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是民族成员之间共通的思想感情、意志，是一个民族区分于另一个民族的“个性”、“根性”。因为文化积淀的根深蒂固，所以，从整体上说，民族性是很难改变的。如果那么容易改变，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林林总总的民族了。
中国文化是早熟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是早熟的。中国人性格既见之于孔子的精神和老子的精神，又见之于一代一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既见之于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理想，也见之于成年中国人对待人生、对待人际关系、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在上世纪末的著作《中国民族性》一书中用“复杂”、“深刻”、“宽厚”、“圆熟”四个词概括中国的民族性。他说，这种性格到了不以为然、左右自如的成熟程度、深刻程度、宽厚程度、复杂程度，如同一个精神境界很高、造诣很深的人不觉其高、其深，能够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一）中国民族性格的“理想层”
《论语》中孔子说到他的治国方略：“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均”、“和”、“安”是治国的总方针，并且从“均”、“和”、“安”出发建设“精神文明”，修文德，悦近来远。远方的人——其他民族的人和外国人——来了又怎么办呢？“既来之，则安之”，使之安居乐业。
从这一治国方略可以看出儒家和孔子从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出发，以开放的政治心理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它追求的是社会管理之“安”和人伦之“和”。
再看看道家老子“柔弱胜刚强”的生命理想。《老子》说：“上善若水”，“至柔者莫如水”，又说：“曲则全”（《老子》二十二章）。水因为至柔，它往低、下、空的地方运行，并随时接受外部力量的约束，流到湖里就是湖，流到海里就是海，它也可以在江河中曲折而行，处于一定的势位，蓄积到一定程度，它的力量大得惊人，“攻坚者莫之能御”。“水”蕴涵了老子“至柔至刚”的哲学道理。确实，水是最具备“圆而神”灵性的东西。它淡而无味，最善于适应环境，但任何生命都离不开它。老子通过“水”，给了中国人中庸审美价值和人格理想。
孔子精神和老子精神作为中国人性格的理想层，几千年来塑造了历代的中国人。
中国人读经史子集、“四书”、“五经”；求识几个字者读《三字经》、《增广贤文》和《菜根谭》等蒙学教材和普及读物。这些书哪一本不“中庸”？《三字经》以“人之初，性本善”开篇；《菜根谭》的主题是“得天地中和之气；识人间淡泊之真”；《老子》教人如何“守雌节”；《论语》教人“反躬修己”，“温柔敦厚”；《诗经》采自民间，孔子说它“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二十四史”本传人物以中庸文化的价值标准推介与评价：例如司马迁《史记》以“太史公曰”赞“飞将军”李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会不从。此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为人，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人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精诚，自见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
中庸通过文化理想模型一代代中国人。
（二）中国民族性格的“心理层”
“理想”是人们头顶上的太阳，而我们只能在“事实”的平原上追逐“太阳”。由于环境的制约和条件的局限，人们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可以有积极的心理效果，也可以有消极的心理状态。特别是腐朽的封建专制和1840年以来的半殖民地社会，天灾、战乱、人祸，中国人求生不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性格在心理层面上免不了积极与消极并存、优质和劣质兼有。
