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美的表达品德
表达品德是从言辞发送的角度提出的，它要求发送者所发言辞要讲品质道德。孔子就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他认为，有好品德的人，一定有好的言辞，而有好言辞的人却不一定有好品德。他很好地揭示了品德与言辞的关系。
现实生活确是如此。比如有的人花言巧语、信誓旦旦，每一句都让你听得悦耳、舒坦，可最后却让你因其所言而大上其当。出色的表达品德正是基于此而对发送者提出要求的。这些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勿巧言
巧言就是动听而无内容、无价值的言辞。
在人际交往中，有的人确实生了一张利嘴，能讲、会说，似乎让接受者听起来也句句入耳。可是他仅仅是白卖一张嘴皮罢了，摆摆花架子，并无实际意义，于人于事均无裨益，给人的感觉是虚情假意。孔子就曾对此作出过批评：“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为巧言是没有什么品德可言的。《诗经·小雅·巧言》则斥责说：“巧言如簧，颜之厚矣。”
实用口才既然以实用为前提，立足的是人际的交往，因而发送者在进行言辞发送时，就要力避巧言。不说则罢，说就要有意义，要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
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偶有巧言，在所难免，接受者兴许可以谅解。但若一个人一贯巧言，以巧言为能事，这就大成问题了。对巧言的发送者来说，虽然其并无加害接受者之心，也无愚弄接受者之意；但接受者会因此看白你，对你失去信任。并且，从另一个角度说，也伤害了接受者的感情。因此，巧言无论如何是不利于人际交往的。
（二）勿恶语
恶语就是损害、辱骂别人的难听的言辞。
人在交往中不可能事事顺心如意，任何时候都欣喜愉悦地美言善语，是做不到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随意出言不逊、恶语伤人。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既然实用口才是以实现人际沟通交流为目的的，发送者在遭遇不快之时，仍要从这个原则出发，有礼、有节地发送言辞。须知，口出恶语既伤人感情，更影响交际。有的人因自己心情不好，以恶语伤了人，尽管他事后也解释说，“对不起，我心情不好”，但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往往难以弥补。《礼记·祭义》中早就有“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的说法。墨子在他的《修身》中更是作为一种品德规范来要求发送者：“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意思就是有品德的人，不要出口伤人，不要无端攻击别人，不要萌生以言辞伤人的思想。
即使是与人断绝交往，我国自古也有“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之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今天绝交，明天可能会友好往来。设若先前出了恶声，后来又和好时，就会很难堪。是以民间有言：“当时留一线，日后好见面。”鲁迅有句名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就是对敌人，他也认为：“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三）勿欺诈
欺诈就是以无事实、无根据的言辞欺哄诈骗别人。
欺诈是与实用口才的交际原则格格不入的，是发送者品德之大忌。欺诈者往往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浮言浪语诱使别人上当，而自己从中渔利。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耳闻目睹欺诈的害人，无不引起世人的痛愤。唐代的柳宗元曾声讨欺诈之言说：“言而无实，罪也。”宋代的欧阳修也斥责欺诈之言说：“利口伪言，众所共恶。”作为实用口才的发送者，绝不可运用欺诈之言。应当明白：欺诈言辞最终是不会有市场的，到头来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一个时期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久地欺骗某些人，但你不能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需要说明的是，用兵打仗中的欺诈，不能与以交往为目的的实用口才的反对欺诈一概而论。《韩非子·难一》说：“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就是将欺诈限定在战阵之间的。《孙子兵法·计篇》也说：“兵者，诡道也。”曹操还专门为此作注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其限定，都在于敌对双方的争战。因此，不能将欺诈用于人际交往。
（四）勿曲迎
曲迎就是违反自己的本意去迎合别人的意思。
实用口才强调立足交往的原则，但并不等于说，为着交往就可以抛弃立场，啥也不顾地去谀附、迎合接受者。一个人本要表达的是什么，就应当是什么；表达方式可以灵活，但原则、立场是不能随意改变的。《礼记·中庸》说：“君子和而不流。”就是主张发送者的态度、方式可以随和些，而原则立场不能流移不定。
