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被派驻民主德国的普京奉调回国。时局动荡，苏联濒临解体，普京的情绪非常低落。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自己过去的老师索布恰克，追随他进入了政坛。从一个普通的顾问一直上升到俄罗斯欧洲首都圣彼得堡（列宁格勒1991年更名为“圣彼得堡”）的二把手。龙现于野——《易经·乾卦》上的原话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意思是说，龙出现在田野上，有利于英雄人物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普京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与世界各国的首脑人物打交道，为日后正式登上俄罗斯政坛做好了准备。不过，凡事都很少一帆风顺。1996年，索布恰克竞选连任失败，普京也丢掉了工作，陷入人生的一个低谷。祸不单行，他花费数年心血建造的别墅竟然在一场大火中烧成了灰烬。看来，当时的普京倒霉到家了！
命中有贵人
从德国回到列宁格勒，普京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和迷茫的时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似乎他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深爱的事业和笃信不疑的信念都在瓦解、消失。在民主德国经历的一切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梦魇，那里的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情报机关土崩瓦解，在情报机构工作的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丢掉了工作，受到诅咒和迫害。
柳德米拉回忆说：“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哭了整整一个星期。失去的理想，他一生为之信仰的一切土崩瓦解，他为这些哭泣。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崩溃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事业。他们都将失去工作。他们的职业将被禁止。”卡佳的一位老师也是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她被剥夺了教育孩子的权利，陷入了心理危机。这些事情给普京以巨大的冲击，一度失去了“生活的真正目的”。
普京对谢尔盖·卢尔多金抱怨道：“怎么能这么做？你们怎么能这么做？我知道我可能是错误的，但是那些高层的称职的专家怎么能错呢？”
“弗洛迪亚，别冲我来！”卢尔多金对自己被当成了出气筒很不满。
“我要离开克格勃！”普京发牢骚说。不管是谁，不管他看起来多么强大，即便是公认的强人和英雄，都有他内心脆弱的一面，因为他终归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不是半人半神的天才。
那时，普京有机会去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并得到职务上的晋升。可是，普京放弃了这个机会，“我知道这个系统没有前途。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待在这个系统里，眼看一切在你周围垮掉，这对我来说实在难以接受”。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现实的考虑，让普京选择留在了列宁格勒。
一方面，普京的父母年过八十，他们经历了卫国战争中德国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为之战斗和流血，吃尽了苦头。普京既不愿意让他们跟自己一起离开家乡去莫斯科，也不忍心丢下他们，自己去升官发财；另一方面，卢尔多金的忠告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莫斯科他们都是老板，那里没有普通人。一个人的叔叔在部里，另一个人哥哥在部里，还有一个人姐夫在部里。而你什么人也没有。你在那里怎么工作？”
普京犹豫着说：“但是莫斯科……有前景。”不过，他也倾向于留在熟悉的列宁格勒。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改变了他命运的决定。
普京被克格勃派往列宁格勒大学，担任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校长助理。普京很高兴能“潜伏”在列宁格勒大学，这样一来，他有机会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与此同时，他与那些留在学校工作和任教的同学恢复了联系。其中一个人提议普京去帮助他当年的老师、现在是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原本是列宁格勒大学的一名法学教授，后来在竞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俄罗斯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苏联解体前后，他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民主派政治家，一度与叶利钦并驾齐驱。索布恰克能够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崛起，得益于他出色的演讲能力。
