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造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所以，古往今来，不流血而顺顺利利达到变法目的的，我不曾耳闻过。商鞅在秦国搬动了无数张“桌子”，改造了无数个“火炉”，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因此，哪怕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次变法，最后还是以自己的生命，祭奠了自己的事业。武侠小说里描写高人冶炼宝剑，到了最后关头，总是自己跳进火炉，终于成就一把宝剑。想一下，二者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在魏国
商鞅是名将吴起的老乡，也是卫国人，而且他的施政理念很受自己这位老乡的影响。说来奇怪，对于这两位世不二出的天才，卫国都没有珍惜，任由他们流浪国外。当然，也可解释成卫国太小了，奉行和平主义政策，不想折腾，所以就不需要吴起和商鞅这样的人才，拿去也没有用武之地。
跟吴起一样，商鞅也来过魏国。
在魏国，商鞅寄居在相国公叔座的家里做家臣。在战国时代，大臣家里养家臣成了潮流。公叔座我们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当年吴起还在魏国的时候，相国公叔座担心他势力过大，会影响魏国的稳定和谐，就想法子把吴起排挤走了。你说公叔座心胸狭窄嘛，倒也未必。在公元前362年，他指挥魏军在浍水北岸打败了韩、赵联军，魏惠王很高兴，亲自去迎接他们，并且赏赐给公叔座一百万亩土地。公叔座却退后几步，说：“这些都是吴起当年训练军队的功劳啊，还有部下们作战勇敢，以及您制定的军法。我可不敢独吞功劳。”
魏惠王仔细一想，他说得没错啊，就赏赐给吴起后裔二十万亩土地，公叔座的部下二十万亩土地。
公叔座的行为体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应该说，他是一个合格的相国。他对商鞅的才华是心知肚明的，但一直不敢举荐他，只让他做一名总管，管理自己的家事。我想，可能还是因为他比较忌惮“外来的和尚”。外来的和尚可能会念经，可搞不好就会把经念歪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他宁可暂时把商鞅雪藏起来。
这次作战之后公叔座得了一次重病，魏惠王前来看望他。公叔座握住魏惠王的手，深情地说：“哎，我想过了，我要趁自己脑子还清醒的时候退下来，让有才华的年轻人顶替我的位置。”
魏惠王问：“您觉得朝中谁更适合接您的班呢？”
公叔座这些天躺在床上左思右想，觉得只有商鞅才够格担任相国的职位，于是他向魏惠王郑重推荐了商鞅，“我家里有个叫商鞅的年轻人，虽然年纪不大，潜力却大得很，您可要看准了下手，让他做相国（愿王举国而听之）。”
魏惠王有些不以为然，想，那家伙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怎么能把国家交给他呢？但嘴里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唯唯诺诺，不做肯定的答复。
公叔座见这番情景，就屏退左右，关上门，然后严肃地对魏惠王说：“您如果不想重用商鞅，就应该把他杀掉，免得他跑到其他国家去，与魏国作对。”
魏惠王说：“好，您就安心养病吧，这事儿我会处理的。”
送走魏惠王之后，公叔座把商鞅叫来，坦率地跟他说了这事儿：“我看在咱俩多年的交情上才把这消息透露给你，你快逃吧，否则定有杀身之祸。”
商鞅不以为然，说：“魏惠王不肯听您的话任我做相国，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来杀我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商鞅的推断。直到公叔座死之后，商鞅在魏国都还活得好好的。没准魏惠王把公叔座的话当成了大病之后的昏话吧。
不过，公叔座死了之后，商鞅已经萌生了去意。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去哪里呢？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秦国。
三见秦孝公
这时候，秦献公已经去世，新任的秦孝公在国内张贴英雄榜，吸纳来自各国的优秀人才。当时，秦国领导人尝到了变法革新带来的甜头，决定将变法进行到底。而变法所需要的第一要素就是人才。秦孝公张榜告诉大伙儿，只要你能够拿出一套富国强兵的方案，我就送你大片大片的土地，让你子子孙孙都做大地主。这样的条件相当有诱惑力，因为有了土地，就意味着有了权力和财富。所以秦国吸引了来自中原各国的人才。不管是刚毕业的学子，还是隐居多年的贤士，他们都纷纷奔走相告：“走，去秦国当地主！”
“好咧。同去同去！”
商鞅就打着背包来到了秦国。
秦国都城栎阳像过年一样热闹，来自中原各国的人才们带动了栎阳的饮食业和旅游业，拉动了秦国GDP的上涨，让栎阳地方官乐得合不拢嘴：要天天都这样就好了。商鞅来到这儿，连旅店都找不到，只好跟大伙儿一起睡街边。好几天过去了，一个高级干部也没见到，更别说秦孝公了。怎么办？商鞅不急。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要见到秦孝公，只能“不走寻常路”了。
