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中国古代学派中产生比较早的一家。秦人立国以后，较早接受的也是儒家的学说和思想。战国以后，各国都欲比较速成地强国以便应付激烈的战国环境，儒家在各国都不能得到知音，在秦国也是这样。可以说，儒家在秦国的地位是由长到消最后到了要被灭的境地。但是，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合理的，所以秦王朝也不能不用儒家的思想来作为它统治思想的补充或救弊之道。安天下，用儒道。秦之早亡与排儒不能说没有关系。
（一）儒家对秦国初期的影响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认为，春秋以后的各家即诸子，其目的在于“务为治者也”。谈到儒家时，他说：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儒者]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这是最早提出儒家和各家名称的文字。战国诸子对儒家的评价见于《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及韩非、商鞅等。但以庄、荀比较系统和集中。庄子说：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对于儒家产生的渊源、基本思想及代表人物的论述，还是《汉书·艺文志》来得精辟与详赡一些。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关于司徒之官，《周礼》有《大司徒》、《少司徒》，掌王室建筑以及典章制度等。
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他的基本政治思想是“仁政”。什么是仁，这便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谓复礼，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所复的礼是周礼。他也以周礼的传道者自居。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个兹便是他孔子本人了。因为，他认为“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的政治思想、道德思想和行为操守很受后代称赞，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孔子的后继者是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认为在当时的乱世，“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他也主张行周礼，认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因此要“率由旧章”。他认为在社会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主张行仁义，“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问利国，他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以，文天祥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荀子（约前298-前238）是儒家的殿军，也是战国后期最重要的学者。他虽是儒家，但却主张“法后王”。他的学说有融合法家的部分。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都成了秦始皇帝的功臣。荀子的主要思想是礼治。孔孟都没有去秦。荀子去过秦国，所以专章论述，此不赘。
儒家的基本思想是宗周。周发迹于陕西西部岐山、扶风。秦人由东而西，居于陇东，后逐渐发展，到了汧渭之地。这里也是周人发迹的地方，因此，秦人接受周文化就成为其必然。公元前770年即秦襄公八年，犬戎与申侯伐周，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一举惊人。周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才建立了秦国，开始“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人才“祠上帝西□”，搞起了礼乐之制。
150年后，秦穆公即秦公位。秦穆公在位39年。他在位时，重用人才。百里奚为虞国人。晋献公灭虞、虢，虏百里奚。百里奚逃去楚国。秦穆公闻其贤，以五张羊皮赎回百里奚，与之深谈三日，授以国政，号五□大夫。百里溪又推荐了蹇叔。穆公任蹇叔为上大夫。在这个时期，晋国遇旱灾，请秦救济些粮食。有的大臣主张不给晋粮，并可因此而伐之。百里奚认为，“夷吾得罪于公，其百姓何罪？”于是穆公便与之粟，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另一件事是，岐下野人将秦穆公的一匹好马杀掉吃了。秦国官员将这些人捉住要绳之以法。秦穆公说：“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马肉不饮酒，伤人。”于是给这些人送了些酒，饶了他们。第三件事是穆公得到内部消息，于是派孟明视（百里奚子）、西乞术（蹇叔子）及白乙丙三人率军袭郑，被晋军大破于□，三人被俘。晋国将这三人放回。秦穆公并不怪罪三人，而作了自我检讨，并使三人官复原职。这些事可以看出，穆公是以人为本，颇有儒风。这明显是受周文化的影响。