曲迎最容易发生在下级对上级、位卑者对位尊者之中。本来自己已有明见，一旦领导、尊长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自己又赶紧掩饰自己的看法，而表达出与领导、尊长一致的看法。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然而并不符合实用口才表达品德的要求。宋代的王安石说过：“在上不骄，在下不谄。”苏辙也有言：“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一个有品德的发送者，应当像《礼记·儒行》所说的那样：“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交往中，有时对对方的意见有不同看法，但为了下一步骤的进行或收到更好的效果，在不违反根本原则立场的前提下，暂时同意对方的意见，这是一种表达的策略，不能视为曲迎。
二、丰厚的知识积累
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是发送者能够很好地以言辞实现人际沟通交流的源泉。有的人之所以很有口才，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丰厚的知识积累。胸有成竹，欲发则出；积之愈深，发送愈佳。
1993年4月14日，江泽民主席到海南大学考察。在阅览室，他问围过来的学生：“苏东坡在海南时，对这里的文化教育影响很大，你们学校还为他塑了像。你们有谁能背诵他最有代表性的词？”随即，他与学生们一齐高声背诵《水调歌头》。接着他又说：“一个人不管学什么专业，总得懂一些文学知识，有一定艺术素养，这对于丰富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很有好处。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作品总该读一些吧；巴尔扎克、但丁写了些什么，总该有所了解吧；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也应该知道吧。总之，知识是浩瀚的，不能只限于懂得自己的专业知识。”
对发送者来说，知识是多方面的。对不同的发送者，有不同的知识要求；不同的发送者，对知识的把握程度，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发送者，应当掌握最基本的人际交往知识。
（一）处世知识
处世就是在社会上活动、跟人往来。
每一个发送者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必然有牵连。要想使自己的发送达到彼此交流、沟通的目的，就必须掌握交际应酬的起码知识。发送适宜的言辞，如果不懂得这些知识，在交际过程中，就往往会因某一细微疏忽讲错话而造成不良后果，轻则导致交际的失败，重则祸及身家性命。
曹操出兵汉中，与刘备相持不下，进退维谷。夏侯惇入帐问夜间号令，当时曹操正在喝鸡肋汤，便随口道：“鸡肋。”杨修听传“鸡肋”号令，便叫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夏侯惇不解，问何故。他说：“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故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于是各营军士皆打点起行装来。曹操闻之大惊，斥责杨修道：“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喝令斩之。
曹操杀杨修，后人多有评说。清初毛宗岗说：杨修之死，在于“不善处人骨肉。夫以正直忤操，则罪在操；以不正不直忤操，则罪在修。故修之死，君子于操无责焉”（《三国演义》毛批）。他认为杨修是自取其祸，根子就在不善处世，乱说话。这应当说是中肯的。作为一个下属，忘了自家身份，随意揣测主帅意图而擅自发送，当然是不应该的。
处世知识大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诸如称呼、访友、求职、待客、赴宴、送礼、赠物、寒暄、探病、致歉、打招呼、打电话、问候、介绍别人、自我介绍、拒绝、祝贺、吊丧等等。所有这些，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说法。而这种说法，一般都是自然形成或约定俗成的，不需去特别地学习、钻研；只要不脱离社会生活，耳濡目染，即可把握。发送者应积极投入社会生活，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恰当的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处世言辞。只要拿准文明、礼貌、得体、合适的原则即可。
如果你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拜访，最好应电话预约。不通电话的，或其他原因而径直上门的，人家有门铃，应按门铃；无门铃，应轻叩其门。按后或叩后要稍等一下，若无动静，再按或叩第二次。一般说来，按、叩第二次后仍无动静，就不宜再按、叩下去：一是主人不在家，二是此时主人不愿有人打搅。主人开门后，应先向主人问好，待主人请你入室时，要留心是否要换拖鞋，最好主动提出：“我换双拖鞋吧。”如果来开门的是你不认识的人，则应问：“请问，这是不是某某先生的家？”得到肯定后，还得问：“他在家吗？我是某某人，有点事儿拜访他一下。”如果找错了门，应当向开门者表示歉意。如果需向其打听你所要找的那家之所在，无论其是否知道、指点，都应表示谢意。
（二）世事知识