商鞅跟当地居民打听清楚了，知道秦孝公最宠爱的大臣是景监。见秦孝公难，见景监易。于是他带着礼物去见景监。两人相谈甚欢，很快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景监说：“商鞅啊，我看您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甚至还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有没有兴趣去见一下秦孝公，弄个公务员做做？”
商鞅喜出望外，不过他还是故作扭捏状，说：“唉，其实我无意于功名的，所谓荣华富贵，对我不过如浮云……”
“哎呀，既然您愿做世外高人，那我就不勉强了。”
商鞅接着说：“不过我还是很乐意与秦孝公畅谈一下人生理想的。”
“那好，我来安排一下，回头我们一起进宫。”
“中！”
商鞅走出景监的住所，心里那个美啊。果然，过了两天，景监就叫商鞅跟着自己去见秦孝公。商鞅终于见到传说中的秦孝公了。站在商鞅面前的是一个面相和善的中年男人，说话温和，态度和蔼。
秦孝公开门见山，说：“您有何高招可以赐教于我？”
商鞅鞠了一躬，说：“我觉得，秦国要强大，就必须重新建立周礼的制度，像当年的五帝一样，以德治国……”
商鞅说了一大通，秦孝公却一点儿都不感兴趣，闭着眼睛昏昏欲睡。等商鞅讲完后他才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商鞅。等商鞅走后，秦孝公对景监发脾气：“你推荐的这都是些啥东西，迂腐呆滞，狗屁不通。”
景监也生了一肚子的闷气。回去后，商鞅来央求他再见一次秦孝公，“您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丢您老人家的脸。”景监只好答应了。
第二次会见秦孝公时，商鞅不讲五帝，讲了一通三王之道，“三王强大，是因为他们遵循仁义之道，仁者，仁慈也；义者，义气也……”又讲了许久。商鞅正讲得高兴，却听到身边传来鼾声。原来是秦孝公睡着了。
商鞅走了后，秦孝公再次把景监骂得个狗血淋头。等秦孝公发完脾气，景监说：“鉴定人才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我们不如再给商鞅一次机会。如果他还是讲些没用的话，我们就赶他出去。”
秦孝公点头，说：“好吧。”
经过了两次见面，商鞅把秦孝公的心理状况摸得一清二楚，因此，到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您想冲出秦国，走向中原吗？”
“想。”
“您想把秦国的领土再扩充一倍吗？”
“想。”
“您想让魏国、齐国、楚国都乖乖地做秦国的附庸吗？”
“想，非常想！”
商鞅说：“非常好。我有一套方案，可以让您三五十年内达到以上的目的。如何？”
秦孝公说：“三五十年？太长了。”
商鞅说：“那就改用B计划吧，只需要十年，就可以让您梦想成真。”
秦孝公激动地站起来，握住商鞅的手，说：“同志，我可找到您了。”
接下来，商鞅就以春秋五霸为例，讲了如何变法维新，富国强兵，开创霸业，说得秦孝公连连点头。最后，秦孝公拍拍商鞅的肩膀，说：“行，我就任命您做左庶长，全面负责变法的事宜。请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这一年，是公元前359年。
大辩论
虽然变法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定了，可朝中还是有不少贵族反对。为了批驳他们的歪理邪说，也为了更好地普及变法精神，秦孝公发扬“敢于争论”的风格，让变法派的代表商鞅，与守旧派的代表甘龙和杜挚展开一场辩论。秦孝公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这个人最公平了，你们谁能够说服评委，也就是我，谁就胜了，我们就采用他的主意。”
甘龙首先发难：“圣贤之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聪明之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今天如果以变法改变秦国的光荣传统，我担心会受到百姓的非议，请大王明察。”
商鞅说：“您说的这些，都是普通平民思考的问题。夏商周三代没有遵循相同的礼仪，所以他们成为天子；春秋五霸不去遵守相同的陈法，所以成就一番霸业。通常有大智慧的君主开创制度，只有那些碌碌无为的人才会墨守成规，不敢逾越。通常有高尚品质的君子会变更礼仪，倒是那些不肖之徒会老老实实地固守。您不必怀疑变法。”
杜挚站出来说：“我听说，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的工具；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原来的法度。我又听说，遵循古时的制度不会造成过错，遵循古时的礼仪才能保存善良的性格。请您三思。”
