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争中，中国士兵几乎处处见到越南工事、仓库里的物品上印着“中国制造”，却很少见到“USSR”字样的苏联物品。
50年代是中苏的“蜜月”时期，双方都将边界问题搁置一边。
美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维斯特这样惊叹：“为了这么一个庭院大的小岛竟要毁灭地球……”
该照会措词之严厉，态度之强硬，实属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文件中之罕有。
“珍宝岛事件”给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共九大，带来了颇多微妙的影响。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调兵遣将，发出战争叫嚣，态度十分强硬。
珍宝岛事件的前前后后
1969年3月9日至2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
这个会又被称作九大的预备会议。
这时，苏联边防军在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两次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发生了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
1965年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首先是越南战争的扩大，苏联提出要中国协助转运苏联援越军事物资之后，不断宣传中国要苏联用美元交付物资过境费，“拦截”苏联援越导弹“用来实行自己的核计划”，美、英、印度等报纸都作了转载。
1967年2月，苏联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发行的一份《苏联每日新闻》上说：“最近经中国铁路运输的苏联新式武器在途中经常就不见了。”“超音速战斗机被中国当局用老式和陈旧的飞机所更换”等等。
中国对此十分愤怒，除了外交部发言人进行驳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谁是谣言的制造者？》：“事实是：凡是苏联方面愿意提供、越南方面同意接受的军援物资，中国方面一律同意协助转运，从未阻挠”；“中国铁路对所有援越物资的转运都是免费的，我们从来没有向苏联政府收取过一个卢布、一块美元、半个格兰姆黄金，更不用说什么对空导弹之类的实物了。”
越南政府对此也作了澄清说明。
其实，苏联向越南提供的军援远远少于中国，后来的中越战争中，中国士兵几乎处处见到越南工事、仓库里的物品上印着“中国制造”，却很少见到“USSR”字样的苏联物品。
赫鲁晓夫的战略方针是打全面核战争，轻视常规军备。勃列日涅夫则提出了既准备打核战争，也准备打常规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很快的速度扩张军备，在战略武器方面大致赶上了美国（1972年超过美国），常规武器和军队人数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两霸之一。60年代初，苏军进驻蒙古，1963年7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加强蒙古南部军事力量的秘密条约。1966年2月，又签订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苏边境上的苏联驻军从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急剧增加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54个师，100万军队。中苏边境剑拔弩张。
从1960年开始，中共就主动提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1964年开始谈判，但一直没有进展，苏联极力否认中苏之间存在边界问题，就是说：没有什么可谈的。
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比起1960年到1964年间增加了一倍半。
中苏两个唇齿相依的邻邦，有着长达7300公里的边界，这是世界上国家之间陆疆最长的边界。历史上沙皇俄国曾通过各种卑劣的手段，鲸吞蚕食，侵占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联成立后不久，列宁曾在克里姆林宫庄严宣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现在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而且永久地归还中国。”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列宁的诺言没有能够实现。
50年代是中苏的“蜜月”时期，双方都将边界问题搁置一边。到了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步恶化，边界问题开始变得敏感起来。苏联以势压人，企图强行侵占一直属中国管辖下的领土，频频制造事端，破坏边界现状，使中苏边境局势空前紧张起来。
1968年8月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件事为林彪提供了口实，他叫嚣中国也有遭到外敌入侵的危险。
勃列日涅夫提出，当社会主义阵营受到威胁时，莫斯科有权干预。如果其范围扩大，中国显然也被包括在内。当时，苏联人在文章中宣布，“中国已不再是马列主义的国家”。
这些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比较疏远。虽然是关起门来“闹革命”，但报刊上不时见得到“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人民向往中国”的虚假报道。
但苏联的威胁，毛泽东还是有所考虑。
1968年秋，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号房间。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抬头望了望窗外的天空，微蹙眉头，若有所思。
此时，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各派红卫兵小将在“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正打得难解难分。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74岁的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不无忧虑。
他点上一支“中华”烟，刚刚吸了一口，卫士小田轻轻走进了他的书房，报告说：“主席，总理来了。”
“请进！”毛泽东收回了纷乱的思绪，起身迎了上去。
周恩来先是寒暄了两句，脸色在镇定中也透出几分严峻。
“有什么消息吗？”毛泽东问。
“这里有几份来自边境的报告，苏联边防军侵入乌苏里江上的黑瞎子岛，用装甲车压死了中国渔民，还抢我们的货船。另外，他们在边境上又增加了十几个师，还在新疆对面的3个加盟共和国，组建了一个中亚军区。”
“噢！这样说来勃列日涅夫是要动真格的了！看来，老大哥想给我们来一个两面夹攻。”
毛泽东接过文件，扫了一眼，又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说：“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打，我们奉陪。我们除了有边境上的正规军外，还有几十万人的建设兵团，我们谁也不怕！”
