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口号如同报春惊雷，激荡回响在国内外。
李济深站在大门口，面带微笑，迎接前来祝寿的客人。
港英当局密探和国民党特务看到这个消息，一阵惊慌。
毛泽东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1966年10月1日，一位近八旬的老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位老人就是李宗仁。
这是张治中一生中对毛泽东最坦率、最严厉，也是最后的批评了。
这位中年战犯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香港“秘密客人”登上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几位副主席中，有一位是原担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又成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著名人物，他就是李济深。
李济深，1884年生，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代理师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期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留守广州。
1933年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1947年他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因而遭到蒋介石的嫉恨，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从1948年开始，他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
1948年4月30日，华北解放区重要报纸《晋察冀日报》登载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同时，五一劳动节口号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
五一劳动节口号多达23条。它们把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以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告天下。其中第五个口号的内容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劳动节口号如同报春惊雷，激荡回响在国内外。
与五一劳动节口号同时提出的就是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是毛泽东在城南庄拟就的，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用电话传给西柏坡的周恩来。然后，由周恩来责成机要电台将这封长长的电文发给香港的潘汉年处，请潘汉年面交李济深和沈钧儒。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拟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次会议。
毛泽东在电报进而说：“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各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中国共产党建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迅速在各地和香港传开来。
四天之后，即5月5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等和民盟中央、民进中央、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和在港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
电报中说：
“南京独裁者窃国卖国，史无前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国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佩。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这封电文，因为交通阻隔，毛泽东在三个月后才看到。
于是，在8月1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等复电：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力，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就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李济深等人的意见。
不久，周恩来亲自拟定了一份名单，决定邀请李济深等77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区来参加筹备新政协。
香港罗便臣道92号，半山腰中有一幢小洋房，显得典雅穆静。
大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位身材不高、脸盘宽大面圆胖、身着半新不旧的浅灰色长袍的老人，他就是这幢别墅的主人，当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济深。
1948年的10月26日，是李济深的64岁生日。
李济深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公认的领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纷纷到李宅来为他祝寿。
“欢迎！欢迎！欢迎诸位朋友的光临！”
李济深站在大门口，面带微笑，迎接前来祝寿的客人。
前来祝寿的有何香凝、柳亚子、沈雁冰、朱蕴山、陈其尤、陈其瑗、陈劭先、章乃器、周新民、梅龚彬、连贯等数十人。
席间，主人宾客心情愉快，谈笑风生，开怀畅饮。宾客们都在签名册上签名留念，还有不少人在签名簿上题了词。
马叙伦题词说：“任潮先生，为吾党先进，眉须已老，而壮怀如昔。今日举国共争民主，先生实为其盟。余倾服有素，近始追随无懈。窃愿先生眉寿无疆，遮辉所逮，遐迩影从。行见独夫就灭，群昆告苏，明年此日，壶觞颂祷，当遍海内也。”
这时，李济深在香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中共方面与他有密切的联系。
香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并将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派有警察在李宅门前守卫，又在李宅的四周布置了许多密探。
香港总督还派总督府政治处主任、密探负责人王翠微到李家来聊天，借以观察李的言论和行动。
美国方面同李济深也有频繁的接触。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崩溃已无法避免，便转而想利用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中的声威，请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由美国予以支持，与共产党谈判，以保持美国的在华利益。
说客出场了。1948年秋天的一天，美国政府派曾担任国民党政府招商局长的蔡增基，从美国来到香港。
通过冯祝万的引见，蔡增基会见了李济深。
蔡增基说：“美国政府十分尊重李将军，他们让我转达将军，如果你能组织一个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保留江南半壁河山，阻止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那么李将军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头号人物，美国政府将会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全力支持。”
听了蔡的一番劝说，李济深平静地说：“在内战发生以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于内战的血火之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
蔡增基听了李济深的话，脸上呈现出失望的表情。
沉默了片刻，李济深微笑着对蔡说：“蔡先生，作为朋友，欢迎以后咱们之间有来往。但先生如果想来谈这类事情，则不必再来了。”
说完就叫儿子代他送客。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进攻解放区时不断遭到失败，国民党政府内各派人物也怀着不同的目的，纷纷派人来香港，与李济深进行联系。
1947年10月，宋子文出任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上任前夕，他派刘航琛去香港活动，想拉拢李济深，让李出面联络在港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一些实力派人物，建立所谓“和平民主大同盟”，筹备召开一个以李济深为主席的“和平统一会议”，促成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
不久，宋子文亲自跑到香港，劝说和拉拢李济深。
李济深知道，这时议和只不过是让正在面临总崩溃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取得喘息时机，使人民革命事业半途而废，中共也未必接受。同时，国内出现几个政府并存的局面，加深了全国的分裂情况，这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
李济深对宋子文说：“国共两党的和谈协议是国民党撕毁的，宋先生既主张重开和谈，广东就应首先释放政治犯，并使中共领导的湘粤赣纵队和留下的东江纵队进入适当的防区，以表示宋先生的和谈诚意，然后方才谈得上。”
宋子文表示：“回广州后认真考虑这个建议。”
然而，宋子文再也没有下文了。
到1948年下半年，形势的发展已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实力派人物感到，蒋介石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都纷纷另找出路，派代表或亲自来香港找李济深和民革组织联系。
在李济深离开香港前夕，连国民党内的头面人物何应钦也派代表陈又新来港面见李济深，表示：“何敬之（即何应钦）不愿再帮助蒋介石。”
李对陈说：“你回去转告敬之，如能适时联合反蒋的同志反正起义，立功赎罪，将来不但可免战犯，还可以参加新政协，若此着做不到，亦应及早罢手，不要再做帮凶。”
自中共中央发出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邀请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准备安排李济深第一批离港去解放区。然而，要让这样一位众人注目、多方有联系的人物离港，不是一帆风顺的事。
由于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争取李济深，以作为其政治斗争的资本和旗子，所以不少人竭力阻止他北上。
有人在李济深面前公开挑拨说：“任公，你不能去解放区，到了那里就会身不由己了。”李济深要北上的风声传出去后，香港当局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也加紧进行活动。
李济深的北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力。
结果，李济深没能第一批离港，也没有随第二批离港。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日益提上了议事日程，急需李济深北上共商大计。
正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部指挥大决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有点着急了。
11月5日，周恩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这份电文责成中共香港分局务必在12月内将李济深等人接到解放区来。
电报还对这些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进行了周密布置。其中指示：租用的苏联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住大连最好的旅馆，以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北方天气寒冷，要为李济深先生等人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
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钱之光、潘汉年等接到中央来电后，感到肩上的压力一下重了许多。
李济深如何才能出走香港，成为钱之光、潘汉年日夜焦虑的一个大问题。
潘汉年提议：“让何香凝做做李任公的思想工作，如何？”
钱之光表示：“这是一个好主意，马上就办。”
两天后，何香凝让吴茂孙出面在饭馆请客。
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梅龚彬、陈劭先、陈此生等数人应邀赴宴。
席上，大家谈笑风生。
饭后，何香凝独自留下李济深，对他说：“任公，你还是早走为好，一是形势的需要，二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
李济深点点头：“是啊！应该早走。”
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钱之光、潘汉年不但对李的家属做了一番妥善安排，而且还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走。
一天下午，潘汉年西装革履，亲自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
实际上，潘汉年已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了。李济深对潘汉年那亦庄亦谐的言谈、温文尔雅的举止颇为欣赏。两人在一起能畅所欲言，十分融洽。
潘汉年叩门，李济深亲自来开门。两人见面，互相问安之后，潘汉年指着门外，带着幽默的口气说：“李任公，你家门外有狗哩！”
李济深马上显得有点紧张，焦急地问：“你发现了什么情况吗？”
“你家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那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