商鞅针锋相对：“以前有各种各样的朝代，我们应该遵循哪一个朝代的制度呢？古代帝王的礼仪互相承袭，我们应该遵循哪一个帝王的礼仪呢？伏羲、神农进行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建立法律和礼仪。汤王和武王，没有盲目遵从古人的制度，所以能够雄起；殷国和夏国没有更换礼法，但是却灭亡了。可见变法不一定就错了，遵守古法不一定就对了。君王不要迟疑。”
商鞅的话如排山倒海一般，引得围观的大臣们纷纷点头。商鞅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权。秦孝公见此情景，站起来说：“好，我宣布辩论会结束，获胜的是……商鞅！”
经过了这次辩论会，商鞅就在秦孝公的授权之下，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他的变法运动。
商鞅深知，变法要成功，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令君王、大臣和民众都必须遵守的制度。而在这之前，首要之事是塑造政府的诚信和尊严。一个没有诚信和尊严的政府，就算把法律制定出来，臣民也会视同儿戏。那样的话，变法就会逐渐变质，最终走向失败。针对这一点，商鞅跟栎阳的百姓们玩儿了一个游戏。
这天，商鞅让士兵在栎阳南门立了一根木棒，然后四处张贴公告，声称，谁要是能够把这根木棒从南门搬到北门，政府赏赐一百金。消息传出去，许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纷纷前来围观，把南门挤得水泄不通。可过了很久，都没人去试一下。是木棒太沉吗？不是。看那木棒的长短粗细，一个七岁小孩都能轻松拿起来。是一百金太少吗？也不是。按照当时的购买力，一百金足以购买几亩田地了。是南门离北门很远吗？更不是。栎阳城池在诸侯国中只能算是中等规模，从南门走到北门，可能也就两三袋烟的工夫。
其实就是百姓们不相信天上会掉馅儿饼：我搬过去了，政府会把白花花的钱币发给我吗？
商鞅见无人来试，就下令加大奖赏的力度：二百金。还是没人。最后加到五百金，才有一个闲着无事干的年轻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搬木棒。他把木棒从南门搬到北门之后，商鞅吩咐士兵将早已准备好的五百金发给他。年轻人脸都笑烂了，“原来天上真的掉馅饼呢。看来政府是说话算话了。嘿嘿，回家娶媳妇咯。”
通过这件事，商鞅让老百姓们相信政府是讲信用的，变法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向公众公布了变法的措施。
变法咯
商鞅到底有哪些变法措施呢？
在政治上：
一、组建地方行政机构，设立县治。县的行政长官叫县令，掌管军政大权，直属中央。这是秦国第一次实行县治，具有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
二、重新建立官职爵位制度，打破贵族世袭制度，以前世袭的爵位全部作废，贵族与平民在获取官职爵位上机会是平等的。
三、对以战功获取奖赏进行细化和制度化。比如，在战场上杀敌一人可以获得什么奖励，杀十人可以获得什么奖励，均明明白白地写在条例上。
四、为了便于管理，商鞅创造性地建立了“连坐制度”。一人受罚，父母子女丈夫妻子都要同罪，甚至连邻居都会跟着遭殃。商鞅把每五家或者十家连在一起，称为“伍”或者“什”。一人有罪，伍什连坐。
在伍什之内，大家互相监视、互相告发，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发现坏人主动告发者，与在战场上杀敌是一样的功劳；不主动告发者，与投降敌人同罪，要受到腰斩的惩罚。
必须指出，这样的制度是残酷到变态的。因为它打压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唤醒人性中丑恶的因子。它将一个好好的和谐社会，变成一个人人互相猜忌、亲戚彼此怀疑的特务社会。商鞅后来落难时，也吃过这样的苦头，算是自作自受吧。
在经济上：
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农民生产粮食和布匹，超过一定产量，国家会免除他的徭役。禁止一切商业活动。凡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都要抓进官府做奴隶——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把懒惰视为一种罪行，惩罚那些无业游荡的人。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直接从事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
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国家承认开荒者的合法产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秦国地广人稀，商鞅就号召周围国家的农民，“来，到俺秦国来，开垦的土地都是属于你自个儿的。”因此吸引了不少到秦国来“淘金”的农民，就像当年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一样。
