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时，雨果还只有30岁，但是斗争和忧愁就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雨果热爱战斗，可他需要支持。而他的忠实朋友越来越少，友人们疏远了，冤家对头却不断增多。圣佩韦不怀好意地旁观、窥视；拉马丁总是不冷不热，居斯塔夫·普朗什过去与雨果友善相处，如今则反戈一击。尼扎尔、雅兰疯狂地纠缠雨果。
人们可能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始终是个有良心的作家，是个正直的助人为乐的同仁。但他近年来的成就超出了竞争自尊心所能容忍的限度。
拜伦已经谢世，歌德和瓦特尔·司各特也都相继作古，夏多勃里昂和拉马丁则开始默默无声。显然，雨果已经无可争议单独位居世界文坛第一。但这并不使别人高兴。
《巴黎圣母院》的成功使雨果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但是，“高处不胜寒”，《巴黎圣母院》的成功也使得许多原来与雨果处于同一水平线的朋友产生了不快。
《世界评论》杂志在谈到雨果时说了一句话：“戏剧、长篇小说、诗歌，在今天，这一切都得仰仗这位作家。”这句话惹得雨果最亲密的朋友维尼十分恼火，公开要求杂志“修改这个结论”。
一个一个朋友甩手而去，一个一个敌人却凭空钻了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雨果只有叹息。嫉妒是人类的天性，即使是他自己，也经常有炉火中烧的时候。
1832年10月，雨果又一次搬家，7月，他们租了王宫广场6号盖梅内公寓三楼的一大套房间。这幢公寓建于1604年，具有贵族气派，面对巴黎最壮丽的广场。广场上一片翠绿，四周围着一圈红墙石板儿带阁楼的房子。
房租每月1500法郎，虽然昂贵，然而房间宽敞。
这个广场即使在灿烂的阳光下也显得异常阴森昏暗。广场中间矗立着一个漆着红漆的机器，那便是断头台。市政厅尖峭屋顶的上方，矗立着一座奇形怪状的钟楼，钟楼上挂着一只白色的大钟，就像一只凶恶的独眼直盯着刑场，行刑的时刻正是由这个大钟宣布的。
虽然广场和住所富有贵族气派，却座落在平民区中心。所以雨果总喜欢说：“我们这些圣安托万郊区的穷工人。”
领略了贫困的滋味后，对于遭遇贫困折磨的人，他理解他们的境况，对他们深表同情。
成功并未使他心安理得。1828年，他出版了《死囚末日》。1832年《克洛德·格》面世。这两部小说都是描写当时不公正的苦刑，都是对阔佬和权势者社会的法律的谴责。
孩提时代遇到的所有流放者的形象继续在他脑中闪现。他想写一部关于“穷苦人”，尤其是被法律追究的犯罪有因的犯人的长篇小说。
从1820年起，雨果曾多次见到死囚的头从断头台的刀眼里滚出，他心里充满了震惊、恐怖和怜悯。给他印象最深的是1828年秋天的一次死刑。那天密密层层的人群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连广场周围的大街小巷也挤满了人。广场周围的楼房有着居高临下的好地势，因此每到行刑的日子，所有的窗口出租一空。
那些性急的观众一个个脖子伸得长长的，眼睛里问着兴奋狂热的目光。刑车驶近了，那个不幸的人被拖上了断头台的阶梯，于是群众看到了一张由于对死亡的恐怖而变了形的年轻人的脸。
群众对死刑的无动于衷使雨果很吃惊，他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够眼看着这一幕幕惨剧而不提抗议。雨果的头在发热，心在燃烧，他决定写一篇表现死囚临刑前心理特点的小说，用来反对死刑。
雨果决定写一篇表现死囚临刑前心理特点的小说，用来反对死刑。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得到监狱里去，到死囚牢房里去，亲眼看看一切，亲身体验一下死囚的全部感想和思想。
于是，雨果多次参观了巴黎的彼赛特监狱，不仅见到了破旧的建筑，还见到了囚犯们冒雨试戴枷锁的情景。为了尽快激起上层人士和普通百姓对死刑的恐惧和厌恶，雨果决定用最快的速度把小说写出来。