李济深听了，转而淡然一笑：“唉，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让我离开香港的，更不愿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李济深猜得不错，几天前，香港的一张小报透露了他即将北上的消息。这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潘汉年这时面带严肃的神色说：
“李任公，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您尽管放心了，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周恩来再次来电特别关照，要对您乘船北上的行动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专门来同您商量一下具体的计划，要选择确定一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听了潘汉年的一番话，很有感触地说：“前几天，何香凝老人也劝我早走为好，一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二则是为我的安全起见，现在，我在香港已是树大招风了。”
李济深说完，就把潘汉年引到楼上的书房，交待家人不让任何人上楼来。
两人密商起来。潘汉年悄悄地告诉说：“我们已制定出一个绝密的方案，任公你觉得如何？”
接着，他把具体计划一一作了介绍，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船上将有多少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济深？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有意外的人认出任公怎么应付……
李济深一边听，一边不时点点头，感到计划确是安全可行。潘汉年又把怎么出门、住旅馆、搬行李，如何保卫、放风等具体细节的安排做了说明。
说完，潘汉年又问：“任公，你觉得整个方案如何？”
李济深听完潘汉年的介绍，已深为共产党对他的尊重和爱护而十分感动，忙对潘汉年说：“好，这是个好方案，我同意。”
潘汉年见李济深已完全赞成预定的方案，便起身告辞。
“任公，时间不早了，我还有其他事，告辞了。您也可以准备了。”
“行，我马上就开始准备。”
李济深把潘汉年送到楼下，为了安全没有出大门，让家人送潘汉年离去。
潘汉年走后，李济深又派人到门外暗地察看，果然见有两名中年男子在东张西望，探头探脑，形迹十分可疑。
听到这个情况，李济深开始还猜想：这是港英当局的便衣呢，还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特务？但越想越觉得这两个暗探是军统特务。他不禁心里涌出一股冰冷的寒流，打了一个颤，眼前仿佛见到了两个黑洞洞的枪口。
在战场上，明枪明炮，李济深一点儿也不害怕，镇定自若。但对手段毒辣的军统特务的暗杀，不能不特别小心提防。
圣诞节的香港，节日的气氛显得十分热烈。虽然天气有几分潮湿、寒冷，但人们仍穿着单薄而漂亮的新衣裳。
热烈、欢快的节日冲淡了平时紧张而忙碌的气氛。
然而，对钱之光、潘汉年和整个“华润公司”的职工们来说，圣诞节里却更加紧张。
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风声已经透露出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香港当局官员对此事也开始明查暗访，他们还以洽谈业务为名，到“华润公司”来查访。
英国政府当时与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香港当局当然不欢迎民主人士尤其是像李济深这样有重大影响的人离港投奔解放区去，为此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根据香港的这种政治气候，钱之光、潘汉年等特意安排李济深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民主人士，作为第三批接走的人，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深夜上船。因为香港受西方的影响，每到圣诞节都要放假，欢度节日。这是行动的最有利时机。
预定上船的时间――12月26日到了，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连要走的都不知道自己和谁同船，完全是各走各的路。
有的人是被安排从自家转到朋友家里再上船，有的人在旅馆开了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再由“华润公司”派人搬上船。
由于上船的民主人士本人没携带行李，所以别人看不出他们要出远门的迹象。到达约定的地点后，由“华润公司”的人护送上船。
李济深上船时，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措施。为了麻痹港英密探的监视，在上船的前一天，由他发请帖邀请了港英当局密探负责人王翠微夫妇到他家吃饭，还请了一些人作陪。这样，密探便放松了警惕。
在动身上船的当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李济深又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赴宴的还有朱蕴山、吴茂芬、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等人。何香凝也到场作陪。
宴后，李济深等人便乘小艇上船。但是，当时要直接上苏联的货船，也容易惹人注目，为了遮人耳目，李济深等人不是直接上船，而是带着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乘一只小艇在水面上游弋于一些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小艇靠拢苏联货船。
上船之后，李济深看到船上有很多熟人，心里感到意外和吃惊。
钱之光等人很快把李济深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叮嘱他们不要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
与李济深同乘一条船离港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彭泽民、柳亚子、沈雁冰、马寅初等人。
由于安排得十分周密，各项准备工作非常仔细，这次登船和离港没出现任何问题。
12月27日晚，李济深等几十位作为第三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乘着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
李济深离开香港后的第三天，报上才见到他出走的消息。
港英当局密探和国民党特务看到这个消息，一阵惊慌。
这时，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货船已经过了台湾海峡。
为了庆祝这次不平常的旅行，并迎接1949年元旦的到来，12月31日晚10时，李济深和船上的其他民主人士，都拿出自己携带的食品――鱼子酱、腊鸡、牛肉及水果等，还包了饺子，请船长和全体船员与他们同桌聚餐，共度除夕。
经过10多天的航行，“阿尔丹”号于1949年1月7日上午8时抵达大连。
这时，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在大连迎接，先期到达解放区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和中共大连市委负责人也恭候在大连港。
李济深等上岸后，马上被安排到大连最高级的“关东酒家”。因为当时天气很冷，中共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对此深为感动，连声说：“恩来同志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真太感谢了！”
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在关东酒家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第二天一早，李济深就把朱学范叫到自己房间里了解东北情况。
在听朱学范汇报时，李济深不时含笑点头。对中共与民主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十分满意，对筹备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非常乐观。
1949年1月12日，李济深等已离开香港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以8万元港币的代价向美国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到香港，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以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
白崇禧很重视李济深的影响和地位，认为他可能在桂系和中共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
然而，当黄绍！到达香港时，李济深已在半个多月前离港，并已到达沈阳。
黄绍！空走一趟，白崇禧非常失望。
2月1日，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李济深等56人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提出对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要“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处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育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分明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不久，李济深和其他从香港来的民主人士从东北来到北平。
一天，李济深到北京的西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走出门口迎接。
李济深见此情景，紧紧地拉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太客气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也犯了重大的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丧国，腐败无能，使中国民族长期陷入贫困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的认识终于实现了，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吹嘘。”
毛泽东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同年6月，李济深作为民革中央主席参加了新政协筹备的领导工作。9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开国大典上他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亲自迎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的到来。
建国后，李济深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和其他各项国事活动。1959年，他病逝于北京。
国民党“代总统”晚年归国登城楼
一年一度的金秋到了。1966年10月1日，一位近八旬的老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他看到毛泽东主席向自己走来时，便急忙迎上去。毛泽东先向这位老人伸出手来，这位老人赶紧用手握住毛泽东的手，两人一边摇晃着握手，一边互致问候。
毛泽东同他握手时，关切地说道：“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两人相见时是那样的和谐、亲切和诚恳。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担任过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
李宗仁，1891年生，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910年加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1916年冬他参加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时期，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后回广西，任护党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1937年8月他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曾以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而名闻中外。1943年后，他任国民党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辕主任，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1949年1月，蒋介石由于在军事上的失败，面临内外压力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并发表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其职权。”
这样，李宗仁就成为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的首脑，实权仍紧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毛泽东很清楚李宗仁有职无实权的情形，他说：“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求以他在1月14日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于是从4月1日起，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
和谈期间，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黄绍！和刘斐时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这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呢。”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补充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然而，当时李宗仁还没有决心与国民党政府完全破裂，仍在做着划江而治的美梦，和平谈判也就必然是失败的。