而穆公给戎王的使者由余说的话，更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秦穆公在位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此时，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穆公以后，康、共、桓、景诸公各有建树。其政治思想仍是周公之礼。其后的《石鼓文》的内容，景公时的石磬铭文，也有着浓重的儒学色彩。这样，我们对孔子对秦的评价也就释然了。《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见齐景公时说：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卑，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身举五□，爵之大夫，起□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鲁昭公二十年为公元前522年，齐景公二十六年，秦哀公十五年，距秦穆公之死年（公元前621年）将近100年了。孔子虽然西行不到秦，但是对秦国的事态是十分了解的，可以说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了然于心的。韩愈在《石鼓歌》中说“孔子西行不到秦”，以至于“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但是将《石鼓文》看作周宣王时的作品。由此也说明，石鼓文中的周味是浓的。但据今考证，石鼓文是秦襄公以后或秦文公时的作品。虽然韩愈错批了孔子，但是他从文化承续上还是体察出了周秦文化的一脉相传。
（二）秦献公后的儒家
时序进入战国以后，各国为了图强，纷纷变法。秦国的变法是迟了半拍。这时的秦国内部因争位而乱。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秦献公即是因国内争权被排挤在外流离30年的公子连。这时东方六国魏、赵、楚的改革已经成功，韩、齐改革亦将开始。秦献公便在秦国开始了改革。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商鞅便是在秦孝公的《求贤诏》的号召下，由魏入秦，经过秦孝公的面试，于公元前360年（秦孝公二年）在秦实行变法。这便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在先秦并非显学。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盛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后来韩非也说：“世之显学，儒墨也”。东方各国的变法，实际都是以儒、法的思想去进行的。在秦国则是法家思想在主导着变法。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登上政治舞台，是从秦开始的。
商鞅的基本思想是不师古而师今，主重农战，反智反文化。他对儒家是坚决排斥的。下面可以引述一些文句：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惠，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上段引文是不法古。下段引文中，商鞅认为有十种东西是使国家贫穷积弱的。这十种中，《诗》、《书》是儒家的经典，礼、乐、仁、善、廉也是儒家所提倡的，尤其是仁、礼、乐这几种。看来，儒家的思想是商鞅的主要批判和打击对象。
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害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害，必强。
礼、乐，淫佚之征也。
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孝弟，曰诚信、贞廉，曰仁、义，曰非兵、羞战。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说得再明白也不过了。儒家的《诗》、《书》、礼、乐等等都是人身上的虱子样的寄生虫，儒家所贵的民，法家要使之弱。民弱与国强成了对立面。怎样弱民呢？就是让民愚蠢起来，这样民才能像熔化了的金属或像陶土一样，任由摆布，倒入模子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同孔子、孟子、荀子的民贵思想和教化行为是根本对立的。
商鞅以后，其法继续执行。儒家的理论在秦处于消沉时期了。
（三）《吕氏春秋》与儒家瞬间抬头
儒家作为战国一大学派，其覆盖面很广，人数众多，影响也大，虽经商鞅的压抑，但是它在秦国仍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战国末期，天下定于一的形势基本明朗以后，各学派的人物纷纷入秦，儒家学派的人物也自在入秦学者之内。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即秦王位，不久死去。吕不韦所扶持起来的子楚即秦王位，吕不韦为相国。孝文王时，吕不韦是否为相史未明书。但孝文即位时年已五十三岁，即位三日便死了。《秦本纪》记庄襄王（子楚）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庄襄王元年按钱穆先生云，应为公元前250年，秦庄襄王实际为秦王四年。余以为，吕不韦的相实在孝文王时。吕不韦在秦王政时不但为相而且是仲文。他主编的《吕氏春秋》，虽号曰杂家，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编辑指导思想的，这便是儒家思想，“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元陈□说，“其书也，亦当时儒生学士有志者所为，犹能仿佛古制”。《四库提要》则干脆说该书是“大抵以儒家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儒家的思想在此时（秦王政八年以后二十多年，直至焚书坑儒之三十四、三十五年），得到了大大的张扬，而且学术地位在此时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下面引一些：
