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包了以后怎么样？”在青铜峡县邵岗公社二旗五队我问生产队长陈兴智。“好！大包干这东西不但治穷还治病哩。”“怎么还能治病呢？”我不解地问。“往年水稻插秧薅草，有些人不下水，不是说腰腿疼就是说有关节炎。今年包了以后，一个比一个干得欢，腰腿都不疼了，关节炎也好了，你说这不是治病吗！社员们都说，‘现在的政策厉害，把多年的腰腿疼、关节炎没用药就给治好了。’”说到这儿，今年五十挂零的老陈开心地笑了，笑得眼角堆上了扇折儿。
笑了一阵，老陈就地给我唠起五队的历史和现状。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一年，整整八年，社员没从队里领过一分钱。一九八○年劳动日值四角，去年三角。担起两个碾砣子不摇晃的壮汉子，劳动三天挣来的钱还不够买两合壮腰健肾丸，谁还能有心干呢！社员家家欠着一腚两肋巴债，真是不怕贼来怕客来。今年包了以后好，全队粮食打了三十二万斤，比往年差不多翻了一番。哪家的粮食都是栈子盛不下；全队三十一户人家中，副业收入上两千元的七八家，上一千元的就更多了。社员的生活就像白面里掺进了苏打，发得真快。
过去日子紧巴，好些妇女花点钱还得装个笑脸问男人。现在日子富裕了，妇女都扩大了“自主权”，花点钱再也用不着给男人装笑脸。前几年，谁家走亲戚，一般都是蒸个馍馍拿上，生活稍好一点的顶多炸几个油饼子，在五队这算是拿得出手的厚礼。如今大家都爱顾个面子，馍馍油饼拿不出手，谁家走亲串友讲究的是带糖、点心、罐头。“吃大锅饭”时，小伙子穿上一件海军衫乐得不行。现在你掀开衣服再看看，有的小伙子套的是几十块钱一件的开司米线衣，尼龙、锦纶都不在话下。前两年你到社员家里看看，有些人家除了几口盛腌菜的缸以外，再没啥摆设。眼下有的社员已经添置了家具，还有好多人家都在准备做家具，对当地的木匠还看不上眼，嫌做的家具笨，非要找浙江木匠，做捷克式的家具。
陈兴智用食指磕着烟灰，似乎要把心里的话全都磕出来。“现在生活好了，就连孩子穿衣服裤子，布的都看不上眼，非要时兴货不可，什么尼龙、涤纶，买个绒裤还要腈纶的。”他指着在屋里干活的大女儿说：“你望，穿的还是筒裤，那玩意上头瘦下头肥，我顶见不得，可是我看现在年轻人都穿这种裤子，我想反正有钱，穿就穿吧，年轻人吗，不比我们这些老头子。”正说话间，走进一个衣着很朴实的壮汉子。老陈赶忙给我介绍：“这是我兄弟，叫陈兴华。他家今年也不错。我请陈兴华说说今年收入情况，他闷哧了半天说了一句：“一般。”陈兴智说：“他这个人扯闲事，唠散话有他，说正经的不行。今年他是偷着笑，家里六口人打了七千多斤粮食。”老陈伸出粗硬的拇指和食指又说：“种瓜收入就八百，加上采石头少说也在一千三百元。家里阔着呢！新做的床、大立柜，还做了个写字台。你还没见他女人呢！穿的更洋气，左一套右一套。”“你自己都舍不得穿能舍得给女人穿吗？”我笑着问陈兴华。哥哥接过去说：“嘿！人家挣下了他敢不给穿，不给就骂着要呢！你问他是不是这样。”陈兴华只是低头笑不言语，表示默认。
跟老陈唠了一会儿，我从庄子南头开始，挨着走访了八户社员家。给我印象最深的算是社员常元恒。他乐观，健谈，说话爱带四六句。过去，他家是队里“著名”的困难户。今年家境大变。五口人，小麦打了六千斤，稻子打了七千斤。副业收入更好。今年他家养种驴、种马、种猪收入一千九百元。成了全队数一数二的富裕户。常元恒一边忙着倒水，一边不住嘴地夸政策。“好！好！政策就朝这么个好！你来得也正好，我前两天还和公社吴主任说，我要是会写文章，非把我们队上的变化在报纸上来一篇，可惜我双手写个八字还要描着写，这回你给咱们来上一篇。”说到这，他搬过一把椅子圪蹴在上边又说：“往年吃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就是顿顿干捞面，就着馒头吃，粮食也吃不完。十月份进县城逛物资交流会，吃饺子还要就炒肉片。往年七八个月吃不上一顿肉也行，今年可不行，几天不见肉就像感冒一样浑身乏得很。”坐在一旁的老伴笑着插了一句：“刚有几张票子看把你烧的，都不知姓什么了。”常元恒笑了笑指着自己抽的金驼牌香烟说：“以前我连一毛钱一盒的经济烟都抽不起，抽旱烟，现在赖烟还不抽，五月份我一次就买了一箱烟。对啦！你还没见我那大孩子永太小两口的日子，比我还阔，家里置的是自行车、手表，前两天又买了一台电视机，还是日本进口的。庄子上的人给他编了个顺口溜，‘骑车戴表穿涤纶，笑看电视住新房。’这是真的，一点不假。”
