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中庸机理藏之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哲学。“阴阳”、“五行”哲学又渗透于中国文化之中，甚至连中医看病也以“阴阳”、“五行”辨症施治。“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两大范畴，它们有联系也有区别。
（一）“阴阳”哲学
“阴阳”范畴，包括“阴”和“阳”这一对立的概念。从字面看，前者指阴性、被动、柔弱，后者指阳性、主动、刚强；其实，它们是抽象名词，至少概括了地球上一切事物和现象相互之间的对立统一情形。这种对立统一的情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在太多了。例如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筵席或宴会的聚和散，潮水的涨与落，门的开与合，灯的开与关，皮球的跳起与落下，公园里的跷跷板，我们的快乐与忧伤……古人认识到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的，于是找出“阴”、“阳”这一对机动名词加以概括。在具体的事物和变化中，阴阳是实有所指的。《红楼梦》中借史湘云之口解释阴阳，史湘云指着树叶说，上为阳，则下为阴；外为阳，则内为阴。又说，男人是阳，则女人是阴，把少女们羞得满脸通红……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1.“合两曰常”
“阴阳”是朴素的“矛盾”论，准确地说，“阴阳”是地球上有限的矛盾形式。
《矛盾论》认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事物是矛盾，关系是矛盾，过程是矛盾，一切存在都是矛盾，例如强与弱、刚与柔、新与旧、善与恶、安与危、存与亡、供与求、劳与逸、忧与乐等等。这也是“阴阳”哲学思想。《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说：“执其两端”；《黄老帛书》说：“合两曰常”；张载说：“天下之变万，要归之两端”。《矛盾论》和“阴阳”哲学都主张用“兼两”来认识事物。“兼两”把握阴阳两面、矛盾两面。就是“两极论”、“两点论”（毛泽东）。所以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前后相随，音声相和。”中国文化主张“两极论”、“两点论”，反对“单极论”、“一点论”。认为“两极论”、“两点论”是全面的，是合乎事物规律（“道”）的，是正常的；而“单极论”、“一点论”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不正常的。因此，秉要知本，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就须谨记“一阴一阳之谓道”，“合两曰常”，“把握阴阳”；而不能偏执一端，只问阳不问阴，或者只问阴不问阳。中庸主张的，首先是“事必兼两”；中庸反对的，首先是偏执一端。
《读者》杂志中有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题目是：“聪明的伊莎贝尔”。故事中讲道：伊莎贝尔酣然入睡。天使飞进窗口，在梦中对她说，聪明的伊莎贝尔，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一份适量的聪明和一份适量的愚蠢，可是匆忙中上帝遗漏了你的愚蠢，现在我给你送来了这份礼物。愚蠢礼物？伊莎贝尔很不理解。慑于上帝的威严，她接过天使包中的愚蠢，并未植入脑中。隔数天，天使来核查他的使命，发现他给伊莎贝尔的那份愚蠢被扔进了垃圾箱。他义正词严地对她说，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有的配额，只是或多或少罢了，每一个完整的人都应该这样。不得已，伊莎贝尔重新把那份讨厌的愚蠢捡了回来。但是，她太不愿意自己变成一个不很聪明的人，她把愚蠢嵌进头发，不让它进入思维，居然蒙过了天使的耳目。以后，伊莎贝尔没有遇上一道难题，没有考过一次低分，一直保持强盛的记忆、出色的思维和优异的成绩。当然，她也没有了苦役获释的愉快和改正差错后的轻松。更奇怪的是，也没有一个同伴愿意与她一起组队出席专题辩论，因为她的精彩使同伴全成木鸡；也没有哪个愿意和她做买卖，因为得利赚钱的总是她。虽然她也年轻漂亮，谁敢找她去恋爱呢？男人们无不害怕在她的光环里，对比成傻瓜。连下棋打牌也十分没劲，来者总是输得伤心。偶尔有一两次她给了点面子，卖个关子下个软着，也很容易看出是她在暗中放人一马，比她胜了还伤害人的自尊。她越来越孤独、空乏，真的也希望有份愚蠢。但是，愚蠢是再也植不进她聪明成性的脑袋里去了。她希望能再见一次天使，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只有聪明，伊莎贝尔在痛苦中过着非人的生活。
