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用口才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实用口才并非天然形成，它的产生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促成的。
20世纪初，国外一些学者曾经竭力宣扬一种观点：人类最初的交际并非口语，而是“手势语”。人们交谈不是用口，而是用手——以手做出各种姿势来达到交流的目的。他们认为，这种手势语被人们用来交谈持续了100万年到150万年之后，才被有声语言所代替。这种观点显然违反了唯物主义关于劳动创造语言的学说。
人类从形成的时候起，在共同的劳动中为了协调步调、统一行为，就产生了彼此需要沟通的愿望，以便顺利从事各项活动。这种愿望一开始实施，就是口头语言。
我们知道，口头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要使其有产生的可能，需要有足够的声音材料和意义要素。而劳动促进了人类发音器官的改进和思维的产生，这就使声音材料和意义要素成为可能。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实践，于是逐渐产生了互相交流的口语。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因此，“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口语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彼此交际的必然产物，而以口语作为表达手段的实用口才，当然也就不能例外了。
人类社会中，文字大约是在奴隶社会的初期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已经存在了若干万年，那时的交流，当然只能是口语。交际状况及效果，因无文字记载，我们也无从查考。但有了文字之后，人们交流的重要手段仍然是口语。一方面，限于条件，文字无法为大多数人所掌握；另一方面，口语必然比文字方便、迅速、直接。这就为人们提出了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的要求，以便更好地实现交流的目的。为此，人们在交际中便有意无意地注意到自己说话和别人说话的时间、场合、对象、语境、方式、技巧、效果等问题，从中揣摸、总结、提高，于是产生了“口才”的概念。我国许许多多的成语就是这一概念的反映。如口角生风、口若悬河、口谐辞给、粲花立论、咳唾成珠、妙语解颐、谈言微中、咸中肯綮、一言九鼎、巧发奇中、伶牙俐齿、能言巧辩、应对如流、舌辩滔滔、喙长三尺、一坐之胜、妙语如珠、言近旨远、一针见血、一语破的、巧舌如簧、滔滔不绝等等。它们所揭示的，既说明人们为了社会交往而重视口才，又说明口才运用于社会交往应产生良好的效果，应当有价值。可见，人们的社会交往呼唤着实用口才的诞生；交往愈是频繁，愈是需要实用口才。
口才应当实用，应当产生于人们的社会交往需求之中，为现实生活服务。我国自有文字起，即有记载。《周易·系辞上》就有：“言出乎身，加乎民。”《周易·系辞下》则有：“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技，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诗经·小雅·巧言》谴责那种浅薄自大、毫无用处的言辞：“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孔子在这方面的主张是最鲜明突出的，他提出：“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他认为：“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他提醒人们：“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论语·卫灵公》）他还指出，说话要看时机，看环境，看对象，要察言观色而后才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性急）；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隐瞒）；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瞎眼）。”（《论语·卫灵公》）他主张：“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向》）此后，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等人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观点，为实用口才的发展与完善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如孟子：“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孟子·尽心下》）老子：“言有宗（宗旨），事有君（中心）。”（《老子》第七十章）墨子：“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修身》）庄子：“婴儿生无石师（大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庄子·外物》）荀子：“君子言有坛宇（界线）。”（《荀子·儒效》）他们的这些主张进一步说明，实用口才产生的历史条件是社会实际交往的需要；没有这种需要，就不会有实用口才的诞生和发展。
二、我国实用口才的历史走向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实用口才。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记述了实用口才在我国的历史走向。
（一）上古时期
口语最早实用的记载，见于甲骨卜辞。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第二片即有：“沚告曰：‘土方正（征）于我东啚（鄙），（灾）二邑；二方亦牧我西啚（鄙）田。’”其真实含义我们虽不能完全知晓，但先人将它刻于甲骨，可见口语已经有了实际的交往需要。之后，在我国第一部政论文集《尚书》中，这种口语的实际运用就记载颇丰了。《尚书》原有百篇，经秦始皇焚书之后，仅留存28篇，其中很大一部分为“誓”。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讲话稿、演讲词。如《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在甘这个地方展开大战时，夏启的战前动员讲话；《汤誓》是商汤起兵讨伐夏桀时，对军士作的鼓动演说。另一篇称为《盘庚》的，则是商朝第19个君主盘庚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考虑，欲将都城自黄河以北迁于殷地，因臣民不愿迁徙而作的三次讲话。其言之谆谆，其情之切切，有理有据，结构严谨，形象比喻富于文采，极有说服力，终使迁都告成。这反映出那时就已十分重视实用口才了。