世事就是世上的事。世事知识指的是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常识、经验、教训、风土、人情、习俗、掌故等等。这种知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一般无须潜心去学；只要不脱离社会生活，在实践中都会逐步体会、感悟得到。发送者要丰富自己的语言素养，实现与人沟通交流的目的，必须具备这类知识。曹雪芹就认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个不谙世事的人，所发言辞要么造就笑话，要么酿成苦酒。
1974年，美国康宁公司将一件制作精巧的蜗牛工艺品赠送给中国政府。当时中国正在搞“批林批孔”，江青臆断这是对中国的侮辱，旨在讥讽中国像蜗牛一样蜷缩、爬行。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急电中国驻美联络处调查。时任联络处对内参赞，又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冀朝铸说：“不用调查，蜗牛象征有耐心，这是表示祝福的意思。”联络处将冀朝铸这权威性的世事知识报回国内，江青这才悻悻地收敛起发难的嘴脸。这事既说明冀朝铸熟谙世事，也成为江青不懂世事的笑柄。
世事知识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但有时对某些世事知识，人们却没有实践的机会或可能。比如你从甲地到乙地，对甲地的世事知识，你可能具备，而对乙地的，你可能就不具备了。但你却不能没有言辞的发送。怎么办呢？这就得学、得问。孔子有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国历来也有“入乡随俗”之说，到哪个地方，就要了解哪个地方的世事。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交际效果。照搬甲地的世事或不顾乙地的世事，都会自讨苦吃。
清代洋务大臣李鸿章一次出访美国，在一家饭店宴请美方人士。开席前，他按中国世事讲了一番客套话：“这里条件差，没有什么可口的东西招待各位，粗茶淡饭，谨表寸心。”不想饭店老板却火冒三丈，认为李鸿章诋毁了饭店的声誉，非要其公开赔礼道歉不可。李鸿章的客套话，在国内是很普遍的，但美国却没有这样的习俗，老板冒火当然有理。
（三）文化知识
文化是大文化，不是仅限于运用文字的能力，而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诸如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经济、法律等等。这类知识常体现为成语、典故、佳作、名言、警句之类。它最能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开阔视野，从而使发送者的言辞更具感染力、说服力和吸引力。这种知识的获得，要靠孜孜不倦的学习。只有不断地学习和吸取，言辞的发送才会有不断的生命力，即如朱熹所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997年2月28日，江泽民主席与全国政协港澳小组座谈时说：“大家知道我最近的工作很紧张，我就把莫扎特的音乐片子拿出来，放一下音乐，听他的舞曲；还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看了一本书，说他的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跟我们中国唐朝诗人杜牧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意境相近。因为我不懂音乐，我就把他的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拿出来听，看它和‘青山隐隐水迢迢’有没有点关系。果然，音乐跟诗词、文艺还是相通的。我的一个切身体会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江泽民的谈话，既是他丰厚文化知识的体现，又能启迪每一个发送者：要不断地学习，随时引入自己言辞的“活水”。
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英语翻译的冀朝铸，从小便到美国生活，缺少对中国文化的详细了解。周恩来对他说：“你是当翻译的，中国历史一定要熟悉。要多读历史书籍，才能当好翻译……你有时常作毛主席的翻译，毛主席最喜欢引用历史典故、古代诗词，如果你不懂历史，不读诗词，就没法做好自己的工作。”为此，周恩来给冀朝铸开了一张长长的书单要他去读。经过几年锲而不舍的学习，冀朝铸终以博闻强记在外交部闻名，以致有“老夫子”的雅称。人们每有不解之知识，常说：“去问问冀老夫子。”
在人际交往中，某方面的文化知识不足，就不要轻易涉及这方面的话题，倘若擅自发送言辞，就要闹笑话、影响交际效果。
明万历五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儿子张嗣修能状元及第，派其弟张居直约见极有可能获第一的临川考生汤显祖，要汤让出第一名。张居直说：“汤才子仙乡乃产笔名地，故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写有‘光照临川之笔’的佳句。汤才子如带了几枝来京，可否让老夫一饱眼福？”汤显祖笑道：“据我所知，王勃所指，乃谢灵运之诗文，因他曾为临川内史。”一下把张居直闹了个大红脸。
（四）专业知识
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行业，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专门的知识。发送者处在哪个行业，从事什么工作，应当具备本行业、本工作的专门知识。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本专业的知识都不具备，就谈不上与人进行正常的言语交际了。