这个故事道出了宇宙人生“合两曰常”的简单真理。
中国古人把阴阳两极、阴阳合观视为“万物之纲纪”，不仅是认识论，而且是思想方法。作为思想方法，《易传》和《老子》都提出“相反相成”、“反者有不反者存”之类的命题，意思是：要得到某物，就要从反面开始；要避免丧失某物，就一定要在某物中补充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
老子把这种观念叫做“知常”。他说：“知常，容；不知常，亡作，凶。”（《老子》十六章）又说“知常曰明”。他给“知常”取了一个名字叫“袭明”。袭明就是“相反相成”。所以《易传》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得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系辞传·下》）
这里“危”、“亡”、“乱”是“安”、“存”、“治”的“反者”，因为补充了这些“反者”（“兼两”），所以“有不反者存”——“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就说明，相反的因素也是相成的因素。这种反面制约的思想，可以明确人的意志力的投入方向。
2.“反者道之动”
与“阴阳”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古人的“气”论。“气”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概念，大约相当于大千世界中物质、信息、能量的相互流动，就像看不见、摸不着的然而确实存在的“空气”。中国古人把“阴阳”看作不同的两种“气”，把事物的变化，解释为阴阳二气的“相感”、“相济”、“相摩”、“相荡”（张载），“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易传》）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则直观地表现出阴阳二气的“气动”。其实，从矛盾论看，所谓“气”就是“力”，所谓“气动”就是“力的相互作用”。
“矛盾”一词，出自中国古代“卖矛又卖盾”的寓言，“矛”是具有进攻力的兵器，“盾”是具有防御力的兵器。“矛盾”象征系统内部对立的两种作用力。恩格斯说：“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是接近和分离，收缩与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
“两极对立”就是吸引与排斥的两力对立。以“两种相互作用的力”来理解“阴阳两极”并用这种“两极论”来观察事物的消长变化，就能秉要执本。印度哲学家奥修说：“存在需要相反的两极——男人和女人，生与死，爱与恨——来创造冲力，否则就没有生命力。”进化是通过两极来运作的，就好像一个人用两条腿走路。
阴阳二力——吸引力与排斥力的相互作用，生出宇宙大自然和人类心灵行为中许许多多事相。且不说地球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以及水遇热蒸发为云，云遇冷凝结为雨，生出地球上四季和阴晴雨雪的气象，单就人走路这一最简单的事来说，人抬脚是对地球的排斥（在人为阳力），而落脚是受地球的吸引（在人为阴力），如果没有这种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交互作用，人就寸步难行。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变化都是由于“阴阳互动”、“刚柔相推”，吸引力和排斥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人的心理变化像海洋，而究其实质，也不外吸引、排斥两种力的交互变化。有利的事，引而近之；有害之事，斥而远之。“趋利避害”，人之自然本性。“趋”就是吸引，“避”就是排斥。人世间的恩恩怨怨，都是由于利害关系生发出来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两点间的距离以直线最近，力的方向应该是直线进行，狗追逐猎物时就跑直线。人之趋避在许多场合之所以不能走直线，是因为周围环境中有各种障碍和约束力，例如法律、道德、宗教、信仰、理想、金钱、地位和人际关系等。约束力各人不同，于是直线就成了各各不同的曲线，使得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异常复杂。
3.“物极必反”
阴阳哲学中有“转化论”和“圜道观”的内容：阳尽阴来，阴尽阳来，盈消虚长，终始相生……对立两极各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并且其轨迹是一个圆。这就是“物极必反”，简称“极而反”。“极而反”是阴阳哲学中的重要命题。