《周书》是继《尚书》之后的又一重要典籍，其《大诰》，是周公代周成王对叛乱的武庚、管叔和蔡叔的训诫。其言虽短，但措辞严厉、振聋发聩、一针见血，实用性很强。另一篇《多士》，是周公灭殷后，对殷遗民的讲话。在讲话中，周公宣布了对遗民的安抚政策。还有一篇《无逸》，是周成王年少，周公以摄政辅佐，他担心成王安于荒淫享乐，于是与成王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谈话的主旨是告诫成王应以勤于国事的先王为榜样，以荒淫的昏君为鉴戒，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即“无逸”）。这次谈话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对成王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既是对成王的教诲，又是自己忠心的表露，说服力非常强。这表明那时实用口才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成王果不负期望，其为政期内，“民和睦，颂声兴”。
（二）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一个实用口才大展示、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生产力迅速发展，政治风云变幻激荡，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演讲、游说、论辩、驳难、劝谏、讲学、论道，都达登峰造极之地步。晏子之顺利使楚，甘罗之十二岁为上卿，蔺相如之完璧归赵，唐雎之不辱使命，宋玉之辩诬，都在于他们出类拔萃的口才。尤其是那些专门以口才为能事的策士，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天下，朝为布衣，暮为卿相。主张合纵的苏秦，甚至得挂六国相印。他的同学和对手——主张连横的张仪，游说楚国时被打得半死，妻子责备他说：“你如不读书游说，会有此辱吗？”他竟问妻子：“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妻子说：“舌头还在。”张仪则大喜说：“足矣！”他认为只要舌头在，就会有口才，有口才，这就足够了。果然，他担任了秦相，并游说诸侯联秦以拒他国。秦后来之所以能够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不能不记下他的这份舌头功劳。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在那个时期人们对实用口才的高度重视。
在这一时期中，实用口才展现最烈的除了诸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老子、荀子、惠子、晏子等）外，还有韩非、邓析、公孙龙、宰我、子贡、淳于髠、召公、邹忌、触龙、子产、庄辛、曹刿等人。孔子的口才，在《论语》中已充分展现；孟子的口才，也多见于《梁惠王章句》、《滕文公章句》等中。他们的劝谏、答难、论道，令人折服。而庄子、墨子、惠子则是论辩的高手。他们论辩起来，引喻连譬，左右逢源，步步进逼，丝毫不让，竭力展示其口才的功力。
其他人口才的典型展现，在《淳于髠谏齐勿伐魏》、《召公谏厉王弭谤》、《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子产坏晋馆垣》、《庄辛说楚庄王》、《曹刿论战》等篇中均有详尽、生动的记载。
这个时期，实用口才有一个显著特点——设喻、类比。为了增强说服力，使自己的见解容易被别人理解、信服，表达者往往采用打比方、借形象事物譬喻抽象事理的手法，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如孟子以“揠苗助长”之事，申述自己反对急于求成的主张；韩非子以“守株待兔”之事，批评那种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的思想；庄子以“鹓”自喻，以“鸱”喻惠子，以“腐鼠”喻相位，揭露惠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举；邹忌以妾、客、妻对自己的态度劝喻齐威王；陈轸以“画蛇添足”之事劝喻楚将昭阳毋攻齐；冯谖以“狡兔三窟”之事劝喻孟尝君眼光应开阔；江一以“狐假虎威”之事提醒楚宣王正确对待名将昭奚恤；庄辛以“见兔顾犬、亡羊补牢”之事，劝喻楚襄王改弦更张、振作治国等等。这些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实例，一方面体现了表达者注重口才的实用性观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们高超的口才运用技巧。
应当提到的是，在这个时期还有了口才培养学习的举措。典型的是教育家孔子，他招收弟子三千，对他们进行四种教育：德行、言语、政治、文学。言语就是口才，他在这方面的教学中有一套系统的见解：何时说、怎样说、说多少、对谁说、说的效果。比如：“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第十）“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在他的七十二贤人中，就有口才很好的弟子，《论语·先进》第十一有这样的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也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并举证了他们善为说辞的例子。可以看出，那时培养口语表达人才已经为社会所重了。
（三）秦汉至清末时期
秦统一中国后，统治者高度集权，不准“妖言以乱黔首”。加上焚书坑儒等措施，“有言其处者，罪死”，口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到了汉代，又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封建专制统治日益加强，一言不慎即可遭罪，祸从口出使人不寒而栗。因此，口才的发展进一步被制约。在客观上，文字的普及率也日渐提高，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推广，使人们更倾向于书写、撰文，口语表达比起前两个时期来要逊色得多。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用口才也仍在运作、发展：
秦始皇三十四年，君臣大宴于咸阳宫，淳于越等人以“师古”为名，提出要分封诸侯，不能再实行郡县制。始皇要群臣讨论。一时间，廷议纷争，相持不下。最后，丞相李斯力排众议，指出淳于越等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者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终于醒悟，支持了李斯之说。由是结束这场大论辩。
