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卫士们说：“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们也照样要把五星红旗升起来。”
在升旗时间前15分钟，官兵结束适应性训练，前往天安门城楼中洞待命。
总之，保证每天的升降旗绝对万无一失。
每次遇到下雨天，国旗卫士的心中便会生出些莫名的激动。
冬天升旗最痛苦的是手中握钢枪。
大风天对升旗手来说，的确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1993年5月，由于长期担负带队升旗任务，陈杰的左脚上长了两颗鸡眼。
降旗回来后，王俊华疼得昏倒在地。
天上下刀子，五星红旗依然升
黎明，傍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国旗护卫队成立六年来，以对祖国高度负责的态度圆满完成了近5000次国旗升降仪式，个中滋味，外人确实很难知晓。
朋友，或许你曾多次被卫士们威武庄严的仪容深深打动，或许你心里在羡慕着卫士为人关注的荣耀，然而，如果你真正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你会发现，在庄严热烈的背后是刻板的重复和重复造就的枯燥。
每天准时执行升降国旗的任务，是国旗护卫队最重要的使命，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天气如何，也不管心情如何，五星红旗会每天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国旗卫士们说：“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们也照样要把五星红旗升起来。”
因为任务的特殊性，国旗护卫队的战士首先要克服两大难题。一是因每天的升降旗时间都不一样，导致战士们的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二是为了保持肃整仪容和庄重的形象，战士的着装不能因季节的改变而改变，必须做到“夏不穿单（衣），冬不穿棉（衣）”。盛夏的暑热和雨水，严冬的寒冷和冰雪，春秋两季的风沙，是战士们在执行升降旗任务时必须面对的首要困难。
他们日复一日演示的是同一套动作，同一个程序。
人们享有的诸多幸福，国旗卫士们是无缘领略的。刮风下雪，你可以赖在床上不起，在温暖的被窝多呆几分钟，国旗卫士们却不行。酷暑寒冬，风霜雪雨。国旗卫士都不能选择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每天要为国家去做一件事情。
难怪武警总部一位领导到国旗护卫队调研后，深情地说道：“‘风雨无阻’这个词的含义，只有这些战士能真正领会。升降旗任务的艰苦是少见的。”
白描：怎样穿过城楼来到广场
经过数年摸索，升降旗的时刻表对升降旗的时间已精确至分。这是为了保证五星红旗的升降与日出日落相辉映。
一年之中最早的升旗时间是凌晨4时46分，最晚是上午7时36分；最早的降旗时间是下午4时50分，最晚是晚上7时47分。
每天凌晨，参加升旗的官兵按规定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就起床、洗漱、着装、取枪，开始适应性训练。因为人刚睡醒时，身体的各个部位还处于麻痹状态，如果不进行严格的适应性训练，到时就很难做到动作整齐划一。
在升旗时间前15分钟，官兵结束适应性训练，前往天安门城楼中洞待命。
升旗部队的三位排头兵――擎旗手和护旗手比其他护卫队员先离开驻地，到端门东侧画像的旗柜里取出国旗，列队在中轴线边上等候。当带队警官带领32名护卫队员从驻地走出端门后，三位排头兵与他们会合，一齐齐步走入已经戒严的天安门城楼中门洞。
全体护卫队员在门洞内互相检查礼服的穿戴情况，做出发前的最后准备。离升旗时间剩三分钟时，部队开始从门洞出发，升旗仪式正式开始。
部队先是用齐步走上金水桥，下桥后，从跨入长安街第一步起，改用踢正步。从金水桥穿长安街到天安门广场国旗基座的围栏，战士们走的正步刚好是138步。