“主席有先见之明嘛。”周恩来点了点头：“看来主席六四年提出的大三线建设，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1990年7月，美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维斯特在日记中这样惊叹：
“噢，我踏上了著名的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这就是那个险些触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小岛。真不可思议，为了这么一个庭院大的小岛竟要毁灭地球……”
其实，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上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1915年才成为岛屿，面积才0.74平方公里，因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古代的元宝，故称珍宝岛，苏联称它为达曼斯基岛。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岛东与苏联隔江相望，距离约400多米。每到冬季，江面的冰冻层达两米以上，汽车、坦克都可通行。珍宝岛四周树林环绕，多为低矮的灌木丛，大部分陆地为沼泽地。岛上的水域与乌苏里江相连，是鱼类繁殖聚栖的地方，所产大马哈鱼美味可口。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在此进行生产和打鱼等活动。
珍宝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在1689年9月8日《中俄尼布楚条约》中规定中俄边境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均为中国领土。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当时还是中国的内河。1860年11月14日，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即使是这样，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一直有中国居民在上面进行生产。这一点，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联方面也曾不得不承认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
然而，正是由于苏联自1967年以来三番五次入侵该岛，蓄意挑起“珍宝岛事件”，引起中苏两国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大动干戈。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的气温降到了零下30度左右，冰雪覆盖着整个珍宝岛。
上午5时40分，中国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巡逻队30人，如往常一样，上珍宝岛巡逻。孙玉国带第一小组走在前面，排长武永高带第二小组走在后面。
突然，对面传来了一阵轰鸣声，从苏联境内夏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开出来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卡车和一辆指挥车。车上的苏军士兵个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苏军抢先赶到珍宝岛东侧挡住了中国边防巡逻队的去路。
孙玉国一见忙示意跟在后面的第二小组散开，自己带领第一小组迅速向岛西撤退。苏军第一、二路尾追不舍。9时17分，我边防巡逻队第一小组退至岛边，已无路可退……
就在这时，响起“哒……哒……”枪声，枪声过后，我边防部队6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
中国军队忍无可忍，他们高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对苏军进行了奋勇还击。顿时枪声、炮声、喊杀声响彻在乌苏里江上！
这就是苏联制造的轰动世界的珍宝岛事件！
战斗打响后，我第二巡逻组在岛西江汊，遭遇苏军第三路，中国军队机智灵活，先发制人，将苏军第三路7人全部击毙。战斗至9时50分，孙玉国率领的30人的巡逻队，共打死苏军30多人，伤14人，赶走了侵略者。由于孙玉国的战功，后来他在中共九大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很快被提升到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位置上。由他的提升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坐直升机上来的”。后来，他被“四人帮”一伙利用，犯了错误，这是后话。
1969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联边防队入侵珍宝岛，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1969年3月2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3月2日9时17分，苏联边防当局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4辆装甲车和汽车，公然侵入无可争议的中国珍宝岛地区，对正在执行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进行猖狂挑衅，首先开枪打死我边防军人多名。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这次严重的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蓄意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严重罪行。
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力。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9年3月3日于北京
该照会措词之严厉，态度之强硬，实属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文件中之罕有。
几乎是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其所谓中国悍然武装侵入苏联领土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1969年3月4日，全文发表了苏联政府的照会，照会说，苏联政府要求立即进行调查并最严厉地惩办这一挑衅的肇事者。坚决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杜绝任何破坏苏中边界的事件，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一向怀着友好的感情并愿继续执行这一路线。
由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引发的外交战，一开始就十分激烈，中苏双方互不相让，很快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同日，由周恩来亲自改定的文章《打倒苏修新沙皇》出现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这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题目，很快就成了各国大报的头版标题。世界政治格局，正在急剧地改组和分化。