汉高祖刘邦攻破秦都咸阳后，在灞上召集当地父老豪杰讲话，与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史记·高祖本纪》）这是一次成功的演讲，对安定民心起了重大作用。
汉昭帝始元六年，在长安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围绕着盐铁是否应该由国家来经营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辩论。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派与贤良、文学面对面地交锋。桑弘羊密切结合现实斗争，从国家利益出发，旁征博引，上下勾连，以高超的论辩技巧把对手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这场大辩论，双方交锋之多，实为罕见。据统计，桑弘羊一方发言133次，文学、贤良等人发言148次。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除力驳对手外，还有一段精彩的总结性发言，详尽阐述了自己抗击匈奴、改革进取的主张。盐铁大辩论充分说明实用口才在那时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两晋南北朝盛行清谈，能说会道为人所重。南朝宋人刘义庆在其《世说新语》中，专列“言语”一门，记载汉末到东晋士族的言谈。所谈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及；形式有演讲、论辩、会话、交涉、答疑等。并且，言谈讲究技巧，往往只言片语即可表现人物性格，揭示问题主旨，驳倒对手诘难，甚至连小孩子也巧舌如簧。
唐初，太宗皇帝鉴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的教训，要臣下“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因此，诤臣、谏语迭出。最有名的是魏征。他曾就两百多件事劝谏太宗，而且都为太宗采纳；有时也难免得罪太宗，几遭大祸，但终因其善言得免。太宗把他视为自己明得失的一面镜子。唐代还有一种“论讲”的口才，由于佛教盛行，无论僧、俗，论经讲义风靡全国。
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兴盛，使城镇的“说话”成为一种职业，产生了一大批说话人。他们说讲历史、演绎现实、编排故事，滔滔不绝，绘声绘色，深受群众喜爱。北宋中期直至南宋，由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入侵、袭扰，在口才方面突出的表现是谈判、交涉。如仁宗时，契丹向宋朝强行索割关南之地，朝廷派富弼出使契丹；富弼面对强权，以犀利言辞向契丹王指陈利害，力驳契丹的无理要求，保全了国土，并使契丹数十年不敢南侵。
明代兴讲学之风。王阳明、李贽、王夫之，不仅是著名的学者，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学术观点，而且以善辩见长。在这个时期，由于朱元璋的爱好，人们以联语作为应酬交际手段也很盛行。相传朱元璋微服游多宝寺，步入大殿，见幢幡上尽写多宝如来佛号，随口自语道：“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身旁学士江怀素脱口便答：“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合成联语。似这种口才，较为突出的是解缙，民间有许多关于他在这方面的口才的传说。
清继承明的讲学之风，李颙、毛奇龄、戴震、方苞都是各立门派的讲学大师。清后期出现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场实用口才的大会演。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后，与冯云山、杨秀清、洪仁玕等人到处进行传教活动，向广大贫苦的工人、农民宣传反对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教义，听众又口口相传，使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得以深入人心，终致爆发金田起义。甲午战争后，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康有为等一批爱国志士在街头大力宣讲“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后又到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大力宣传维新思想。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立南学会，每七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上千人听讲。在此期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张之洞为主角的洋务派围绕中国的前途展开了一场大论辩。维新派力主变法，打动光绪皇帝后，康有为又被邀到总理衙门，再次同李鸿章、荣禄等进行更深、更细的辩论。其主张虽遭李、荣等坚决反对，但终使皇帝认同，而有“百日维新”的局面。以后，又出现以“反清灭洋”和“扶清灭洋”为政治纲领的义和团运动。他们借讲道诵经的形式，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彼此口口相传，团众遍及山东、河北、河南以及北京、天津。义和团失败，会社又出现，各会社首领都是鼓动家、演说家。如兴中会的孙中山、梁慕光，华兴会的黄兴、陈天华，光复会的吴春阳，日知会的曹亚伯，20世纪支那社的田桐等。
（四）近现代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民主运动的高涨，以口才著称的社会活动家层出不穷。
孙中山先生在国内宣传革命，后又出洋，在欧美、日本等地继续宣传、鼓动。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就职演说慷慨激昂、催人奋进，鼓动性极强。并且，在演说中他还表明自己光明磊落的心迹：“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此外，他还在上海召集国民党员开会，针对党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语重心长地讲道：“胜败之数未能逆料，设一旦军心互解，民气消沉，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为国家大计，他让位给袁世凯，为防止袁破坏革命，他同袁进行了多次交涉、谈判、论辩。袁窃国后，他发表过多次讨袁宣言。反袁失败后，国民党人大都意志消沉，孙中山以其超群的鼓动、宣传才能到处发表演讲，鼓舞革命士气，坚定革命信心。