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李宗仁先是逃往广西，然后又到广州做了几个月的“代总统”，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华南和西南的进军，李宗仁不愿去台湾受蒋介石的裹挟和控制，又无法在大陆照旧呆下去了，便只好流亡到美国去了。
然而，李宗仁在美国的日子并不是那么舒畅，而是寂寞无聊。他毕竟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的人士，留居异国更加增添了他那强烈的思乡恋国之情。他对他的秘书感叹地说：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到美国十四个年头了！老了！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想想在我政权下的糜烂和孱弱，我是服输了。”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经过一番曲折和周转，又几经风险，终于一道回到了大陆。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他就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
一时间，李宗仁回归到社会主义祖国成为热门话题。
几天后，即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国棉二厂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他们。
能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激动人心的事情。
接到这个通知，李宗仁夫妇喜出望外，非常激动。他觉得毛泽东主席给他这样的礼遇，是对他选择一条光明道路的肯定和赞赏，而此刻的李宗仁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和尊敬。
李宗仁一行坐车从新华门入中南海，毛泽东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他们。
正当李宗仁沿着游泳池往前走的时候，毛泽东已热情地迎上来，同李宗仁和夫人亲切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在同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握手时，毛泽东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
程思远一时不知所措。
刚刚坐定，毛泽东以幽默的口气对李宗仁说：“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思远连忙替李宗仁回答：“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了。”
坐在一边相陪的彭真说：“是的，登了彼岸。”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李宗仁在表示感谢后对毛泽东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首先应对毛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谈到在国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盼望回到祖国来的情况。
毛泽东表示：“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还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下午1时，李宗仁一行来到毛泽东的寓所。
毛泽东与他又谈了一会儿。
在谈话时，李宗仁又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然后，毛泽东又与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谈了一会儿话。最后，毛泽东提议照相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式各样的京津名菜，让人大饱口福。下午3时，统战部长徐冰咬着程思远的耳朵说：“可以散了吧？”
毛泽东知道了他们在说什么话，就瞪着眼睛说：“急什么，少壮派！”
此后，在1966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李宗仁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再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李宗仁寒暄了几句后，两人便手挽着手走进休息室。
正当他们两个握着手、毛泽东又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的时候，经过了林彪身边。
林彪立即举手行了个军礼，说：“李先生是黄埔军校校务委员，我在黄埔时还听过李先生的训话。”
寒暄了几句后，他俩挽着手走进休息室。毛泽东按着李宗仁的肩膀，请他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吸了一口，说：“现在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他又说：“火头是自己点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
接着，毛泽东对李宗仁说：“你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望能坦率地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
李宗仁还把在北伐时期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说的话重复述了一遍：“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士就要尽可能地减轻她的痛苦。”
他以此话来比喻文化大革命，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领导人应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李宗仁的话符合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对他说：你的话对，我也正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
接着，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作用向李宗仁作了说明。
最后，毛泽东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泽东问李宗仁：“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泽东与李宗仁步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
检阅完后有几位记者打听他俩谈话的内容，李宗仁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1968年8月，李宗仁被确诊犯了直肠癌，住院治疗。
次年1月26日，他对在床边护理的人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祖国，这了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
他气喘吁吁地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件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许多线装书），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他手头藏的都是自己珍藏了几十年之久，舍不得喝的酒。这些酒由外国进入中国，又由他带到美国，然后又由他带回中国，把这些酒送给毛泽东，说明他对毛泽东感情之深厚。
在弥留之际，他还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他在信中简短地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天安门城楼上张治中进献诤言
当人民共和国第18个诞辰来临的时候，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动，出现“打倒一切”和混乱无序的状态。
仍是一年一度的国庆节。1967年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仍是几十万群众的欢庆。
一位年已近八旬的老者拖着沉重虚弱的身子，虽然不能一步步地走上那高高的城楼，但他仍坚持要出席国庆大会，被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
他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直言不讳地说：
“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这是这位老人一生中对毛泽东最坦率、最严厉，也是最后的批评了。
在当时个人迷信极端盛行，毛泽东已被林彪等人捧成神的年代，一言不慎，可以招来杀身大祸。而这位老人竟敢如此“不识时务”地批评毛泽东，那实在让人感到他了不起了。
这位老人是谁呢？
他就是有名的张治中先生。
张治中，1890年生，安徽巢县人，原名本尧，字文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曾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他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1945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这样一位国民党政府的封疆大吏是怎样与共产党建立起关系的呢？
张治中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交往是从张治中到延安开始的。建国初期，毛泽东为张治中向初次见面的人介绍时常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张治中却闷坐在家中，郁郁不乐，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内战一触即发。他盱衡全局，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国事，蒋连续三次去电邀请，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作为中共应邀代表，参加重庆谈判。
于是，蒋介石委派张治中作为他的代表，偕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8月27日乘飞机首次飞抵延安。第二天就顺利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
当时国共两党呈势不两立之势。毛泽东到重庆，如入虎穴。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问题费尽心血。他原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办事处作为起居、工作及活动中心，但红岩地处偏僻，周围特务密布，上下石级又多，很不方便。至于周恩来自己在曾家岩50号的住处，因地方狭小，亦不合用。
最后，周恩来看中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的官邸，那儿离周恩来的住处及红岩新村都不远，房舍及设备也较合用，地处马路旁，汽车进出也方便。
周恩来一开口，张治中表现出友好合作的诚意，马上将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破旧狭小的平房去住。毛泽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难以承担保卫任务，张治中表示政治部有警卫员，大多是他家乡的子弟兵，可以承担此重任。后经周恩来研究，决定让宪兵承担这一任务。
张治中又马上找到宪兵司令张镇，问题很快便解决了。
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在谈判后期，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加害于毛泽东。周恩来很不放心，9月底找到张治中，向他表达了毛泽东想早点签订协定、尽早返回延安的想法。并对张治中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
张治中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解放后，周恩来同张治中谈起往事时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10月8日晚，张治中还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宴会。邀请全体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及党政军各方人士500多人参加。宴会上，张治中还致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两次接送和在重庆相处这段时间的交往，使张治中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张治中同毛泽东已建立起了一定的私人感情。
10月11日，张治中坐专机亲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在去机场的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返回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为张治中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宾主尽欢。
第二天，张治中飞返重庆，毛泽东亲自送他到机场。路上，毛泽东又一次称赞张治中说：
“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
而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的印象，则正如他在建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所讲的：“1945年以前，我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加深一次。”
毛泽东所具有的接近群众、平易近人、谦逊踏实、雍容大度的政治家风采，与蒋介石那高傲、独裁、多疑的性格形成明显的对比。张治中长年在蒋介石身边，他不能不感到这一点。