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
这是《劝学》的开头。文中指出“圣人生于疾学”，并要求尊师。孔子《论语》首篇即《学而》，荀子有《劝学》。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
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心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上段所说，要以德以义治国，便能无功不成，无险不克，顺顺畅畅。而治国重在治民，必须体察民心民意。得民心必有道，这便是以德得民心。这些也是儒家爱民思想以德治国思想的反映。在这些文句中，对商鞅的不法古、排儒、弱民、愚民的理论作了深刻批判。很明显的是，吕不韦想力挽狂澜。他要把一个由秦国统一起来的大帝国将来的施政纲领和政治蓝图均纳入《吕氏春秋》的框架之中。其基本理念是：以阴阳学家的“五德终始”之说为统一的舆论和理论基础，即秦为水德，合法地取代火德的周；以道家的无为精神，来约束未来的君主，不要对臣下过多地干预；以儒家的政治学说来建设新王朝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伦理思想及道德规范。
吕不韦对目前已经成为秦王的嬴政，似乎估计过低，或者简直是以自己的儿子来对待。这从《序意》及《劝学》中反映得特别明显。《序意》中有这么一段话：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圆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
这是对秦王的教导。吕不韦自比于黄帝，将秦王政比作黄帝之孙颛顼。《序意》应该是《吕氏春秋》的序言，也说明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是有为之作。他要用这部书来指导即将脱离辅政之下的秦王政，让他照本本去执政。一方面垂拱无为，让相国及大臣去治国；一方面要减少杀机太浓的秦国政治气氛，让国家气氛祥和一些，多些儒家氛围，礼义揖让，国强民富。这便是他的意图，可以说有私心，也有公心。私心是相国之柄不失，大权仍揽；公心是朝廷及全国祥和通泰，一片安谧。这篇《序意》并没有完，也可能有遗简。
在《劝学》中，吕不韦指出：
忠孝，人君人臣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义理。不知义理，生于不学。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
《劝学》中劝学什么呢？学义理。以后多谈的是尊师。此犹不足，然后又专增一章《尊师》，举出了从神农、黄帝到文王、武王尊师的故事，又到齐桓、晋文、秦穆等尊师的故事，共“十圣人六贤者”。这不是一般的劝学，是劝帝王去学；不是一般的尊师，是让帝王尊师。再具体一点，是让年轻的秦王政去学义理，去尊师。义理在何处呢？在《吕氏春秋》。师是谁？是吕不韦。吕不韦便是神农之师悉诸，黄帝之师大挠，文王之师吕望，武王之师周公旦，如此类推。他是以帝王师自居的。《序意》中以父执辈自居，《劝学》、《尊师》中又以帝王师自居。父执与师长均希望后来的君主推行儒道之术。这便是吕不韦的私意。
吕不韦也许看到了青年秦王政的个性，所以才唠唠叨叨地反复教育这位年轻人，希望他改变世界观，与自己一道推行儒道精神。但是，事与愿违，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长信侯作乱，被已经亲政的秦王政镇压了下去。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吕不韦免相，以后去了河南。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自杀，距他编成《吕氏春秋》仅四年。
（四）秦王政时期儒家的尴尬与灾难
秦王政是一位贪权专制好大喜功的人，这是他的性格。他跟王翦学过军事，又喜欢韩非的作品，而李斯又深得他信任。因此，儒家的思想并不被看重。吕不韦死后，儒家失势了。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全国。这时候，吕不韦虽死，但《吕氏春秋》中的一些观点仍然被利用。利用的是《吕氏春秋》中的阴阳学派的“五德终始”学说，秦以水德取代周德，各项制度均与水德挂钩：衣服旄旌节皆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另外，在秦王朝设博士七十人，其中不少人便是儒家的饱学之士，比如：伏胜，济南人，故为秦博士，能治《尚书》，汉文帝时年已90余岁；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汉兴，为高祖制朝仪，后为汉家儒宗；李克，秦博士，伏胜从其受《书》，属儒家，子夏弟子；正先、羊千，秦博士等。而这些博士，却是“特备员弗用”，也就是说只是花瓶一样的摆设，有时还不如花瓶。到秦末，博士也只剩下了三十位。