“五四”运动前夕，康有为沦为封建余孽代言人，他到处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反对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陈独秀代表新文化运动与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辩；他提出的新思想、新道德、新信仰的主张为“五四”运动的群众性大演讲、大声讨准备了条件。以后，在中共早期革命活动中，他竭力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其非凡口才得以充分展现。如1921年1月31日，他在广东女界联合会作的题为“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的讲演，在详述中国妇女受“三从主义”束缚的事实之后，指出其反动、虚伪，号召妇女摆脱其束缚，走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道路。
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是一次实用口才的大展示。爱国学生组织的演讲团在北京街头，在长辛店等工人区，挥泪演讲，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要求严惩卖国贼。这极大地鼓动起人们的革命激情；听众情绪激昂，义愤填膺。之后，天津、保定、上海、南京、湖南、武汉、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四川、东三省等地的学生也纷纷起来响应，在街头演讲，在民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她的领导人都充分利用口才这一武器从事革命活动。
毛泽东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回到湖南，通过中共湘区委员会多次组织讲演会，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他还创办了自修大学的补习学校，亲自给学员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他还同湖南赵恒惕军阀政府及赵本人进行当面的说理斗争，争取到了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权利。之后，他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经常在讲习所上课、作报告。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他的口才日益发展。现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许多文章，都是他口才的记录。这已为人们所熟知。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经常奔走于巴黎和柏林之间，组织报告会，向中国留学生和华工、华侨进行形势教育，宣传中共的主张。同时对当时颇为流行的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严厉批判。他每星期六和星期日都到巴黎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勤工俭学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国家主义派反人民的真面目。回国后，他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除讲课、作报告外，还经常与学生交谈。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口才多有表现。现收入《周恩来选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是他的演讲、报告、讲话、发言、谈话、答问等的真实记录。
在近代时期，著名的宣传、演说家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彭湃、廖仲恺、闻一多、郭沫若等。这里，尤其要提出的是鲁迅。作为革命文化的旗手，除著作丰硕外，宣传、演说活动也十分频繁。现收入《鲁迅全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是他在全国各地作的演讲。
现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也有不少在口才方面表现出高水平的人。如陈毅、陈云、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等，他们不仅有很高的演讲、谈话、谈判、答问等才能，而且语言幽默风趣、机智睿达，交际效果很好。
三、世界实用口才的历史走向
同我国一样，实用口才也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诞生、发展。
远在公元前25世纪，即我国上古的“五帝”时期，人类历史文明古国埃及、印度、希腊、巴比伦就有实用口才的运用。埃及人普塔霍特在那时就提出了应当怎样说话的问题并见诸文字。这是国外最早关于口才的记载。公元前24世纪，两河流域最古老的奴隶制国家之一——乌玛，征服了乌鲁克、乌尔等国，其首脑卢伽尔·扎吉西自豪地说：他“使乌鲁克在喜悦里发光，使乌尔的头像牡牛的头那样抬到天上”。这可以看出，在那个时期人们在口语表达中就已经运用了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注意了口才的问题。
公元前20世纪埃及第十二王朝的一份纸草书记载着黑拉克列欧城王面对叛乱时，对他的臣民作的训谕：“把大群（的人）捆绑起来，并且消灭从他们发出的火焰。不要支持怀有敌意（的人），因为他贫穷……他是敌人！”这可以说是一次较为完整的演说。公元前13世纪埃及出现的两部文献《伊浦味箴言》和《聂非尔箴言》记录着奴隶主日常训示其子弟、臣下如何统治人民的教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日常谈话录”。可见那时对口语表达的重视。
公元前10世纪，居住在巴勒斯坦一带的希伯来人就相当流行向神灵祷告。他们广泛宣讲至高无上的上帝耶和华以及“十诫”的教义，竭力贬抑地方神。为使宣讲深入人心，他们非常注意表达技巧。
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被称为希腊历史上的“荷马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彪炳史册的《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人民口头流传的民间歌谣。它对人物性格的描绘和对故事情节的叙述，用语简练、形象生动，足见当时口语表达的技巧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这个时期，还诞生了享誉世界的口头文学希腊神话传说。其想象力的丰富，充分说明了传说者们口语表达能力的高超。