三、统一度量衡。按照这个标准制作统一的斗、桶、丈、尺等。这条制度所带来的革命性意义在当时还未完全显现，随着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统一度量衡才真正成为生产力的推手。
四、如果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进行分家，否则政府给予重罚。这是为了增加人口，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税收。
在文化和社会习俗方面：
一、私人恩怨交由官府进行裁决，禁止民间械斗，违反者一律严厉处罚。
二、改变落后的社会习俗，禁止一家人睡在一个炕上，保持最低的文明水准。秦国地处西陲，冬天寒冷，人们保留着一家大小窝在一个炕上烤火的习惯。从现在开始，这样做不行了。
三、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所有衣食住行都有标准，不能逾越。
四、焚烧儒家的《诗经》《尚书》等经典，禁止战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游说活动，以彰明法令，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另外，严厉打击知识分子。商鞅把各国的“文学游说之士”归入“末流”、“游民”一类，谢绝他们来到秦国。
商鞅没有小心翼翼地“摸石头过河”，而是大刀阔斧地进行全盘改革。既不像李悝在魏国那样小打小闹，也不像吴起在楚国那样举步维艰。换言之，他在河上搭建了一条全新的桥梁。这条桥梁优劣并存，有的甚至堪称恶法，但能够把一切问题都摆到台面上来，用法律条文解决，而不是用道德来约束，这是一个进步。
最初实行新法时，百姓们很不适应，纷纷叫苦。过了三年，百姓们适应了之后，纷纷称赞新法的好处。
不过，变法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贵族。商鞅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他们偏偏要来挑战新法的权威性。他们唆使十一岁的太子驷窝藏罪徒，给商鞅出了一道难题，“你不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我看你怎么处理。”
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以要处罚。不过，好歹商鞅在官场混了这么久，还是知道变通的。他说：“太子年龄还小，属于未成年人，不便处罚。但他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必须承担教育不善之责。”于是，就割掉公子虔的鼻子，在公孙贾的脸上刺字，还把太子收藏的儒家书籍全部付之一炬。
商鞅严格执法的事情传遍全国，在民间引起了极大轰动。上至公务员下至平民，都老老实实地遵守法律。秦国达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良好秩序。当然，这种靠严刑峻法制造的“秩序”很难持久下去，时间一久，它的后患就会逐渐显露出来。这是后话。
商鞅变法初见成效，被秦孝公提拔为大良造。这个职位是秦国的百官之长，端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秦孝公变法的目的是称霸，那么，现在就到了验证商鞅变法成效的时候了。
公元前342年，魏国曾经与齐国发生决战，齐国以名将孙膑为军师，田忌为主将，大败以庞涓为主帅的魏军，并且将庞涓射杀。此战让魏国元气大伤。商鞅向秦孝公建议，“趁他病，要他命”，秦国不妨趁魏国元气大伤、军民疲惫的时机，痛打魏国这只落水狗，让他三代不能翻身。秦孝公同意了，于是，公元前340年，商鞅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魏国。
魏国派出公子昂迎战。说起来，公子昂不是外人，是商鞅昔日的好朋友，商鞅还在魏国打工时，公子昂对他多有照顾。两军对垒之际，商鞅写信给公子昂：“昂兄别来无恙乎？咱俩以前在魏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不得了，现在却兄弟相残，真是悲剧啊。不如您来我营中一聚，喝喝酒，谈谈心，化干戈为玉帛，岂不更好？”
公子昂是个老实人，他读完信，马上就来到秦军大营见老朋友。可他却没想到商鞅翻脸不认人，当场把他拿下。这边秦军迅速出击，把没有主帅的魏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仗，秦国收回了大部分西河地区，将魏国人赶回了他们的老巢。此时，魏惠王才暗自痛惜，当初干吗不听公叔座的话呢？魏国这些年接连吃败仗，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谁见了都敢捏一把的瘪三，所谓江河日下，日薄西山啊。为了躲避秦国锋芒，他不得不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
在这之后，魏国就再也没有兴盛过，直到后来被秦国消灭。
商鞅胜利班师回朝，秦孝公亲自出来迎接他，并且宣布，把商、于（今陕西商县到河南内乡县之间）地区十五个邑封赏给商鞅，赐予封号“商君”。至此，商鞅已经达到人生的一个顶峰，风光无限，无人匹敌。