50年代、60年代，中国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美帝国主义。在它的军事上封锁、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制裁的高压下，中国人民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经过顽强奋战，硬是挺了过来。可现在，中国将面临两个巨大的魔鬼。
但是，中国人民是不会在对手面前屈服的。血水染红珍宝岛的消息传来，愤怒的中国人民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打倒新沙皇。”
“打倒苏修，打倒他们的走狗！”
中华广阔的大地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怒吼声。毛泽东也参加了，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向游行的群众们喊道：“我们要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坚决消灭一切来犯敌人。”
示威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昂。气势磅礴的示威游行遍及全国，从乌苏里江到南海，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工人、农民、学生都加入了游行队伍。
人们的口号逐渐统一起来。
“打倒苏联修正主义！”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反华的恶棍们决没有好下场，你们如果胆敢继续来犯，定叫你们有来无回，粉身碎骨！”
“打倒赫鲁晓夫分子！”
苏联并未因为中国的强烈反应而有所收敛，相反却挑起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3月15日，苏军在增兵后再次向我珍宝岛连续发动了3次攻击。第一次出动装甲车6辆、步兵30人，于8时10分向我守岛分队发起攻击。经1个多小时的战斗，被击退。第二次又出动坦克6辆、装甲车5辆，在3架飞机配合下，于10时10分和11时7分，分两路向我军发起攻击。中国边防军沉着应战，经过两个小时战斗，再次退敌。下午15时13分，苏军出动坦克10辆、装甲车14辆和大批步兵，第三次向珍宝岛猛攻。中国守岛部队这一次把敌人引到几十米内再狠狠地打击，我岛岸的纵深火炮以突然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人集中暴露的目标，到17时17分，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入侵。
这次还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共击毁击伤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打死打伤苏军200余人，尤其是缴获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苏联T-62坦克一辆，既可为我军研制新型坦克提供参考，又成为苏联入侵我国领土的钢铁罪证。这辆坦克现在仍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
苏修头子，我们总理没空听你胡言乱语
“珍宝岛事件”给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共九大，带来了颇多微妙的影响。
毛泽东在3月16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九大的任务：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
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说：“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
“关的人多了……统统地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
“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
在外来威胁的强压下，首先得考虑内部的团结。毛泽东此时决定部分调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给一些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落实政策，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已经觉察到前段时间“文化大革命”过火过乱，另一方面，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加剧了党内有关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估计。
其时，在报刊上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已经见得到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珍宝岛事件，也对中共九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准备打仗”已成为中共九大三大任务之一。
苏联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调兵遣将，发出战争叫嚣，态度十分强硬。然而，在对中国战争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中有不同意见，分成“鹰派”和“鸽派”两个派别。以军方为代表的“鹰派”主张立刻同中国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核战争。而以柯西金为首的“鸽派”认为国内经济状况不好，军费缺乏；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对中国开战，势必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美国。在柯西金的要求下，勃列日涅夫同意由柯西金试探中国的态度，于是，柯西金拨通了直通毛泽东的热线电话……
50年代，为了便于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和接触，两国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架设了一条热线电话。到60年代，随中苏关系的疏远和分裂，这条热线变成了死线。
1969年3月29日晚8点，这条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
年轻的中国女话务员惊诧地插上了机塞。
“喂，是北京吗？”
“是啊！请问您找谁？”
“请接毛泽东主席，我要同毛泽东通话。”
“您是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女话务员一听是苏修头子，顿时义愤填膺地说道：“你是修正主义者，没资格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讲话。我不给你接电话。”
“既然你不肯接毛泽东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恩来总理吧！”
话务员一听更来气了，说：“苏修头子，你听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的总理很忙，没空听你的胡言乱语，就算有空，也不会听你口罗嗦的――”“啪”一声，挂断了电话。
……
年轻的中国话务员哪里知道，由于她这鲁莽的“义举”，险些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