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说：“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中庸》二十六章）
古汉语中“道”与“德”是联系密切的两个词。“德”是行“道”之所得，“道”是至“德”之所凝。中庸之“德”是“至德”、“全德”。它包括“智仁勇”以及“强矫”、“素位”、“慎独”、“包容”、“变通”六个主题词。
（一）智仁勇
“诗圣”杜甫有一首《前出塞》诗，小孩子也能背诵。诗的第一句是“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这是讲“勇”；诗的第二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讲“智”；第三、四句是“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这是讲“仁”。
“智仁勇”在《中庸》中是三位一体的实践品性，称“三达德”。它是“中庸全德”的制高点。
1.仁
《中庸》说：“诚者，自成也”，“成己，仁也”，“仁者，人也”。“诚”就是成就主体之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人格的高境界。天地万物以人为本，“仁”就是以人道主义待人。这里的“人”，包括自己也包括别人，所以孔子也把人际关系的一切美好状态也称作“仁”。
《中庸》由“诚”出发论述“仁”，并不能说明“诚”比“仁”重要。实际上，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诚”离开“仁”，“诚”可以成为“侠义”、“江湖义气”或一般人的“情义”，品味不可能高；“仁”离开了“诚”就必然是假仁假义，这是人格的异化。
“仁”之真伪，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口是心非，言而不行，就是假仁。《中庸》作为实践伦理学特别强调“力行”，说“力行近乎仁”。“近乎仁”不等于就是“仁”，但一个人只要笃实力行，踏踏实实去做，就离“仁”不远了。
2.智
“智”，在《中庸》中写作“知”。《中庸》由“诚”出发论证“智”。《中庸》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物，知也”。
《中庸》的“智”德包括哪些内容呢？
一是“明”。《中庸》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明”与“智”不可分离。汉语的合成词就有“明智”。《中庸》第七章引孔子的话说：“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蠖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手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知祸福，不知趋避，是不明智的表现；不明是非善恶，自守不坚，忽此忽彼，也是不明智的表现。而只有明智之人才能“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中庸》三十三章）
中庸关于“明智”，主张“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菜根谭》说：“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谓明。”锱铢必较，在小事上明察忌刻，而在大事上不甚了然，这不是明智。这样的人不能团结人，做不成大事。因为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缺点和不够完善的地方，在小事情上是非分明，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错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又怎么能团结人呢？庄子说：“离于天下则去王也远矣。”不能团结人的人肯定干不成大事业。所以，《菜根谭》在谈明智时，同时提到气量和操持：“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
二是“好学”。《中庸》说：“好学近乎智”。因为人事实上不可能生而知之，必须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和智慧。《中庸》说：“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中庸》三十一章）文理密察来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只有文理密察，才能别是非，审利害。“聪明睿智”来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修学储能；只有聪明睿智，才能君临天下。所以《论语》开篇以“学而时习之”为“悦”；孔子以“学而不厌”为自得。
3.勇
“勇”是《中庸》中仔细论证了的观念。