进入旗杆基座外层围栏后，擎旗手、护旗手和带队警官先后走上国旗杆下的内层平台，擎旗手将重达7.5公斤的国旗双手递给早已在旗杆下东面静候的升旗手。然后向南走下平台，转身面对国旗。另32名护卫队员进入旗杆基座后，从两侧走到旗杆基座南侧立定，面向国旗。
升旗手此时已将国旗悬挂固定在旗绳上。随着一声“敬礼”的口令，国旗卫士们行持枪礼，升旗手按动电钮，并将长5米、宽3.3米的祖国第一旗抛展在晨风中。
2分07秒后，在数万群众热切凝聚的眼神中，国旗攀升到30米高的白色旗杆顶端。国旗护卫队员重新恢复来时的队形，齐步走回天安门城楼，走到驻地的训练场后才立定。然后由带队警官对刚刚执行完的这次任务进行讲评，指出不足，提出要求。讲评完毕后，武器入库，战士们也换上常服。
傍晚，同样的程序再运行一遍。所不同的是升旗手待国旗降至旗杆底部后，要十分利索地将面积达17平方米的国旗拢成一个漂亮的锥形，并打好结扣，然后交给擎旗手，由这支队伍护卫着回到驻地，将国旗放回原处。
为重大节日、每月逢1日的国旗升降仪式伴奏的军乐团，原是武警北京一总队的一个文艺班。完成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司礼任务后一举成名，成为继总政军乐团之后我国第二支专职军乐团。
护卫队与军乐团的一个难题是解决音乐伴奏的艺术效果与严格时间限制之间的矛盾。从天安门城楼到国旗杆这一段时间奏《歌唱祖国》乐曲，要求两者达到和谐统一。从国旗护卫队起步开始伴奏，国旗护卫队走到国旗杆下“啪”地一立定，演奏必须是正好结束。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升旗时奏《义勇军进行曲》，在按动电钮到国旗升至顶端的2分07秒里，《义勇军进行曲》正好演奏三遍。
指导员谢辉介绍说，每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是一种国家礼仪，象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月同辉，因此，必须保证国旗同太阳同时升起。国旗护卫队每天严格地遵照《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升降旗时刻表》履行使命，分秒不差。
这样的程序，每天一丝不苟地由这群青年履行着。虽然每天的动作完全相同，战士们每天依然能保持不变的活力和激情。战士们这样说：“我们知道，虽然每天仪式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第一千次重复，但对于从千里之外赶来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来说，却永远是第一次，每天深情地注视着我们的目光都不同。我们知道，只要一走出天安门城楼，我就不再是个体的我，而是民族的我，中国的我。”
旗杆基座下“藏”着一名升旗手
我们已经知道，每天的升旗部队由一位带队警官、一位擎旗手、两位护旗手和32名护卫队员组成，共36人。
但实际上，每天还有三位五班的升旗手，参与升旗仪式。他们与升旗的官兵一起早早就起了床。
五班在国旗护卫队内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班，也即升旗班。这些战士专门负责国旗的具体悬挂和摘取，负责最后按动升、降旗的电钮，负责抛展和收拢国旗。此外，国旗杆底下每天的第一班和最后一班标准国旗哨，都由五班的战士承担。
当升旗部队在城楼下集合时，五班的三位战士则提前到国旗杆底下待命。
一位战士直接进入旗杆座下面的地下室，检查升降旗及奏乐设备的待命情况，这位战士还担负人工手摇升降旗的重任，万一工作电机及备用电机都出现故障，这名战士就用人工传动将国旗升至杆顶。总之，保证每天的升降旗绝对万无一失。
升旗手和另一名战士在离升降旗时间还有10分钟时便肃立在旗杆的东、西两侧，面向天安门城楼，静静地迎候五星红旗的到来。
卫生员赶来量了一下体温，40
1995年5月，北京的初夏，天气刚开始变热，雨水连绵不断。