专业知识的获得，一是依赖长期的工作实践，俗话所说的“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久病成良医”，所指即是；二是不断地学习钻研。社会在发展，知识在更新，即使原来颇具专业知识的人，在新的形势下，也会产生许多的盲点，如果不认真学习，既不利于自己的工作，更不利于言语的交际。
1998年元宵节联欢晚会，江泽民问坐在身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十五大我作的报告，你认为声音用得怎么样？”方明说：“很好，很好！”江泽民随即转向在座的人说：“有一次我作报告，一开始用力太大，音调太高，没有多久，嗓子不行了。方明同志告诉我，演讲开始时声音要平缓、控制住。干什么都有学问，有技巧。”江泽民本身就是一位知识丰厚的人，但在演讲这一行当上，他仍虚心向专业播音员请教，并从中悟出教益。
前些年，美国间谍黎凯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后，坚持说自己是学者，拒不承认其间谍身份。在多次审讯都无结果后，这次，预审员汲潮与他拉起了家常。黎凯声称他在北京大学研究管子，汲潮问：“是管仲吗？”黎凯答：“是的，就是中国春秋时期齐国有名的大政治家管仲。”汲潮说：“管仲还是个著名的军事家哩！”黎凯不解：“是吗？”汲潮说：“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老马识途’，你知道吧？”黎凯摇摇头。汲潮说：“怎么？你专门研究中国的管子，竟然连中国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老马识途’的故事也不知道？”黎凯一脸惶惑。汲潮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后说：“看来，你到中国四年多，研究管子只是一个幌子；你是另有任务，一直在从事非法活动！”以管子研究专家自诩的黎凯，终因并不具备管子的专业知识而露馅。
对发送者来说，具备上述四个方面的知识积累是必要的。如果确实不具备，只要肯学、肯问、肯实践，同样可以解决问题。怕的就是不学、不问、不实践，而又要打肿脸充胖子。
三、良好的心理素质
素质本是生理学的概念。素，就是本来、原有的意思；质，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连在一起，素质就是人固有的性质和特点。从实用口才的角度看，心理素质指的是发送者的性格、毅力、意志、气质等因素。它是发送者在先天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实践逐步形成的基本特征，是区别“这个人”和“那个人”的重要标志。
实用口才的表达是一种精神活动，表达效果的好坏，与发送者的心理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心理素质良好，不仅是能够顺利表达的前提，而且是获得预期效果的保证。心理素质不佳，或许登不了表达的场所，或许在表达之中半途而废，或许在双向交流之中应对失策。
（一）心理类型
1.冲动型
冲动是一种情感特别强烈，理性控制很薄弱的心理现象。
这种类型的发送者，情绪往往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好似打开的煤气灶，一遇火星就会嘣地燃烧起来。其表现是遇事不够冷静，易动肝火，急于表态，喜说好讲，轻易决策。其所发言辞大都脱口而出，不求周密，不讲策略，不计后果。要么噎得接受者受窘而无法与其形成沟通交流；要么将自己全部暴露给接受者；要么惹恼甚至激怒接受者，使接受者愤而对其反攻。
但是，这种发送者心底坦荡，没遮没拦；心里有啥想法，噼里啪啦一下倒出。倒完了，他就没事一般，转趋平静。
梁山好汉中多有此类，如鲁智深、武松、李逵、阮小七等。李逵与燕青外出，投宿一庄院，听庄主太公说宋江抢了他女儿，当即对燕青大叫道：“小乙哥，你来听这老儿说的话，俺哥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燕青劝他：“大哥莫要造次，定没这事！”李逵说：“他在东京兀自去李师师家里，到这里怕不做出来！”然后不顾劝阻，一口气奔回梁山，砍倒“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指着宋江大骂：“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做得这等好事！”待后来事实弄清，原来是一强盗假冒宋江之名，他才醒悟认错。他的这种心理素质不仅不影响他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反使人们更加认识了他的憨厚、坦荡，愈发可爱。
2.理性型
理性是一种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表现。
这种类型的发送者不是不讲情感，而是善于控制情感。其遇事不急不躁，冷静处理；不轻易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表态；言辞常常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出口，因此较为周密，较为策略。这种言辞，接受者易于接受；即使不能接受，也不致产生很大抵触。
但是，这种发送者在需要当机立断的紧急关头，有时也会误事。有些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你深思熟虑下来，为时晚矣。并且，过于理性，也会给人造成圆滑的印象，同样影响交际的进行。
