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桑子著成《宋代文官集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前无《序》，后无《记》，问其故，答曰：“我喜欢‘白书’。《序言》《后记》都是虚言矫情的套话，要了解我的思想观点，都在书中，看书就是。”桑子是诗人，为人有真性情，特立傲俗，任情不羁；治学有真见解，博观约取，出以己意；其书不待虚言赞美，自能立于学林，为人所乐读。我却不能免俗，见人出书晋职，也想著书立说，给自己一个交待；书成付梓，又不免惶恐之情，因深知自己学力有限，对先秦诗学的许多问题尚未深入研究，书中的观点是否合适，心中忐忑无着。
回想自己对先秦诗学问题的思考，始于楚辞；而对楚辞的学术兴趣，则始于姚师益心的鼓励。1988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助教进修班学习，班主任姚老师讲“楚辞研究”，听课中，直觉到《天问》就象自己学唱过的藏族《世巴问答歌》，是神事活动中歌问对答的启蒙乐歌，而楚辞的其他作品，又都与神事活动有关——《九歌》写祭祀天神、地祇、人鬼；《招魂》《大招》写招魂；《卜居》写占卜；《远游》写神游；《离骚》《九章》“陈辞”神祖——于是我想，楚辞应是一组体系完整的巫祭乐歌。我把这一看法讲给姚老师听，她鼓励我尝试从巫祭乐歌的角度“研究”，看能否讲得通。姚老师1979年承学于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我的楚辞研究也就从阅读《楚辞今绎讲录》《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开始。姚老师不仅激发了我对楚辞的兴趣，而且以上海人特有的细腻和热情照顾我这个异乡求学而又传染上甲肝的学生。那一年，上海爆发甲肝，人们谈“肝”色变，姚师益心和汉荣夫妇却请我去家中，为我做鱼补养身体，并从华东师大工会供应职工的定额中为我买了一大瓶蜂王浆。姚老师给我的这份温暖，也成为我从事楚辞研究的动力之一。但是，“大胆设问”容易，“小心求证”很难，楚辞之学，并非驽钝浅学如我者所能为，且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有近十年时间萦心于系部琐事，故二十多年间，虽心系楚辞，却学无所成。收在本书的十篇楚辞文章，是我研究心得的一部分，谨以此献于姚师益心，勉强作为一种回报吧。
由楚辞而对先秦诗学乃至乐学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访学的两年。2004年9月，我入选国家人事部“西部开发高科技人才特殊培养”计划，访学于北师大文学院，师从尚学锋老师和李壮鹰老师。学锋师的《诗经》研究，壮鹰师关于商周乐学思想的研究，都给我很大启发。我关于歌体文学、乐体文学、诗体文学的思考，就是得益于两位导师的点拨。本书出版，又蒙学锋师拨冗审阅全稿，赐《序》鼓励。师恩难以言谢，只有以自己的努力以为回报！北师大的校园，名师济济，学术活动非常活跃，为弥补自己知识和学养的不足，我“跑”着听了许多课和讲座，周末两天又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国家图书馆聆听名家讲座。童庆炳、郭英德先生的文体学研究，李山先生的《诗经》研究，过常宝先生的楚辞研究和先秦史传散文研究，李春青先生的先秦两汉诗学研究，赵仁珪、张海明、刘宁、康震先生的唐诗宋词研究，萧放、万建中先生的民俗文化研究，扩大了我的视野，开阔了我的思路，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对先秦诗学问题的思考。坐在北师大的课堂，沉酣于学术文化的馨香，领受着先生们的知识、思想、精神、气质、人格和思维方式，我深刻体会到“薪火相传”四字的涵义。
对我的学术研究有深切影响的，还有甘肃教育学院的郭志强（郭外岑）老师和西北师大赵逵夫先生。郭先生的意象文艺研究，其致思方式和学术风格，是我企慕的研究范式。赵先生是文史大家，先秦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我虽未能承师门下，但受先生的影响很大，著书作文之时，心中常与先生论辩，有似学生给老师完成作业一般。先生特别关心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给予我校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其功德所及，将延绵久远。2006年10月18日，我校二十年校庆，先生在主会场找我过去，告诉我说，袁行霈先生主编、他与刘跃进先生负责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一卷），在注释《诗经·芣苢》时，采用了我《〈诗经·芣苢〉论释》（《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5期）中的观点，并且标明注文出处。这使我兴奋不已，因为，历来注“芣苢”为“车前”，而从《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开始，大学教材将释“芣苢”为“薏苡”，这对我的研究是多么大的肯定！后来，虽然《中国文学作品选注》没有标明注文出处，但还是采用了我的观点。为这件事，赵先生曾两次给我说明原因。去年，先生注评的《诗经》出版，他又特意打电话说，《诗经·芣苢》注释中标明了注文出处，若我来兰州，他送我两本书，若不来，就将书捎带过去。8月3日—6日，“第九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师大和我校召开，期间，先生签名赠我两本他新注的《诗经》。先生这种奖掖后进、倡明学术的作风，使我想起“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宋史·欧阳修传》）、“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苏轼《钱塘勤上人诗集叙》）的欧阳修。