一般人认为“勇”就是不怕死，可《中庸》在谈到“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时，借孔子的话说，他们只是“强者”而不一定是“君子”。（《中庸》十章）《论语》中还有这样的话：“可死可不死，死伤勇。”因为孔子认为“仁者必有勇，而勇者未必有仁”，“恶勇而无礼”，“小人而无忌惮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庸》认为“知耻近乎勇”。因为只有知道什么是耻辱，才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必不能做。如此，才有大义之勇；如此，才能行中庸之道。
《菜根谭》也持类似思想：“必胜非勇，能胜能不胜谓之勇。”凡遇争执，必得一个赢高，像好斗的公鸡，不计后果，这不叫勇。老子说：“勇于敢，勇于不敢。”在应该赢、必须赢的事情上敢于赢，在不应该赢、不必赢的事情上勇于让人，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智仁勇”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仁”、“人”二字古音相同。“人”是“三才”之“中”、之“本”，所以“仁”字也有“中”、“本”之义。汉语“瞳仁”、“果仁”之“仁”还直接保留着“中”义。
在“智仁勇”三达德中，“仁”是“智”、“勇”之本，是“智”、“勇”之枢纽和制高点。孔子说：“仁者人也”，“仁”是人本良心。有仁心的是“君子”，失仁心的是“小人”。如果小人有智有勇，司马光认为是“虎而翼者也”，老虎长了翅膀，危害性更大。
当然“仁”也离不开“智”、“勇”。《中庸》说：“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道是阴阳兼体，仁智合观”。“仁”离开了“智”就是迂腐、愚蠢。至于中庸之“勇”，本身就包含了“仁”；“知耻近乎勇”，“知耻”就是知道仁与不仁。
“仁”在儒家伦理中的核心地位，使“仁”成为一切伦理活动的价值本质。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八佾》；《论语·阳货》）礼乐离开了“仁”，离开了人性的自觉和人的内在情感，剩下的不过是“玉帛”、“钟鼓”之类的物质外壳，也就没有意义了。以今日之事言之。例如，奥运圣火。奥运会必传递奥运圣火。奥运圣火不过是“火”，我们把它当作“圣”，因为其中凝结着我们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崇敬，向往和追求的仁人之心。这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自觉，没有这种人本精神，火炬便没有意义。
（二）强矫
“矫”，有困知勉行的意思。“强矫”之义，即如《中庸》三十一章所谓“发强刚毅”。“强矫”是一种力，但不等于“勇”。勇是一种爆发力，强矫是一种坚持力。强矫是《中庸》所主张的一种重要德性，它体现了《中庸》的底气和真精神。失强矫之气，就蔽之于中庸。
什么是《中庸》所主张的强矫？
（1）“中立不倚”。中立不倚就是不偏不倚，立场坚定。《中庸》说：“中立不倚，强哉矫！”
（2）“和而不流”。“流”，是旁溢、泛滥。《中庸》贵“和”，但不主张无原则的“和”。“为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也。”（《论语》）“善其交交而不畏其争”（王夫之），是中庸的“底气”。所以《中庸》说：“和而不流，强哉矫！”
（3）“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中庸》的原文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困知勉行，修学储能，既明且强，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4）“择善而固执之”。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中庸》说：“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不变塞”，就是不改变贫穷时的操守；“至死不变”，就是不改变生平的志节。这是“德操”，这是“人格”，这是浩然正气。中国文化重气节。
强矫是中道、和道、庸道、诚道的集中表现。要做人生的强者，必须实践有强矫之气的中庸之道。
（三）素位
佛讲“随缘”，儒讲“素位”。儒家的素位出自《中庸》。《中庸》说：“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外。”
《中庸》所说的“素其位而行”，指一个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处境，都要忠实、积极，按自己所处的社会角色和岗位要求，实实在在去做，谋其事，称其职，尽其责，不怨天，不尤人。孔子其所以盛赞弟子颜回，加以“贤”的美称，就因为颜回“素贫贱行于贫贱”，他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而他怡然自得，不改其乐，他是“素位”的典范。
《中庸》说：“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素”的本义是质朴而无文饰，所以没有染色的白丝织品也称“素”。“素”可以引申出本色、质朴、纯正、忠实的意思。“素”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如《论语》中说到“礼”时有“绘事后素”；《周易·履卦·初九》有“素履（礼）往，无咎”。意思是说，礼的本质在于存谦逊恭敬之心，外在的语言动作，仪节规范不过在素描上着色，只起辅助和表达作用。