“这么好的光景你经着过没有？”我问。
还没等老常说话，他老伴接过话茬说：“他怕是那一辈子都没经着过。”“说那一辈子是瞎话。”老常说：“今年我五十正，过这么好的日子还真是头一回。”接着老常讲起他发展家庭经济的“宏伟规划”。“不瞒你说，明年我还厉害，副业上准备买一头种牛、再买一头种猪，这样收入比今年还要高，农业上，光肥料就买了五百元的，全都是好化肥，地里上得足足的，你说不打粮朝那儿跑！”“你这么干不怕政策变呐！”我故意问。“别人怕变我不怕。我要是怕变就舍不得下这么大本钱。”
光找男的唠不行，还要找妇女谈谈。于是，我又专门走访了几位老奶奶。在社员石宝山家，我问他老母亲：“如今政策好不好？”老人今年七十二，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眼不花，耳不聋。此时她正在屋里收拾粮食，她赶紧放下手里的簸箕，两手掸掸衣服前襟，说：“要说政策，好得再罢提啦。大包干这个法子做梦都梦不着，也不知是什么人想出来的，真的要好好感谢感谢。”老人家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扳着，给我数说她进县城逛物资交流会花的钱。看耍猴两毛、看大戏四毛，看耍杂技两毛，加上来回坐车、吃饭花的钱，整整花了三块钱。以前哪敢这么呀！说到这儿，老人家给年轻人还提了意见。她说：“我给你说个新鲜事听，现在年轻人不做鞋啦，都时兴买鞋穿。庄稼人不做鞋穿，买鞋穿，我可是有点看不惯。”这时进屋给送孩子的石宝山说：“妈！你还是老脑筋，你也不细算算，做鞋的工夫还不如好好缓缓劲，到地里多干一会儿合算。”老人虽然没有反驳儿子的话。但从表情上看得出，她没有改变自己的老章程，在她看来，庄稼人再富还是要做鞋穿，这样才合乎情理。
当我走出庄子准备往回走时，碰上了拉土垫圈的路万金，于是停下来又拉呱一阵。路万金今年虽说已六十四了，但身板还挺硬朗。他话语不多，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老实人。可是，一说到大包干，老人还真有说不完的话。他给我摆了一大堆大包干带来的好处。就拿在外头工作的干部来说，没搞大包干时，回家来，倒背着手，根本不管三。今年好，回来放下自行车就往地里跑。年轻人也变好了。吃“大锅饭”时，有些年轻人不好好干活，你说他不但不听，还说你是多管闲事。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后，谁家的孩子谁家管，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好。过去，队上的事队长一个人操心，大家睁只眼闭只眼，都想的是针能过去线也能过去。现在大家的事大家操心，桁条椽子都吃劲。
路万金老大爷夸奖了一阵大包干后，掉个话头说：“同志，队里穷，社员腰包没钱，加上穿得不好，进商店营业员都带搭不理。现在庄稼人牛气了，卖一季粮就是千八百元钱，他谁敢小瞧！”路万金家共八口人，今年粮食打了一万四千斤，蔬菜收入七百多元，小日子一下就抖起来了。老人烟瘾大，过去穷，抽不起卷烟，老买旱烟叶卷成喇叭筒抽，老树根似的手指头又不听使唤，过个烟瘾活受罪。如今他买烟都是成条的买，还爱捏个酒壶。过去谁家过个事才能喝上点酒，现在隔三差五就要来两盅热乎热乎。临分手时，路万金老大爷对我说：“只要政策不变，过上三五年你再来看，准保吃陈粮烧陈草，比现在变化还要大。”
（摘自于《宁夏日报》1982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