我不敢以先生弟子自居，但先生在学术上的敏悟、执著、勤奋、严谨和待人的平易、宽舒、细心、周全，一直在默默地影响着我的为学与为人。这次，先生又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我题写书名，给我以鼓励。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还得到过的董汉河先生、胡大浚教授、伏俊琏教授、刘志伟教授的积极肯定和热情鼓励。《〈诗经·芣苢〉论释》能在《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5期发表，完全是主编董汉河先生提携的结果，因为这篇文章原定在《甘肃社会科学·论文辑刊》（增刊）发表，是董先生将其“提拔”到了正刊中。为这篇文章，董先生竟给我写过两封信！其中7月4日的信中说：“我又拜读了一遍大作，感到大作确实从各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确有新意，所以决定第5期正刊刊用，希望出版后，能有所反响。比如就大作写一论点摘编，推荐给《新华文摘》。”胡大浚教授和刘志伟教授也对我申报副教授时匿名送审的《〈诗经·芣苢〉论释》给予了客观中肯而又积极热情的评价。伏俊琏教授在审评我申报“甘肃省高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时的论文说：“范卫平同志提交的六篇论文，有三篇是关于楚文化和屈原的，三篇是关于《诗经》的，可以看作是两组论文。这说明，在十余年的教学之余，著者有比较集中的研究方向和课题。长时间就某一方向或课题进行研究，是科学研究深入的标志之一，也是能够取得成绩的前提因素之一。这同当前研究方向过于分散、追赶时髦的浮躁学风形成鲜明对比，是应大力提倡的。第二，作者研究问题，能对该问题以往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这就意味着其研究、创立新说是建立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的，因而具有前沿性。第三，作者提出新说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可以说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诸位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包含着期望和指导，增强了我的研究信心。
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父亲范学信阅读修改过有关内容。父亲是著名教育家辛安亭创建并任院长的甘肃教育学院中文系的首届毕业生，他的中学时代是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附属中学（今兰大附中）度过的。父亲学养的全面是我们这些生在挨饿时期、长在“文革”时期、学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时期的儿辈所不及的。他趁光线和眼力最好的中午阅读修改，下午或晚上给我谈他的意见。他在读完《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释〈老子〉“音声相和”辨正》一文后叹道：“这样写文章是很耗神伤身的！”父亲是有怜子私情的，他所关心的不只是学术问题，还有他儿子的健康问题。父亲的怜子之情却使我更加严谨认真地对待治学。父子之间，茶饭之余，说说老子、屈原、楚辞、《诗经》、欧阳修，也是人生之幸福！
给我这本书稿提出意见最多的是学友王芳女士。我关于先秦诗学研究的思路和观点，与她有过深细的交流，本书的绝大部分文章都请她阅读批评，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她肯定我关于乐体文学和乐学思想的研究，而对我的楚辞研究质疑较多。她移居温哥华，兼事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图书馆，或伴叶嘉莹先生讲课，或为叶先生整理讲稿。她拿我的《欧阳修人格分裂了吗？——论如何评价欧阳修词作及其人格》一文，请叶先生指点，得到叶先生的好评；她又把叶先生2011年夏在温哥华兰加拉学院讲《弱德之美——谈晚清世变中的诗词》（六讲）的录音（其中第二讲中提到我的文章）和讲稿发给我，使我在这偏僻的西北一隅，能及时聆听叶先生的讲课，感受她老人家的学养和人格之境，与之神会于无方，也是人生之大幸，治学之至乐！明年是叶先生九十华诞，预祝她老人家寿祺安康，扎西德勒！
最关心书稿的是妻子张翠珍，在“申申其詈予”的背后，却是“全息”地关心和支持。只有她才真切地感知了我读书、研究、写作的艰辛。
书稿四十余万字，除已经发表的部分，尚有二十多万字需要键入Word文档，王玲玲、马萍、马丽萍、李美艳同学和外甥杨臻或帮忙打字、或参与校稿，儿子颖恩高考结束，也参与其事。那么多文言古字，得一个字一个字键入，一个字一个字校对，真是难为他们！
书稿完成之时，我校“优秀学术著作资助项目”启动，本书有幸被列为“重点资助项目”，获得六千元资助经费。这要感谢学校和领导。我校2006年专科评估获“优”，2008年顺利“升本”，在艰难之中积极地发展着、前进着，对真正的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也在逐年增进。
值此书稿付梓之际，对教我学、授我业、育我德，指点、影响、鼓励、帮助、支持、关爱我的老师、学友、领导、同学、编辑及亲人，一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是为记。岂惟虚言矫情也哉？
2012年5月于甘南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