公元前6世纪，波斯出了一个名叫萨拉苏什特拉的以口才著称的先知。他有许多智慧的言语和格言记录在《阿维斯塔》这本书中，遂使这本闪现着口才光辉的书被称为古代波斯人的圣经。萨拉苏什特拉到处传播他的教义，在希腊他被称为琐罗亚斯德，由于他的不懈宣讲，他的教义很快传向四面八方，使得琐罗亚斯德这个称号远比他的原名更为响亮、著名。后来，他在一次宣讲宗教的战役中死去，但他已成为波斯的宗教信仰。
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西岸、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建立起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不断展开争论，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法律、宗教、哲学等领域。其论辩之风，不亚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并且，他们的论辩并不停留在简单的说明或陈述上，而是进行详尽的推理、论证，于是又掀起演说之风。继而人们开始研究演说术、雄辩术、诡辩术。代表人物有：
赫拉克利特。他坚持宣传朴素唯物主义，强调事物的运动性、发展性。他认为：“思想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可以看见、听见和学习的东西，是我最喜欢的。”
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直接对立，他强调事物的不变性、不动性。他认为：“人们既不能认识非存在，也不能把它说出来。”“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
芝诺。他不仅追随老师巴门尼德，而且在论辩中使用了诡辩的手法，让人无法理解，也无法反驳。如他所说：“如果有许多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必然同时既是小的又是大的；小会小到没有，大会大到无穷。”
德谟克利特。他是著名教育家、唯物主义者，强调世界是物质的、运动的，宇宙是无限的、永恒的。他认为：“有两种形式的认识：真理性的认识和暗昧的认识。属于后者的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
公元前5世纪，出生在尼泊尔的释迦牟尼成佛后，四处游方传教，前后达40余年。他死后，教徒又口口相传，使佛教很快在辽阔的亚洲地域传播。
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希波战争，促成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哲人迭出，学派纷呈，演说、论辩之风大为兴盛。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兴起于这个时期的诡辩学派，代表人物有罗塔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不仅擅长诡辩，而且致力于论辩术、演讲术的教学与研究。
到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时，实用口才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的《工具论》和《修辞学》，系统、全面地研究、阐述了实用口才关于适用环境、表达方式、表达技巧、言语风格、听众心理等方面的理论，明确划分出实用口才中的“说话的人”、“所说的话”和“听话的人”三个概念。其《论辩篇》和《辩谬篇》还提出了著名的证明的推理、辩证的推理、强辩的推理、误谬的推理和启导的论证、辩证的论证、检查的论证、强辩的论证。这是他对实用口才的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这段时期内，古希腊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口才学者和教育家。如伯里克利有一篇《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虽然较长，却是那时最有影响的演说。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那位最有修养、最纯正、最高尚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演说……宣布了他们的民族所奉行的格言，也就是形成他们自己的人格的格言。”另外，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戈拉除了以独特的演说风格著称于世外，他们还巡游各地，广收门徒，系统地传授讲演术、论辩术。
在实用口才发展的道路上，古罗马也树立起一座座丰碑。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这段历史时期涌现出西塞罗、昆体良、盖伦、阿普里乌、亚历山大等一大批口才学家。以雄辩著称的西塞罗不仅享誉罗马，而且名满世界；他的《雄辩家》是他雄辩理论与实践的总结。昆体良主持研究口才学20余年，在罗马创办口才学校，除在巨著《修辞规范》中专列“雄辩术”、“演讲术”外，还专著《演讲学原理》。在他们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到公元5世纪，卡佩拉在他的《撒底里贡》中详尽地论述了说话的方式、演说的主旨、论辩的技巧以及语词表达的手段等问题。
在中世纪，实用口才基本上是继承前人。如意大利的托马斯、法国的盖利克、西班牙的彼得、德国的阿尔伯特等。阿拉伯的阿尔法拉则提出了口才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思维要借助于语言。他认为，应当认真研究如何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这个时期在实用口才方面的斗士是法国的罗吉尔·培根。他到处发表演说，大声疾呼，批判宗教，揭露僧侣甚至教皇的丑事，认为教会成为欺骗与谎言的渊源。以后，教会以“妖言惑众”的罪名监禁了他14年。
到了近代和现代，由于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在人们日益频繁的交际中，实用口才也有了全面的开拓，进入一个大繁荣时期。口才学家、口才能手灿若星云，研究机构、办学层次、培训方式五花八门，社团、刊物、专著层出不穷。像拿破仑、亚当斯、黑格尔、华盛顿、林肯、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丘吉尔、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戴高乐、铁托、狄更斯、雨果、马克·吐温、罗素、赫胥黎、李卜克内西、海明威等，都可堪称实用口才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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