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中国人文文化的态度中，没有比对“中庸”的认识和评价更混乱的了。
中庸是中国人文文化的一大难题。
（一）《中庸》这本书难读
孔子吸取老子的思想，在“五十学《易》”时发现了“中庸”。这是他继青年期的“礼学”，中年期的“仁学”之后，于秩序观念中的最高成就。他的孙子子思“恐其久而善”，进一步吸摄道家和阴阳家一些慧解，并浓缩此前的儒家思想而写作《中庸》。研究中国哲学必须从《中庸》入手，这是古今学者的共识。朱熹认为不攻下中庸这一“难底”，就“难以读天下之书，议天下之事”；林语堂在《中国哲人智慧》一书中说：“我之所以把《中庸》置诸儒家典籍之首，即因为研究儒家哲学自此书入最得。”
然而《中庸》文简义繁，三千多字，提纲挈领，开启蕴奥，且多引“子曰诗云”，跳跃性大，缺乏论证，有大而化之的语录体倾向。在古书中，《中庸》算是难懂的一本。
《中庸》难懂而又必须懂，这是一个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一是从源头上读懂《中庸》的原著。从孔子赞修《易传》去读；从子思写作《中庸》的背景，结合《大学》、《论语》、《孟子》去读。
二是从儒道融合、从儒释道融合的角度去读。特别是佛学中的“中观”和“相观对治”的辩证法智慧，有助于理解中国人的中庸旨趣。
三是以现代人“多学科”综合的方法去读。所谓“多学科”，至少要包括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系统论和辩证法哲学。
（二）《中庸》大义难明，真谛难于把握
由于战国、秦汉时期，儒家处于被黜的境遇，《中庸》在子思写作、戴圣编定之后，长期湮没无闻。直到东汉郑玄以老子义注《礼记》，同时注《中庸》，才为文化界重视。此后注家蜂起，注释者各自从自己的政治需要、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准出发，见仁见智，有好的见解，也有误导。
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主流不是儒家，不是道家，而是佛学。《中庸》的注者中不乏佛教徒。佛教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寻求与儒道的融合，这种融合的接合点就是中庸；融合的结果是佛教的中国化，禅宗和“人间佛教”的出现是其标志。佛教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中庸化。这种融合对儒家而言，是儒家吸收了佛家的“思辨”与“心法”，并进一步吸收了道家的智慧和视野，从而丰富了中庸文化，程颐的“宋学”，以及程（颢）朱陆王的性理之学是其标志，而明代嘉靖才子洪应明的《菜根谭》，堪称儒释道融合的新版中庸。
所以，中庸虽然挂着儒家的牌子，实际上与道、后来又与佛纠缠在一起。中庸文化博大精深的内容里，有老子的思想，也有佛教思想。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不研究中庸文化就不会懂得中国佛教，不懂道、佛，难以极中庸之旨趣。
胡适当年因为不懂中国佛教，他的《中国哲学史》不得不中途辍笔；晚年范文澜对他写的《中国通史》感到遗憾，因为他对中国佛学持简单否定的态度。
欲明中庸之真谛，必须从儒道融合、从儒释道融合的角度去理解中庸。
（三）中庸难知难行，容易进入误区
孔子发现“中庸”时，就感慨中庸难知难行。他说：
天下国家虽然很大，却可以治理太平；高官厚禄虽然可贵，却有人能辞谢不受；刀刃虽然锋利，却有人不畏生死踏过去；中庸之道看起来很平常，却不容易做得到！
许多人说自己聪明，却挡不住利益的诱惑与驱动而掉入别人设计的陷阱；许多人说自己聪明，可是要选择中庸之道，却不能守住一个月的时间。
中庸之道所以不能实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有知识的人做得过分，没有知识的人又做不到；中庸之道所以不能彰明，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有涵养的人做得过分，而没有涵养的人根本不做，就好像人每天都要饮食，真正能品尝滋味的人却非常之少。中庸之道真的不能实行于天下吗？
孔子这些话的原文，出自《中庸》四、五、七、八章。
首先，历史的歧途难于实行中庸。
孔子感慨中庸难知难行，除了小农家庭经济的原因，还由于所处的时代。孔子处春秋乱世，而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人们“无过无不及”，将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恢复到周初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时期的景象。可是，“春秋无义战”，你争我夺，谁极端，谁厉害，谁就称雄称霸，没有人理会孔子的这一套，所以孔子感慨“道之不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鲁迅也有“道之不行”的感慨。他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文章中说：“自诩为中庸的中国人其实并不中庸，譬如对敌人罢，打倒在地还不算，还要‘食肉寝皮’……”鲁迅针对的是在帝国主义操纵之下的新旧军阀镇压革命人民的穷凶极恶。鲁迅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主张革命人民对反动派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写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费厄泼赖”是fare play的译音，指游戏规则和体育道德，如拳师不打倒地的敌手。用在政治上，颇有点“不为已甚”的中庸味道。在豺狼当道的旧中国，“豺狼”绝不会行“费厄”式的中庸。所以鲁迅也反对革命者“费厄”，他主张以直报怨，“痛打落水狗”。可见，中庸政治的实行，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例如法制，例如社会理性。在不具备条件时，鲁迅主张“缓行”费厄式的中庸。