人们依然记得他当初的一篇竞选演讲，演讲风格模仿了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是的，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个不必再召开区选举会议和事先决定候选人的时代；我梦想有一个选民可以自己决定候选人，而不必在纠察队和民警小分队严密监视下拥挤在紧闭的大门前的时代；我梦想有一个我们的生活不再被卖身投靠的无能的部长们伙同和他们一丘之貉的领导人随意蹂躏的时代；我梦想有一个时代，把几十亿卢布偷偷埋进地下的土地改良和水利资源部长、向人们隐瞒巨大的国家财政赤字的财政部长和靠打小报告往上爬的最高法院院长不再占据高位；我梦想一个我们的国家成为法制国家的时代——这个法制国家不允许一个人靠侵害他人利益而获得特权和政权……”
演讲虽然不长，但听众们屏息倾听，大厅里鸦雀无声，空气凝固了片刻，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如今的索布恰克是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虽然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可是对于如何管理前苏联的第二大城市，索布恰克既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不懂得如何理顺错综复杂的关系，组织协调各个方面的工作，解决城市运营中千头万绪的问题。结果，列宁格勒的生产、生活陷于停顿，居民怨声载道，权力机关之间矛盾重重、争吵不断，搞得索布恰克焦头烂额、疲于应付。除了提出一些海市蜃楼般的宏大目标和好听的口号，他根本不知道从何着手。在这位习惯于纸上谈兵的政治家身边，非常需要一位严谨务实、沉稳干练、能够协调各种关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家。
对于朋友的建议，普京有些犹豫，毕竟这是一份全新的工作，他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你知道，我必须想一想，我毕竟是克格勃官员。”
“和他谈谈再说。”朋友继续鼓动道。
于是，普京来到了索布恰克的办公室。索布恰克正为面前的一大堆难题苦恼，期盼能有个人替自己分担。他痛快地说：“你周一开始过来上班，我们立即签协议。”
普京反而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位享誉全国的政治家、身居高位的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竟然这么随便地就录用了自己。普京决定以诚相待，“亚历山大洛维奇（索布恰克的父称），这会让我很高兴的。我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阻碍调转。”
“什么情况？”
“我必须告诉你，我不仅仅是校长助理，我还是克格勃现役军官。”
情况出乎索布恰克的意料，他陷入沉默当中。一个民主政治家跟一个克格勃搅在一起，有些不伦不类，也很容易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口实。过了一会儿，索布恰克果断地说：“好吧，辞职算啦！”他直视着普京的眼睛，真诚地说：“我需要助手。说实话，我不敢走进接待室。我不知道那里都是什么人。”
索布恰克的真诚让逆境中的普京心头一暖，他觉得索布恰克是一个值得追随和帮助的人。普京向自己克格勃的上司提出了辞职，上司很开明地说：“不必。为什么辞职？去工作好啦。没有问题。”当时苏联的形势风雨飘摇，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找退路，没有人为这种事情较真了。就这样，普京成为了索布恰克的助手，开始步入政坛。索布恰克的提携让普京毕生感激，称之为“一生的恩师”。而他的忠诚、能干也赢得了索布恰克毫无保留的信任。
我们常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能否抓住一生中宝贵的机会，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有的人坐失良机，也有人果断出手，从此人生翻开新的一页。普京幸运地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机会，走上了风起云涌、波诡云谲的俄罗斯政坛。如果他不是决定留在列宁格勒，就不会结识索布恰克；如果他不是看清了克格勃和苏联前途暗淡，就不会以克格勃军官的身份追随民主派领袖。这种把握历史大趋势的眼光是值得赞赏的。
索布恰克是普京命中的一位贵人。贵人的提携往往是一个人改变自身命运的关键因素。当这样的贵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能否留住他赏识的眼光和信赖，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忠诚和干练都是必不可少的，作出成绩不居功自傲，贵人有了麻烦不离不弃，才能保住贵人为自己提供的舞台和机遇。
当好二把手
《易经·乾卦》上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意思是说，龙出现在田野上，有利于英雄人物出现。苏联解体前后动荡不安的时期，既让俄罗斯人饱受煎熬，也给了一些人脱颖而出的机会，普京就是其中之一。
1990～1996，普京在圣彼得堡追随索布恰克的这段时间，似乎可以视为“龙现于野”的阶段。从索布恰克的顾问到外事委员会主席、副市长、第一副市长（1991年6月，索布恰克当选为圣彼得堡市长），普京步步高升，逐渐成为圣彼得堡的实权人物。