三个星期后，雨果完成了这部小说。名为《死囚末日》。书中描写了一个死囚在即将行刑前的所思所感。他留恋生活，渴望自由，回忆幸福的童年时代，慈祥的母亲，他的初恋。借助于他的内心独白，雨果还表达了他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不满。
1832年，雨果从报上看到了工人克洛德·格被判死刑的消息，重又唤起了他对犯罪和法律问题的兴趣。他觉得克洛德·格不应该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为了帮助他，保护他，雨果上书国王，请求赦免犯人。可是国王依然维持原判。于是雨果便在详细调查案情，搜集了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写成了一部短短的小说，小说的名字正是《克洛德·格》。
克洛德·格是巴黎一个穷苦的工人。他没有读过书，但因为天赋好，因此既能干又善于思索。有一年冬天他失业了。为了填饱妻儿和自己的肚子，他偷了一些东西。结果被判五年徒刑。由于克洛德善于思考，许多犯人都来向他求教，他在犯人中因此享有很高的威信，可是狱中一个看守长却因此十分憎恨他，时时在伺机捉弄他。
克洛德胃口很大，监狱给他的口粮并不够他吃，他长期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之中。一次一个叫阿尔班的青年犯人将自己的口粮分了一半给克洛德，从此他们俩每天都这样分享口粮，克洛德因此非常感激阿尔班，与他情同父子。
可是有一天，那个对克洛德十分嫉恨的看守长却故意把阿尔班换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克洛德心里十分难过。克洛德·格从此便只能总是饿着肚子，而且显得非常忧郁。每天他都向看守长要求将阿尔班调回自己的房间。
1831年10月25日，克洛德·格向看守长发出了最后通碟，他要看守长在11月4日必须将阿尔班调回到原来的房子里。
11月4日那天，克洛德在他的一个木箱里，找出了一把裁缝剪刀，随后又向别的犯人借了一把小而锋利的斧头。
19时，当看守不在的时候，克洛德向大家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说，看守长很恶毒，故意把他和阿尔班拆开，他这是拿折磨人取乐。现在，他已在心里审判了看守长，决定把他杀掉。他认为自己的决定并非出于一时气愤，他已经深思熟虑了两个月。他老老实实地向大家说了他的想法并征求大家的意见。
有一个人提出，在杀死看守长之前，应当设法跟他最后谈一次，迫使他让步。克洛德同意了。
21时，看守长进来了，脸上露出幸灾乐祸、得意和冷酷的神情。克洛德请求他说：“把我的伙伴还给我吧。”
但是，看守长拒绝了。
克洛德继续向他恳求。但是看守长还是拒绝了他。克洛德从口袋里抽出斧子，向看守长连砍了三斧头，看守长仰面倒下了。随后克洛德扔下斧子，叫道：“现在轮到另一个人了！”他从上衣里掏出剪刀，对着自己的胸膛连扎了二十多下，一面扎一面叫：“罪人的心啊，我怎么就找不到你呢！”最后他浑身是血，晕倒在看守长的尸体上面。
克洛德没有死，他在自己身上扎了那么多下，没有一下危及生命。在审讯时，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可是同狱的犯人没有一个愿意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
庭长威胁他们也没有用，最后克洛德要求他们提供证词，他们才开始说出他们所看到的情况。
阿尔班也出庭作证，他抽泣着，扑到克洛德的怀中。克洛德扶住他，微笑着对王室检察官说：“这就是把自己的面包分给挨饿的人吃的一个‘恶棍’。”
目睹此情此景，旁听的妇女们哭了起来。克洛德在法庭上表现得很从容，对法官的态度很客气，只有一次当检察官说看守长没有什么不好的举动和暴力行为，克洛德忍不住发怒了，他告诉法官，正是这个人从心理上折磨了他长达四年，他大声控诉法律的不公。
克洛德还请陪审员考虑一下，他为什么会偷窃，为什么会杀人。陪审员们讨论了一下，仍判他为死刑，至于克洛德提出的两个问题，他们却没有回答。最后，克洛德从容不迫地走上断头台。
在叙述了克洛德从容不迫地走上断头台之后，雨果写道：“看看克洛德吧，毫无疑问，他头脑聪明，心地纯正。但是命运把他置于如此糟糕的一个社会里，他终于走上了偷窃的道路。社会又把他抛入如此糟糕的一个监狱里，他最后走上了杀人的道路。”