沙莲香在《中国民族性》一书中，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心理层有过绝妙的描述。他说：中国人对待人生，对待人际关系，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都比较规范，有一套处世哲学，委婉，幽默，乐观，达理，重人际和睦，善顺应自然，同时又好用心机，捉弄世道，冷眼相看，取乐于世，如此等等。中国人的这样一些性格特点，看上去好似不相容，但这后一种特点正是前一种的补充，特别是在长期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的情况下，这后一种性格是摆脱困境、自我保存的一种方式，一种心理投射。因此，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和劣点常常分不开，委婉与虚伪，幽默与狡猾，长乐与知足，微笑与心机，拔刀相助与冷眼旁观等等，都以微妙的形式结合起来，性格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特殊位置，近代和现代有许多中外人士对中国民族性进行了研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庄泽宣的《民族性与教育》，该书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通过对中国民间谚语、格言、歌谣和文学艺术的具体分析，考察中国人的民族性，并且按照中国的哲学视野将考察放在“天”、“地”、“人”（“三才”）这三个维度上。
对待人生，表现为个人修身、乡党亲谊、宽厚和平、中庸调和、容忍谦让五个方面；
对待宇宙，表现为听天由命，自然放任两个方面；
对待事物，表现为安分知足，笃实力行两个方面。
三个维度的安排，表现天地人和谐，而以人为本，这正是中国民族心理。
庄泽宣在书中设计了中国民族性表。这个表的启示性，不仅在于他的三维分析法，而且在于他把主次观点和层次观点纳入维度构建之中，使中国人民族性格结构呈纵横交错状态，维度和层次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结构复杂又有弹性。（见下页图）
难怪沙莲香教授认为中国民族性“既复杂又深沉，既宽厚又圆熟，复杂得深，深得复杂，宽得圆熟，圆得宽厚”。沙莲香：《中国民族性》，第23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在“天地人”的三维结构中，庄泽宣以人生为出发点，也以人生为归宿处。“人生”成为“宇宙”、“事物”之“中轴”；而这个中轴的“轴心”，是心理层面上的“中庸调和”。这是很有见地的，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
庄泽宣说：“中国民族对于宇宙及人生都注重一个‘和’字，因此融合天道及人道，产生了天命；常注重一个‘乐’字，由于重视人生享乐，可以求淳朴的生活；在家族生活方面，既要力求家族关系的和睦，更应重视家族生活的融乐，故重伦常道理，以家族为中心，推及个人修身及乡党亲谊。”庄泽宣：《民族性与教育》，第45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可以看出，构成三维交叉点（或叫立足点）的是两位一体的“和”“乐”精神。中国人比较看重和合，因而家庭占了社会的第一位。庄泽宣不无见地，似乎未尽其要：“天清地泰，和乐光明”，中国人确实重“和”又重“乐”，但乐从和，乐是和的结果。如果说中国人重两个字，应该一个是“中”字，一个是“和”字。“导之以中德，齐之以中音”（《国语·周语》）；“有生有制，美在中和”（《尚书大传》）。《中庸》以“中”为“大本”，以“和”为“达道”。“中和”是中庸之核心。构成天地人三维交叉点（或叫立足点）的应该是“中和”精神。
在庄泽宣的三维分析中，通过对“积极面”与“消极面”的分析，具体指明中国人性格在“心理层”上的复杂情形。还提出了中国民族心理与民族理想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民族心理大都由民族理想而来，而民族心理与民族理性互为因果。他说，中国民族的理想是，对于宇宙，产生天命的观点；对于人生，重视伦常道德；对于事物，能守淳朴生活。中国民族理想见之于孔子精神、老子精神，《大学》、《中庸》、《孟子》、《庄子》以及程朱理学文化典籍。由于现实的局限和个人的条件，理想和现实存在差距。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积极的心理后果和消极的心理状态并存。例如，重视天命的结果，积极地产生了顺天命、尽人事的态度，消极地产生了听天由命，甚至迷信鬼神的思想；重视伦常道德的结果，积极地谨守廉洁和忍让之道，养成宽厚和平之德，消极地产生无原则忍让、懦弱、麻木的精神状态；重视淳朴生活的结果，积极地养成俭朴、吃苦耐劳的精神，消极地产生了安分知足，不求上进的心理。这就使民族性格的心理层之中，优质因素和劣质因素并存。由于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和以家族为中心的伦理生活的负面作用，特别是进入近代之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社会生活相对贫乏，经济相对落后，故出现民族性格心理层的复杂情形，最终导致了人格上的不足。这就是庄泽宣在三维表下端所列：“缺乏科学发明”、“缺乏社会意识”、“缺乏宗教信仰”。不管庄泽宣的这一结论是否允当，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层”和“心理层”的分析方法是很有见地的，它使复杂的文化现象变得相对简单。
（三）从“三要素”看中国民族性
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les）在他1954年的《民族性格》一书中，把民族性格规定为成年人中间发生频率最大的，比较永续的人格特性和方式。他认为构成民族性格的要素有三个方面：一是性格特点，二是关于自我的思维方式，三是对冲动、感情等的处理方式。下面从这三个方面归纳中国民族性格：