同项羽相比，其对手刘邦就属理性型。秦始皇出巡，刘邦也看到了，可他只悄悄叹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在本意上他与项羽是一样的，都想当皇帝；但他不像项羽那样冲口而出，剑拔弩张地要夺取皇位，而只是悄声赞叹，即便旁人听到，也无关系。他屯兵灞上，明明就是欲王关中，与项羽抗衡，可在不利于己的鸿门宴上，却俯首帖耳地对项羽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却。”不仅博得项羽的信任，而且诱使项羽将告密者说出。后刘邦与项羽两军对阵，当项羽推出他的父亲要将其烹杀而逼他退兵之时，他竟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在他灭了项羽后，群臣请其由汉王尊为皇帝，他还说：“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经三让，不得已才勉为其难。
宋代的吕夷简，以理性著称于世。年幼的仁宗皇帝即位时，他以同平章事之职（宰相）辅政。一次仁宗久病不愈，百官皆忧心忡忡。这天仁宗病情稍见好转，叫太监火速传吕夷简进宫朝见。吕夷简闻命后，在家静坐许久才缓缓动身，一路上还不断同熟人寒暄，一点不着急。进宫后，早等急了的仁宗问他：“我病了好久，今天觉得好一点，急着想见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吕夷简答道：“陛下久病不愈，朝廷内外一片忧虑。今天内侍突然急急出宫，传我火速进宫，我若立即慌慌张张地跑来，恐怕会引起臣民猜疑，以为宫中发生了什么不测之事哩。”说得仁宗愈加敬重他。其实，他心里比仁宗还急，巴不得一下飞进宫里，但他却从理智上刻意控制情感，以定臣民之心。
对发送者来说，理性型心理是优于冲动型心理的。只要在紧急关头能够显出果断的气魄，就很受接受者欢迎，于言语交际是很有利的。
3.居高型
这种心理指的是发送者凭借某种条件，在言语交际活动中处于优势地位。如自己是领导、专家、教授、名人，而接受者只是普普通通的受众，或者自己是大国、强硬集团的代表，而对方代表的是小国、弱小组织。
这种类型的发送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非同于一般人的居高的言辞。如果是有意，他会高自标置，旁若无人；如果是无意，但由于其身份特殊，在接受者听来，也会产生一种由上而下的压力。这在单向发送中，接受者无从与之理会，只得任他去说。如是双向发送，对方虽有发送之责，但会显得拘谨、不自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双方沟通交流的效果。
居高型的发送者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唯我独尊、自负固执，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另一种是敷衍塞责、不痛不痒，你听也可，不听也可。
沈剑虹在他的《使美八年纪要》中谈到：沈在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兼翻译时，蒋一次宴请来访的外宾，请其中学时的英语老师董显光作陪。席间，外宾问蒋是否曾学过英文，蒋说：“学过，但老师不好，所以没学到多少。”外宾又问：“谁是您的老师呢？”蒋扬手指着坐在旁边的董显光说：“这就是我的老师。”董显光窘极，在整个宴会中都显得神色不安，如坐针毡。本来，尊师是中国人的优良品德，蒋介石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因其居高心理的支配，老师不老师，也就全不理会了。
这种心理状态，沈剑虹还有一对比佐证：
蒋介石与来访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会谈时，“蒋公像是父执一样，侯赛因则是恭敬的子侄”。而“蒋公和美国大使会谈时，总是非常和蔼有礼的。他总是倾听对方的谈话，并且很有礼貌地回答问题”。侯赛因虽贵为国王，但因国小贫弱，蒋介石便以居高心理相对。而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虽仅一大使，蒋介石就不能居高了。
对发送者来说，居高型的心理如果不加强自我修养，实施自我抑制，于言语交际是十分不利的。
4.平正型
这是一种既不无谓冲动，又不着意抑制，居高而不自傲，位低而不自卑的综合性心理状态。其发送言辞仅从言辞自身意义出发，不卑不亢，不偏不倚，是一就说一，是二则说二。
这种心理状态的发送者是很受人欢迎的。即使在某种场合、某个时间会让人不快，暂时影响交际效果，但时间一久，那不快的人大多会醒悟，自然会觉得还是这种发送者好。
为我国科学事业献身的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院士，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典型。他逝世后，《人民日报》和《中国科学报》记者作了这样的报道：
作为上级，他会与你平等相待，友好合作。他的老同事说：“老蒋作风民主，决不独断专行。有不同意见争论时，你甚至可以给他拍桌子，摔帽子，外人这时搞不清谁是领导；但雨过天晴，他从不记恨别人。如果你坚持你的正确意见，他倒很欣赏你的坚强。”
作为下级，他敢讲真话，敢作敢为。一个863项目要调整，但领导同志犹豫不决。蒋新松会上批评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朱主任应该负责。”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朱丽兰教授，今日谈及此事仍十分感叹：“蒋新松是科技帅才。有时我和他也争论，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人格魅力，坦诚直言。一定程度上他帮我下了决心，我非常感谢他。我觉得每次跟他相谈都很有启发，在争的过程中，就得出结论了。”
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共和国主席的江泽民，在这方面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他虽位尊权重，但与人交往时毫无居高临下的架势，说话非常平易近人。