普京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本领帮了索布恰克的大忙。而且普京懂德语，在国外生活过多年，了解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这在外事交往表现出很大的优势。普京致力于引进外资，建立开发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他甚至在列宁格勒大学建立了国际关系系，以培养外语专家和外事人才。这些工作取得了成效，从1990年到1995年，圣彼得堡成立了6000家合资企业，超过俄罗斯合资企业总数的一半。
索布恰克对普京日益倚重，他称赞普京“具有全局观、决断性并且有勇气”。而普京也以自己的忠诚和勤勉回报索布恰克的知遇之恩。一次，索布恰克因为赶时间，来不及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于是，他拿出三张空白的信纸，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对普京说：“把文件写完。”
恰好当天晚上，普京克格勃的同事来找他，一阵闲聊之后，同事说明了自己的真实意图，想在一份文件上得到索布恰克的签名。普京什么都没说，从文件夹里拿出索布恰克签名的空白信纸，对他们说：“你们看不出他信任我吗？你们想从我这得到什么？”
“没有问题了，对不起。”同事马上转移了话题。
谢尔盖·卢尔多金这样描述普京为索布恰克工作之后的变化：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他非常忙。他总是早上离开，夜里回来，他当然很疲劳。即使我们在别墅一起吃烤肉，他也会绕着围栏踱步，思考另一个地方的问题。他全身心都投到圣彼得堡的事务中，那里抽干了他的情感，变成实用主义者。
1991年“八一九”事件爆发，索布恰克从莫斯科飞回列宁格勒，阻止政变阴谋。列宁格勒的军队没有参与政变，而是留在了兵营里。这中间应该有普京的斡旋之功。因为索布恰克与军队关系紧张，他曾多次向普京抱怨将军们反应迟钝、头脑发热。而将军们对索布恰克也抱有敌意。一次，身为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索布恰克需要参加一个军队的会议。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走红歌星阿拉·鲍里索夫娜·普加乔娃来到圣彼得堡。于是，索布恰克对普京说：“你给将军们打电话，说我不参加会议了。”
“你应该参加。”普京规劝道。
“你就说我生病了。”索布恰克不管不顾地去机场迎接普加乔娃了。
无奈，普京只好给军区司令打电话，说：“阿纳托利·亚历山大洛维奇不能参加会议了，他生病了。”
过了一段时间，军区司令见到普京，生气地说：“是生病了，对吗？”显然他已经从电视上看到了索布恰克迎接普加乔娃的画面。“他有时间去迎接普加乔娃，却没有时间参加国务活动！”
与索布恰克恰恰相反的是，普京掌控着列宁格勒的强力部门，负责沟通市政府与列宁格勒军区之间的关系，在关键时刻，他与军队的良好关系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虽然军队没有参与政变，当时的形势仍然非常紧张，索布恰克与普京都搬到了市政厅里宿营，还配备了手枪。
不过，普京克格勃军官的身份带来了一些麻烦。有人以此来要挟普京，告诉他：“这儿也有坏人——各种敌人——他们闻出来你是克格勃特工。你必须挫败他们，我准备帮助你。但是你必须帮我做件事儿。”也有人向索布恰克发难，要求他开除普京，索布恰克为普京辩护说：“首先，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其次，普京曾从事对外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麻烦，普京决定退出克格勃，这个决定就像当初与恋人解除婚约一样艰难。青春年少时，他梦寐以求地要加入这个组织，并为之努力多年，后来他梦想成真，在这个组织中效力十几年，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贡献给了她。但是，时代变了，必须作出抉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普京再一次选择了正确的方向。
提交了辞职书之后，普京找到自己的一位朋友、著名导演伊戈尔·沙赫丹，对他说：“我想公开说出我的过去，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秘密了，别人也休想再讹诈我。”沙赫丹为普京制作了一期访谈节目，公开了他的克格勃经历。不过，普京的辞职申请却石沉大海，直到“八一九”事件发生时，他的身份仍然是克格勃现役军官。
政变发生的次日，普京又写了一份辞职书。为了保证普京的辞职申请能够得到批准，索布恰克给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打了电话，这一次，他如愿了。克格勃生涯成为了历史，普京甩掉了过去的包袱，向一个崭新的世界轻装前进。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也可以称为凤凰涅槃。在政变制造的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中，普京浴火重生。这个过程是充满希望的，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广阔的未来世界；这个过程也是痛苦的，因为他要割断自己与过去的联系。