国旗护卫队正处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期。每年1月至6月，是国旗护卫队人手最紧张的时候。老兵已退役，新选上来的兵还得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尚不能承担正式的升降旗、护旗任务。这几个月内，升旗部队两套人马只能编成一套，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了谁都不成。战士除了负责升降旗之外，还得担负国旗哨、讲解国旗、临时警卫等任务。
四班长杜逸每天不到4时便起床参加升旗，然后是连轴转的勤务任务，他已经连续两天每天只睡四个多小时。
5月18日傍晚，天降大雨。杜逸和战友们来了精神。每次遇到下雨天，国旗卫士的心中便会出生些莫名的激动，或许是每天重复升降旗任务增加了激发热情的一些变数。对战士们来说，看到大雨中的广场上仍有那么多群众虔诚地等着观看升降旗仪式，最让他们感到欣慰，也最令人感受到鼓舞和振奋。所以，护卫队的战士们都说：“越是下雨，我们的动作就越能发挥好，虽然我们在升降旗中不能戴任何雨具，但我们全然不顾，下雨天最能磨练人的意志，激发我们的自豪感。”
晚上7时25分，杜逸和战友们一起顶着大雨，在水花飞溅中穿过水幕世界，将国旗降下来，顺利地护卫回到营地。凡尔丁布料的升降旗专用礼服和衬衣全部被雨水打湿，因为礼服只有一套，明天早晨升旗还得穿。杜逸便和其他战士一样，脱下靴子，倒出一兜子雨水，脱下衬衣，把雨水绞干后晾在拥挤的屋檐下。
窗外，雨不停地下着。晚上操时间，杜逸感到有点头疼。连日的紧张勤务，又遭一场大雨浇淋，杜逸病倒了。带队警官王金耀让卫生员给杜逸找了感冒通，吩咐他多喝开水，好好休息，因为第二天早晨还得参加升旗。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整整一夜。
翌日凌晨不到4时，警卫哨的起床哨子声又响了，是日升旗时间为4时56分。
杜逸一夜感到头昏口渴，刚迷迷糊糊入睡，又得起床了。他强打起精神，和战友们一起穿好了礼服，领取了礼宾枪，开始升旗前的适应性演练。然后在雨中和战友们一起完成了一次“历史使命”。
返回营地后，杜逸只感到浑身发冷发沉，头晕目眩。在听带队警官讲评时，他支持不住，瘫倒在地。
战士们赶忙将他扶回屋内，卫生员赶来量了一下体温，40.队长陈杰找来了医生给杜逸打了吊针，并安排两名战士在边上看护他。
杜逸沉沉地睡了整整一天，还说了不少胡话。朦胧中，他又听到了熟悉的哨子声，他本能地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把边上的卫生员吓了一跳。
是的，晚上降旗的时间又到了。
杜逸深知，现在护卫队是人手最紧的时候，惟一的几名机动人员已经调到广场上去执行临时勤务，如果他不能参加，很可能部队就凑不齐人了。他艰难地对卫生员说：“请扶我一把，我得参加降旗。”
带队警官王金耀正在为找一名替补队员绞尽脑汁，听到卫生员的汇报后，他关切地问杜逸是不是真的能挺住。
杜逸强打精神，点了点头。
王金耀说：“那行，给你特殊政策，找战士把你背到城楼门洞的待命地点，你能坚持动作不变形就可以了。”
外面依旧是一片水天世界，雨已经整整下了一天一夜，现在仍然没有停的迹象。杜逸站在护卫方队的第二排，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身体像松弛了的橡皮筋，难以立定。从门洞往南，他隐隐约约地看到，金水桥上，旗杆下面，仍然聚了数千名热切期待的群众。
19时26分“出发”的命令下达了，杜逸“吁”了一口长气，狠狠咬着牙对自己说：“死也得挺住！”
一股莫名的力量从体内生发出来，杜逸挺直了脊梁，迈着坚实的步伐出发了。
齐步、正步、立定、下枪、行持枪礼，然后返回。杜逸的动作做得惊人的标准。观看降旗仪式的群众被这一雨中的群雕带入了一种神圣的精神境界。当护卫队护卫着国旗往回返时，人群中自发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使本已黯淡的雨夜广场突然间显得豁亮万分。