雨果尖锐地提出：“谁是真正的罪犯？是克洛德？还是我们？”“议会在做些什么？为什么总是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这样重要的事却没有人关心？”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统治机构。
在小说的最后雨果慷慨激昂地说：“人民在挨饿，人民在受冻。苦难迫使他们走向邪路，男人们犯罪，女人们堕落。监狱夺走了他们的儿子，妓院又夺去了他们的女儿。你们的苦役犯太多了，妓女太多了。这两大溃疡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这个机体血液里巳患了病。”
雨果认为靠目前国家制定的刑法只能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他主张要重新制订刑法和法典，改造监狱，撤换法官，为孩子们办学校，为男人们开设工厂，给人民以良好的教育，特别要用基督教的美德指引他们，这样就不必诉诸于死刑了。
《克洛德·格》最初发表在《巴黎杂志》上。现在在克洛德·格的卷宗里还保存着当年雨果为克洛德请求特赦的文件，以及克洛德·格的妹妹给雨果的信，信中对雨果寄给克洛德的钱表示感激。
自1820年遇见了一个叫鲁费尔的死刑犯人之后，雨果开始思考死刑问题，他一直是死刑的反对者，而且多次上书国王为被判死刑的人请求特赦。最有戏剧色彩的一次是为工人起义领袖巴贝斯求情。
那一天他正在歌剧院看歌剧，一位法兰西参议员进来坐在雨果旁边。从他的口中，雨果了解到巴贝斯被判处死刑，而且明天一早就要执行。雨果一听，扔下了这位参议员，跑到后台，从吸墨纸里取下一张纸，飞快地写上了四句诗：
看像鸽子一样飞去的你那天使的份上！
看像芦苇一样幼弱的皇家赤子的份上！
再一次请开天恩；为坟墓增光，开恩吧！
为摇篮增光，开恩吧！
雨果把诗放在一个装戏票的信封里，亲自跑到国王住的杜伊勒利宫，请求门房立刻把信呈给国王。门房说，时间太晚了，国王当天不会看信了。雨果便告诉他，信上讲的是有关人命的事，这人明天一早要上断头台。门房一听，马上把信封送了进去。20分钟后他出来告诉雨果说，传达官从玻璃门望进去，看见国王正在看你的信。第二天雨果听说死刑没有执行，才松了一口气。
雨果的思想影响了他的儿子，1851年他的儿子夏尔在《时事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死刑的文章，受到指控，说他蔑视法国的法律，因此被判六个月的徒刑。雨果亲自出庭为儿子辩护。
雨果甚至把他的这种人道的思想输送到了国外，1854年，雨果在英国避难。邻近的格恩济岛在处死一个犯人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残忍事件。犯人两次从绞架上脱落，最后刽子手不得不费很大的劲把这个拼命挣扎的半死不活的人套上统索。雨果闻讯，立刻给英国国务活动家帕麦斯顿勋爵写了一封公开信，对这种残忍的行为提出抗议。
雨果反对死刑的活动在国际上影响极大，在欧美各国凡是有关废除死刑的案件，不管涉及到个人或制度，当事人总是首先要恳请雨果的援助。
1863年，哥伦比亚遵照雨果的意见废除了死刑，哥伦比亚部长亲自写信给雨果，向他报告了这个喜讯。
在瑞士，1862年通过的宪法还保留死刑。反对死刑的人请雨果支援他们，雨果写了一封长信，印成小册子，散发给日内瓦人民，结果国民总投票，修改了宪法，废除了死刑。
雨果无论住在哪里，都力争为个别的死囚请求赦免。1862年他向比利时政府请求赦免九个死囚，其中七个免死了。
1867年他致函“全英吉利人”要求赦免为爱尔兰独立运动而谋杀英国官吏的罪犯，结果这些民族英雄得救了。同年他要求墨西哥人民免除废帝马克西米良的死刑，很可惜他的信到得迟了一点。
雨果奉行的是人道主义的原则，他强调人的生命的不可侵犯性，主张取消任何形式的杀人行为，对恶人、罪犯他不主张用这种方式来处罚他们，他主张要靠教育来改造他们。对大规模地使人类丧失生命的侵略战争雨果更是坚决反对。
