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特殊的发展命题和改革命题。处理这种特殊的命题，重要的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使效率提高成为增长的首要动力。以效率为持续增长的首要动力，需要处理的重要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因为在一定条件下，效率与公平之间往往会存在深刻的矛盾。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则应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相应的措施，目的在于更妥善地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本章的目的在于指出，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根本动力，而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成效如何，最基本的检验标准应在于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程度。
一、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怎样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具有怎样的突出特点
衡量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一直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就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两类经济指标是不可或缺的，一类是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数量指标，包括GDP总量和人均水平、GDP的增长速度以及按不变价格计量的扩张程度等；另一类是以经济结构指标为核心的经济质量指标，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投入产出关系等。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数量指标直接体现着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因而具有显著的增长意义。但增长不同于发展，重要的区别在于发展必须体现出结构性的经济质态的转变，而结构变化则是长期的，是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相应发生的转变。单纯的增长可以在技术不变、制度不变，进而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在经济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实现产出量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不同于发展，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
如果根据经济数量和经济质态这两类基本指标衡量，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加以判断，大体上可以说，纵向的看，2005年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横向的看，我国略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最近公布的经济普查数据，到2004年末我国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按官方汇率折算为美元为19317亿美元，占当年全球GDP的4.4%，在世界上排在第六位；人均GDP水平在1500美元左右（人口增长接近2001~2004年平均自然增长率6.4‰），这一人均水平略高于当代世界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质量指标来看，尤其是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农业劳动力占总的劳动力比重在47%左右，这一水平也是略高于当代世界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4%）。可见，无论是从经济数量还是从经济质量指标上看，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于由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准过渡的状态，而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理的基本问题是实现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加速发展。
那么，处于这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具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1）进入工业化加速期的社会经济通常意味着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持续高速增长期，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史上看如此，从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实看也是如此。就我国的实践而言，从1978年至2005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8%以上的水平，已经持续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国际国内不可控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意外发生，从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来说，至少到2030年之前，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2%以上是十分现实的（预计2001~2010年平均在8%~9%，2011~2020年平均为7%~8%，2021~2030年平均为6%~7%），这意味着到2030年前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长达5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的中间时期。按照这一增长趋势，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时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水平（预计十一五期间为8.8‰），我国人均GDP水平将比2000年增长一倍，将超过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20年，将比2000年人均水平增加约4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大体上达到当代世界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30年，则将比2000年人均GDP水平增加10倍，相当于当代世界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即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以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再持续发展下去，我国将作为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到21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中，由于高速持续增长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高速增长的矛盾，而高速增长中产生的矛盾，也只能以持续高速发展加以解决。
（2）工业化加速时期，是国民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时期。从经济史来看，各国工业化加速时期是技术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结构、市场组织结构等变化最为急速的时期，一方面，工业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会急剧加快，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质态产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在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市场需求规模相对缩小的条件下，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而又持续地下降，形成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在不长的时期里，工业化加速形成了几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仅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已超过2亿，同时直至目前相对于农业生产需要而言，至少还有1.5亿农业劳动力有待转移；另一方面，工业化加速进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化本身将从一般加工工业为主向劳动对象工业和劳动资料工业为主深化，因而重工和重化工倾向日益突出，由此提出的资本问题、技术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本对劳动的排斥问题等都会进一步尖锐，现阶段我国在理论与实践上关于要不要重工化和怎样推进重工业化的争论便是这一系列矛盾尖锐化的反映。此外，在工业化加速和市场化深入时期，第三产业的地位如何；怎样处理第三产业发展与第二产业的关系；如何处理第三产业发展与市场化的关系；如何完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处理好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部门与现代服务产业的结构关系；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直接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直接的推动市场化的意义；等等，都是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必须面对的结构性命题。本来结构变化是在长期中逐渐发生的，但在工业化加速期，这种长期中发生的变化却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形成，从而使得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因为在长期里发生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收入结构、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可以在较长的时期中逐渐适应并作出相应调整，但若在短期里迅速形成深刻的结构变化，社会往往难以适应。从经济史来看，工业化加速时期是结构变化值最高的时期，各国工业化加速时期之所以同时是发展过程中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与这种结构性原因是有极为深刻的联系的。
（3）工业化加速时期，同时社会发展成本迅速上升的时期。就经济方面而言，从微观的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工业化加速往往是对资源的消耗迅速上升时期，整个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受到资源的严重约束，以我国的情况看，1990年以来，十几年的时间，我国经济对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5%上升至50%以上。尤其是在技术进步和管理科学方面有所滞后的话，投入产出的效率提升缓慢，对资源的消耗比必然进一步上升，从而增大发展的成本，以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为例（能源消耗增长率/GDP增长率），1991~2000年为0.2，而2001~2004年达到1.29，其中2004年更是高达1.6.
