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天人关系下的伦理哲学，是古代中国人文文化理想。
《中庸》的文化价值在于，它以一种人本的而非宗教（神本）的立场，围绕“中”与“和”，以主体和行为的领域为重心，生发出一个伦理哲学体系：大而及于“天人”，内而及于“身心”；两者之间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从系统论、相对论、两点论出发，以“相观对治”、“执两用中”处理问题。可谓“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中庸》这一伦理观使中庸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信念，而且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不是小智，而是人文睿智，根性智慧，是“道智”。
（一）通天人，以人为本
《中庸》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二十章）
《中庸》中所说的“天”，不是西方宗教中那种万能的“天主”，而是包括天地万物的神秘的大自然，相当于今之“宇宙”。《中庸》这样描写神秘的大自然——“天”：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中庸》二十六章）
《中庸》的“天”，包括天、地、山、水及万类生物，无穷宝藏。“天”就是神秘的大自然。它“浩浩其天”、“溥溥渊泉”（《中庸》三十一章）
为什么“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呢？因为中国文化认为，人是天地所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按照全息论，人本身是一个小宇宙。所以人之生，必得天地之理。所以《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命与人性相通，“天理”与“人心”相通。所以孟子说：“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这样，天与人之间可以互推：知天可以知人，知人可以知天。孟子说：“天之与我者，知性则知天。”
通天人，就是天命与人性、天道与人道、天德与人德的相融相通，就是“天人合一”。
天正其命，人正其性，率性命之正而为道。此道就是天道，也是人道。“道，所行道也。”（朱熹）天地有它的行为方式和活动规律，即为天地之道。中庸中的“天地之道”是什么呢？
第一，天道重生。《中庸》说：“天地之道，生物不测。”《易传·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天道重生，所以中国人道也重生。不仅重个人生命，而且仁民爱物，重天下苍生。孔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孔子家的马厩发生火灾，孔子听到后的第一反应是：“问人不问马”——不问烧死多少马，损失多少财，而只问伤没有伤人。儒家把爱护自己身体作为“孝”的内容，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在中国文化中，“自杀”是不道德的行为，是懦夫行为。因为重生，所以中国文化重“和”；中国人重“和”，因为“和”实生物。
第二，天道至诚。《中庸》说：“天地之道……为物不二。”“为物不二”是“诚”，“生物不测”是“神”。所以《中庸》认为“天地之道”，“至诚不息”，“至诚如神”。“神”，指天地发育万物之神奇，“不息”，是永远不停息。
孔子对天道的至诚不息，解释得很透彻。《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止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己成而明，是天道也’。”这个意思在《易传·乾卦系辞》中表述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所以《中庸》用很大的篇幅论述“诚”，论述“诚之为贵”，论述“至诚不息”。《中庸》说：“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
第三，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讲“天道”，是天地万物合在一起说的。中国古人认为，浑圆一体之原始宇宙分化而为天地，进而旋转成为阴阳，再变而为四季。这一宇宙思想见于《礼运》，原文是：“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中庸》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
所以，中国古人讲“道”一定是指两个方面，如“阴阳”、“刚柔”、“仁智”、“仁义”、“礼乐”、“存亡”、“进退”、“张弛”等等，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互补互动才成为“道”，就像男人与女人配合才能生小孩一样。《易传》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刚曰柔”；“立人之道，曰仁曰义”。“知进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论语》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单独一个方面不能为“道”。
由对立统一两个方面构成的“道”，可简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道乃阴阳兼体，仁智合观”。这种“道”的观念是《中庸》“执两用中”的理论基础。
第四，圜道观。阴阳兼体，自本自根，互补互动，终始相接，“四时（春夏秋冬）之错行，日月（白天黑夜）之代明”（《中庸》），其运动轨迹一定是一个圆，所谓圜道。“圜道观”是中国哲学的关键词。《中庸》隐含着圜道观。