1.趋中内求的性格特点
以“中”为大本，以“和”为达道的中国人，不仅习惯于以一种全局的、系统的、整体的、综合的观点看问题，而且其思维方向趋中内敛。这就养成了趋中内求的性格特点。
以儒家的价值观“内圣外王”为例，这是中国民族性的理想层。《大学》说：夫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如果把“格物”（格物欲）、“致知”（致良知）、“正心”、“诚意”这些“内圣”内容概括为“心”，则中国读书人的价值观是从外指向内，从“天下”指向“心”的：
孟子持同样的思想，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还可以加一句：“身之本在心”。在“体”的层面上，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寻本究源；在“用”的层面上，则由内而外，由下而上，逐级上升，达到全社会的有序。
不仅儒家，而且道家和杂家也持同样的观点。
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吕氏春秋·执一》：“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而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认为人与社会整体存在同构性。
人文文化的积淀，培植了中国人趋中内求的性格。
这种性格不是一开始就向外膨胀，而是首先向内收缩，遇到事情，习惯于从内部找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遇到事情，中国人习惯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又进一步从自己思想上找原因，反对怨天尤人。行为取向上，倾向于后发制人，后发制人即“雌节”，所谓“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论语》）。这种趋中内求的性格，使得中国人的“圆”总是向内画的：无力平天下，就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国家不治（例如坏人当道，积重难返），就先操持好自己的家，修养好自己的身；如果连家身都有问题，例如家道不兴，身体残疾，那还可以“达人知命”，去圆合那颗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做不到的事情不硬做，但不等于什么也不做。先做好自己的事，做好家里的事，中国人从不消极。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只有内没有外，而是说中国人立足于内，以内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向外发展的时候，先一定要把“根据地”建设好。这是一种“底线意识”。但是，内部的事情搞好后，则一定向外干一番事业。中国人的主导思想是“不打无把握之仗”，“一步一个脚印”。
中国民族性趋中内求的特点不同于心理学的“性格内向”。按性格心理学，内向的人只从自己的内在世界如思想、情绪和观念中获取精力，他们不大愿意和外部世界交流，因为外部世界的刺激使他们有一种不舒服的体验。而与之相反的性格外向的人，他们的精力和热情主要来自外部世界。他们喜欢置身于事态和变化之中，不喜欢沉思独处。中国民族性趋中内求的特点，就理想层而言，它具有一种辩证的性质。它独立乐群，动静结合，劳逸结合；它重内而不排外，敏于事而慎于思，它的精力和热情既来自于自己的内部世界，也来自于外部世界；既有“充电电池”，又有“太阳能电池板”。中庸文化讲求“合两曰常”，对性格的要求也是平衡与协调的。当然就心理层面而言，中庸文化与“家庭至上”观念结合，容易养成性格内向的人，中国人也确有不少性格内向的人。
中国人趋中内求的性格，在《周易泰卦·彖传》和《礼记·儒行》中有集中的描写。以《泰卦·彖传》为例。
《泰卦》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通天人而以“人”为本，合内外而以“内”为本，追求自己“内阳”、“内健”、“内君子”的性格与本质。不显山不露水，应乎天而顺乎人，以“化”成天下。相信君子道长，光明会越来越多；小人道消，黑暗会越来越少。
2.摆脱困境、自我保全
寒山、拾得是融道入佛，融儒入佛的两位唐代高僧。他们之间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即便在今天，凡有些文化者也都耳熟能详。这个故事是：
一日寒山谓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又如何处之？”
拾得回答说：“只有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再过几年，你再看他。”
中国人通过忍让来保全自我，这种生活观出自“物极必反”的信念和善恶有报的耐心。