1946年3月4日，国共军事三人小组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数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张治中在欢迎晚会上乐观而幽默地说：“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一起来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来，这次是为了整军方案的落实又到延安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他的话引起了掌声和欢笑，以后传为历史佳话。
张治中讲完话后坐到座位上，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个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延安，开会才到南京去。”
随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被誉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先生的和谈生涯也就告了一段落。但很快，国民党兵败山倒，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为了挽回残局，国民党方面又派张治中于1949年4月上旬到北平参加国共两党的和谈。此次张治中来北平和谈是硬着头皮来的。因为这一和谈是不可能达到国民党方面的目的的。中共提出八条，旨在摧毁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而国民党方面则做着隔江而治的美梦。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当时为了争取时间和舆论，和谈又必须进行。
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来北平后，毛泽东很快于1949年4月2日会见了参加北平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笑容满面地握着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的热情接待。”然后，又关切地问了张治中一家人的情况。
那一天，毛泽东同张治中平静地谈了许多话，就战犯问题、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今后国家建设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12日，国共双方和谈基本结束，中共方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与南京政府所希望得到的相差甚远。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接受，人民解放军很快发起了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
和谈结束后，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基本上都愿意留在北平。只有张治中强调自己要回去“复命”。
中共代表周恩来、李立三、林伯渠了解了张治中的思想状况后，一起来劝驾。
周恩来十分恳切地对张治中说：
“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上海地下党还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女儿接到了北平，张治中便再也不提出回去复命之事了。他终于留在了北平。
从此，张治中结束了他一生的和谈的历史，揭开了他为新中国努力工作的一页，也开始了他与毛泽东交往的新一页。
此后，张治中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委托，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治中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开国大典上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目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这一幕，心中感慨万千，充满着激动幸福的情感。
50年代，张治中因参加国事活动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也多次陪同毛泽东外出考察。他看到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爱戴，也亲自见到和感受到毛泽东那待人的真挚、亲切、谦和、宽宏大度、爽快率直，张治中由衷地表示钦佩。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说过：“人不交几个党外朋友怎么行？我的党外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因为毛泽东希望听到不同声音，所以张治中有时也给毛泽东提出批评和建议。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的稿子只有主席、副主席，56名委员没有列上。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听了这意见后，表示：“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6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张治中就直言：“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言下之意，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没有必要。
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的，张治中的这一番话，自然也包含了对毛泽东的批评和不同意见。
正是因为张治中是毛泽东的党外诤友，所以能在1967年那样的年代里，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样的场合，有如此巨大的勇气敢于当着众人的面对毛泽东提出批评。
而毛泽东呢，当时也以宽宏的大度量无言地接受了张治中的问话，体现了他作为伟人不平凡的气度。
两年后，张治中逝世。
张治中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是党与非党、无产阶级领袖与国民党要员交往的一个典范。
特赦战犯“001”号登上天安门
1959年11月30日，一场大雪降临到辽宁抚顺城。田野里，山冈上，一片白茫茫的。此时，在抚顺战犯改造所里，一位个儿很高、带着一副眼镜，面容清癯的中年战犯，正拿着一张两个月前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仔细一字字地阅读、磋磨。
这张《人民日报》的头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关于提请特赦战犯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特赦确实经过改造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这张报纸还配发了《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
战犯改造所的战犯们，一双双眼睛盯住了特赦令的第一条。第一条的内容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了10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这位中年战犯心想：有谁能得到释放呢？当别的战犯问他“能否首批获赦”时，他总是照直回答：“有谁也不能有我”“我不行，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的条件。”
这位中年战犯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随后几天，战犯们在管理人员的组织下，把院内和道路上的积雪全部清除得干干净净。12月14日上午，抚顺战犯改造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大会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特赦人员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即国内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战犯的名字，落到了溥仪身上。
首批特赦溥仪，不但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出乎同监战犯的意料，似乎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乃至更高层的负责同志，开始的时候也没这种认识。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研究战犯处理问题的汇报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溥仪的名字，并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以及溥仪本人的学习改造情况，他们据此作出了第一个特赦溥仪的决定。
溥仪的双手捧过特赦通知书时，已成了泪人。
1959年12月9日，一个微有寒意的初冬早晨，在新华社摄影记者的快门声中，溥仪从抚顺返回到阔别35年的北京。
回到北京后的第五天，12月14日，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同志即会见了溥仪。
不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他先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工作，后又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1961年10月1日，溥仪第一次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那是他在特赦后第一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那天，在晴朗的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飘动的大气球高悬着巨幅标语：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加强农业战线，战胜自然灾害，力争农业增产！”
“增产节约，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产品！”
工人队伍抬着钢铁联合企业的模型，开着盛满煤块的彩车。
农民队伍则以沉甸甸的大穗红高粱、金黄色的稻穗、一尺多长的玉米棒，在彩车上垛起巨大的粮堆……
工人农民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战胜困难的坚强信念。
站在西观礼台上的溥仪，看见眼前的一切，觉得那么新鲜，快乐。
溥仪作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登基时，只有三岁，而当时清王朝的气数已尽。因此，溥仪并没有体会过一个皇帝在天安门发布诏书时的威严和隆重。现在，他经过改造特赦后，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是一种多高的荣誉呀。
此后，溥仪每年都收到周恩来给的重要节日招待会和观礼活动的请柬，并多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5年国庆节期间，发生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末代总统李宗仁的历史性握手的一幕。国庆节那天上午，溥仪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典礼。晚上，又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溥仪十分珍惜这次国庆期间的观礼活动。他特意在一个大白色的信封内存放有关这活动的几件实物：有邀请出席招待会的红色请柬，有说明本人席位所在区、桌的附条，有带烫金国徽图案的招待会菜单，有证明观礼资格的红绸布条观礼证，有说明观礼注意事项的通知。其中最有纪念意义的，还是那张由周恩来署名的红色请柬，上面写道：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订于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七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敬请
光临
周恩来
在溥仪看来，请柬上的“周恩来”三个字是那么伟大，那么亲切，那么庄重！
第二节天安门：
中国最好的名片
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与毛泽东主席站在一起，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第二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心怀不满。
赫鲁晓夫知道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就尖着嗓子叫喊：“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在回国途中，他在海参崴诬蔑中国“像好斗公鸡一样热衷于战争，蓄意扩大事端”。
终于，戈尔巴乔夫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踏上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的土地。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时间，跨越了30年的鸿沟！
毛泽东主席一面检阅队伍，一面与斯诺交谈，气氛显得十分融洽。
外宾在城楼上伸出大拇指
1956年9月30日，北京是一个多云的阴天，不时下起一阵阵小雨。然而，在北京却已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人群、汽车、鲜花、旗帜……向通往机场的街道汇集。
人们穿起了节日的盛装，笑着，喊着，向前拥去；人们敲着锣鼓，吹着唢呐，向前拥去。
手里摇着旗帜的欢迎者的队伍，密密层层地排列在街道两旁。
大街上，悬挂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
在许多交通要道，竖立着高大的彩牌楼和标语塔。上面写着：
“向苏加诺总统致敬！”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从新华门前的西长安街起，经过西单、经过西四牌楼、经过阜成门、苏联展览馆、动物园，一直延伸到西郊机场。
西郊机场上，人山人海，汇聚着1万多名群众。他们在等候着印度尼西亚贵宾的到来。
在等候的人群中，有一位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贵宾的机会不多。他今天来机场迎接，足可见贵宾身份的高贵，他就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四架到中蒙边境去迎接的飞机，护卫着总统乘坐的专机安抵北京。