中庸以“中”为天下大本，以“和”为天下达道。然而，当势极于不可止，连研究《易》、《庸》，盛倡“太和”的宋代哲学家张载也说：“必大反而后有所定。”古人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其实，“和”是建立在“力”平衡基础上的。是否能“和”，有什么形式的“和”，要看双方或多方力作用的状况。弊于力则不知中庸，弊于中庸则不知力。中庸本身讲究适当：“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方式”……不察对象，为中庸而中庸，这就是弊于中庸。孔子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智者、贤者容易弊于中庸，愚者、不肖者容易弊于力。
其次，中庸难知难行在于中庸本身。
中庸要求人们办任何事情，都要从整体出发，从全局出发，以“和”为务，以“中”为本，于理于情，讲究适中适度，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所以连孔子也批评自己：“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十三章）
中庸的实行，除了主体有伦理价值的正当取向和伦理关系的和谐取向外，还必须符合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真理性。“真理性”主要指：客观事物存在之质各有其自身适宜的限量。在此限量之内，事物才有其肯定存在的意义；在限量上过与不及，则事物存在之质被否定。无过无不及，决定了真理在度量方面的唯一性。由于事物及其联系复杂，难于准确把握“度数”；由于人性的弱点，例如认识的局限性或者私心用智，就难于做到客观公正。所以，即便对“无过无不及”五个字而言，真正要时时、处处、事事做到中庸，也是很难的。
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传述祖训，他也感慨中庸之道“费而隐”。“费”指功用广大；“隐”，指实体隐微。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朱熹所谓“中无定体，随时而在”者也。
子思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中庸实体隐微，人的认识水平跟不上，势必难“中”。例如，在“天地人”三大关系中，中庸要求以“人”为本（中），天人和谐。以人为本，必然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以此才能达到“与天地参”；但过度发挥，又破坏天人和谐。既要以人为本，又要天人和谐，在具体操作时，这个“度”很难把握。所以，一方面，子思认为“察乎天地”的中庸之道连“圣人”都“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另一方面，子思又认为中庸是生活中平凡的真理，连愚夫愚妇也有可知的可行的。正是因为这种难与易的统一，所以《中庸》要求人们“力行”、“好学”，“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有整体的把握才能确定“中”。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中庸之道恐怕只有人格成熟、精神造诣很高的人才可能实行得好。
最后，人性难中。
多数人都习惯于单向度思维，不是畏缩就是走极端，很少人能守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潮流、时尚此起彼伏，往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社会中多数人是从众的，常为潮流所裹挟，成为潮流的参与者和制造者。所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见，临事有中正的心态、中正的立场、中正的目标和中正的临场发挥，是多么不容易啊！这需要心智的成熟和意志力的参与。
然而，难于做好并不等于不要去做，虽然人性的弱点易“过”易“不及”，虽然道体隐微而难中。有了中庸的原则，就像荒原跋涉有了罗盘，海上夜航有了灯塔，只要“好学”、“力行”、“至诚”，是一定能够做得比较好，而且我们要相信，社会理性会朝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四）对中庸的认识和评价混乱
在有关中国的人文课题上，没有比对中庸的认识和评价更混乱的了。
中庸在历史上是儒家理想的至德，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至”，据王力《古代汉语》指“达到极点的，最完善的和最大的。”《孝经》说：“先王有至德要道”，指的就是中庸。
在现代人物中，毛泽东是有“孔子情结”的领袖人物，他习惯引用孔子的言论，习惯于把自己的事业和孔子所做的事对比。对孔子的中庸，毛泽东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过犹不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这个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日本国第16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把中庸比喻成“安全航道”，李嘉诚和松下幸之助是当代最成功的商人，他们对《中庸》十分推崇。李嘉诚说：“人有五商（智商、情商、财商、逆商、心商）。若想人生成功，须五商俱备。在我看来，五商无一不可从《中庸》中获益。”松下幸之助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