中国人相信“盈不可久”（老子）认为“太好了就是不好”。当一个人为事业成功而得意的时候，他耳边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不要太得意了！”“胜不骄！”“夹起尾巴做人！”中国人重视谦让，遇到夸奖，习惯于“哪里哪里”谦虚一番，目的是收缩自己，与对方分享光荣，使大家心里都高兴。中国人知足常乐，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惜福），习惯于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之类的话平衡自己的心态。当受了挫折，跌落到原来的位置甚至更惨时，一句自勉或勉人的话会油然而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或者“不起不跌，不成豪杰”，这是典型的中庸语言。在上世纪“文革”中和“文革”后一段时间，社会上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这年头……不坏不行！”“老实人吃亏！”“彼此彼此！”社会上大量存在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间人物：双重人格特质的圆满结合。中庸在大多数人是“逼”出来的，人格本身存在二重性的冲突，两极之间，中庸起着微妙的作用。由于社会生活的局限，当心目中“善的”、“崇高的”实际上做不到，心目中“丑的”、“恶劣的”在实际中又不得不面对时，中庸是避恶之道，是最好的“避风港”和“安全航道”。这在今后也仍然会是这样的。
中华民族居住亚洲东南部。这里物产丰富，山川秀美，几千年来为多部落多民族斗争融合、兵家争攘之地，历史上战乱、人祸不断。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地震、水灾、风灾、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频发。上古神话《女娲补天》中有这样的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民，鸷鸟攫老弱。”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共工头触不周山这些上古神话，都与特大型自然灾害有关，是我们的上古祖先与灾难作斗争的胜利记录。
要与灾难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第一步必须摆脱困境，自我保全。中国人在摆脱困境方面有一套比较成功的自我保全哲学。
中国有许多成语、古语、格言、警句、俗语提醒人们自我保全：
居安思危（人生准则）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留心环境中的危险）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发现身后的危险）
狡兔犹有三窟，况人乎！（给安全留足余地）
三十六计，走为上（充满再三思维，三十六招都想过）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有点滑头）
让人不是怕人（掂量着）
好汉不吃眼前亏（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负一子而胜全局（用智于全局，吃亏吃在点子上）
处事退一步，立身高一步（超越自我的局限）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集中力量抓主要矛盾）
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以暂时受委屈）
切勿逼人太过（我的拳头正收缩得紧紧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耐心与信心）
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角逐中，谁擅长于此道，谁就是强者。以刘邦、韩信为例。
刘邦，原是沛县的一个亭长，一个“农村乡镇干部”，人称“沛公”。此人虽识字不多，但能虚心体察人情物理。他领导的起义军力量不如项羽。刘项在推翻暴秦之后，为争夺天下又互相打了多年的仗。项羽，楚将项燕之后，此人不读书，好勇斗狠，颇有几分西方骑士和日本武士精神。他耐不住了，派人对刘邦说：“天下汹汹，为我二人……”他希望与对方摆开阵势，决战一场，定下一个胜负。沛公却笑着说：我的力量不如你，我“宁斗智不斗力”。这就像一只灵猴和一只老虎在周旋，一来二去，用智的灵猴终于战胜了用力的老虎。
刘邦的大将韩信未得志时，淮阴市上一帮无赖羞辱他，强迫这个带着长剑的大男子从他们的胯下爬过去。《史记》写此时的韩信只用了六个字：“熟视之，出胯下。”你品一品这六个字的分量，特别是“熟视之”这三字，其中包含了多少思想斗争、权衡、忍耐和无奈……后来他终于成了大将军。功成之日，他召见当年淮阴镇的那帮横行无忌的无赖。这帮恶少羞愧无地，磕头求饶，而韩信居然以仁厚长者的姿态赦免他们，安排他们的工作。韩信从这帮恶少的千恩万谢、磕头如捣蒜中获得满足，同时又获得了好的名声并壮大了队伍。这就是中国人所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灰色思维”，“三十六计”，有人还要加上“厚黑学”。所以，韩信的自全之道毕竟赶不上他的主子刘邦，他还有看不透的地方，后来他被刘邦杀了。