听着这掌声，杜逸心头一热。他右手紧紧抓着枪把，坚定地拼力踢着正步，“咔、咔、咔、咔”，每一步都震得他眼冒金星，头疼得像要裂开了似的。因为鼻塞呼吸道不畅，杜逸觉得胸口憋得慌，气喘不上来，他只得微微张开了嘴，和着雨水贪婪地呼吸着空气，胸腔剧烈地起伏着。突然，他觉得一阵恶心，腹部似翻江倒海，一般热流从胃部升起，直逼口腔。杜逸紧紧地咬着牙，强忍着，他对自己说：“挺住！挺住！马上就完成了。”
队伍走下金水桥，迈进城楼门洞的时候，杜逸似乎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突然，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在体内酝酿已久的腥臊之物终于倾巢而出，病魔的威力超出了人的意志极限，生理已抑制不住病情，激发了杜逸喷射性的呕吐，浑身抽搐，两名战友赶紧将他搀扶住……
这时，部队已经步入天安门城楼。
杜逸以惊人的毅力保持了国旗卫士的完美形象。
战士们看见嘴在动，却听不到声音
每年冬天，严寒和冰冻给国旗护卫队执行任务带来极大的不便，但国旗卫士们以对国旗的赤诚克服了一切困难。
1992年1月15日晚，北京的天气，雨加雪。
1月16日，凌晨5时30分，国旗护卫队清理冰冻的小组出发了。是日预报气温为零下10摄氏度左右。雨和雪落到地面，不一会儿，便积成了厚厚的冰。清理冰冻的战士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清除升旗部队要走的道路上的冻冰，不然，国旗护卫队员走在上面很容易滑倒。
当天的升旗时间是早晨7时34分。6点30，升旗部队战士起床，开始穿戴礼服。为了维护国旗卫士的形象，国旗护卫队员再冷也只能最多穿三层：一件衬衣、一件薄毛衫、凡尔丁礼服。下面穿一条绒裤，外套一条呢料马裤（国旗护卫队穿的马裤有点像运动用的健美裤，裤身宽大，裤脚窄小，裤口下面接有一条用来套住脚的松紧带），领出礼宾枪，开始到训练场上演练。
天冷得出奇。几位战士站到穿衣镜前整理礼服，不一会儿，手就冻木了，费了很大劲儿才将衣服扣子扣上。
冬天升旗最痛苦的是手中握钢枪。每次升旗，从领枪到完成升旗任务交回枪的一个多小时，这段时间，手中仅戴了一双薄薄白手套的战士都是握着由铁块铸成的礼宾镀铬枪。护卫的32名战士的姿势是用右手反扣住枪托的底部，把枪扛在肩上。而枪托的底部是一块铸铁，在零下10摄氏度的早晨，手中握一铁块，在寒风中执行长达1小时的升旗任务，其滋味是不难想象得到的。
7时24分，谢辉带队来到天安门城楼主门洞待命。凛冽的寒风穿过门洞，吹得战士们几乎睁不开眼睛。刚刚做适应性演练产生的一点点热量，又全都给猛烈的北风刮跑了。衣着单薄的战士一边打哆嗦，一边一丝不苟地互相检查着装情况。谢辉看到前面金水桥上还是不时有一小块一小块的亮斑，那是战士们刚清理完后又结上的冰，他便转过身，准备提醒大家出发时注意防滑。
他转过身说话了，但战士们只看到指导员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长时间暴露在冷空气中，加上冷风一吹，谢辉的下巴差不多冻麻木了，竟无法说出话来。
谢辉用手搓了搓脸，努了努劲对战士们说：“今天冰冻比较严重，大家走步时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打点（国旗护卫队员管动作发挥失常叫‘打点’），影响整体形象。现在离出发还有5分钟，大家枪下肩，凑在一起暖暖身子。”
战士们把枪放到边上，嘴里“呵、呵”地叫着，将谢辉围在中间抱成一团，一边使劲跺着脚。坚硬的马靴底敲地的声音，一直传到天安门广场的尽头。
谢辉则使劲搓着自己的脖子和下巴，待会儿走出城楼后，喊口令不仅必须出声，还得铿锵有力，决不能让下巴给冻得张不开嘴。
7时31分，部队准时从天安门城楼迈出代表国旗护卫队风采的标准步伐。这支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队伍所发出的热能，似乎可以将整个广场的冰雪融化。
升完旗后，7时38分，部队已立定在东朝房驻地的训练场上。谢辉命令战士们原地踏步，同时让两手做旋转活动，三分钟后，他才下达“枪放下”的口令。因为战士们在寒风中握枪太久，回来后，必须先将手、肘关节活动开，才能将枪从肩上取下来，如果立即要求“枪放下”，会将已经麻木了的肌肉和关节拉伤。