从宏观的经济运行和调控来看，在工业化加速时期，一方面，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将表现出一系列新的复杂性，失衡往往并非简单地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或小于总供给的总量矛盾，而同时伴随着一系列与通常的经济逻辑相悖的结构性矛盾，从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来看，即不能说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而不能说反通货膨胀是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但也难以说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因而又不能说扩张就业是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至少存在三大悖论，即市场总需求增长乏力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加过快，物价水平上升的同时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前期恢复程度显著的同时失业率反而继续攀升。这就使得宏观经济政策既难以扩张，又难以紧缩，从而增大了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困难。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加速时期，也是宏观经济目标实现过程中困难不断加大的时期，无论是反通货膨胀目标，还是缓解失业率目标，都会遇到一系列新的阻力。就反通货膨胀而言，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很低，这主要是由于发展速度低，同时市场化和经济货币化程度低等原因所致，但一旦进入下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加速，通货膨胀率便显著上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史看，进入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平均达到两位数以上，高的年份平均达到30%以上；进入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平均通货膨胀率更高，比下中等收入阶段平均高出1倍以上，高的年份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60%以上，只有到高收入发展阶段，即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二元经济转型之后，通货膨胀率才又回落到1位数之内，整个过程呈现出倒“U”字型。就反失业而言，工业化加速时期，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使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的深入，使以往大量的隐性失业变为显性失业。以我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应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240多万个，而到现在，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到100万个。
毫无疑问，这种微观上和宏观上的矛盾及困难的加剧，会极大地提高经济发展的成本。并且，这里还没有完全包括其他社会成本，如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加剧、发展与环境的冲突严重、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突出等，都会加剧这一时期实现发展的困难。
二、以改革推动发展的根本在于通过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处理我国改革发展新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性难题和体制性矛盾，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解决发展的难题和改革的难题，关键在于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就发展而言，无论是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还是缓解高速增长中结构性矛盾；无论是提高发展效益，还是降低发展成本，根本都取决于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改革的最终目的也在于通过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推动经济发展。改革与发展间的内在统一，根本在于通过改革，从体制上促进发展命题的有效处理，通过改革，从体制上推动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使效率提高具有必要的体制条件。
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涉及的是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问题，没有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根本不可能提高增长的效率，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技术创新与其说是技术问题，还不如说是制度问题，从一定的社会意义上可以说，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以社会制度创新能力提升为基本制度前提和保障的。
从资源配置方式上看，制度创新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竞争性的要素市场的发育。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上看包括：市场主体秩序，尤其是在产权制度上对企业的硬约束，在产权主体和界区上的明确性；市场交易秩序，尤其是价格秩序上的公正、公平性，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上看，法治秩序，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道德秩序，尤其是对创新的诚信支持；这些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以效率提升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作为理论观点还是作为政策主张由来已久，但为何长期未见成效，关键在于体制上缺乏足够充分的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效率，特别是资本的效率之所以能够显著提高，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制度变革，在于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要素越是在更大程度上被纳入竞争性市场机制，其竞争性的效率也就相应越高。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效率提高起了至关重要作用。
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的难题。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关键在于效率的提升，包括微观上的要素效率，包括经济结构高度演进中的结构性效率，也包括宏观总量运动中的稳定性效率。那么，以效率的不断提升作为首要动力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最为重要的社会约束是什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效率作为首要发展动力，往往难以同时较充分地满足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要求，因而，以效率为首要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重要的社会约束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形成的社会矛盾，怎样才能够被有效地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程度之内？也就是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和谐有着极为深刻的要求，效率与公平之间必须建立均衡的关系。