“安全第一”是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毛泽东关于战争的方针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在负隅顽抗的同时，派心腹经营台湾“退路”；土皇帝阎锡山盘踞山西以“中”哲自处：“联蒋不忘反蒋，联共不忘反共”……在中国，不会有为爱情拔剑决斗的“西方骑士”，极少有剖腹自杀的中国“武士道”，不是在战场上的生死关头，不会有“自杀性爆炸”。古代的老子教导中国人“勇于敢”，也“勇于不敢”。孔子教人珍惜生命，说：“可死可不死，死伤勇。”
明朝才子唐伯虎有几句为世世代代中国人传诵的话：“我不如人，当知他福。人不如我，我当知足。谢天谢地，平安是福。”其所以广为传诵，是因为它道出了中国人的心理：在“我不如人”和“人不如我”这两种情形之下，如何找到心理平衡。
电视剧《爱情二十年》有这样一首主题歌：
年轻求得圆满，随着岁月走散。
忍不住回头看，剩下的只是片断。
生命不断转变，起起落落变成习惯。
爱情像是考验，从不承诺永远。
这些年像陀螺一样旋转，爱恨都变得无关。
过去的风雨留给别人评断，无愧了，一切都平淡。
影子不会孤单，手心还有温暖。
在心里的缺口，让时间去填满。
可以从歌词中感觉到电视剧中的主人公在过去的情感生活中受到太多的挫折，但他有一颗坚定的心，他用“无愧”、“平淡”去圆满那些不圆满的事情，去平衡那些不平衡的心理，他相信“时间”的力量。这是典型中国人趋中内求的性格。
2008年，正值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年中秋节，手机上群发的短信中有这样的祝贺之辞在国人中流传：
祝你快乐，不止今日，还有明日；祝你健康，不求多强，但须无恙；愿你有财，不须太多，总用不尽；愿你幸福，不要多久，只要一生。
这个贺词调子不高，但很乐观。
即使是今日之中国年轻人——他们在价值取向上似乎不喜欢中庸，然而他们对快乐、健康、财富和幸福的理解也流露出一个趋中、保守和留有余地的倾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第二天，我的一个心高气傲的侄子给我的手机发来如下短信：
汶川地震，生死转换于顷刻，穷人与富人同行，少年与老人携手，恩人与仇人同去，平民与官员共趋，抹平了恩怨情仇，埋葬了利禄功名。当生命邂逅死亡，顿感生命脆弱，亲情弥珍，更使世人明白：得到别得意忘形，失去别怨天尤人；顺时要善待别人，逆时要善待自己，累了就自己歇歇，想了就要发条短信。平安就是福，深深地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
我知道他是抄来的，但居然发给我这个常以中庸之道批评他的人，表现了他心灵的震撼和对中庸的一些悟解。
与“摆脱困境，自我保全”相应的，是处顺境时的“全自我”意识。
有“全自我”意识的人重理性，重精神生活，追求生活的全部。处商品经济大潮，多少人迷失自己，可有一位丁建中先生却重视“全自我”。作为一个实例，请读2004年8月17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他写的文章：
我是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到农村插队，1977年招工返城，进高校工作至今。其间，至少有三次可以下海经商，改变我在学校“穷不死，发不了”的生活。
我老家在广东东莞，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风在东南沿海初起，我完全可以不进学校拿每月二十几元的工资，而是回乡去拼搏一番。眼看着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堂兄妹们，从小本经营开始慢慢发财致富，造了新楼房，买了汽车，但我毫不后悔。这十多年里，完成了因上山下乡所耽误的事情，实现了自己的一些愿望。我读完了省自学高考，获得了南京大学的大专文凭。我转了干，入了党，结了婚，按素质教育的要求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我善待父母，让他们住上了宽敞的住房，安度晚年。
1990年前后，学校破墙开店成风，领导让我当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名片都印好了。我说，我一无经济头脑，二无经商天赋。还是另请高手吧。我已习惯了学校的清净和平凡，习惯了理性思考和以理服人，习惯了寒暑假和聘任制。这几年里，我的论文在省、市刊物上发表、获奖，工作获得了领导和群众的认可，获得省、市的嘉奖，职务、职称在晋升。这几年里，各种公司被整顿，那个曾动员我去任职的公司也被撤并。
我有一位同学在商战中脱颖而出，成了中外合资企业中的部门经理。他说，要用我的脑子和笔杆子为他服务，待遇是当时的工资乘上2，奖金乘上3.不过，出差时间较多，工作时间较长。我婉谢了同学的好意，说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年纪也在上去，还是安分守己一点为好。没料到，该企业好景不长，老同学也因与外方老总不和而跳槽。我们学校近年来更名为大学，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而连跨三大步，各种条件、福利逐年改善。学校又给我改善了住房，我领到了教师优惠游园证，节假日、双休日可到市内各大公园免费游览，放松、调节身心。
再过几年，我将退休了。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欣喜地发现：我有热爱的工作，也有幸福的家庭；有奋斗的艰辛，也有成功的喜悦；我收入不多，但够用了；我没有豪宅、汽车，不穿名牌，不嗜烟、酒、名牌，但生活很充实。我过了一个平常人的生活，注定没有奇迹和惊喜，但是我追求生活的全部，享受到了人生的乐趣。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只为钱而忙碌、劳累、奔命，是很不值得的。到老时回头一看，除了钱，一无所有，岂不悲哉！