1854年法英两国联合土耳其，和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作战，雨果在一次纪念会上谴责他们说：“帝王的欧洲在做什么？在为进步，为文明，为人道做点伟大神圣的工作吗？不，他们在打仗，为谁打仗？为人民吗？不，为他们帝王自己！打什么仗呢？起源是无聊的，一把钥匙。”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借口，是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争耶稣墓的钥匙。
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并烧毁北京颐和园后，雨果也为此而慷慨陈词。他写道：
有一天，两个匪徒闯进了颐和园。
一个抢劫，另一个纵火……
从前人们在巴特农神庙里干的好勾当现在又在颐和园里重演了，并且演得更彻底，更好：寸草不留！
我们的全部古教堂合起来所有的宝藏都抵不上这座灿烂惊人的东方博物院啊！
真是伟大的战功啊！好财气呀！
一个胜利者装满了腰包，另一个看着眼红了，也塞满箱囊。
然后两人搀着手，回到欧洲，哈哈大笑。
这就是两个匪徒的故事。
我们，欧洲，自称为文明者，我们视中国人为野蛮！
这就是“文明”所加于“野蛮”的事实！
在历史面前，匪徒之一名为法兰西，另一个名为英吉利。
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解放了，肃清了，把这批赃物还给受害的中国。
雨果经常在家里举办招待会，虽然这增加了许多开销，但雨果很乐意。他需要有人分享他成功的快乐，需要有人排解他的孤独。因此，每次举办招待会，这座古老的建筑总是高朋满座。
然而，庞大的开销不得不迫使雨果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戏剧。
要想在文学上发财致富，最短捷的路似乎还是戏剧。一个受欢迎能演出50场的剧本，每场现金收入2000法郎，50场演下来十万法郎，剧本作者可以从中分到近1.2万法郎，而且还有5000法郎的稿费。
但是一部长篇小说，即使是《巴黎圣母院》，所得的稿费也就是4000法郎，还不到一个剧本收入的四分之一。收入上如此巨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作家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戏剧舞台。
雨果最受欢迎的戏剧的主题始终是护卫被社会排斥、被放逐的人，反对压迫者。这是刻记着一些悲惨事件的童年时代的模糊回忆。在所有的人群中，最不公平的是由出生引致的流放，或者残疾引致的流放。
雨果这回写作的剧本叫《国王取乐》，它取材于雨果将军书屋中残留的一本老书。但是在写剧本时，雨果把那些离奇的冒险故事通通删去了，虚构成了一部情节曲折的传奇剧。它通过一个弄臣为国王拉皮条的荒唐经历，无情地嘲讽那些阿腴奉承的阴谋家。
《国王取乐》的首场演出在11月22日晚举行。尽管那些鼓吹民主的青年和“青年法兰西”派，即泰奥菲尔和德维里亚派的所有人马都坐在他们的位置上，剧场还是显得冷冷清清。然而圣·瓦利耶的独白保证了第一幕的成功。
但第二幕结尾，当弄臣协助贵族们架走自己半裸的女儿布朗歇时，在包厢里的蒙莫郎西和其他名门望族，对攻击科塞一家感到愤愤不平，找到机会，大骂此剧伤风败俗。
他们不喜欢这样，以致幕布落下时，剧场如此混乱，演员厉齐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报出了剧作者的姓名。
第二天一早，文化部长决定禁止剧本继续上演和剧本出版的命令就送到了剧院。禁演的理由表面上是“考虑到许多段落有伤风化”，但深层的原因却一目了然，那就是宫廷不允许舞台上出现批评君主制的声响，哪怕是几百年前的君主制。
雨果决定向法院申诉，已经与他签订了剧本出版合同的一个出版商也坚定地支持他。
开庭审理中，雨果直接把矛头指向刚刚取得政权的路易·菲利普政府，作了一个激烈的发言。他指责菲利普政府采取欺诈手段，把七月革命之后许诺给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剥夺殆尽。
雨果的演说非常精彩，他以拿破仑取得胜利的三个地名表明了对菲利普政府的蔑视。他又一次成了维护人民大众自由民主权利的代言人。
漂亮雄辩的演说没有发生作用，因为商务法庭作出了裁决：他们无权受理此案！这几乎等于宣布雨果说了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