三、所有制结构变化与发展方式转变
所有制构成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基础，所有制的变化构成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最为深刻的根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动因，同样可以从所有制变化上找到制度性的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突出特点在于两方面：（1）国有制经济比重持续下降，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全部企业法人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的比重已由改革初期的近90%降至48.1%。但在国有制资产比重下降过程中有两个特点必须指出，一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制比重持续下降，但国有制资产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传统体制下的国有资产增长，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增长，只不过是国有资产增长速度的提高低于同期非国有资产的增长速度。二是虽然国有制资产比重在下降，但其分布结构仍体现出对国民经济有效的控制力，在国有资产的产业分布上，在社会基础设施锐减，如铁路、航空运输、电信通讯、调整公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可以说95%以上是国有经济控制；在能源动力、原材料生产领域，如电力、石油、钢铁、煤炭等，可以说接近95%为国有经济控制；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和关键性领域，如汽车制造、金融业等，90%以上由国有经济控制。（2）非国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比重显著上升。在企业法人实收资本中，私人资本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1%，上升至现阶段的28%以上。就其分布来看，非国有经济主要集中于一般竞争性领域。最为突出的特点便在于其增长速度快，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私营企业获得了极为显著的发展，十几年间，私营企业数增长33倍，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增长52倍，私营企业创造的产值增长近48倍，私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56倍。
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至少产生了以下四方面的影响。
（1）在经济增长上非国有制经济的作用显著上升。第一，在GDP总量上，国有经济部门提供的目前约占25%，私营经济也约占25%，混合经济占30%强，“三资”企业提供的不足20%。第二，在近些年的经济增长率中，非国有经济的贡献占据首要，国有经济在经济增幅中所做贡献近30%，而非国有经济在经济增长率上的贡献则超过70%。
（2）在克服经济增长中的失衡方面非国有经济的作用日益提升。从控制通货膨胀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至少从五个方面缓解着通胀的压力：一是非国有经济占绝对主体的农业连续多年稳定发展，对于平抑物价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目前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中，97%以上是非国有经济的贡献，国有经济的贡献不到3%；二是非国有经济占用的信贷资金相对较少，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比重上均大大低于国有经济，同时资金周转速度相对又较快，因而在促使资金总供求和商品总供求的各自平衡和相互平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缓解了总供求矛盾对价格上升的压力；三是非国有经济上缴税金不断增加，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而同时非国有经济对财政的直接依赖度低，尤其是在公共财政转型尚未实现的条件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是增加财政赤字的原因，反而缓解着财政收支矛盾，进而缓解由于财政赤字增大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四是非国有经济的预算约束较国有经济更为严格，在转轨过程中，市场对其行为的约束力度相对更高，其市场总体效益也相对较高，从而有利于推动经济均衡增长；五是非国有经济的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上升一般控制得更为严格，与企业经营状况联系得也更为紧密，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工资上升过快形成的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压力。
（3）非国有经济对于克服经济失衡作用上升的另一方面表现在缓解失业。一方面，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越来越高，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这本身就创造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几年间，仅私营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就增长了12倍。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发展性和体制性因素，非国有经济平均吸纳一个就业者所需各项成本显著低于国有经济。据测算，非国有经济吸纳一个就业者所需支出的固定资产投入和工资福利成本，比国有经济低一倍左右，这就进一步提高了非国有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
（4）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于我国经济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果我们假定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不变，即要求生产率不变，用我国的省份作为样本单位，以各省份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数据作为其经济结构特征，通过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来研究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生产力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经济结构对我国经济规模，对要素生产力发生影响的模型，并对这一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包含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特征的生产函数的估计模型：
这一估计模型的经济含义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生产都有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同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的是经济生产规模，即国民经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果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高度提升，第一产业比重缩小，整个经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会向外移动，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生产规模将扩大。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则影响要素效率，从我国的改革实践来看，当非国有制经济比重扩大时，要素的产出弹性，尤其是资本的产出弹性会增大，生产要素的效率会提高。