中道、和道、庸道、诚道见之于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要求“素位”的德性。这是《中庸》主张的基本德性。
（四）慎独
“慎独”作为《中庸》主张的重要德性，在论述上贯穿全书。
《中庸》首章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之道，朱熹认为“其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须臾离”。一旦离道，就应物差谬，做出不道德的事情。一个人独处，无人监督，就容易离道而干出平时不敢干的坏事情。所以“君子慎其独”。
篇中以“时中”讲“慎独”。《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君子中庸，是君子行事合乎时宜，时时处处做到无过无不及。小人反中庸，是小人溺于私欲，肆无忌惮。
对“时中”，朱熹作了这样的解释：“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人性习于苟且，既讲“时中”，便需“慎独”：君子处在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更要戒慎恐惧自己的行为举止，不使离道。
《中庸》篇末从道德自觉、道德良心讲慎独，引了许多《诗经》语句说：“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意思是说：“你潜伏得再深，也会有小孔暴露你。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做事，内省不疾，无恶于志，这样即使你住的屋了上面有‘孔之昭’，你也会上不愧天。”慎独是“良心裁判”，是道德自觉，是心诚不自欺。
（五）包容
包容是《中庸》主张的重要德性。《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有余不敢尽。”“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扬善……”
包容就是包涵、容忍、宽容。包容来自“中”、“和”、“庸”、“诚”的道性。
居中位而与两极相交，心理空间最大；以“中和”治心才会有包容。“庸”、“容”古音相同，意义相通，都有“大”义。故“镛”指大钟。上古人说：“有容乃大”；老子说：“容乃公，公乃大，大乃久。”
中庸文化的包容力，使得儒释道多元文化能并存不悖，中华民族56个兄弟民族能和谐共处。
中庸文化的包容力来自“天地之大德”，这是从“通天人”中获得的。
据说上帝带着微笑看人间的是非善恶，就像慈爱的长者看着淘气的小孩一样。因为上帝的“思想”游于无穷的领域，超越生死、寿夭、得失、荣辱、贵贱的牵累。道家庄子与此类似。《中庸》不言“天主”，但它从“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厚德载物）（《中庸》三十章）中获得了视野。
（六）变通
变通即《中庸》之“致曲”，和“智仁勇”一体之下的“时措之宜”（《中庸》二十五章）。
《中庸》说：只有至诚之圣人才能完全实行其天赋本性的极致；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尽知他人的本性；能尽知他人的本性，就能尽知万物的本性；能尽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参赞天地间万物的化育；能参赞天地间万物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才。
对一般人，我们都是“一般人”，则只能通过教化和自我教育而明善，由明善而入“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才能达到参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并列为三的境界。这就是“致曲”。宋晁说之《晁氏客语》说：“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又曰“曲尽其妙”。没有一腔热诚，没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学习功夫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因为诚于中必形于外；形于外必著意于某物；著意于某物必明察此物，明察则通其变，通其变则能赞其化育。
一般人要达到这一境界首先必须接受教化，通过学习，以一腔热忱参与认知活动，向社会学习，在实践中学，在失败和挫折中学习，做一个明白人。什么叫“明”？“君子之于道也，精于人物之理，达于天地造化之秘，而无不明。明则进退取舍、生死祸福咸有一定之拟。”（《王廷相集·慎言》）这样的人，可以由“明”而“诚”，通过“致曲”参赞天地之化育。以上是“致曲”的主体论意义。
《易传》中有“曲成万物而不遗”。“曲成”，指乘便应物，不系一方。老子赞赏“水”的精神：水无常势，无常形，最善于与环境圆合，而攻坚莫胜于水。圆活，变通就是“致曲”。这是“致曲”的实践论意义。