天空响起了隆隆的飞机声，4架客机于下午2点降落到了西郊机场。苏加诺和随行人员走出了飞机舱。
机场和远近道上的人群，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苏加诺总统戴着黑色的民族礼帽，穿着一身三军最高统帅的礼服，神采奕奕，英爽威武，笑容满面走下来。
毛泽东主席走到飞机跟前，和走下飞机的苏加诺总统握手，表示欢迎。
毛泽东介绍苏加诺总统与在飞机跟前的人们见面。
苏加诺总统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赛福鼎，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龙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以及其他方面有关负责人章伯钧、陈嘉庚、鲍尔汉、张闻天和黄镇等人一一握手。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都已来到了机场。
军乐队奏起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国歌。
接着，苏加诺总统由毛泽东主席陪同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苏加诺总统及其随行人员接受了北京青年的献花。
贵宾们同中国国家机关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体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以及各国驻华外交官员握手会见。
随后，苏加诺发表讲话。他说：
主席先生总理阁下：
各位先生：
我访问了苏联、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夫伐克和蒙古之后，今天，终于到达北京，受到各位的热烈欢迎。我非常感谢各位欢迎，我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以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表示感谢。大家对我的尊敬实际上也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尊敬。没有人民，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人民，我就算不了什么。我不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赐予者，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独立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得来的。我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父亲，而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儿子。因此，各位对我的尊敬，我将全部转达给印度尼西亚人民。我现在处在中国人民当中，处在精神奋发的继续不断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六亿人民当中。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加强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关系。我深信，这种友好合作是容易实现的。因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理想是有很多共同点的。让我们共同前进，来实现完全的独立、美好的繁荣和持久的世界和平！谢谢！
苏加诺发表演讲时，不时被一阵阵欢呼声打断。
随后，毛泽东和苏加诺同乘一辆绿色的敞篷汽车，通过北京的街道。
数百辆崭新的汽车，首尾相接地跟随在后面。
汽车驶进了沸腾的人群的海洋，锣鼓与唢呐齐鸣，欢呼的声音愈来愈高。
大街上人们挥动着旗帜，挥动着苏加诺总统的画像，挥动着花朵，挥动着手绢。
幼儿园的孩子们也摇动着他们手里的小鼓、小旗、小花朵。
学生们把双手举过头顶鼓掌，建筑工人从建筑架上向总统挥手致敬。
母亲把手里的孩子高高地举起。
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两人，笑着，向群众挥手。汽车开到哪里，那里的人群就如痴如狂地欢叫起来，跳起来。
“苏加诺总统万岁！”
“毛主席万岁！”
“默地卡！”
“朋加诺！”
在印度尼西亚语言中，“默地卡”本是独立的意思，现在成了人们见面时打招呼的用语了。“朋加诺”意思就是加诺兄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苏加诺的亲切称呼。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和苏加诺乘车驶进金瓦红墙的新华门。但是成千上万的欢迎者还久久地簇拥在新华门前，不肯离去……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席邀请苏加诺总统共进晚餐。
10月1日，北京是一个雨天，但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共和国第七个诞辰纪念日到来了。
天安门广场上，50万群众聚集到这里，欢度国庆。
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员都参加了大庆，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
城楼上，苏加诺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在一起。
尼泊尔首相阿查里亚也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检阅。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劳动人民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也都同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彭德怀元帅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宣读了国防部的命令。接着，部队举行了分列式。
军事学院、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程兵学校、坦克学校、航空学校、海军学校的队伍和水兵、公安军、步兵师、摩托化步兵、伞兵、炮兵部队、坦克部队相继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整个游行队伍十分壮观。游行的群众情绪十分高昂。
天虽然下着阴雨，几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挨淋受冻了好几个小时，衣服湿透，有的瑟瑟发抖。
但是，直到散会，没有人叫苦、埋怨、或半途退缩，全部坚持了下来，而且冒着雨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苏加诺总统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十分感动。他向北京市长彭真伸出大拇指，表示了极高的赞赏。
国庆节晚上，秋雨初霁。又有10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观赏礼花和焰火。
礼花焰火是多种多样的。
一时有无数腾空而起的金光闪闪的连珠花，一时又从天空散下千百种菊花似的礼花。它们在探照灯的巨光转动中，显得鲜丽夺目。
这时候，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欢笑声沸腾的人海。
夜幕还没有降临，游行的人们就早已换下了被雨淋湿的衣服，成群结队地涌向天安门。在很短的时间内，东西长安街和前门大街通往天安门的条条街道上，都挤满了人。汽车和电车都停驶了。
狂欢的人群迅速向东、西伸延共2公里。
近400只聚光灯把这一带照得遍地通明。人们踏着秋雨洗过的路面，尽情地歌舞，欢呼的笑声随着狂欢乐曲在夜空回荡。
苏加诺总统和毛泽东坐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看到如此鲜艳的礼花，脸上不断地露出笑容。
此后，北京市又在先农坛举行了欢迎苏加诺总统的大会。
“老大哥”露出笑容
1954年9月29日，北京的西郊机场，欢迎的人群在翘首以望，等待苏联贵宾的到来。
突然，空中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出现几个白点。很快，几架苏制飞机降落在广场上。
苏联贵宾走出了机舱，走下了舷梯，中国领导人走上前去欢迎握手，少先队员们献上了鲜花。
这是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5周年国庆典礼。
苏联代表团由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由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全苏工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部长亚历山大罗夫、《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建材部部长纳斯里金诺娃、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斯捷潘诺夫和大使尤金10人组成。
在上述成员中，亚历山大罗夫是苏联文学家，谢皮洛夫是哲学家，这两个人是赫鲁晓夫在理论、宣传上的左右手。后来他们不同意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认为这种做法不仅诬蔑斯大林，而且诬蔑共产党、甚至列宁。赫鲁晓夫因此将这两个人从中央赶走。他也想赶走苏斯洛夫，但是苏斯洛夫资格老，没弄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由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
十天之后，马林科夫被解除中央书记的职务，实际上就由赫鲁晓夫负责党中央的工作。
同年9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在会上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1894年生。他出生于一个矿工家庭，属俄罗斯族。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期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很低。因此，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愚昧无知，给人以粗鲁野蛮、莽撞无礼的形象。但是，他不以为耻，反而以此作为夸耀的资本，经常开口闭口说：我担任××××地方的第一书记时怎样、怎样。
他头脑混乱、思路不清，只凭主观臆想，而没有政策、策略观点和正确认识，只凭感情冲动，而又诡计多端行事。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只是触景生情，信口开河。有一时期人们称他为“玉米棒子”，因为他到处宣扬，只要从美国引进玉米良种，在苏联广为种植，不仅可以解决饲料，甚至可以解决部分口粮问题。
中国领导人知道他的这一性格。这次邀请他访华，会谈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醒他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有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被敌人抓住把柄、钻空子。
然而，赫鲁晓夫仍不以为然，竟然说：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对重大的问题采取这种轻率、浮躁的态度，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但是，他越愚昧无知，就越自以为是；越是低微卑下，就越自高自大；越是昏庸，就越想装腔作势；越是不学无术，就越想指手画脚地教训他人；越软弱无力，就越想打肿脸充胖子。
赫鲁晓夫不讲原则，不动脑子，不深入思考问题。因而中国领导人和他打交道要比和原则性强的莫洛托夫容易得多。
有人也曾向毛泽东谈过赫鲁晓夫的弱点，但毛泽东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肯定。他只是这样讲：“他们（指苏联）安定下来了，我们的事就好办了。”这话含蓄，但意味深长。
1955年7月，赫鲁晓夫将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都打成反党集团后，毛主席说：他们只是反对赫鲁晓夫。毛主席智慧过人，常常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天机，给人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莫洛托夫等人参加过十月革命，同列宁是同时代人，又是斯大林几十年的助手，他们反什么党，他们怎么会反党，反谁的党？他们只不过和赫鲁晓夫意见相左而已。
再说1954年正是我国建国五周年纪念。这年我国在国内、国际大搞和平运动，因而国庆节洋溢着和平安定、胜利团结、友谊欢乐的气氛。
在车站、机场、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摆设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天安门城楼也装饰一新。外宾看到中国团结、和平、安定、繁荣昌盛，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前途也增加了希望和信心。
赫鲁晓夫亲自率政府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国庆节前夕，中国领导人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欢迎苏联贵宾的到来。
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仪式。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观看精彩的阅兵仪式活动和群众游行活动。
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与毛泽东主席站在一起，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10月2日，赫鲁晓夫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
10月3日，赫鲁晓夫开始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双方的会谈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