普京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感觉：我的生活被撕成两部分……在政变那些日子里，我加入克格勃时为止奋斗的所有理想、所有目标都破灭了。经历这一切的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我的全部生活毕竟被投入到安全工作中。但是我已经做出选择。
不过，正如谢尔盖·卢尔多金所说，你可以停止在这个组织里工作，但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仍然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里。因为我们无法逃避大脑中的知识和信息。
宝贵的财富
驾驭圣彼得堡这个庞然大物，为普京日后登上全国政坛、治理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普京曾经自豪地回忆起这段经历：“我想我不会忘记，在圣彼得堡这座有着500万人口的大城市的政府里，我担任的是第一副市长和外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且持续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段经历却总是被一些人忽视或者‘淡忘’。他们所关心的只是那些能引起大众兴趣的东西。
“在圣彼得堡，我所肩负的责任重大。要知道，这是一个经济、工业发达，对外联系频繁，科技水平高，文化气息浓厚，分布有众多高等学府的大都市。除此之外，还要面对社会领域、住房、治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虽不是第一把手，但是要承认，我所分管的范围非常广泛，甚至包括所有的强力机构。因此，我对许多内部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然，我工作也很努力，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而付出往往都会有收获，或者是经验的丰富，或者是知识的积累。
“在工作中，我还与许多高层人物发生过有意思的接触。这不仅给生活增添了色彩，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成长。”
普京的这段经历之所以被人们忽视，一方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都是常规的、繁琐的事务，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对于一个大城市来说，这些事情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也与普京在克格勃养成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工作作风有直接的关系，深藏不露正是克格勃人的风格。普京出席各种重要场合，但报纸上很少有他的照片，也没有详细的报道，所以他被人们称为“简讯人物”。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叫“灰衣主教”——待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但掌握着实权。大家都知道普京是一个实权人物，但他很满意自己待在幕后的角色。
索布恰克恰恰相反，“他喜欢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让人们谈论他”，扮演者教皇或者红衣主教的角色。正如索布恰克自己所说，“市长不应当是总务主任”。这正是他和普京所扮演的两种不同的角色。一个喜欢出风头，一个脚踏实地地工作，普京与索布恰克这种个性和风格上的差异和互补是他们能够和睦相处、建立起深厚友谊的重要条件。
在圣彼得堡任上，普京收获的不仅仅是经验，还有丰富的人脉。由于他主管圣彼得堡的强力机构，因此“与强力部门建立了紧密联系，几乎是所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他的政权支柱。普京身边汇集了一批精英，包括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谢尔盖·伊万诺夫、伊戈尔·谢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戈尔曼·格列夫、维克多·切尔科索夫、弗拉基米尔·科任、维克多·伊万诺夫等，普京日后的领导团队初具规模。
在这里，普京还与世界各国的政要建立了联系，像克林顿、戈尔、里根、卡特、基辛格、撒切尔夫人、科尔等等。“这是在积累信息，是经常性的信息积累，还有交流技巧。”不过，普京低调的作风让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一个保镖或者普通的随员，对他没有特别注意。这并不奇怪，毕竟他是克格勃出身的人。
普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沉默，当个隐形人。在外交场合，他表现出捍卫俄罗斯国家尊严的巨大勇气。当美国副总统戈尔访问圣彼得堡时，在机场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圣彼得堡美国总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粗鲁地推搡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一把。普京代表市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与这名不懂礼貌的外交官进行任何接触。结果是，那名外交官和总领事都被召回了。