根据对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间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假定产业结构不变，但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非国有经济比重超过一定水平（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1年即达62.32%；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2001年即达68.09%），国民经济的生产将表现为规模经济，并且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由于所有制结构变化带来的，如要素效率的提升，特别是资本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所有制结构变化对资本和劳动者两类要素的效率影响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运用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经济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资本要素的影响程度要显著高于对劳动要素的影响程度（均为900多倍），也就是说，所有制结构这方面的制度变化，主要是提高了资本要素的效率，或者说由此而来的资本效率提高水平略高于劳动要素效率的提高程度。由此便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按照市场竞争原则，即按要素贡献进行收入分配，如果对市场直接初次分配的状态不进行再分配方便的调整，那么，伴随所有制改革以及相应的市场化的深入，资本要素效率提升程度远大于劳动要素效率提升水平，相应的资本要素持有者所获得的报酬水平以及报酬增长幅度就会显著高于劳动要素，即资本的报酬及增长显著高于劳动的收入，从而迅速扩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此必须予以高度注意，或许这也是收入分配平等目标与效率目标相互矛盾运动在我国现阶段的一种体现。
总之，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而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显著特征在于国有制比重持续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上升。这一显著特征对于经济的影响，体现在经济问题的增长上，是非国有经济日益成长为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要力量；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均衡性上，是促使国民经济更加接受市场硬约束，特别是不断扩大比重的非国有经济接受市场约束的力度更强，从而淡化了集中计划经济下行政性干预所导致的大起大落；体现在微观的要素效率提升上，是推动了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提高，特别是推动了资本效率的提高。所以，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非国有比重的上升以及相应的市场化水平的加深，使越来越多的要素从以往的行政控制领域转入市场竞争领域，这种制度变化对于非国有经济增长具有特别的解释能力，这种解释能力不仅一般地体现在增长的数量方面，而且更特殊地体现在增长的均衡及效率方面，特别是这种制度变化显著地提高了资本效率，对于资本尤为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这种制度变迁以提升资本效率，而不需要通过资本的大量投入的方式来获得经济发展并提高人们生活的绝对水平，应该说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清楚地看到，由此会扩大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差距，作为一种持久的发展经济的方式，在追求制度变迁带来要素效率提高目标的同时，必须从各方面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目标，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注重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在实现效率提升目标的过程中，真正使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真正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四、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解放了生产力，释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时间序列反映出三个趋势：
（1）劳动生产率。如果把劳动生产率定义为平均每个就业者的GDP，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得是相当迅速的。2004年是1978年的5.33倍。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也可以反映在GDP的劳动弹性时间序列中。在这一时期，各年的劳动弹性数值是递减的，而且显著地小于1，这说明劳动生产率正在不断改善。
（2）投资效率。很明显，投资效率的改善低于劳动效率。而从整体上看，投资效率也是递减的。
（3）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狭义的技术进步指的仅仅是技术创新对生产过程的影响，而索洛定义的广义技术进步（R。M。索洛，1957）不仅仅包含技术创新，还包括社会组织、体制创新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利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来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在中性技术进步假定下，对1978~2004年的真实GDP（Y）、就业人数（L）及固定资产原值（K）拟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并假定资本K的产出弹性系数α与劳动L的产出弹性系数β之间满足关系α+β=1，有：
此方程拟合优度为0.99，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此方程的经济解释是，在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下（即假设增加单位产出时所需要增加的劳动和资本量不变），那么，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的贡献明显地大于劳动的贡献，具体来说，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所需要增加的劳动投入仅需要9%，而增加的资本投资则达到了91%，资本的贡献是劳动贡献的10倍。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对比式（3.1）和式（3.2）得：
假设A=1，则这一期间的技术进步系数γ=-1.1044.它反映这一期间技术进步未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换句话说，技术进步系数小于0说明在这一期间里，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投入是递增的。从具体数值上分析，2004年中国的真实GDP比1978年增加了9.87倍，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87%，而固定资产原值则增加了13.57倍，这说明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劳动效率有了迅速和明显的提高，但单位固定资产的产出却是下降的。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制度创新所导致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总体上看，主要依赖的是规模的迅速扩张而不是技术进步，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而不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这一结论和我们的现实感觉是接近的。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变落后面貌，中国首先提出了GDP翻两番的经济增长目标。