这是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及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五位副总理。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师哲负责俄译中，费德林负责中译俄。
在会谈中，毛泽东首先发言。
他说：今天我们可以谈谈，交流一下意见。一般地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或意见都是随时提出，随时解决，没有积累下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有这个极好的机会，再交换点意见。国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接着说：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往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还在活动着。
毛主席说：十根指头被切去了一两根，而且切去的是大拇指，手力毕竟不如从前了，大大削弱了，甚至是减去了一半的力量。总之，形势是好了，对我们是有利的。自然，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应放松自己的警惕性。我们现在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应充分利用它，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过，这个时期究竟有多长还很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如果我们能有20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了。过二三十年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但究竟是经过一场大战来结束战争，还是由于人民力量、和平力量强大，从此战争打不起来，这还要看看。
接着，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介绍各自国内的一般形势、中心工作及其进展、成绩、缺点和生产发展、各项建设等情况。
苏方介绍说，他们的工作一般还比较顺利，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指标和进度。
赫鲁晓夫还主动问道：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
毛主席答道：关于这方面的事，双方的专家们天天在接触和交谈。他们相互协作，交换意见，协商解决问题，事情能办通。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愣住了，因为他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思想毫无准备。他稍停了一下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后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但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主席回答：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说：我们听说，中国劳动人民在解放后，生活上都有了保障，这是可喜的一面。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要求是与日俱增的。我经常想，你们这么多的人口，如果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伸手向国家要，我看很难应付得了。然而不管怎样，这的确是国家应该解决好的首要问题。在西方，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摆在首要位置加以妥善解决，那日子是过不好的，甚至是过不下去的。
毛主席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很好么！
赫鲁晓夫等苏方客人听后，脸上露出了高兴的表情，表示很满意。他们兴高采烈，气氛也随之活跃起来。
会谈中，服务员端上了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水等。客人们觉得这些食品的味道既非常独特，又十分鲜美，不一会儿便将它们一扫而光。
宾主双方就这样愉快而满意地度过了一个上午。
会谈结束时，毛主席问道：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答道：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我们想去的地方很多，但看来只能在沿海的南北方走走。
毛主席高兴地说：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去哪都可以，就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喜欢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去活动，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毛主席知道赫鲁晓夫对中国不大放心，因而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参观游览不作规定和安排，由他们随意与我方干部往来。
赫鲁晓夫一行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会谈后，利用工作人员准备文件的空当，到华中、华东、华南各大城市参观游览。
随团来华的苏联中文翻译费德林不愿陪同前往，中方俄文翻译师哲将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想法：我国的许多地方还没有接待外宾的丰富经验，没有人陪同是否有些不妥？于是他自告奋勇，担任苏联贵宾的翻译。
赫鲁晓夫一行坐火车专列从北京出发。
与此同时，为了行动的方便，中央有关部门还安排了6架专机以供赫鲁晓夫随时调遣。他们乘坐的专列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停车和开车的时间、地点均由赫鲁晓夫决定。
为了加强调度，中央又派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随车同行、公安部副部长汪金祥负责保卫工作。
火车在迎着秋天的晨曦驶进山东济南车站。赫鲁晓夫本不打算在济南停留，但见济南是个大站，因而心血来潮，要求临时下车休息。中方陪同人员对他说，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市委的同志，我们是不是就不进城了。
赫鲁晓夫一下车就大发议论，对汪金祥说：你们的保卫工作做到家了，比我们的还好。车站上连一个闲人都没有，就连卖小吃的工人也看不见。
汪金祥解释说：我们并没有作这样的安排。这是因为时间还早，大家都还没有上班。赫鲁晓夫不相信，认为我们是有意封锁消息。他们在车站上这边走那边看，转了两个多小时。
布尔加宁看到转车的押车员，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红黑的脸蛋，圆圆的脸盘，显得十分可爱，便爱怜地抚摸了一下姑娘的脸，把姑娘吓得脸色都变白了。
师哲急忙走过去对布尔加宁说：“不要这样。”
布尔加宁不高兴了，说：“她比我的孙女还小。”
我忙解释说：“在中国，就是小孙女也不能这样，况且你并不认识她。”
苏联代表团到达上海后，赫鲁晓夫一行便到繁华市区观光游览。他们溜马路、吃馄饨、进商店、逛公园。上海的青年人一看见他们就自动围上来欢迎他们。苏联客人们，特别是米高扬，极力想和群众接触，他和上海的青年们在马路上跳起舞来，将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一天，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陪同苏联客人们登船游览黄埔江。游船按计划向吴淞口开去，在船刚刚离岸时，赫鲁晓夫问：“这里的水有多深？”答：“水深30米。”
赫鲁晓夫一听，便吓得毛骨悚然，要求返航。中方陪同和接待人员都劝他到吴淞口看看，他执意不肯。主随客便，只好返航。
赫鲁晓夫一行还参观了上海的百老汇（今锦江饭店）。百老汇有20层楼，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在大楼的顶层有苏联帮助建造、安装的雷达，赫鲁晓夫站在雷达旁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代表团其他人都不大讲话，因为赫鲁晓夫为人粗鲁，讲话随便，谁都估计不到他见景生情会讲些什么。
在杭州，当地的同志以为苏联客人们至少会住上一天，于是为他们准备好了下榻的地方。而赫鲁晓夫的计划是绕西湖转一圈就走。在他们参观到“三潭印月”时，杭州的同志才知道他们并不打算留宿，于是把事先准备好的礼品送给他们，其中有石刻等艺术品。这些礼品虽然很重，但赫鲁晓夫也毫不推辞，如数收下，并让汽车司机将这些礼物先行送到火车站。
参观完毕，他们计划稍事休息就起飞，但杭州的同志已准备好了午饭。赫鲁晓夫说：不吃饭了。陪同人员劝道：你要尊重主人嘛！他同意了。
入座后，有关人员向大家介绍用西湖的鱼烧制的鱼汤，它味道鲜美，味浓而不腻。赫鲁晓夫尝后大加赞赏，其他几位客人也喝了一碗又一碗（碗很小），非常满意。
刚到杭州时，苏联内务部部长谢洛夫不经与中方协商就下令改乘飞机到广州。
中方陪同人员顶了他一句：“主人是你还是我？”他不吭声了。
中方人员解释说：“这要经过组织安排，要事先告诉工作人员。”
赫鲁晓夫听到了解释后，当时，他没说什么。饭后，他便宣布坐飞机到广州。上第一架飞机的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谢洛夫，上第二架的是米高扬、什维尔尼克和师哲。
第一架飞机先起飞了。过了30分钟，米高扬催促说：咱们赶快起飞吧。于是第二架飞机也起航了。但比第一架飞机晚到30分钟。
中共广东省领导人陶铸在广州迎接赫鲁晓夫。他认为师哲会随赫鲁晓夫同机到达，因而没有带翻译。因语言不通，他们相见后比比划划，像哑巴打手势一样。最后只能相顾而笑，急得赫鲁晓夫坐卧不安。
第二架飞机刚降落，赫鲁晓夫就过来拉住师哲说，快救救我们吧！
苏联客人们下榻在沙面小岛上，环境幽静，风景优美，对面就是沙基惨案发生地。
赫鲁晓夫第一次到中国南方，椰子、杨桃等他都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吃。陶铸教他们怎样吃，他们兴高采烈地一一加以品尝，显得很开心。
陶铸还请他们吃龙虎斗、龙凤斗，这些都是广州的名菜。龙虎斗是用蛇肉和猫（即果子狸）肉做的菜，龙凤斗是蛇肉加上鸡肉做的菜。他们听了陶铸的介绍，知道这两种菜中都有蛇肉，吓得不敢动筷子。福尔采娃和纳斯里金诺娃两位女宾竟吓得哭了起来，只有亚历山大罗夫等人吃了一点。
苏联人是从来不吃蛇肉的。他们既不知道蛇分为有毒和无毒两类，更不知道只要把毒牙、毒腺取出来，蛇肉就可做成美味佳肴。
在广州郊区，赫鲁晓夫十分仔细地参观了橡胶园，详细询问了这项生产的发展情况和前途，并同当地的干部就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橡胶生产状况进行了交谈。
赫鲁晓夫一行是从广州经汉口返回北京。在武汉，中南局负责人邓子恢接待了他们。中央指示邓子恢，对苏联代表团的活动不要特别组织，让他们自由活动。
赫鲁晓夫在武汉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到江岸看长江。那年，武汉地区发生了洪灾，长江的水漫过江堤进了城。10月，洪水虽然退了，但市区街道上防洪用的沙袋墙随处可见。赫鲁晓夫见长江水势凶猛，就未坐船到武昌去，只听老工人介绍了“二七”大罢工的情况后就启程回北京了。
在旅途中，赫鲁晓夫曾谈到他想邀请中国参加东欧经互会组织，说这是沟通欧亚经济合作，互相协助、互相配合、互相发展和加速经济繁荣的渠道之一。
他还说：从欧亚各国的情况看，无论是经济结构、体系、发展条件及速度，还是具体要求和生活条件，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经济领域互相配合、互相协作的设想是好的，但在实际上应如何具体实现，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考虑。不知道毛泽东有什么看法，有机会很想同他交换一下意见。
师哲一回到北京，就把上述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听后马上回答说：他这个想法不实际。他们同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困难很多，如果稀里糊涂挂上钩，将来的麻烦会不堪设想。
过了两天，赫鲁晓夫会见毛主席时，正式提出了他的那个想法。毛主席不容置疑地回答说：没有这个必要，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听后，立即改变了腔调，完全否定了自己原来的想法。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具备独立发展的一切条件，而且发展前途广阔。不像东欧那些小国，虽然有发展各项经济和工业企业的能力，却常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条件限制，如人力和物力资源、销售市场等，无法独立自主地大规模发展若干部门的工业生产、如汽车、航空、航海、大型机器工业。只能通过经互会的协作，进行平衡和调剂，互通有无，同舟共济。如果东欧各国都独立自主地发展各自的全套工业，用不了多久，产品就会充斥市场，互相竞争、互相排挤，从而使自己陷入不堪设想的境地。
赫鲁晓夫第一次来华访问，因他多疑的性格，导致了他对中方的关心和善意安排产生了误会。
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是苏联首次派出最高级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所以，周恩来总理对他们备加照顾。
一天，周恩来总理到万寿路的宾馆拜访赫鲁晓夫。在谈到赫鲁晓夫一行的活动安排时，周总理征询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通知他们我国政府将举行一个大型宴会欢迎苏联代表团。
接着，总理对赫鲁晓夫说：为了帮助解决（苏联）代表团在各项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困难和便于同我国各有关方面的接洽，打算派师哲住在你们这里或常来同你们联系。
总理的这个打算，事先没向师哲说过。毫无疑问，总理是善意地关心客人，为了方便他们和帮助他们解决某些事务性问题。
然而，赫鲁晓夫对周恩来的这一安排却产生了怀疑，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像挨了原子弹轰击一般，以为中方要派人打入他们的圈子，立刻满头大汗，涨红了脸说：“我们代表团一切都方便，一切都能得到满足，不需要他（师哲）住在这里！”
赫鲁晓夫斩钉截铁、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周恩来总理的善意安排和关怀。周恩来总理也觉得很突然，出乎意料之外。
接下来的局面有些尴尬，交谈冷场了。
最后，总理只是向赫鲁晓夫介绍了一下我方安排的活动和招待计划后就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师哲对周恩来总理说：“您今天的建议考虑欠周。我认为不应该那样提这件事，或者根本无需提。他们是十分多疑的，一定是误解了您的善意。”