另外一次外交冲突发生在欧盟的一次会议上，爱沙尼亚总统兰纳特·麦里在会上对俄罗斯进行了粗暴的攻击，说俄罗斯人是“占领者”。在场的普京愤怒地站了起来，当众走出大厅，他的皮鞋重重地踏在大理石地板上，响声回荡在30英尺高的大厅里。大门在他背后重重地关上了。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后，普京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坚定立场并不奇怪，早在他还是一个地方领导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么做了。
普京的秘书玛丽娜·扬塔尔兹谢娃对于普京在接待达官显贵时从容的举止所折服，她说：“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接待外国代表团和高级人物，他似乎总是镇定自若。一般情况下你和大老板谈话，总会觉得尴尬或不舒服，但是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却能应付自如。我羡慕他，不知道怎么才能学到他的本领。他妻子告诉我他天性害羞，在生人面前尽力使自己镇定自若，我听到这些话感到非常意外。”
普京这种从容镇定的表现也为叶利钦所证实。在与普京谈话时，“他的敏锐反应令我惊讶。我的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有时也会让人措手不及，让人红着脸、痛苦不堪地去寻找答案。普京却能自然而平静地回答，以至于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讲，还是年轻人的普京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切，而且，对于任何挑战他都能应付自如”。从中可以看出普京的自控能力，或许他有时也感到紧张，只是巧妙地掩饰了这一点，让人们无法察觉他内心的状态。
刚刚走上政坛的普京也犯过一些错误，有的甚至是很幼稚的错误。这些错误大多是因为缺乏管理经济活动的经验造成的。1992年，俄罗斯发生食品危机，圣彼得堡也面临饥荒的威胁。索布恰克和普京为此竭尽所能，以避免居民陷入饥饿当中。前者向美国总统老布什、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等各国领袖求援，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运往圣彼得堡；后者批准了一个计划，允许一些商人出口原材料，条件是要从国外进口食品。
可是，这些公司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在从原材料出口生意中赚到钱之后，却没有把食品运回圣彼得堡。普京一定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脑海中冒出“无商不奸”的强烈念头。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这一点可能会影响他对商界的态度。当时，有人指责普京以权谋私，与这些商人之间存在权钱交易，可是没有任何证据。
普京曾经想规范圣彼得堡的赌博业，他认为赌博业应该由政府专营。政府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名下虽然没有赌场，但掌控着全市赌博业51%的股份，理论上说，赌博业的一半利润应该上交给政府。但赌桌上流动的都是现金，根本无法控制，最后赌场老板上报的都是亏损。市场经济给普京上了生动的一课。
下属眼中的普京：扬塔尔兹谢娃发现，自己的这位上司虽然看上去很严肃，但实际上是一个随和的人。她第一次见到普京的时候，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涂口红，秘书心想：“这回完了，他一定不会雇我做这份工作了。”可是，普京却装作没有看见，但他的秘书从此再也没有在工作时间涂过口红。
“我觉得他不是严厉的老板。只是人们的愚蠢才惹得他发脾气。但他从不大声说话。他也会严厉要求别人，但从不提高嗓音。如果他分配工作，他不去管怎么完成工作或者由谁来完成或者可能碰到什么问题。工作必须完成，不管别的。”
祸不单行
1996年，索布恰克再度参加了圣彼得堡市长竞选，争取连任。这对他和普京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记忆。竞选对手之间相互泼脏水，无所不用其极，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城里到处流传着索布恰克利用自己的权力攫取了无数不义之财的谣言，还说他在外国银行里有几百万美元的存款，在法国的海边和西班牙购买了别墅和整栋楼。也有传言说普京在法国海边购买了价值百万美元的别墅。
当时，索布恰克被迫在两起刑事案件中作证，结果，有人用直升机从圣彼得堡的上空撒下传单，说索布恰克卷入了刑事诉讼。传单中并没有说明索布恰克只是证人，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个罪犯。索布恰克的另一位副市长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也参加了竞选，普京称他为“犹大”，而雅科夫列夫则就索布恰克“市长不应该是总务主任”的观点，针锋相对地说：“市长就应该是总务主任，而不是像一只螟蛾那样从一场宴会到另一场宴会……”
包括索布恰克和普京在内，大家都担心自己遭到暗杀。雅科夫列夫甚至问过普京，索布恰克是否准备暗杀自己的竞争对手。普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一天晚上，普京与司机来到谢尔盖·卢尔多金的别墅，在这里过夜。卢尔多金发现普京在自己的床边放了一把枪，诧异地说：“沃夫卡，你要干什么？你以为一把枪能救你的命吗？”