“曲”的关键是“诚”。汪精卫“曲线救国”，曲中藏奸，“救国”实为“卖国”，成为被人唾骂千古的汉奸。《左传》说：“曲而不屈。”《中庸》说：“曲能有诚。”
《易传》说：“穷则变，变则通。”在困境中必须懂得变通，所谓“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中庸是人生哲学，人生有达有穷，有顺境有逆境，中庸不可无变通。变通就是圆活，就是“致曲”，就是在“智仁勇”一体之下的“时措之宜”。所以变通是一种“时中”和“趋时”行为。《易传》说：变通者，趣时者也。“做不到不硬做，但要想方设法去做。”“想方设法”之中就有变通。但这需要一腔诚心，“有诚”是“致曲”的关键，否则就是投机取巧。
中庸道德主题词关系图五、从《周易》、《中庸》到《菜根谭》《周易》是东方文化古老的元典，是儒家道家共同的典籍，是中国哲人智慧的源头。
《中庸》出于战国时期的子思，到南宋被朱熹编注为“四书”之一，与《大学》、《论语》、《孟子》一起颁为“功令”，成为读书人（包括少数民族）求取功名的阶梯，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而且，《中庸》是中国文化的“难底”，朱熹说：“不攻下《中庸》难底，难以读天下之书，议天下之事。”当代文化大师林语堂认为，不理解《中庸》哲学之幽微，就难登中国文化之“堂奥”。
《菜根谭》是明代洪应明作。其形式为格言体，三百余段，语言精邃，精义迭出，耐人寻味。四百年来，为文人激赏，又走向民间，远播海外，深刻地影响着东方人的心理，实为中庸文化的元典型作品。
这三本书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一）中庸文化以《周易》为宗，《中庸》为体
《周易》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史学家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据说还包括姜太公和周公旦）在夏朝的“连山”和商朝的“归藏”这类“易经”的基础上，演绎出《周易》；从“两仪”、“四象”到“八卦”，再到六十四卦（重卦），小系统套大系统，大系统套更大的系统，以适应更高水平的思维。同时，他们对卦名、卦辞、爻辞进行了筛选、补充和完善。
周文王的六十四卦据说与人的遗传基因（DNA）排列组合相符，有人叹为奇迹。六十四卦概括复杂的可能世界，当然也包括体现人类复杂的个体性的基因。这或许是来自周文王对天人之道的特殊感悟，至少说明他在被商纣王拘禁的日子里，对“重卦”确实用了一番心思。
阴阳，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周易》的主体概念。《礼记·祭文》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是以有《易》。”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这种变化的动因是阴阳“相感”、“相摩”、“相荡”而造成的“刚柔相推”。“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其变化表现为盈消虚长、终始相生的一环之象，就像地球绕太阳公转和自转所造成的地球上的物候和春夏秋冬四季变化。
六十四卦及其卦名体现了一种大系统的辩证思维。例如，乾与坤，否与泰，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等，有对立统一的关系；系统以“未济”而终，周而复始，表现了中国人的圜道思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源头，如大系统思想，系统中的对立统一、矛盾转化的思想，朝乾夕惕、居安思危、自强不息的思想，扩大同人、克服困难、先否后泰、方圆应世的思想等。
《易经》六十四卦，分上经、下经。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事，其哲学体系是“三才两用而备于中”。“三才”，指天地人；“两用”，指阴阳互动，所谓“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刚曰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是《易》的主导思想：凡是背离“中”的状态，都是危险的卦象，都是应该避免的。《周易》从“素其位”讲“用中”，讲“刚中”、“柔中”；它不仅重视人事遭遇本身，而且重视个人在整体中的势位，以此求得“免过”、“无咎”、“趋利避害”，实现“天人”、“人际”、“人性”、“人生”的和谐状态。
《周易》作为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管理思想，使西周成为古代皇朝文明中的第一个亮点。西周不仅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空前完备，经济生产空前发展，而且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空前活跃。