国旗护卫队的警官有不少这样的“窍门”，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一声“解散”口令后，战士们便争先恐后地往屋子里钻，然后一齐奔向屋里的暖气片，此刻，这些年轻的战士太需要温暖了。
那些刚刚观看完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不会知道，长时间挨冻后的手放在暖气片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升完旗的国旗护卫队战士将手放在灼热烫人的暖气片上，两分钟内，没有任何知觉，两分钟之后，手掌就会慢慢地热和疼，最后是钻心地胀痛。要过很长时间，手的知觉才能恢复正常。尽管如此，战士们还是毫不犹豫地一次次将手放在暖气片上，因为对温暖的渴求大过对疼痛的畏惧。
“风是我们最痛恨的东西”
大风天也是最可能给国旗护卫队战士带来麻烦的时候。这一点，现任擎旗手曲衍涛和升旗手刘建光更是深有体会。
1995年11月20日，寒潮和秋风降临北京。
北京的秋风，决不像南方那样轻轻柔柔，令人遐想。它是狂风，吹得人脸上生疼，有时还夹杂着细沙。
下午4时52分，降旗部队从天安门城楼出发。天安门广场上，观旗的人群不约而同地挤得紧紧的，许多人用手捂着口鼻处，眯着眼，因为七级大风夹着风沙正在空中肆虐。
曲衍涛和两名护旗手率先走上金水桥，迎面一阵狂风袭来，吹得他们几乎迈不动步子。带队警官陈朝英和身后的32名护卫队员都被风吹得举步维艰。
陈朝英一看情况不好，风比预计的强度要大得多，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手挽手，正步向前。”
走下金水桥时，站在天安门广场旗杆下的人们看见这支队伍在狂风中竟依然整齐，势不可挡。曲衍涛将左手手臂挽住边上护旗手的手臂，其他护卫队员也是四人一排，手臂挽着手臂，一只手扶着上肩的枪，顶着大风向国旗护杆基座迈进。此刻，早已肃立在国旗杆下的升旗手刘建光也和战友一起暗暗使劲用脚“抓”着地，不让风吹动自己一丝一毫。
2分07秒后，五星红旗在“噼啪”作响的风声中降到了底部。
大风天对升旗手来说的确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升降旗仪式中要求升旗手不论在什么天气环境下，升旗时，要在5秒钟内将旗挂上旗端，并顺风抛展开；降旗时，要在10秒钟内将旗从旗绳上摘取下来，并利索地打好（即卷好），系上结扣，整个过程中，五星红旗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着地。收旗的这些要求在大风天最难做到，因为面积近17平方米的大旗在狂风中漫卷着，不仅难以抓住其要领，弄不好，还可能将人卷到里面去。
负责具体升降国旗的护卫队五班战士都有一身过硬的本领。只见刘建光敏捷地抓住了旗角，“刷、刷、刷、刷”，在风中将大旗打成一个圆锥状，并利索地系上了结扣。作为老升旗手，刘建光知道，大风天打旗时一定要将旗子打得紧紧的，要不然在护卫队护着国旗往回走的路上，旗子有可能被大风吹开，如果那样，后果不堪设想。
擎旗手曲衍涛双手接过刘建光递过来的国旗时，感到十分放心，因为旗打得紧紧的，结扣也系得很死，应该经得起任何大风的袭击。但是，当他们迈着正步往回走时，意外还是差点出现。
部队出国旗基座围栏，走上长安街。照着来时的姿势，手挽着手顶着狂风往天安门城楼走。
曲衍涛肩扛着重达7.5公斤的国旗，右手握着国旗，食指和中指分开，紧紧扣着国旗的系结扣处，努力保持着端正的走姿。突然，曲衍涛觉得旗子一沉――风实在太猛了，打得紧紧的旗还是兜住了风，曲衍涛手下系结扣处，也开始松动，大事不好，曲衍涛心中暗叫一声。如果大风把国旗吹散开了，不仅他自己将无法保持军姿，整个国旗护卫队队形都将被飘展的大旗打乱，溃不成军。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曲衍涛又决不能用手去系一下松了的结扣。无奈，他只有用食指和中指死死地压住结扣，不让它完全松开。旗子兜了一点风，就会兜更多的风，旗也变得越来越沉。风使得结扣处一点一点地松散着。曲衍涛则死死地将两个指头扣在结扣的关键处。一步、两步，一米、两米，当国旗护卫队消失在天安门城楼内时，旗的上半端已快要被风吹散了，但结扣处依然被曲衍涛牢牢地扣着。