走投无路
但是，所谓盛极而衰，就在商鞅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找他了。谁？秦国贵族赵良。
赵良敏锐地看到，商鞅的新法太过刻薄寡恩，连坐之类的法律打击面太广，搞得人人自危。新法里增加了肉刑、大辟、凿顶、抽肋、镬烹之类的酷刑，令人痛苦不堪。尤其是废除贵族的功勋爵位，剥夺他们手中的土地，更让人恨得牙痒痒。现在商鞅手握大权，而且受到秦孝公信任，贵族们对他无可奈何，可如果秦孝公去世了，商鞅失去了权力，他又能用什么抵挡贵族们的反攻清算呢？
赵良对商鞅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您也清楚，您杀人太多，积怨太深，所以出门时身边都要携带强壮的卫士。为什么呢？还不是怕人报复您。我以为您应该退还十五个邑的封地，劝国君重新启用那些贵族，自己找个山野之地种田养老，或许可以保下半辈子的平安。否则，一旦秦孝公去世……”
他没有把话说完。他知道商鞅是个聪明人，会理解这些言外之意的。
商鞅无语，良久才喟然道：“您以为我不明白这些道理吗？实在是我已经骑虎难下了。退还封地并不难，我怕的是，退了这些封地，我一样会遭到报复。哎，变法改变了秦国落后挨打的局面，改变了秦国人民野蛮的生活习俗，只要想到这些，我就会心满意足。个人的荣辱，我倒并不放在心上。变法改革，哪有不流血牺牲的呢？以前没有？那就请从我商鞅开始吧。”
两人默默而坐，不说话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得病去世了。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新国君之后，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纷纷出山，重新在政坛上活跃起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公子虔立即向秦惠文王指控商鞅谋反——根据历史经验，谋反这事儿嘛，基本上都是“莫须有”的事情，后来的岳飞对此有深刻理解。商鞅不傻，他不会老老实实地等着三堂会审，期盼法律的公正判决。他知道，自己定下的那些法律根本就不会给自己任何辩护的机会。几顿板子一打，小时候偷别人家红薯的事情都得招了。所以，没等秦惠文王派人来抓捕，商鞅就卷起背包悄悄地溜了。
商鞅逃到边境时天色已晚，欲投宿客店。店主问：“客官，请出示您的有效证件。”
商鞅哪里敢出示这些证件。他低声说：“我忘带证件了，不如多给您一些钱，您让我住上一宿，如何？”
店主把头摇得如拨浪鼓，说：“NO，NO，NO。这种违法的事情咱不敢做。搞不好咱一家大小脑袋都保不住啊，客官您还是另寻去处吧。”
这晚，商鞅背着一包钱，居然找不到一个敢收留他的客店。他站在荒山野岭里，听着远处传来的狼嚎，不禁泪如雨下，“苍天啊，大地啊！我这不是自己给自己造孽吗？”
商鞅没有办法，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组织军队抵抗。可是，他那点儿军队哪里够打呢？三下两下就被收拾了。商鞅被抓捕回都城，秦惠文王判处他车裂之刑。这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处罚：几辆马车拉着犯人的身体往几个方向奔驰，转眼就把犯人撕成几大块，惨不忍睹。
顺便说一句，车裂之刑也是商鞅发明的。
“商鞅死，秦法未败也。”商鞅虽然死了，可他实施的变法并没有随之终结。秦国还是沿着商鞅定下的既定国策前行，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或许商鞅在做人上是失败的，但在变法上，却取得了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
（附）最佳拍档：秦孝公与商鞅
尽管秦孝公比商鞅大九岁，可他们却是在同一年离开这个世界的。
在秦国崛起的年代，秦孝公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没有他，秦国早已被魏国、赵国、齐国等强国瓜分殆尽，骨头都不会剩一点儿。正是他的锐意改革，才让古老的帝国焕然一新，重新回到国际社会，最终跑赢了其他诸侯国，成为一统江湖的泱泱大国。
只不过，在商鞅华丽丽的身影之下，秦孝公的背影被掩盖了许多，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其实不是这样的。没有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商鞅变法也不能成功。举个类似的例子，在一千四百多年之后，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授意下进行“熙宁变法”。最初，变法进行得非常顺利。可到了后来，宋神宗无法顶住守旧派的压力，对王安石的支持力度减轻了一些，王安石就玩儿不下去了。
在商鞅的变法实验里，秦孝公担任精神领袖的角色，负责坐镇指挥；商鞅担任总设计师的角色，负责统筹全局。两个人亲密无间，互相信任，配合得天衣无缝。没错，他们就是一对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最佳拍档。