生活于春秋乱世的孔子，以恢复和重建西周的“秩序”社会为己任。他青年时代研究西周的“礼学”，“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中年时代研究以文武、周公为表率的“仁字”，例如它这样赞赏周公：“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荀子·儒效》）这是典型的中庸之德。晚年的孔子研究易学。
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他读《易》韦编三绝，还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据考证，孔子作《彖》、《象》四篇，继而孔门弟子子弓和子思等作《系辞》两篇及《文言》，又有后来的依托附益者（实际上也是儒家学派的人）作《说卦》、《序卦》和《杂卦》三篇。这十篇阐释《周易》，并赋予《周易》理性内容的文字，统称为《十翼》，又称《易传》。《周易》有了《易传》，“卜筮之易”变为论哲理、切人事的“人文易”。例如，乾卦九六爻辞“亢龙有悔”《易传·文言》有一段话予以阐释：“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这种阐释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和道德意义，与卦体、卦爻之辞结合成一体，成为指导人生的经典。
《易传》是相对于周文王定型的《周易》而言，周文王定型的《周易》称《易经》。孔子晚年学《易》之《易》，指的是《易经》，孔子在《易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指的也是《易经》。
可见，《易传》主要出自孔子及儒家之手。孔子和儒门子弟赞修《易传》，阐发《周易》中的哲学思想，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而以“易”为首，这个“易”就是既包含了原始《易经》，又包含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易传》的《周易》。
“中”本是《易经》中的主导思想。正因为如此，《易传》中频繁地提到“中”。例如《系辞下》说：“柔之为道也，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柔的影响力小，过柔“不利”，要“无咎”必须柔中有刚（“柔中”）。《文言》赞乾卦九三爻辞：“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当事人只有实行中道，才能去危而“无咎”。《蒙》卦是指导儿童教育的。《蒙·彖传》说，在儿童教育中，开始时可以有教师的意志（“刚中”），但随后必须师生互动，调动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这就要求既不过刚又不过柔，要“以亨行时中”，才能实现“蒙亨”、“蒙以养正”。这真是高明的教育学。据刘大钧先生统计，在《彖传》、《象传》中，“中”有29种提法。《易传》从“素其位”讲“守中”，讲无过无不及，它不仅重视人事遭遇的本身，而且重视个人在整体中的势位。
《周易》全书，可用“三才两用而备于中”一语来概括其体例。《易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兼三才之道，而人道居中。“仰观俯察”，得天地自然之道，以之为据，“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一种“三位一体”的人道主义。“天地人”三者以人道居中。“备于中”是《周易》的第一要义。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备于中”指六爻内部的“正位相交”。这种“正位相交”，不仅指个体与大环境的和谐，也指主观与客观的和谐。
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在《中国民族性》一书中说，《周易》的全书主线是阴和阳、乾和坤、刚和柔等两极相交的中庸之道。行而无过无不及，位而不偏不倚；通篇在讲庸言庸行之道之理。
《周易》庸言庸行之道之理就是中庸。《周易》、《中庸》，两书宗旨相同，目标相同，只是角度不同。一从“三才两用”讲“免过”、“无咎”，一从“正心”、“诚意”讲如何才能“免过无咎”。它们都在为人生事业提供安全航道。给中华民族的“中和”理念奠基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元典《周易》与《中庸》，《周易》是宗，《中庸》是体。
（二）中国文化史上“《易》《庸》之学”
《易》、《庸》的主题词都是“中”、“和”，都以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经营社会与人生，其用无咎，其要和谐。这是周秦之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实践的理论升华。其中涵化了老子“知常，容；容，乃公”的文化思想，也涵化了庄子“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的文化理想，表现出“宽裕温柔”、“含弘光大”的文化胸怀。
《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俟命”之“易”，一般直译为“居于平易”，指君子居于中庸。其实，确切地说，“居易”指居于《易》理。《易纬乾鑿度》认为《易》一名而三义，除“简易”外还有“变易”与“不易”的“变常”之理。可见，《中庸》作者以《易》为宗，视《易》、《庸》为一体。