“圆”的力学特征是膨胀力与收缩力平衡，它外部的阻力最小而内部空间最大。“圆”的伦理学特征是“和合”，是“圆融成事”，很合中庸之旨，因而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一书中说：天体主圆，故生其中者，无一不肖其体。悬象之大者，莫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树之花实。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圆。盖禀天之性者，无一不具天之体。万物做到极精妙处，无不圆者。圣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艺一术，以极圆而后登峰造极。
在《中庸》中，天地之道就是人道，天地之德就是君子之德。这种以“自然率”为背景的道德心，有助于人生观的统一并形成坚定的价值观。其结果是，道德成了庄严肃穆、值得一代一代的人永远追求的东西。这是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一个原因。
《黄帝内经·素问篇》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中国古人认为天为阳，地为阴，阴阳交合而生人。人是天地之“中”，天地之本，万物之灵。《礼记·礼运》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运》意思是说，人类是天地的产物，阴阳的配合，为诸要素之精华，实为宇宙的心灵。所以《中庸》主张“天地参”。“参”即“叁”，指天地人“三才”。所以中国文化从源头上就是人本文化。“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人道为本，天道为末”（东汉仲长统）。通天人、以人为本，是中庸伦理观的根本思想。
（二）平人己，以己为本
通天人，以人为本，而人的存在是个体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称之为“我”，称之为“自己”。所以《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首先用来完成自己的人格；道，首先用来引导自己走向正道。（《中庸》）“诚者自成”、“道者自道”，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
在“你我他”的人际关系中，中国人以“我（吾）为本。中国古代第一人称是“吾”。“吾”“五”古音相同。“五”有“中”意。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基数中，“五”处中位阳性。神秘的“河图”“洛书”以数理关系确立“五”的中位性质（任何一个方向三数相加，和都为15）：
古音相同的字，基本义项相同，所以段石羽在《汉字中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一书中认为“五”“吾”同源，“吾”也有中义、本义。
这个道理容易理解，在人际关系中，没有第一人称“我”（吾）的确立，也无所谓“你”与“他”。
上世纪末，纽约电话公司就电话用词做过一次调查，看日常通话中哪个词使用频率最高，在500个电话对话中，“我”这个词使用了3950次，远远高于其他词。这说明，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实际状况如何，在伦理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你都摆脱不了“我”的本位作用。只有确立了“我”，才会有“你”和“他”。伦理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好坏，主要在于自己。以己为本就是“正己”、“尽己”、“责己”、“推己”，以之“平人我”，实现人际和谐。这也正是《中庸》的伦理观的根本思想。
《中庸》说：“处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人，处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对别人无所要求，自然没有什么怨恨。上不怨天，下不归咎别人。”孔子说：“射箭很像做人的道理，箭不中靶，不怨天尤人，只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里讲的是“正己”。君子待人处事，以“正己”为本。《中庸》的原文是：“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十四章）
《中庸》说：“君子应就他所处的地位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处在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患难的地位，就做患难处境中应该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都自得其乐。”
以自己所处的地位——社会角色（包括职业角色）做应该做的事，以安分守道为本，以履行角色职责为本，此所谓“素位”，此之谓“尽己”、“责己”。《中庸》原文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中庸》十四章）
《中庸》说：“手执斧头削斧柄，斧柄的式样就在你手中，你只要斜着眼睛看看就可以。说到平人己，这种看着手中的斧柄去削斧柄还不够切近，因为最好取法自己的心。如果一件事放在自己身上不愿意，你就切不可加之于别人。对己严，对人宽。别人的缺点，只要改了就好。”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最为重要。“尽己”叫做“忠”，“推己”叫做“恕”，一个人能行忠恕之道，那么离人道就不远了。《中庸》原文是：“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于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在人与我的伦理关系中，“君子之道，本诸身”。（《中庸》二十九章）中庸文化中有许多格言警语表达了这一哲观，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仁由己，岂由人哉？”（《论语》）“前半夜想自己，后半夜想别人”（俗语），“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食。此涉世一极乐法。”（《菜根谭》）
“平人己，以己为本”是《中庸》一书中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庸》，它是一本实践伦理学，故朱熹说它是“实学”。