实际上，中苏两党两国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也只是一种说法。事实上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和手足关系毕竟是有所不同的。中方的真诚、坦荡、公正、无私，并不等于是苏方的想法和认识。
经过中苏双方的几次交谈，中苏两国于10月12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此外，又签署了7个文件：
（1）苏军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
（2）将1950年、1951年创办的4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这4个公司是在新疆境内开采有色及稀有和贵重金属的公司，在新疆境内开采和提炼石油的公司，在大连建造、修理轮船的公司和民航公司。这些公司中的苏方股份用我国出口货物的数年内还清。
（3）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4）中苏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
（5）中苏蒙修建集宁到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
（6）苏联为中国提供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
（7）帮助中国新建15个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的141项企业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援建中国156项大型企业。
在这次会谈中，中苏双方再三表达了互助合作和团结友好的愿望。两党对国际问题的意见也是完全一致的。正如联合公报中所讲的，“会谈是在真诚友好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
10月12日，苏联代表团在中苏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举行答谢宴会。这次宴会经过苏方的精心安排，具有相当的规模。
宴会前，周恩来总理前去万寿路宾馆拜会赫鲁晓夫，告诉他中方主要领导人，包括毛主席，都将出席他们的招待会。周恩来总理还向他谈了到东北等地参观游览的安排事宜，并征询了他的意见。
离开赫鲁晓夫的寓所后，周恩来总理驱车直奔展览馆宴会厅。
赫鲁晓夫和毛主席来到中苏展览馆后，在正厅中握手、寒暄，并交谈起来。摄影记者把这个场面摄入镜头，变成了一张艺术高超的照片，广为流传。
当毛主席从门厅进入宴会厅时，迎面走来了福尔采娃、谢皮洛夫、亚力山大罗夫。他们向毛主席问好，然后要求同毛主席合影，毛主席欣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10月13日上午，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北京回国。途经中国东北时，他们进行了参观访问。访问的第一站是旅顺。在那里，赫鲁晓夫一行首先视察并看望了驻旅顺的苏军部队。
中方陪同人员把赫鲁晓夫等人送到了旅顺口苏联海军基地后，就回到了大连。吃完晚饭后中方人员正在街上散步，忽见赫鲁晓夫一行的车队开了过来。原来，他们到了海军基地后，很长时间找不到人接待他们。赫鲁晓夫怒容满面，不得不回到大连找中国主人。中方人员马上为他们安排好了食宿。
第二天，苏联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才专程到达，陪同代表团观看苏联海军的海岸炮射击演习，参观海防炮位等。在这里，赫鲁晓夫发现他们的驻军纪律松弛、军容涣散，认为库兹涅佐夫对他不尊重。这成为赫鲁晓夫后来将库兹涅佐夫撤职的原因之一。
随后，苏联政府代表团在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参观访问，10月16日乘专车从哈尔滨回国。
在回国的路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找机会同苏俄侨民交谈，了解情况。
一面坡是苏侨的集中地。火车在这里进站时，站上已集中了不少侨民。出于安全的原因，中方陪同人员想办法不让侨民接近赫鲁晓夫，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赫鲁晓夫下车后，径自走到侨民中间，同他们攀谈起来。侨民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头和老太太，都是劳动人民装束，中方人员才放心。苏联侨民异口同声地对赫鲁晓夫说：我们都是劳动者，怀念祖国，愿意回到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苏联政府决定接收全体苏侨回国，并把他们安置在西伯利亚、中亚细亚等地区。
赫鲁晓夫行进在中长铁路线上时，看到北满沃野千里，土地十分肥沃，未开垦的处女地也很广阔，于是再次肯定了他南行时在飞机上与布尔加宁谈过的打算，即10月12日他在北京宣布的赠送给中国建立一个大型谷物农场所需要的一套机器和装备。
赫鲁晓夫之所以热心地帮助中方在东北大规模发展农业，其战略意图和根本目的是，要把中国的整个北满变成粮仓，把苏联的远东地区建成工业基地，然后互通有无地进行物资交换。
赫鲁晓夫眯眼看中国
5年之后，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第二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是新中国第十个国庆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赫鲁晓夫还是站在毛泽东身旁观看盛大阅兵式。他双眼眯成一条线，神情显得忧郁。心里在捉摸着如何对付中国。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向毛泽东说道：“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三个月前，苏联就宣布与中国签订的核协议无效，已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上。此时毛泽东从容地冷冷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赫鲁晓夫见没有把毛泽东吓住，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听毛泽东的话字字均有千斤重：“我们说的话都要记住。我们需要是需要，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这是第三次来华，第二次登上天安门。但是，此时他的心境与第一次大不一样了。这与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化有关。
1956年，苏共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中国领导人一方面称赞赫鲁晓夫的这一做法，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与赫鲁晓夫不同的看法，要求正确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
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心怀不满。
同年，东欧国家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共作为老子党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引起了恶果。中国领导人对苏共的一些做法在会谈时提出了批评意见。赫鲁晓夫进一步增加了对中国领导人的不满。
随后，中苏两党在对当时世界形势、革命策略等问题上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加剧了两党的分歧。
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并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典礼。
莫斯科会议虽胜利结束，但中苏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中国帮助苏联击退世界性的反苏活动、赫鲁晓夫在国内外的地位比较稳固后，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老毛病重新发作。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坦率批评一直怀恨在心，为了控制中国，他心怀鬼胎，提出搞联合舰队问题。
1958年4月18日，赫鲁晓夫命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提出要在中国共同建设一个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以后又提出在中国建个潜艇基地，与中国搞联合舰队。
彭德怀请示中央后，明确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好。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含糊其辞。
毛泽东火了，把尤金找来，一反平时探讨哲学问题的友好语气，严肃指出：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如果按你们所说的办，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唯唯而退，只得请示赫鲁晓夫。他请示后又回来见毛泽东说，搞一个联合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
毛泽东在主权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严厉追问：“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搞？”
尤金心里也紧张，搞得满头大汗，吭哧半天仍然没讲清苏联的真实意图。
毛泽东将手一挥：“大使先生，你这样讲是不行的，这个必须弄清楚。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又恨又怕，只得硬着头皮在1958年7月31日来到北京。
毛泽东虽到南苑机场迎接了他，但神情极为严肃。
赫鲁晓夫刚在中南海颐年堂坐下，就先埋怨起尤金大使，说他书生气十足，不会办事，曲解了他的意思，然后操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为自己提出的要求辩解。
最后他说，为对付美国第七舰队，需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越快越好。这件事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一言不发，只默默抽烟，实在听不下去，就抬手做了个断然打住的手势说：“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正洋洋自得，夸夸其谈，没提防毛泽东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尴尬地应付道：“你别忙，我们只是有些想法，想跟你们商量。”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毫不客气，直指要害问题。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我们希望长波电台尽快建立起来……”
只听“啪”地一声响，毛泽东拍案而起，愤怒地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质问道：“你说的话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做贼心虚，心里慌张得不知如何答复，搓着手又搪塞道：“你别急，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
毛泽东义正词严，愤怒指责：“什么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赫鲁晓夫强词夺理道：“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想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这个意思不对，你明明是要搞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耸耸肩，皱着眉头，连连摇着秃脑袋说：“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误解，事情真不好办啊！这样吧，我们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中国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作短期停留？”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将手一挥，“我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赫鲁晓夫不肯善罢干休，又恼怒地将眼睛眯成一条线，从西方找根据说：“大西洋组织国家把这看成平常小事，我们却连这样的一件小事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轻轻吐口烟雾，回答得却格外干脆：“不行！”
赫鲁晓夫见此计不成，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为了合情合理，中国的潜艇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毛泽东淡淡一笑，抽了一口烟，慢条斯理说：“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把赫鲁晓夫顶得哑口无言，又庄严宣告：“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见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破了他的真实意图，更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不好发作。只是以恩人自居道：“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向你们提供了许多援助……”
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一一摆出，就有意缓和气氛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援助的。”
赫鲁晓夫见谈不出什么名堂，就恼怒地起身告辞，毛泽东站起身礼貌地送客。
第二天，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与赫鲁晓夫举行第二次会谈。赫鲁晓夫不敢再谈长波电台和建共同舰队的问题，于是又谈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一谈到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就质问道：“你们为什么向我们后院抛石头？”