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清代张英和曾国藩无论在仕途、家庭和人生上都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人，张英在他晚年撰写的《聪训斋语》中说：“余久历仕途，日在纷扰、荣辱、劳苦、忧患之中，静思解脱之法。”这个“解脱之法”是什么呢？他在同一部书中说：“一部《中庸》，本是极平淡，却是极神奇。”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他做人处事，一讲“强矫气”，二讲“平常心”。曾国藩的思想作风影响了杨昌济，杨昌济以曾国藩为修身榜样教育毛泽东。青年毛泽东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老年毛泽东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
对中庸之道，也不乏否定的声音。中国人身上根深蒂固的中庸习气，我们自己往往习而不察，外国人却很敏感，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谈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时，将“中庸的行为态度”列为首因；中国哲学家张岱年也将之归结为“蔽于中庸而不知力”。张季同：《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见1935年《国闻周报》。
五四文化名人夏丏尊先生说到“中庸”则激愤有余。他在《并存和折中》一文中说：“在这并存和折中主义跋扈的中国，是难有彻底的改革，长足的进步的希望的。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后，除去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成五色旗以外，有什么大分别？迁就复迁就，调停复调停，新的不成，旧的不就，即使再过多少年月，恐怕也不能显著地改易这老大国家的面目吧！我们不能不诅咒古来‘不为已甚’的教训了！我们要劝国民吃一服‘极端’的毒药，来振起这祖先留下来的宿疾。”
上世纪末，沙莲香的《中国民族性》课题调查统计表明：青年人和高学历者不喜欢提中庸。有的人行的是中庸，却不敢说自己中庸；有的人背后主张中庸，在大庭广众之下却忌讳中庸。中庸就像臭豆腐，吃起来香，闻起来臭。我曾询问几个大学生“什么叫中庸？”有的说“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有的说“中庸就是妥协保守”；有的说“中庸就是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有的说“中庸就是无过无不过”。我问他们：“什么是无过无不及？”他们回答说：“就是办事不要太彻底。”看来许多大学生对中庸的理解大多是“误区”。只有一个学生说：“中庸是屁股。”我问他为什么是“屁股”？他说：“人的屁股最不重要，谁也不会关心屁股，但摔倒了屁股的弹性保护人，人没有屁股就不能坐下休息，就会活活累死。”他的话使人眼睛一亮，他确实道出了中庸的一点旨趣。但这是个别情形，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的和感觉到的中庸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庸。对中庸的认识和评价混乱，除了时代原因，还由于当事者思想水平、道德水准或政治需要的差异，而普遍的是对中庸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关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庸，我赞赏党内理论家张闻天的说法。张闻天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讲演中说过：“中国人过去讲究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把它像古代及现时的许多人那样解释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如果不像过去和现在许多人那样，认为它是把历史的东西和思想当成僵死不变的东西与教条，这就可以看作一定历史事物在一定时间空间中所持的坚定的、中肯的、恰当的，如《中庸》上所谓‘强哉矫’的立场。一切过分的、偏激的或庸俗的、不及的论调，都是夸大的片面的结果。只有坚定不动摇的不偏不倚的正确立场，才能使人们迈步前进，才能有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教育人们正确地把握现实与改造现实。”（《张闻天文集》）
身心健康、事业成功、人生祸福乃至国家民族兴亡都必须有一个主体和行为领域中的安全航道，它是目标的、心理的、思想的、行为的、语言的、道德的、法律的等等。它涉及对事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对心的管理。真正意义上的中庸，是整体思维，是“稳健”哲学，是人生哲学，是中国人的天道观、人道观，中国人的人伦之道、君子之德、社会管理和人生和谐的艺术，一句话，是中国人文文化智慧。
中庸涉及天人、人际、人性、人生等诸多方面，它倡导一种中正刚健的天然美德。天人合一，刚柔相济，无过无不及，统筹兼顾，情理兼综，隐恶扬善，物出有两，事不强成等，都是中庸之旨。良知、诚信、矫强、睿智、礼节、孝道和做人处事过程中的执道、循理，审时、守度等，都是中庸德性。
中庸对问题有一种有始有终、慎终追远的总体把握，它注重后果，讲究底气，讲究内力，讲究后劲，因而有始无终，大起大落，色厉内荏，孤注一掷，急功近利是中庸首先反对的。“天”有节气，“人”有气节，“岁寒三友”（松、竹、梅）是其象征。中庸文化最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精神。真正意义上的中庸只有成熟的人格才能具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音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人类进入21世纪，和平和发展成为主流，社会需要和谐，人类需要和谐。中庸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研究它，了解它，借鉴其中有益的东西，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对于我们自身的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