谋出路，这就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尽管中国的改革没有走私有化的路。用产权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如果你去实地调查，你会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讲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实际行为要远远超越它的言论。
第三点的感受是，理论是重要的，但是把理论当成教条是危险的。理论毕竟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一个好的理论揭示了一般规律，一旦重现这种条件，它的规律一定会显现出来。我们的改革不能和一般规律发生冲突，如果改革的实践与一般的理论原则相冲突的话，那么这样的改革是很难为继的，甚至最终不得不推倒重来。比如早期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不到位，他们认为，只有优化管理，强化管理，就能把国有企业搞好。为此专门设立一个经委管国有企业，后来又让国家经贸委来管，还是管理不好。而一般的理论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竞争性国有企业如果要有生命力背后一定是产权问题，如果改革违背这个基本的理论原则，这个改革肯定不能成功。早期像董辅礽先生、厉以宁先生在这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当然，理论本身毕竟是一种抽象，我们很难给出那么纯粹的条件，特别是理论本身在严格假定条件下的抽象，这种理论所揭示的条件在实践当中很难重现出来。如果简单地用理论作为标准，来衡量改革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这肯定麻烦。你应该重视理论，但不能把理论当成教条，我们有很多教训。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看成是标准，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关联的，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今天不仅有“马”教条，还有“洋”教条，也就是把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定理作为标准来检验或评价我们改革的成败。其实，西方经济学给了我们很多描述经济学一般规律，一般本质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是有价值的，但是把这些东西作为教条来衡量改革，就会出问题。比如我本人一直在研究产权经济学问题，我肯定会认为产权是重要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产权并非是唯一重要的，如果认为只要把产权问题解决了，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那一定是片面的。因为有很多因素影响国有企业的效率，产权仅仅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一个不完备市场条件下，产权并不能够解决劳动和资本的冲突问题，产权也不能解决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的关系问题，产权也不能解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问题等。
第四点感受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例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出现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但如果据此就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错误的，那就是非常片面的。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问题，包括国有产权流失的问题，并不是国企改革本身带来的，如果深入研究，我们发现是因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例如，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产权多元化，但一股独大，政府作为大股东拥有投票权，但并不对投票后果承担责任，因此，这种投票权是廉价的，于是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就来收买这个投票权。企业内部人与拥有廉价投票权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合谋”才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深层次原因，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企业内部人的道德败坏，根本原因是改革没有到位。如果市场化改革这个目标不放弃，解决这个问题唯一途径就是深化改革，继续改革产权制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改革肯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改革是掩盖这个问题，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感受，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国有企业改革背后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包括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你试图通过某一个单点来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肯定是不现实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一包（承包制）不灵，一股（股份制）不灵的原因所在。股份制在西方是非常有效的模式，在中国环境里，一股也不灵。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前一段时间国资委要全球招聘经理人，认为招一个能干的人就能把国有企业搞好，其实未必。国资委有权招聘经理人最多是副总，老总、董事长并不是它能决定的。企业到底是听招聘来的副总的，还是听政府任命的董事长的。再譬如，原来说国企改革要减员增效，裁掉员工就能增加效率，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国有企业长期实行的是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制度，中国的员工在国企里不仅得到工资，还在企业里得到福利和保障。在这个条件下，工人下岗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在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的时候，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总之，国有企业的改革远没有完全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改革过程中，还会出现不少问题，也会有人骂娘。如由于分配不公，出现了伸下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这很正常。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说因为骂娘的多，中国改革出现很大的问题，为了减少骂娘，就由第三方来平均分配肉，后者把肉撤下去，大家没有吃的，这就不骂娘了。这其实又回到过去。这是绝对不行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导致肉越来越多，优化机制，把肉分得越来越好，这是未来要做的。我们最最感谢是邓小平，邓小平发动和领导了中国的改革，才有了我们的今天，虽然对现在有很大的不满，但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肯定不会，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