1991年12月25日，他视察贵州民族学院时，亲切询问一个苗族女学生是哪里人。女学生回答他后，他和蔼地告诉女学生：“我是扬州人。扬州你去过吗？”女学生回答没去过。他微笑道：“啊，有机会请到我家乡扬州看看，三月最好，李白不是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吗？”本来颇有些拘谨的女学生，一下轻松了。
发送者在人际交往中，应当努力具备这种平正型的心理，使自己的言辞发送获得最好的交际效果。
（二）心理基础
1.主动性
主动性是指发送者在言语交际活动中具有明确的言辞发送目的，并充分认识发送的意义，使自己的表达行为服从于交际要求的心理。
这种心理反映了发送者的意念，贯穿于发送活动的始终；同时，也是产生发送欲望的动力。比如你是一名军人、一位领导、一个党员，或是有良知的公民，当有严重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言行突然在你身边发生，你会被强烈的责任心驱使，站出来喝止。至于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恶果，是来不及考虑的。像在长途汽车上勇敢站出来制止歹徒施暴的解放军战士徐洪刚，就是这样。
在1976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要毛远新参与毛泽东文稿的整理，她故作深沉地说：“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多的联络员，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最深。可是竟有人反对！还说了许许多多不该说的话！”王洪文随即别有用心地挑拨道：“你们知道是谁吗？”叶剑英啪地一拍胸脯，大声说：“是我！是我叶剑英！”他狠狠地瞪了江、王等人一眼：“我跟着毛主席快50年了，中央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同志，他们都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理解毛泽东思想也同样很深很广。难道他们整理毛主席的文稿和档案材料，就不适合？”
本来叶剑英并不想讲话，不想江青、王洪文竟如此猖狂，咄咄逼人，一种责任感、义务感、使命感使他不得不开口了。
2.坚毅性
坚毅性是指发送者在言语交际的发送活动中能对自己的表达坚持到底，无论如何都不被外力所影响、左右，坚毅顽强，勇往直前。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发送者既要全力维护自己所表达的立场，又要奋起排除各种干扰自己立场的因素，任凭外力如何干扰，决不改变初衷，有善始，必有善终。
坚毅不是顽固。顽固是明知自己所言站不住脚却偏要坚持，对不同的意见，不管其是否有理，一概排斥。而坚毅则是深信自己所言是正确的，别人只是一时无法接受、认同，自己也一时无法加以充分证实，但以后的实践必将会证明自己的正确。
在上例中，叶剑英不同意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竟威胁说：“有些同志忘记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了啊！现在各部门都有叶剑英同志的不少说法，我劝你们需要注意了呢！”谁知叶剑英不为所动，呼地站起：“笑话！又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硬要留在中央机关，还要列席政治局常委会，难道我们中央再没人了吗？我劝你们这些想办好事的同志，不要着急好不好？等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行了，你们再上，我们还没有死完嘛！”张春桥企图转移视线、扭转方向，但叶剑英心里明镜似的，他始终不松口。最后，毛远新还是灰溜溜地回到了辽宁。
3.果敢性
果敢性指的是发送者在言语交际活动中需要明辨是非、作出决断时，能够迅速勇敢地以恰当的言辞作出决定。
这种心理容不得犹豫、迟疑，也不可能允许发送者作全面、反复、认真的思虑，千钧一发，迫在眉睫，当断不断，必为所乱。有时，即使有很大危险，也在所不惜。
果敢不是妄断。妄断是情况不明，毫无把握，乱碰乱撞。而果敢是对情况有所了解，并有一定把握的心理反应。诸葛亮要是不了解司马懿为人多疑，不了解司马懿深知自己平生谨慎、从不冒险的心理，决不会果敢地大开四门唱空城计。
上例中王、张、江、姚“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狼狈为奸，大放厥词。他们在力主毛远新留下来的同时，又突然提出江青要进政治局常委会，由张春桥准备三中全会报告，公开亮出了篡党夺权的架势。形势危急，汪东兴给华国锋使了个眼色，华国锋立刻拿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敲敲桌子大声说：“同志们不要再吵了，现在双方态度都已经很明确了。有些问题远不是这次会议能解决的。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决定：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去。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三中全会通过。现在，我宣布散会！”说罢站起身，扭头就走。“四人帮”呆若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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