环顾我们周围，像丁先生这样的中国人，占总人口的七八成。他们积极努力，素位而行，低调做人，或许身上有较多的中庸精神，但他们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在他们身上，人生的目标是整合的，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忙碌中，他们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他们的“自我”是“全自我”，而不是残缺的自我，应该说，他们的幸福指数较高。
《易传》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非所据而据身必危”。漫画家郑辛遥的作品，给人以“知进退存亡之道”的“全自我”启示，特别对于那些在官场和商场中角逐的人们。郑辛遥先生说：在你往上攀爬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梯子的整洁，否则你下来时可能会滑倒，甚至一滑到底，性命难保。
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关于飞行的故事：
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蜡质的翅翼融化，坠入海中。而老年人谭德拉斯则低低地飞着，安安稳稳地飞到家中。
这是一个安全和效率的选择问题。年轻的伊加拉斯选择了效率而忽视了安全；老人谭德拉斯选择了安全，忽视了效率。成熟的中国人则立足于安全想效率，立足于生存想发展。安全与生存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
3.以协调、摆平、圆合为能事
遇到矛盾和冲突，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通过协商、摆平、圆合去息事宁人，这是一种“和文化”精神，只有在这种努力完全无效的情况下，才会用硬性的方法。于是，那些善于协调矛盾，平衡冲突的人被视为“高人”。他们赢得周围人的尊敬，并能从双方得到自己的利益。
老子主张“守中”，孔子向往“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中庸的提出，说明儒道从维护系统稳定的观点思考问题和协调矛盾。中国人在矛盾和冲突面前被认可的态度是“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退一步”“让三分”；即使是战争，中国人也以攻城略地为下，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中，以能“化敌为友”为上，所以才有诸葛亮对孟获的“七擒七纵”。“两得其平，共享其益”，“互利双赢，共谋发展”，是中国一代一代政治家的语言。中国人注定热爱和平。
孙中山认为和平主义是中国人的本性。他1890年在《中国问题的彻底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说：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好和平的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60年中，完全证明了孙中山的预言。
热爱和平是一个民族最可宝贵的品质，可称之为民族的“达道”。如果一个民族的所谓“达道”不是主张“中和”，而是教人铤而走险，不守中正，搞极端主义，那么这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将是凶险的黑暗的，它可以得势于一时，其败亡也可以立而待，历史上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好和平，林语堂解释说：“如果我们只有今生的世俗生活而没有来世，那么我们想得到幸福，就得先心平气和。”他说：“根据这个观点，西方人独断专行、坐立不安的精神，只不过是未成熟的青年人的标志。”
林语堂先生的解释是心理学上的。其实中国人爱和平，从根上说，是中庸文化所致。一个以“中”“和”为“至德”的民族，一个相信事物能自我完善，信仰“天人合一”和“有容德乃大”的民族，一个把“知足常乐”、“安分守己”奉为生活圭臬的民族，它会寻衅闹事、轻开战端，侵略别的国家吗？
中国人以妥协、平衡、圆合的“中和”精神对待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有时甚至达到了超脱老滑的地步。例如集市上的人做买卖，讨价一千，照例还价五百，不行时再给七百五十的中数。中医开药方，一味冷药之后必须再用一味热药防止太冷。中国人的“中和”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年贴“福”字图个吉利，可是贴倒了。贴倒了可以解释为“福到”，以后干脆倒着贴。大年夜打碎碗不吉利，如果真的不小心打破了，就进一步打碎，说“岁岁平安”。中国人善于用这种态度圆满那些不圆满的事情，平衡那些不平衡的心理。