因此，GDP的增长率成为中国及各个地区经济活动的主要任务，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这一任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并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从各个地区的发展实践看，要取得较高的GDP增长率，最重要的途径是招商引资，而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的，则是这些地区在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劳动、土地、能源等方面的优势。而在这种资金转移过程中实现的技术转移，往往是较发达国家或地区不再先进的技术，这就使得我们在经济增长中，对规模扩张的依赖远远大于对于技术进步的依赖。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使我们在较短的时期内获得较快的规模扩张，缺点在于这样的增长方式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环境、资源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高速经济增长要求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解决一系列发展性难题和体制性矛盾，而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地增长，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根本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解决发展难题和改革难题的关键，在于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就发展而言，无论是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还是缓解高速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是提高发展效益，还是降低发展成本，根本都取决于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涉及的是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问题，没有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提高增长的效率，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是主要的市场主体，因而，企业不仅仅应该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而且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自主创新，是指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不是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自主创新。当然，从企业个体来说，并不是单个企业所需的所有技术都由各自自主研制开发，部分技术甚至全部技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但从整体来说，技术创新必须由企业部门来组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表明，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部门的确是自主创新主体。《200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显示，企业部门是科研经费的供给主体，科研经费来源于企业部门在美国占全部科研经费的66.2%，来源于政府的占28.7%，来源于其他的占5.1%；日本分别为73%、18.5%、8.5%；德国为66%、31.5%、2.5%。企业部门也是科研经费的使用主体，在科研经费使用上，美国企业部门占72.9%，科研机构占7.6%，大学占14.9%；日本分别为73.7%、9.5%、14.5%；德国分别为70%、13.5%、16.5%。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不仅直接决定着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对由企业构成的各个产业及其国民经济整体的升级起基础性作用。通过企业的自主创新不仅使创新项目直接面向企业及其市场需求，而且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直接实现产业化。
如果说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是指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那么，主要培育哪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国际经验显示，核心技术的产生需要大投资、实施长期研发战略。我国以内资为主的相当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一是受企业规模局限，难以形成有规模的研发队伍；二是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弱，企业的发展前景不明朗，缺乏长期研发动力；三是资金不足，难以满足核心技术研发的持续资金投入的需要。
严格地讲，从产业组织上看，只有大企业或者说是达到了竞争性市场所要求的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企业，才能够具有较有力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因为：第一，只有大企业才具有技术创新所要求的融资能力，而一般的中小企业则不具备，中小企业不仅承担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项目融资困难，而且维持一般的再生产所需要的融资也相对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仅发生在我国现阶段，而且是世界普遍性的问题，而持久的技术创新必须有强有力的融资能力。第二，只有大企业或者说在市场上占有相当份额的企业，才可能把高风险的技术创新的成本分散化，即在单位产品销售中分摊很少份额的研发费用比例，现在世界上20个创新型国家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平均在2%以上（我国2004年为1.35%），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比例，重要的微观上的原因是体制性地分散了风险，特别是大企业的研发费用虽然绝对规模大，但同时均摊到单位产品中的比例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规模分摊分散了全社会研发的风险。在创新能力较强的社会，通常企业投入研发的费用相当于其市场销售额的10%左右，而我国目前最高的如海尔等也只能达到8%~10%左右，大多数企业达不到国际通常标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企业规模小，因而难以分散企业研发高投入的风险是极为重要的原因。第三，只有在大企业，或者说综合实力强的企业才可能使技术创新摆脱产品生命周期的限制，大企业才可能具有较强的反产品生命周期的能力。一般的中小企业之所以缺乏可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往往与某产品的生命周期高度重合，甚至可以反过来，之所以有这类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因为创办人有了这一产品的技术研发和投产，企业的生命周期则是伴随着这一产品的研发、投产和退出的生命周期运动而运动，中小企业本身很难打破这种产品生命周期的约束。大企业则可以凭借融资能力和分散研发风险的优势，使创新突破产品生命周期的局限，以不断的技术创新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