秦始皇帝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也用儒家及百家的语言，来为秦王朝作文字粉饰。他东行郡县，在峄山、泰山、琅邪、之罘、会稽刻石立碑时，也用过儒家及其他学派的语言。如《琅邪刻石》“端直敦忠，事业有常”；《之罘刻石》“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会稽刻石》“黔首脩□，人乐同则，嘉保太平”，等等。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最晚年代在秦始皇帝三十年以后，其中的《语书》以及《为吏之道》中，也有许多儒家、道家的思想，甚至还有墨家的思想。始皇帝的现实，使他对待诸子的作法带有明显的实用观点，这也决定了他处事的随意性。在对待儒生的态度上便是这样，想不到时不用，有些事需要了，便想起来了，就也用一下儒生。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他第二次出巡时，上邹峄山，曾会见了鲁的诸位儒生，与之商谈，刻石颂秦德。
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
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好不容易碰到封禅大典，始皇帝召集儒生商量，结果嫌太麻烦，还不用。备员弗用，当花瓶，白拿奉禄已经很尴尬了，而兴冲冲地出了主意却不被用，岂不更尴尬？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待遇。
始皇帝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帝在咸阳宫召开宴会。周青臣仆射向始皇帝大唱赞歌。好话颂扬谁不爱听，始皇帝很高兴。但是，不识趣的博士淳于越在皇帝兴头上大唱反调，扫了始皇帝的兴头。这时，李斯乘机向儒家发难，不但驳斥了淳于越，而且引申了这件事的背景，提出了焚书的意见：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则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始皇帝立即批准了李斯的建议。这个建议包括了以下几点：一是历史是秦王朝现代和以后的形象，只能保存秦朝的御定史书《秦纪》，其他全烧；二是诸子的书除保留在中央的以外全烧，这些书除儒家的以外还包括其他各家，意味着只要皇帝的一家；三是今后谁要是几个人在一些谈论《诗》、《书》，都要杀头，借古讽今的要诛灭全族；四是官吏知道了而不管事的与上面的同罪；五是以30日为限，过时未烧书的人要罚去作苦役；六是不烧的书为医药书、卜筮书及种树的书；七是要学法令，必须跟着官吏去学。于是，一场烧书的大火便在神州烧起，古代思想家智慧的载体灰飞烟灭；一场捕杀违令或疑似违令的行动也在神州行动起来，一批知识人士被送上了杀戮场。这是继商鞅提出焚书后在更大的范围内的焚书。人们一般认为为焚书只是焚书，没有说诛戮儒生。但从李斯的建议中，明显的有言出法随之势，杀人是免不了的。
焚书的原因，吕思勉先生在《燕石续札》第120页中说：“惟好学之风盛，故觉其足忌，乃欲焚诗、书，禁私学。”好学则民智开，欲塞民智而禁诗书也。
焚书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两位儒生卢生与侯生在一起议论秦始皇帝的行事方式，觉得他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专任狱吏，以刑杀为威，官员畏罪持禄，不敢直言规劝，在这种人手下不能干事，于是逃跑了。始皇帝知道后大怒。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徵后。
这便是震动古今的坑儒事件。自古迄今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帝坑儒数字为460余人。但是《汉书·儒林传》颜师古的注另有说法：
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古老相传以为秦□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此则闵儒之地，其不谬矣。
从这段文字来看，秦始皇帝集体杀戮儒生共计二次，一次是在焚书后不久的谋杀，即骊山下温汤西南马谷700人；一次是三十五年在咸阳坑杀的460人，两次杀儒生共1160余人。骊山坑儒的地方，曾有考古发掘，出土有秦汉瓦片及铁器。此地汉叫□儒乡，唐叫旌儒乡，唐玄宗在此修旌儒庙，立有《旌儒庙碑》，由贾至撰文，颜真卿书碑。宋时此地叫横坑，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按原《旌儒庙碑》另刻一碑。清时此地叫灭文堡。1949年前叫兴文堡。现为洪庆堡。1949年前出土一尊唐代文人石像。贾至文中有“开元末，天子在骊山之宫，登集灵之台，考图验地，周览原阴，见乡名坑儒，颓堑犹在。慨然感亡秦之败德，哀先儒之道丧。乃诏有司，作是新庙……因祠名乡，号曰旌儒。”这次发掘者为临潼县博物馆赵康民先生。
秦在焚坑中杀了1160位儒生，这是两次的集中杀儒数，尚不计焚书令下因犯令而死的儒生。
（五）儒家在秦发展的概括透视
儒家在秦的发展大要是这样一个过程：秦早期被见用，秦中期不受重视甚至被排斥，秦晚期则被禁杀。这是一个兴——衰——散的过程。在战国时期儒学是一门显学。它在秦的遭遇便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它兴的时候，其他学说也受到重视，如秦穆公时由余对秦实行礼乐的批判，穆公一样将由余由戎王朝廷中挖过来为秦的霸业服务。儒学遭禁的时候，按李斯的要求，不但儒家作品要烧，“百家语”也得烧，诸子因儒家而受到了诛连。