毛泽东一举手中香烟，幽默地回敬说：“我们可不是抛石头，而是抛黄金！”
赫鲁晓夫不理解毛泽东话里的深刻含义，口气却硬得很：“别人的金子，我们是不要的！”
毛泽东觉得此公简直俗不可耐，只得面带微笑直言相告：“不是你要不要别人黄金的问题，是我们要助你一臂之力！”
赫鲁晓夫此时是一心想控制中国，灵机一动，又寻找一个新的借口，忙从“国际分工”入手以售其奸：
“对亚洲，对东南亚，应该说你们比我们清楚。我们对欧洲比较清楚。如果分工，我们只能多考虑考虑欧洲的事情；亚洲的事情，就要你们多考虑考虑。”
赫鲁晓夫觉得他这番话可谓滴水不漏，毛泽东准上当无疑，便沾沾自喜地盯着毛泽东表态。只见毛泽东又将手轻轻一摆说：
“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些事你们比我们熟悉一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
赫鲁晓夫不由倒抽口凉气，毛泽东果然厉害，这是在警告我尊重别国主权，不搞划分势力范围的名堂。他一时语塞，不知再说什么好。
毛泽东见好即收，邀请客人游泳。
赫鲁晓夫在水中手脚乱划胡刨了几下，就没有心思在游泳池里泡下去，不一会儿，他自己爬上池边。再看毛泽东，简直像如鱼得水似的，一会儿平躺在水面，一会儿一动不动地“立”于水中，刚好同赫鲁晓夫郁郁不乐之心情形成强烈的反差。
毛泽东游完泳，又满脸笑容地走近赫鲁晓夫，语意深长地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谁也站不住！”
赫鲁晓夫被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感到自己实在难与毛泽东斗智，也就老实了许多。毛泽东也适可而止，给了他一些面子，最后发表了《毛泽东、赫鲁晓夫联合公报》，总算把赫鲁晓夫送走了。
再说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莫斯科不久，就听到了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的消息。当时，赫鲁晓夫正一门心思跟美国改善关系，他一听这个消息火就上来了，他害怕中国炮击金门、马祖会影响他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意图，甚至导致美苏冲突。
赫鲁晓夫放心不下，就派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于9月初秘密到北京，了解情况，并劝中国不要惹怒美国人。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葛罗米柯，明确地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
葛罗米柯马上向莫斯科做了汇报。赫鲁晓夫心里有了底，为捞取政治资本，就装腔作势写信给美国政府，警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对中国使用原子武器者，将遭到同类武器的报复！”
但实际上，赫鲁晓夫一直对中国炮轰金门一事心怀不满。
为取悦美国，达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目的，赫鲁晓夫跑到美国访问。为此，赫鲁晓夫于1959年6月，代表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中苏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1959年8月25日印度扩张主义者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后，赫鲁晓夫不顾中国的规劝，于9月9日发表塔斯社声明，对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笼统地表示“遗憾”，明显地偏袒印度，谴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不久，赫鲁晓夫带着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公开暴露中苏分歧的塔斯社声明，访问了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
赫鲁晓夫归国途中，于9月30日到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他以“戴维营精神”作资本，在当晚的大会堂国宴上，板着面孔教训中国人：
“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
国宴后，中苏双方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
会议没开始，赫鲁晓夫口中就啧啧连声吹捧美国说：“这次我到美国去亲眼看见了，他们是真富，确实很富。”
毛泽东见他活像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只是淡淡地回应说：“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
赫鲁晓夫碰了个软钉子，变得稍微老实一点儿，但仍宣传他自己的那一套：“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得到这样的印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以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现实，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重新建立国际关系。”
毛泽东轻轻抽口烟，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略显惭愧之色：“当然，他们是帝国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我想起一件事，希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个美国飞行员！”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竟公然为美国人当说客，将手一摆果断地回答：“不行，这个事儿不能商量！”
赫鲁晓夫仍不甘心，以乞求的目光转向陈毅，希望中国外交部长能助他一臂之力，不然不好向艾森豪威尔交待。陈毅快人快语，回答得也很干脆：“这两个人是执行侵入我领空的间谍侦察飞行任务的，要判刑，其他五个人不是早就放了吗？”
赫鲁晓夫无话可答，心中气恼，又掉换话题泄气地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你们就不应该让达赖跑掉么！”
毛泽东张开双臂，无可奈何苦笑道：“那么长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
赫鲁晓夫自以为找到了向中国发起进攻的机会，就盛气凌人地说：
“你们也不应该和印度闹嘛，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漫无人烟的地方跟尼赫鲁冲突，很不值得！”
这时，外交部长陈毅忍无可忍，站起来顶他道：“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站在印度资产阶级一边？”
赫鲁晓夫见陈毅怒容满面，也大声嚷起来：“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陈毅放开嗓门，义正辞严地以充分的证据驳斥道：“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他们是侵略者，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赫鲁晓夫没想到中国一个外交部长有如此凛然正气，一下又愣住了，望着陈毅的堂堂元帅服发怔，半天才说道：“干什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第一书记！”
陈毅挺了一挺胸脯，元帅服显得更加神气，威风凛凛地指着赫鲁晓夫声色俱厉地说：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对的，我们当然会听取；你不对的，我们当然不能听！”
赫鲁晓夫巧言辩解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人民有任何威胁，你们却为西藏与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陈毅一下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以此为突破口发动进攻：“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听了陈毅的反问，赫鲁晓夫这才发觉自己说走了嘴，知道陈毅不好惹，就把矛头对准一向办事稳健的周恩来：“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赫鲁晓夫选错了对手，周恩来回答的语气虽然平静，但回答的每个字都有千钧之力：
“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能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又改换话题说：毛泽东同志派周恩来去处理波匈事件，在莫斯科无端教训他。
周恩来不紧不慢驳斥道：“我不是教训你，是讲应该很好地处理兄弟党的关系。你当时咒骂兄弟党领导人，违反了兄弟国家共处的准则！”
“没有！”赫鲁晓夫像被揭了疮疤一样，叫嚷起来：“我没有说！”
周恩来见此人这样赖帐，就微笑着指名点姓说出他骂过的人的名字。翻译李越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以当时见证人的身份，将事情经过详细叙述一番，把赫鲁晓夫闹了个大红脸，几乎无法下台，尴尬地为自己开脱道：
“我是这么说的吗？记不清了……”
赫鲁晓夫眼珠一转，又找到了反攻的借口：“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原则吗？”
陈毅驳斥说：“我通知你们了，你去问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既不敢承认，又不敢否认，简直是活受罪；赫鲁晓夫处境狼狈。陈毅乘胜追击：
“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领土！中印边境事件，明明是印度侵略，你却偏袒！对炮击金门你耿耿于怀，你难道是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被驳得哑口无言，向毛泽东投去了乞求的目光：“你看，你们一帮人对付我们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公平对等的！”
一直在一旁沉默的毛泽东觉得自己该说话了，就微微一笑道：“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对金门打炮，大跃进也不对，还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知道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就尖着嗓子叫喊：“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
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一气之下，扬言将不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国庆节活动，以此表示他的不满。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在回国途中，他在海参崴诬蔑中国“像好斗公鸡一样热衷于战争，蓄意扩大事端”。
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中央提出，借此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共中央认为，开代表大会时机尚不成熟，因而商定为准备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交换意见不做任何决定。
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到达布加勒斯特后，赫鲁晓夫就前弃诺言，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会前，赫鲁晓夫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对中国共产党恶毒攻击和诬蔑的反华纲领。
会上，他又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搞“纯粹民族主义”，等等。
以彭真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采取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的策略，对赫鲁晓夫的谬论一一作了驳斥，并严正警告赫鲁晓夫：“你的指责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休想不予回击！”
为开好世界共产党会议，彭真找赫鲁晓夫严肃指出：“你们在这次会议上，背着我们散发通知书，从而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攻击，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这个历史责任你已经推卸不掉。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这么大的事马上决定不了，我还要请示中央，但有一条可以肯定，要开就要有充分准备，就要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才行。”
赫鲁晓夫见压不服中国，就动硬的，单方面决定，于1960年7月开始，在一个月内撤走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及其补充书，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大量削减成套设备供应，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
此后，中苏两党又举行了几次会谈。但赫鲁晓夫的态度越来越顽固和恶劣，中国共产党想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希望落空。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
1964年10月，中苏之间发生了两件十分巧合的事情：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然而，苏联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中苏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