那么，中小企业在技术自主创新过程中具有怎样的作用？（1）中小企业具有更为迅速地将某些相对独立的技术创新成果产品化的功能，尤其是某些社会联系和技术联系并不十分复杂的技术创新，将其迅速地产品化，往往大企业有其滞后性，无论是从决策上还是从规模效益上，大企业总是存在一些不经济的方面，而中小企业恰恰有这方面的优势，这也是为何许多中小企业的生产周期与某一技术创新形成的产品周期联系密切的重要原因。在技术进步速度日益提高的现代经济社会，这种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新产品创新，进而由新产品带来的新的中小企业成长速度越来越快，国际上通常中小企业寿命为3~5年左右，我国则只有2~3年左右。（2）中小企业具有更为迅速地将某些技术创新成果社会推广化的功能，尤其是在市场体制较为完备，知识（技术）产权保护较为充分，同时，获得技术专利的经济成本、技术壁垒和交易费用的阻力又是可以承受的条件下，通过授权制造的途径，中小企业能够成为技术创新产品生产扩大和推广的重要力量，这里的关键在于专利市场的完备、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充分以及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获得授权的可行性。（3）中小企业具有更为系统地将技术创新在产业组织上专业化的功能，也就是说，尽管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但围绕核心技术创新所实施的产业链及专业化配套，如果由大企业本身直接来完成，则可能不经济，而通过全社会，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体系，主要是中小企业加入产业分工链，则可能更有效益，同时也可能更为专业化。当然，这要求有系统的产业组织结构，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加入产业分工链，但同时又不是核心技术创新源泉的产业分工，最终获得的产业链中的附加值也是很有限的，然而其中的专业化效果是必须承认的。
所以，自主创新的主体应当在于企业，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其核心技术的持续创新能力动力主要在于大企业，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主要并非是核心技术能力的创新。因而如何培育大企业、如何提高大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
但技术创新与其说是技术问题，还不如说是制度问题，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以制度创新的能力提升为基本制度前提和保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创新仍然肩负着艰巨的任务。
从资源配置方式上看，制度创新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竞争性的要素市场的发育。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上看，市场主体秩序（在产权制度上对企业的硬约束、在产权主体和界区上的明确性）和市场交易秩序（价格秩序上的公正、公平性）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上看，法治秩序（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和道德秩序（尤其是对创新的诚信支持）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以效率提升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作为理论观点还是作为政策主张由来已久，但为何长期未见成效，关键在于体制上缺乏足够充分的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要素效率，特别是资本的效率之所以能够显著提高，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制度变革，在于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要素越是在更大程度上被纳入竞争性市场机制，其竞争性的效率也就相应越高。
五、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实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效率的提升，包括各个时期的增长效率，包括微观上的要素效率，包括经济结构高度演进中的结构性效率，也包括宏观总量运动中的稳定性效率。中国的体制创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分配制度的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均衡，使中国迅速地摆脱贫困。在那一时期，经济发展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毕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是总量问题，而经济发展更多的是结构问题，如所有制结构、就业、产业结构、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随着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发展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和谐社会才会变成中国在21世纪的一个新的主题。从发展的观点看，中国目前的任务是在长期增长后，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发展均衡。
重新均衡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增长，由于中国过去的起点较低，现在的人均GDP水平也不高，经济增长仍然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发展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济增长。但比过去复杂的是，现在的经济增长面临着更多的发展约束。更进一步，中国的发展还要放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考虑，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
对经济增长的经济约束来自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可持续发展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进入加速工业化时期，这种粗放型的规模扩张表现得更为明显。以能源消耗为例。可以看出，1990~2000年，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弹性系数都在1以下，能源生产、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尤其是1997~2000年期间，由于中国增长较多地依靠高科技产业与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反而有所下降。但到了2001年，随着工业部门增长率的提高，能源生产弹性也迅速提高到1.57，此后一直到2004年都保持在1.5以上。同时，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也维持在高水平上，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需要1.5倍以上更多的能源消耗才能够支撑，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对大量能源消耗的依赖。
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效率作为首要发展动力，往往难以同时较充分地满足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要求，因而，以效率为首要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重要的社会约束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形成的社会矛盾，怎样才能够被有效地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程度之内？也就是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和谐有着极为深刻的要求，效率与公平之间必须建立均衡的关系。而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均衡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不同乡村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乡村内部，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而通过各种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大的方面看，实现这种在更高水平上的发展均衡的手段，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改善政府行政效率、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强化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