学术的发展本身是在不断地互相论争、互相交流中而互相吸收、互相摈弃，而进一步提高的。它的提高是体现在整个社会学术水平的升华，人们认识社会能力及精神境界的提高，这便是学术的功能。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学术的繁荣，它是没有希望的。吕不韦在秦统一以后做了一件极其有益的工作，便是在秦文化整合过程中，促进了学术的整合。《吕氏春秋》便是秦学术整合的集大成。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见到政治力量的干预，有的是学者的合作，各派学术思想的融合。他也没有独尊一家，儒道法墨阴阳农兵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和位置。当然他有指导思想，这便是治国。法家在强国方面具有尿素一样的速效作用，但统一以后的治理国家更复杂更艰巨的事情，除了发展生产以外，还要让更多的人从心理上欢迎新的制度，要有一套让人欢迎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规范，建设家园要有温馨和爱心。这一点，法家没有，其他各家也没有，儒家有。儒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提出了“仁者爱人”礼的观念及德治思想，这在当时的社会是较合适的。这便是吕不韦较始皇帝更有远见的地方。
始皇帝的性格决定了他武功强于文治，连他的长子扶苏对他焚书坑儒也有异议，认为这样下去，天下不安。扶苏忠言未被采纳，而遭贬上郡，远离政治中心，为胡亥、赵高之夺权埋下了伏线。始皇帝将统一思想绝对化了。而且他统一思想也并未统一到商鞅的法治上，而是要统一到法家的势上来。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瑒。这种反文化反智愚民的思想，不但阻止人民去思考，更阻止学者去思考，冰封了人们的理性之门，摧毁学者的智慧。他不是用的“批判的武器”，而用的是“武器的批判”，是刀与火。
秦王朝时的学术争端，实际上是末期法家与显学儒家的争端。因为其他学派中，道家无为，不争；所余各家因理论上的不足，不能争，只有儒家有同法家一较短长的能力与实力。但是，这种争并未在一个平台上去竞争，而是台下的儒家同台上的法家的竞争。法家处于强势中的强势，儒家则处于弱势，这样竞争的结果，便不言而喻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是专政的工具。儒家失败了。儒家的失败或惨败，不是学理上的失败，不是人心向背上的失败，而是被掌握物质力量的权力所击败的。在这种形势下，失败者是暂时的，胜利者也是暂时的，因为，人们的精神是永恒的。它可以暂时被物质力量击倒，但不会是永远。
儒家思想作为继承了远古自黄帝以来的传统思想的一个学说体系，它源远流长。在长时期的发展中，它成熟了。成熟的思想是博大的，具有包容性。孔、孟法先王，讲仁、义，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善；荀子法后王，讲礼治，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恶。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则走向了末期法家，而荀子仍坚守着儒家的阵地。成熟的思想体系只有发展，难于消灭。这也是儒家虽经秦的刀与火之洗礼，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的根源。
坑儒后二年，始皇帝薨，又三年，陈涉起事，六国蜂从，统一仅十五年的秦王朝灭亡。此时，儒家活跃了。孔子的后人孔鲤作了陈涉博士，焚坑时藏起来的儒家典籍出世了。汉初的大儒均来自秦，薪火相传。历史很公正。法家在“武器的批判”下用权力战胜了儒家，但在另一轮的“武器的批判”中，却丧失了权力。汉儒“批判的武器”，瞄准的正是秦时的末流的法家。
附：新出土的儒家文献
1973年及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儒家文献《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即《六十四卦》，传即《二三字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方》共93行，4900余字。帛书《五行》约5400字，抄在《老子》甲本后。研究者认为是“思孟五行”理论的古文献。帛书《五行》分两部分，经是提出儒家若干命题和基本思想；传是对这些命题的论述和解说。同时出土的还有《春秋事语》，共16章，体例略同于《国语》。郑良树著有《春秋事语》校释。见郑著《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1975年湖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文书。其中的《为吏之道》等。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购回流落海外的楚简1200枚，总字数35000左右，其中有31枚竹简为关于《诗经》的记载，暂定名为《孔子诗论》。其中关于《诗经》的篇名，有6篇为今本《诗经》未见。在8枚竹简上记有五音，如“宫穆”、“宫祝”、“讦商”、“邈商”、“讦徵”、“徵和”等。
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804枚，经过整理的730枚。其中有《老子》甲、乙、丙本，儒家文献有《缁衣》（与今本《礼记·缁衣》有关）、《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与《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七、《新序·雅言》有关）、《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等。1995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李零先生著有《郭店楚简校读记》，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集，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