汉语中有许多成语说明“物极必反”，例如“月盈则亏”、“日中则昃”、“水满则溢”、“骄兵必败”、“否极泰来”、“乐极悲生”、“祸福相因”等等。这种哲学信念增添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和处困境的耐心和信心；当然，有时候也多了一份消极等待。
在社会生活中，有时我们希望事物尽快由“极而反”达到我们需要的状态，例如由贫穷到富裕，由失败到成功，由疾病到健康，等等。有时我们需要阻止事物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例如国家长治久安，事业的兴旺发达，夫妻的白头偕老，生命的平安长寿……为了适应人的价值目标，《黄帝内经·素问》提出“逆从阴阳”，对人类生活中的“极而反”，人类有意志和力量的投入，包括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为了防止事物通过量的积累向“恶”端转化，中国文化要求“防微杜渐”；为了促进事物通过量的积累向“善”端转化，中国文化要求“积善累德”，曰“勿以善小而不为”，曰“积善累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积”、“渐”、“恒”、“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
4.“和于阴阳”
“阴阳论”和“矛盾论”的主要差别之一是“阴阳论”以“和于阴阳”为纲纪，而矛盾论则客观地展现矛盾双方的斗争，相持和转化。
“和于阴阳”是《黄帝内经》中的一个命题，是中国哲人一贯的哲学思想。孔子与儒家“致中和”，老子与道家以“知和为常”，张载以“太和”为天地本体，司马光认为阴阳变通“由于中和”。“和于阴阳”是一种地球伦理哲学，它向往和追求和平美好的生活环境。中庸的机理之一在“和于阴阳”。
因为，以“和”为务，必然以“中”为本，对于伦理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必然以“阴阳两极”（矛盾双方）的依存和统一为基点，尽可能保持事物的和谐与稳定。
“中”是系统和谐稳定的要素。原子结构中，质子与电子直接面对，是对抗性矛盾；它们通过中子，成了“有序”的稳态。可见“中子”作为中介非常重要：有中介，对抗可以化为“有序”；中介脱落，“有序”成为对抗。正是这个道理，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中介”是如此之多，婚姻中介，购房中介，网上交易中介……有形的中介和许许多多无形的中介。小学生上“自然知识”课，讲到“空气”的成分，氮气占78%。学生会禁不住提问，“氮气有什么用？”如果你说氮气既不能像氧气那样助燃，也不能像氢气那样燃烧，它无能无用，大抵学生会露出疑惑的目光。如果你反问学生：“如果地球上没有足够比例的氮气，而让氢气和氧气直接面对，人类还能生存吗？氮气是无用之中有大用。正像地球上无色无味的水一样，没有水这种介质，地球会怎么样？”你这样说，学生会点头。因为你引入了“中介论”的道理，说明了“中”的妙用。
在一个系统中，“作用力”和“力作用下形成的状态”是不同的，前者是原因，是动机；后者是结果，是事相。人走路离不开向心与离心，吸引与排斥这对交互作用的力，但人走路却有三种状态：前进、后退或者停下来。“停下来”是吸引与排斥的平衡，是力作用的零状态。又如一场足球赛，贯穿全场的是进攻、防守，而进攻、防守的整体效果可以有胜局、平局、输局三种状态。平局是进攻、防守的整体平衡。这样，从“两极论”、“两点论”又引出了“三分法”（毛泽东）。因为任何相对稳定的存在都是三位一体的，大中小，左中右，上中下，正负平……存在不仅是差异和对立，而且是差异和对立的融合与平衡。
（二）“五行”哲学
“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中国古人认为“五行”是构成客观世界的基本物质。这一思想据说在夏代即已发生。
“五行”成为哲学思想范畴，是商周的事情。据《尚书》记载，商周时期已将“五行”按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排列。五行以“土”为中。商代甲骨文有“中土”的字迹。此后逐渐明确了“五行”之间“相杂”、“相胜”（相克）和“相生”（依存）三种关系：
“相杂”：“五行”表达了大千世界“杂多性”的思想，《周易》说：“物相杂，故曰文。”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伦理实践中，必须正视复杂性，容许多样性。
“相胜”（相克）：五行以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描述了事物之间相胜的情形。因为相胜，事物才有变化，才有起伏。