（三）合内外，以内为本
在行为与心理的关系中，《中庸》以“心”为根本，这从开篇对“中和”的定义可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碰到事情，要有冷静、客观、公正的心态，以之权衡、审察应物之节度，这就叫做“中”；然后才说出意见或产生行动，这就能得到“和”。孔子以射箭为例，他说：“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论语》）引而不发，跃跃欲试的过程，是屏声静气的过程，是瞄准的过程。这叫“中道而立”。只有“中道而立”才能得射之“和”——取得好的成绩。《乐记》说：“和顺积中而英华在外”，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程颐认为《中庸》的精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中庸》中“天命率性”为“道心”，“择善固执”为“精一”，“君子时中”为“执中”。不论“上智”和“下愚”，每个人都有“道心”和“人心”两个方面，这是上天赋予的。“道心”指“性命之正”，也叫“天理之公”、“天地良心”；“人心”指“行气之私”、“人欲之私”。心是行为的司令部。一事当前，这两种心都会跑出来。“精”就是明辨二者，不使混淆；“精一”，就是以“道心”主宰“人心”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只有这样，才能应物无差谬，言行无过无不及。程颐认为《中庸》的精髓在这里，所以他认为《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程颐出入佛、老，再回到《中庸》，发明了《中庸》哲学的“心”的方面。这是很有见解的。朱熹继承了他的观点。
人的言行受内心支配，具体地说，人的行为是以心理活动为中介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人不是动物也不是机器。动物的活动模式是“刺激——反应”，例如鱼碰到饲料就会吞食。机器的活动也是这种模式；特定的刺激导致特定的反应，不过机器从“刺激”到“反应”都是人预先设定的。机器是替人完成某项任务的工具。
人是有情感、有认知、有意志的主体。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着复杂的态度和情绪，需要在一瞬间抉择和“精一”。
《中庸》虽然没有能像现代心理学那样细致地分析“态度”的内涵，但它在刺激和反应之间能抓住人的心理活动来“精一”，以之为“中”为“本”。对于几千年前的古人，这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中庸》把人的心理活动分析为“道心”、“人心”，有点像19世纪弗洛伊德的“超我”、“自我”、“本我”理论，有某些真理性。头脑最困难的问题是不断面临选择和斗争，以“道心”主宰“人心”，由“精一”实现“执中”，这种思想斗争方针，确也高明。
《中庸》说：“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合外内，以内为本”，是《中庸》伦理观的又一个关键内容。中庸的心理模式是趋中内敛，中国人习惯于“内求”。
内求之“内”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关系中有不同的内容。例如在“天地人”三才系统中，“人”是内；在“你我他”人际关系中，“我”是内；在“智仁勇”三达德中“仁”是内，在“礼乐仁”的伦理生活中，“仁”是内。“内”就是“中”，是“本”。难怪《说文》释“中”为“内”。
（四）《中庸》以大系统立论
中庸伦理观以“人生”为中心，上涉“天人”，外涉“人际”，内及“人性”。中庸是一种人道观，一种人生观，一种系统论。
“中”是属于系统的。宋代哲学家程颐论中庸说：“中，天下之正道”，“庸，天下之定理”。程颐以“天下”点明中庸的大系统论性质。确实，《中庸》从大系统立论，极尽天道、地道、人道；三者不是分开讲的，是融合在一个系统中讲的。
《中庸》十二章说：“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君子之道就是中庸之道。它极大而又极小，极远而又极近，极深奥而又极平常，所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中庸》三十三章），程颐因此说它“放之而弥六合，卷之而退藏于密”。所谓“弥六合”，指中庸是“万事一理”，无处不在的“实学”；所谓“藏于密”，指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玄之又玄，其味无穷，终身受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中庸》教人“既明且哲”，近至“保其身”，远至“柔远人”、“怀诸侯”，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也。“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二十七章）这是一种整体论，一种对立统一论，一种整体功能的优化论，一种天地人的大系统论。
说到系统论，这是上世纪中叶才发展起来的科学。系统论把事物、现象、过程、变化都看成系统，系统外有大系统，系统内有小系统。系统存在和维系的必要条件，是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的统合性和互补性，只有是互补的，才能统一为一个整体。
关于系统的思想和方法是系统论研究的内容。系统论是在掌握了系统概念、系统形态和系统特征的基础上，把对象作为系统并放在系统中去考察。系统论要求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始终把握系统的目的，从整体与部分之间，从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准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处理问题的效果。因此，系统论的特点是整体性、综合性和整体功能的最优性。
《中庸》是一种系统论。只有用系统论观点解读《中庸》，才能获得中庸之慧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