回驻地后，战士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将曲衍涛的食指和中指从旗杆的结扣处拿下来。
陈杰的马靴已被鲜血染红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属于共和国内武警的一部分。同样是参军，对于解放军战士来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恰如其分的，但对于武警部队来说，却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尤其是这些在祖国的心脏，首都的天安门地区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更是长年处在繁忙的事务中，他们为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安宁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长期严格的训练中，在执行艰苦的升降旗任务中，一些国旗护卫队干部战士出现了不少的病痛，但这些国旗卫士硬凭着一种精神每天默默地为升降、护卫好国旗尽自己的一分力。
陈杰是前任国旗护卫队队长，身高1.84米，来自刘备三顾茅庐之地湖北襄阳县。他1987年参军入伍来到北京，1991年10月份进入国旗护卫队任警官。长期的军旅生涯，使得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26岁要大得多。他是国旗护卫队组建以来担任升降旗带队警官时间最长的一位。
1993年5月，由于长期担负带队升旗任务，陈杰的左脚上长了两颗鸡眼。当时也是上半年“人手紧张”时期，又加上一位干部回家探亲。带队警官只剩下陈杰一个人，没有可以替换的人员。鸡眼长的位置又正好是脚大拇趾后部走路时着地的地方，使得他每次升降旗回来都隐隐作疼。由于还担负着练新兵的任务，陈杰没有时间去治疗。
一天，陈杰让通讯员打来一盆热水烫脚，烫完脚后，他找了个小刀用火烤了烤，打算把脚上的顽疾刮掉。结果是，不但没有刮掉鸡眼，反而在脚底划了一个大口子。
第二天早晨，他忍着疼痛穿好马靴带队去参加升旗。坚硬的马靴底敲在坚硬的花岗岩上，每一步陈杰都感到钻心地疼，升旗完回到驻地，卫生员帮他脱下靴子一看，整个靴子都已被血染红，沾在脚上脱不下来。卫生员只得把靴子剪破才能清洗、包扎伤口。晚上降旗的时间到了，没有任何人可以替换陈杰，他又忍着钻心的疼痛带队去完成降国旗的任务。
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下来，脚由白变肿，由肿变黑，最后，竟奇迹般地好了。
那段时间，许多护卫队的战士看陈杰执行任务时踢正步、做动作都像没事人似的，便问：“队长，你每天这样走真的不疼吗？”
“也疼，也不疼”，陈杰回答说：“完成升降旗任务后，精神松弛下来了，每一步都钻心地疼。但只要一走出天安门城楼，正步走上长安街，尤其是站在五星红旗下，国歌奏响的时候，我好像的确感觉不到疼痛。”
当笔者与陈杰说起这桩几年前的往事时，他说：“人全靠一股子劲儿，一种意志撑着。国旗护卫队的光荣是人民群众对国旗的爱所给予的，这对我们同时也是一个压力，我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一点病痛影响动作的发挥，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形象，留下我终身的遗憾。”
陈杰队长的这番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国旗护卫队所有官兵的心声。
脚趾断了，还能不能参加升旗