中国人的老到圆滑有时发展到极点，林语堂举过一个市井中的例子：你到餐馆就餐，饥肠辘辘，饭菜却迟迟不来，你可以再唤饭店伙计。如果他态度粗暴，你可以找饭店经理发脾气。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地说“来了，来了”，但脚上却一动不动，你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做点祈祷或者也非常文雅地骂几声。简言之，这就是中国人的防御策略见之于消极方面。这种力量，只有领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赏”。这就是超脱老滑的力量。所以，对中国人身上的中庸不要太在意心理层面上的善善恶恶，而应该看到中庸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所起的“完美”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相互联系，很难分离，其实质都是中庸精神，居中位隶属度小，行为的阻力小，内耗小，而空间大，易于实现系统内外的和谐，实现系统的安全与效率。如此，则要求心理力的投入偏于吸引而非排斥，偏于凝聚而非分离，偏于同一而非斗争，于吸聚之中又以系统之“中”为准绳。同时要求相应的实践品性：外，以收敛稳健为美，这样，含蓄、谦退、留余地等等都是美德；内，要尽可能扩大心理空间，这样，包容、达观、肚量、圆融等等都成了美德。
中华民族是最有血气和魄力的民族：组成中国源头文化的是女娲补天、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神话人物，组成中国主流文化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取义成仁”、“浩然正气”、“大丈夫精神”、“鞠躬尽瘁”、“圆而神”的民族精神，以及由这种精神演绎出的圣贤豪杰之“本纪”、“世家”、“列传”等，以及民俗文化中的“梁山泊好汉”、“刘关张英维”、“岳家军”、“杨家将”、“齐天大圣孙悟空”等。即使像陶渊明那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人物，也有着“精卫衔微末，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坚韧顽强。然而，中国人的血气、魄力是以中庸性格表现出来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构成中庸的性格元素。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典型的中国人知进知退，善处逆境，心气和平；能忍耐，能吃苦，有时还有点滑头和俏皮，然而却有一颗坚定而善良的心。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圆熟”，一种“柔和的圆熟”。
中国人并非不追究成功和人生的“高峰体验”，即便在逆境之中，他们也矢志于辉煌壮丽的人生。“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类是古代的事情；在今天，我们还时常听说某某以病残之驱或身处逆境完成某种伟业。所不同的是，他们素位而行，不轻易冒险，做不到时不硬做。高潮之后是低潮，绚烂之后是平淡。他们也可以将平淡、平庸的“小日子”过得很有情趣，抱定自己的信心，完善自己的生命，美化自己的生活，顺从人生的得失，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都能有自己的收获与乐趣。这是人生最稳妥的根基。
大多数中国人或许不理解中庸所蕴涵的哲理，甚至不喜欢中庸这个名词。但从小到大的无处不在的文化濡染，中庸在他们潜意识中生了根，他们在世世代代的平庸生活中默然信守，以之自处，以之处人。中庸“成为被后人遗漏的自发的心理力，成为无意识的首犯”。
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和他的《中国民族性》课题组，根据历史上对中国民族性研究的主要成果及他们自己的实地调查，在上世纪末综述了中国人14项人格特质：气节、忠孝、仁爱、理智、勤俭、进取、侠义、中庸、实用、功利、自私、屈从、嫉妒、欺瞒。对这些人格特质的善美（肯定）和恶劣（否定）的评价，用“ 5”至“-5”之间的某一分值表达，结果得到上面的排序，而“中庸”几乎处于“0”的位置。此调查中，“中庸”的定义是“谦和忍让，不偏不倚，调和适中，忍让求和等”。这就说明，中庸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具有“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间性质，它像数学中“正数”与“负数”中间的“零”。正是这个“零”，它构造了中国人性格的最深秘密，它是理解中国人性格的钥匙。中国人性格的秘密不在乎具体的是是非非，而在于中庸所起的微妙作用。它调和矛盾，平衡心理，提升人生的幸福指数。这个作用一点也不逊于数学中“零”的作用。没有“零”，数字的计数和运算就寸步难行；没有“零”，就没有数学。我们的德性中，如果没有中庸这个“零”，大约不会有和谐幸福的人生。
得其要者，一言通神；不得其要，流散无穷。要读懂中国人，就必须读懂弥漫在古今中国人身上的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