“相生”（依存）：五行以金生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描述了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情形。因为相生，世界才能稳定，事物才能发展。
五行“相杂”、“相胜”、“相生”的思想，表明中国古人在三四千年前就认识到：第一，人类居住的是相互制约的、既有变化又相对稳定的极其复杂的世界。第二，每一个基本存在，例如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事，都有自身“相杂”、“相胜”、“相生”的处境，在人为否泰穷通，在事为盛衰曲折。故今日的算命先生，还以此杜撰人与事的“金命”、“木命”、“水命”、“火命”或者“土命”，并以五行生克附会出所谓遭遇和命运。当然这是迷信。
重要的是，中国古人将“五行”发展为一种系统论思想，其方法是将“五行”与该系统中的最基本的因素进行配比，例如在空间上有“西东北南中”五方，在音乐上有“宫商角羽徵”五音。在色彩上有“白青黑赤黄”五色，在味觉上有“酸甜苦辣咸”五味，等等。这种配比主要是要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建立一种系统论的思想。这种配比似乎有点形而上学的或机械论的味道，但其实并非空穴来风。例如《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说法，说明了情志过度伤害“五脏”的相克情形，事实确实如此。同时也指出情志之间相互制约，例如“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老年中举，大喜过望，“喜伤心”，得了“失心疯”；医生要胡屠夫打范进的耳光，并告他“没有中”。胡屠夫是范进的岳父，范进平时最怕岳父。这一招果然灵验，范进在惊恐之下吐出壅痰，逐渐平复，这叫“恐胜喜”。这种中医的“五行”理论至今仍是保健和治疗心理疾病的有效方法，恐怕永远也不会废弃。
战国时齐国人邹衍将“阴阳”哲学和“五行”哲学结合在一起，给人们认识复杂系统中矛盾（阴阳）的多样性和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思想武器。它以“阴阳”明确对立的力的作用和力作用下的状态，它以“五行”明确事物的多样性和关系的复杂性，以适应文明程度高的人类思维。这就说明了今日中医为什么仍然能以“阴阳”、“五行”辨症施治，能够有效地治疗一些疑难病症。
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把基于“阴阳”哲学的“力”的分析和基于“五行”的事物关系的复杂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以岳飞抗金和1937年至1945年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这两个一古一今的事件为例：
岳飞是民族英雄，他精忠报国，奋力抗金，一心收复中原，解救被俘的徽钦二帝。但是，他的行为却与高宗、秦桧的利益对立。对于高宗，中原收复，徽钦复位，他将何以自处？所以他想维持和局，不愿继续抗金。至于宰相秦桧，早与金人勾结，成为卖国之汉奸。所以岳飞抗金越胜利，他们越着急，所以十二道金牌招转；岳飞在士民中声望越高，他们越害怕，所以以“莫须有”罪名将岳飞杀害。矛盾和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相胜相克的复杂情形决定了岳飞的命运。
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国共合作的成功范例。当时共产党力量虽然弱小，但它高举抗日大旗，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得到东北军、西北军中爱国官兵和国民党中爱国人士的同情。由于日本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虎视英美利益，英美对日取排斥态度，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必然逼蒋联共抗日，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动的、积极的力量，蒋介石不得不就范。
以上两例说明如何面对复杂的局面，运用矛盾分析，明确力之所在，力之对比和力之消长，以认清形势，把握全局。这其中有“阴阳”、“五行”哲学智慧，或曰中庸智慧。中庸智慧的运用离不开对力、对形势、对全局的把握。蔽于力则不知中庸；蔽于全局则不知中庸。
然而，“阴阳”、“五行”哲学毕竟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它的“阴阳互动”、“五行相生相克”只在“日用常行”的圈子里起作用，缺乏螺旋式向上发展的“超平衡”机制，容易流于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