在现行的升旗仪式中，擎旗手的位置显得尤为重要，他不仅执掌全队战士护卫的中心、亿万群众关注的焦点――五星红旗，而且走在队伍最前列，起“领头羊”的作用，他的动作发挥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整个队伍的动作效果。还有一点特殊之处是，全体国旗护卫队士兵所穿的升降旗专用礼服上，佩带的肩章都是士兵衔中的“上士”，但担当擎旗手的战士例外，他的礼服佩带的肩章是军官衔中的“少尉”。
1991年4月组建国旗护卫队时，身高1.93米，肩宽体阔，体形端正的河南籍战士王俊华从武警北京总队万名官兵中脱颖而出。
1992年8月12日傍晚，王俊华在东朝房外的训练场上体会踢正步的动作要领。国旗护卫队要求战士踢正步时做到踢腿似“闪电”，要快而有力。王俊华一遍一遍地做着动作，突然，他一不小心踢在台阶的横面上。“哎哟！”王俊华惨叫了一声，栽倒在地上，卫生员和其他战士赶忙上前，检查后发现因用力过猛，左脚拇趾骨折。
这时离降旗时间只剩20多分钟了。国旗护卫队中，一段时间内，升旗手相对固定，由五班的12名战士轮流担任，护卫队员也是由一排、二排按月轮流担任，惟独擎旗手只有一名。怎么办？王俊华咬着牙，让卫生员喷了点镇痛的药，草草包扎一下，毅然一瘸一拐地和战士们一起向天安门城楼走去。降旗过程中，战士们惊讶地发现，王俊华竟然动作发挥得异常标准，正步，齐步，完全像没事人一样，广场上的群众万万不会想到，一个脚趾骨折的人竟然可以走得如此铿锵有力。
降旗回来后，王俊华疼得昏倒在地。几位战士扶他上床，发现他的靴子怎么也脱不下来，最后三四个人同时用力才拔下马靴。一瞧，王俊华的左脚已肿得像馒头一样。那段日子，王俊华一只脚穿44码的鞋，另一只脚却须46码的鞋才能套下。他一边接受医生的治疗，一边忍着钻心的疼痛，仍坚持每天扛旗，率队友升降国旗。他的伤一直到10月份才痊愈。
那段时间，王俊华才算享受了“特殊待遇”。护卫队指导员每天升旗之前派其他战士帮他着装，然后用自行车把他从营地驮到天安门城楼门洞的集结待命处。
事后王俊华说：“国旗在肩，我懂得它有多重，若在别处也许我早就坚持不住啦。”王俊华扛了三年多国旗，有人为他计算过，三年时间里，他每天扛旗走过的路程，加在一起等于进行了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
与王俊华相似的还有一位叫孙怀轩的战士。
1994年11月8日，带队警官王金耀带领队伍升旗回来后，为了强化战士们的动作，让全队战士多踢了200米的正步。当时的三班班长孙怀轩以身作则，昂首挺胸，动作做得十分标准，但没想到用力过猛，把左脚的第二趾给震裂了。
在国旗护卫队，所有的战士都争着要参加升降旗任务，孙怀轩知道，如果自己向队长汇报，他立即可以得到全休，但肯定要失去参加升降旗任务的机会。
于是，他忍着巨痛，没有跟任何人说，只是向卫生员要了点碘酒和止痛片。每天坚持参加升降旗任务。直到脚肿得像胡萝卜，被警官发现后，才强迫他退下来接受治疗。
来自湖北的战士于斌是五班的一位升旗手。他原本皮肤就不好，1995年3月，身上开始长疥疮，走路一牵一动，都会浑身上下地疼。但是这位刚刚担任升旗任务的战士死活不向别人说。疥疮很快传染到了全身，脖子、肩上、臀部、背部上下长了几十个疥疮。但于斌坚持每天在广场的旗杆下立着，利落地完成升旗、展旗、打旗的一系列动作。晚上，他趁其他战士熟睡时悄悄地起来换被血水、脓水污染了的白衬衣。
三个月过去了，于斌忍着巨痛一天天地坚持着，疥疮还引发了高烧，但他依然靠吃药对付着。一天常规训练休息时，一位战士和于斌开玩笑，猛地拍了他背部一下，正好打在他长了疥疮的部位，疼得于斌满地打滚，战士们吓坏了，以为他犯了什么大病。队长陈杰走过去，掀开于斌的衣服一看，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后来战士们数了一下于斌的背上、腿上、手臂上，共长了73个毒疥疮，全身红肿。
陈杰说，那是他记忆中难忘的一位战士，当时于斌才18岁，要不是入伍当兵，在家里可能还是哭鼻子的年龄，但因为有了国旗，因为知道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因为自己对五星红旗真正的爱，这个年轻人竟忍受了如此巨大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