“枪救不了我的命，但能让我安静下来。”普京回答说。
普京再次证明了他的忠诚，在他的倡议下，市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如果索布恰克竞选失败，他们将集体辞职。“表明我们的团结十分重要，目的是让所有为索布恰克及其政府工作的人都知道，他的失败也是他们的失败。这种办法能刺激大家全身心投入这场斗争。”普京和许多人后来确实这么做了。
普京和大家对大选前的电视辩论会抱有很大的期望，指望索布恰克出色的演说能力能够力挽狂澜，挫败竞争对手。可是，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辩论一开始，索布恰克这位出色的演说家仿佛忽然之间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惊慌失措，绕来绕去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不能切入主题。他的谎言被对手当场揭穿，索布恰克却无力反击。他彻底输掉了电视辩论会。普京和所有的支持者都感到了一种绝望。
后来，索布恰克为自己辩解说：“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辩论刚刚开始，我仿佛是突然丧失了语言才能；思维混乱，表达主题时出奇地难。我的舌头越来越沉重，喉咙也痉挛了，头痛现象开始出现。起初，我认为自己是过度疲劳和激动，但后来我意识到，从莫斯科来的、支持雅科夫列夫的小团体在电视直播间中放置了产生强烈干扰的声音。后来有专家向我证实，强烈的催眠术影响恰恰表现为，由于外界电子干扰造成喉咙痉挛、舌头沉重、头痛以及体温急剧升高等症状。这种症状通常维持时间很短，但病症非常明显。”
不管索布恰克的猜测是否属实，总之他输掉了市长选举，连累普京也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从那以后，普京对竞选活动产生了心理阴影。他曾对叶利钦说过：“我不喜欢参加竞选活动，而且是非常不喜欢。”
2012年2月1日，即将参加总统大选的普京接见了俄罗斯律师协会的年轻律师，他们将在未来总统选举中担任观察员。普京再一次坦承，自己“从来都不喜欢参与选举”。他解释说：“因为我感到这个程序不仅沉重，而且令人厌恶”；“我根本不会口头承诺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似乎不承诺很多就不行。”十几年之后，当年的噩梦依然缠绕在普京的心头。
丢掉干得得心应手的工作，从市政府的高官变成一无所有的失业者，对普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柳德米拉发现他的丈夫变得沉默了，经常一声不吭地呆着。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不过，事后来看，那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是攀登真正的高峰之前所经过的一个小小的低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命运在将普京引向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舞台之前，以这种并不愉快的方式提醒普京一个他在赛场上就已经学会的道理——人生并不全是由胜利构成的。他在克格勃工作的十几年时间里，充满了成功，职位得到晋升，还被派驻到国外；柏林墙倒塌后，他曾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很快被索布恰克带入仕途，迅速上升到高位。现在，该他品尝一下失败的苦涩滋味了。这样的挫折有时是必要的，它能让人头脑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看待生活，避免自我膨胀、目空一切。
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句话验证在普京的身上，他刚刚丢掉了工作，另一场灾难就向他袭来。选举结束后，普京一家人搬进了刚刚盖好的别墅，这栋别墅花了六年的时间才盖好。这天晚上，普京正跟朋友洗桑拿，桑拿室忽然冒出一股烟，起火了。普京大叫起来，“大家都从房子里出来！”
二女儿卡佳最听话，也最勇敢，她正在厨房里吃东西，听到普京的话，把勺子往桌上一丢，就冲了出去；大女儿玛莎则惊慌失措，在二楼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跑。普京撕开床单，系在阳台的栏杆上，让玛莎先爬下去。玛莎不敢，“我不爬，我害怕！”
“我把你抱起来像小狗一样从这儿扔下去！你怎么啦？你不知道房子要烧塌了吗？”普京薅着玛莎的脖领子，把她放了下去。这时，他忽然想起房间里有一个皮包，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积蓄。他想找到这个皮包，可是没有成功，火越烧越大。普京回到阳台上，抓着床单往下爬。他赤身裸体，只裹了一张床单。一阵风吹过来，把床单吹得像船帆一样鼓起来。周围有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在围观。
后来证明失火的原因是桑拿室的炉子安错了位置。建筑公司重建了普京的别墅，以弥补他们的损失。先是失去工作，接着房子又烧光了，经受双重打击的普京心情可想而知。不过，他的霉运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好运就敲他的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