东汉郑玄以老子义注《周易》，同时以老子义注《礼记·中庸》，说明《易》、《庸》相通。
明确地将《易》、《庸》作为一种学问而提倡传习，首推北宋初年的范仲淹、张载等。
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开创一代学风，本人博通经史，尤精《易》、《庸》，适应宋初儒、佛、道兼综的文化需要，自觉提倡《中庸》，其名作《岳阳楼记》就闪烁着否极泰来、“先忧后乐”、不为物役的仁人志士襟怀，这是中庸文化理性。
张载、程颐等是开“宋学”先声的人物。张载受学于范仲淹而研读《中庸》，后再出入于佛、老。《宋史·张戴传》称他的学问，“以《周易》为宗，以《中庸》为体。”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认为，孔子的“大道”，不外五十读《易》以后阐发的易理。中庸思想是孔子晚年学《易》，结合礼学、仁学阐发易理时，提炼出来的伦理思想，而子思作了总结。故后世《易》、《庸》并提。
为什么孔子晚年赞修《易传》，同时发现中庸之道？因为《易》、《庸》都以“中和”为大本，追求的是“天地位”，“万物育”。
《中庸》说：“小德川流，大德孰化”；《周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系辞下》）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周易》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辞》）
（三）《菜根谭》是融合儒释道的新版中庸
程颐出入佛、老数十年后，回到儒学，认定“人心惟微，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为儒学真谛，归之于《中庸》，并创立融合儒释道于一体的“宋学”。宋学一分为二，发展为程颢、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所谓宋明性理之学。以后数百年的中国文化就在宋明性理之学的氛围中了。
明代嘉靖才子洪应明以格言形式，创作融合儒释道的新版中庸《菜根谭》。内容涉及人世万象，劝善、处世、修身、养性……四百年来，走向民间，远播海外，影响东方人的心理，实为中庸文化的滥觞。
《菜根谭》三百余段，精义迭出。例如：
尚奇节，不如谨庸行。
得天地冲和之气，识人间淡泊之真。
只一个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招和平。
真味只是淡，至人只是常，平平淡淡才是真。
禅宗曰：饥来吃饭倦来眠。诗旨曰：眼前景物口头语。盖极高寓于极平，至难出于至易，有意者反远，无心者自近。
遇冗剧事，处之常优游。因论《易》曰：常杂而不厌。若杂而厌，非所以为常。
家庭有位真佛，日常有种真道，人能诚心和气愉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间形体两释，意气交融，胜于调息养气万倍矣。
读《菜根谭》，可以感受到《易》、《庸》的“中和”之理，它是儒家的，道家的，也是佛家的。例如：“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为进步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菜根谭》这一说法，本之于儒家谦让厚道的道德主张，《虞书·大禹谟》中有“满招损，谦受益”之句。
“藏巧于拙，用晦而于明，寓清之浊，以曲为伸，真涉世之一壶，藏身之三窟也。”这是赤裸裸的道家老子思想。
“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存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这是对佛门“空”法的生动解说。
《菜根谭》中有许多关于“执两用中”的教诲：
（1）“走极端”取败：如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名冠世见杀，霍光败于权势逼君，石崇死于财富敌国，皆以十分取败者也。
“十分取败”是一方做得“过分”，另一方“受不了”，双方关系失衡，引起诛杀。这是封建专制社会常有之事。
（2）五分安全：“帆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爽口之味，若过饱则成腐肠之药，只五分便无殃；快心之事若滥行则成败德之行，只五分便无悔。”
五分安全，但除了安全，我们还需要效率，既安全又有效率可以是几分呢？这就要以优选为目的正确运用“执两用中”，实事求是，“择之审而行之至”。
沙莲香用“复杂”、“深刻”、“宽厚”、“圆熟”四个词概括中国的中庸文化，说“复杂得深，深得复杂；宽得圆熟，圆得宽厚。”这从《菜根谭》的内容中可以得到证明。
布衣暖，菜根香。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以上的写作动机在于说明，《菜根谭》以《易》、《庸》的“中和”之理为纲，它是儒释道相融的产物，它是一种文化积累，其思想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